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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最后的荣耀-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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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吉侵略朝鲜、大明的心思,早在天正五年便已经萌发。当时他还是织田信长手下一员大将,在给一封给信长的书信里,他说道:“君欲赏臣功,愿以朝鲜为请,臣乃用朝鲜之兵,以入于明,庶几倚君灵威,席卷明国,合三国为一,是臣之宿志也。”可见在当时,他已经有了十分清晰的战略构想。
这个时候的秀吉,还只是给别人打工,因此在这封信里,他显得很清醒,语气也很平淡,象是在汇报一份工作计划。
但到了天正十三年,情况就不同了。这时候秀吉已经当上了关白,地位高贵,这让他心理产生了变化。在秀吉写给一柳末安的信里,谈论起朝鲜、大明之事,口气已经变成了高高在上的“日本国之事自不待言,尚欲号令唐国。”
天正十五年,兴福寺的和尚多闻院英俊在他的日记写了一件奇事,他听说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之后,接下来就要去攻打朝鲜、大明,还有南蛮(东南亚)和天竺,秀吉将定都北京,自为天子。这个构想,已经接近于后世大东亚共荣圈的规模了,表明秀吉的野心已经膨胀到了无以复加。
他这时候,已经把自己看成是一位“天下人”这个天下,已经不只是日本,而是涵盖了半个亚洲。“天下人”这个俯瞰四方的自称,代表秀吉的野心已经冲破了合理的极限,变成了一种狂想。他沉浸在这种狂想之中,已经无法自拔。
天正十八年,秀吉给朝鲜国王写了一封国书。在这封国书里,他不停地大吹大擂自己降生时是多么的高贵,在日本立下的功劳有多么伟大,接下来攻打大明的理想有多么高尚,象是一个唯恐别人不知自己多有钱的暴发户。
从对这封国书文本的分析,能看出秀吉不停地用大量华丽辞藻来赞美自己,努力把自己打扮得超凡入圣,定位成一个“施帝都政化与亿万斯年”的救世主,甚至说出“日光照射到的地方,都是我的统辖”这种疯话,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的精神状态已经十分堪忧。
除了朝鲜,秀吉还到处给邻居乱发国书。琉球、菲律宾等国,都被秀吉催促着要进贡。琉球小国,不太敢得罪日本,写了封回函捧了几句,备了点礼品就算了。菲律宾是西班牙人的殖民地,根本就没有理睬秀吉的疯人疯语。
到了次年征韩令发布时,秀吉的野心已经远远走在了日本战争准备的前头。他宣布让自己的义子丰臣秀次镇守日本京都;而自己准备攻入大明,自立为皇帝。
他奋斗了这么长时间,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是每个人都畏惧他,却没有人尊敬他。自卑一直折磨着这个老人,他必须要继续证明自己的价值,给所有的日本人一个尊重他的理由。
于是,他想到了朝鲜。
日本列岛孤悬海外,不与任何国家接壤。如果有人要谋求向外扩张,摊开地图,会发现朝鲜半岛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两国最近处,对马岛距离釜山港只有五十公里,差不多可以隔海相望。其在地缘政治的价值,怎么高估都不过分。
朝鲜半岛就象是一把横亘在日本与欧亚大陆之间的尖刀,谁获得这把尖刀,谁就能刺穿对方的柔软腹部。朝鲜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就象是一把插在石中的宝剑。谁能够拔出它,谁就是日本的天命之主。
所以,征服朝鲜,成为每一个怀有野心的日本政权必然要选择的道路,就象是阿瑟王的那把石中剑。只有得到它,才能证明自己是正统的、高贵的继承者。
早在公元200年,日本出现了一位武则天式的女皇,她是第十四代仲哀天皇的皇后,名字叫做“气长足姬尊”或者“息长带姬命”,历史上叫做神功女皇。这位女王最有名的事迹,就是三度出征朝鲜,为日本在海外开疆拓土。有意思的是,这位女皇的文化素质实在不高,传说她在凯旋归来之际,拿弓柄在巨石上写下“新罗国大王,日本国之犬也”几个字,并且强迫他们在朝贡书里写明:“成日本之犬,备奉年贡事”,做派和中国的小学生差不多。
神功皇后之后,日本无不以之为楷模。从早期大和国对朝鲜任那地区的反复争夺到甲午战争中吞并李朝的处心积虑。日本对朝鲜半岛的野心,持续了一千多年,每一次用兵,都显得撕心裂肺、义无反顾,大有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冲劲。对朝鲜的觊觎之心,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深入日本人的骨髓之中,从来没有减弱过。
因此,征服朝鲜,将会极大地提高丰臣家在日本的威信。这种征服者的威信,足以弥补秀吉出身低微的羞耻,让日本真正承认他,承认丰臣这个姓氏的伟大。
我一直觉得,研究历史,研究的应该是活生生的人。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依循着历史规律前行,但作为具体的一个人,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他们会任性,也会犯错,有着独特的个性,和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小秘密。这种心理因素对具体个人的影响,更甚于外势,更强于历史规律的压力。
有时候,针对一个历史人物的古怪抉择,当客观分析无法解释他的行为时,试着探查心理状态,反而能独辟蹊径。比如王莽,他的复古改制没有任何道理可言,从西汉末年的政治、经济状况里也分析不出其必然性,可他偏偏坚持这么干,几乎是一个人与整个社会对着干。他的动机,我们只有从心理角度入手,才能发现一个隐藏在谦恭背后的狂热复古主义者灵魂。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越是自卑的人,外在表现越是自傲和狂妄。秀吉是一个相当典型的病例。秀吉这种心理状态,一方面会拼命夸耀自己,制造虚假的安全或满足感;另外一方面会极力贬低别人,以此来提升自我的优越感。两者相辅相承,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所以,随着狂想症的日益严重,秀吉对中、朝两国的评价,也逐渐降低。
天正十五年时,秀吉写给他的妻子写信时,谈及战略说:“在我有生之年,尽量把大明领土纳入版图之内。”言辞之间,尚且还保持着一种理性的态度。
等到了天正十九年,秀吉对大明的态度,已经变成了“唐人畏倭如虎。”,沾沾自喜地说:“以我军之战力,对付明君,那是大水崩沙,利刀破竹。”
至于朝鲜,那更加不值一提。秀吉身边有一个流亡日本的朝鲜奴隶,名字叫韩翼。韩翼当过朝鲜的官员,把李朝的兵力部署、将领配备以及朝廷虚实和盘托出,极言李朝羸弱不堪守,柔弱可取。这让秀吉更加不可一世。根据《九州御动座记》的记载,在秀吉的战略构想里,朝鲜连做日本的藩国都不配,只能作为对马岛的下级行政单位而存在。
壬辰战争开始前,秀吉率军前往大本营名护屋。有人建议他多带懂中文和朝鲜文的通译,秀吉不屑地笑了:“学什么学,让他们用咱们的文字就是了。”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在幻想中笃定了胜局,在他看来,明国和朝鲜只需轻轻一推,便会轰然倒下。
可见秀吉对敌手的蔑视居然到了何等地步。
从一开始冷静地构想战略,到野心无节制地膨胀,再到无限制的自我夸大和贬低敌手,秀吉在疯狂的路上越走越远。在整个战争中,他的情绪随着战局起落而数度失控。这种脆弱的精神状态走到尽头,就是自我毁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侵朝战争,恰好就是丰臣氏自我毁灭的过程。
轰轰烈烈的壬辰战争,竟然是由一个沉溺在狂想中的人发动,这实在是件难以言喻的荒诞事情,但却又是如此真实。
一个狂想者并不危险,不理他就是,但当一个狂想者掌握着绝大权力的时候,其所产生的影响,将是极其可怕的。“天下人”秀吉正是这么一个人。伴随着秀吉不安定的精神状态,整个日本、朝鲜乃至半个中国都不得不跟随他的舞步转动,演出一连串火花四溅的悲喜剧。
天正十五年,秀吉在进攻九州的时候,便已经秘密叮嘱毛利辉元埋下了伏笔,在肥前选址造起一座城堡,名叫名护屋。这座城堡于天正十九年开始正式修建,建造者是精通建筑学的名将加藤清正。在未来的战争中,秀吉将驻扎在这里,遥控指挥朝鲜战场。
从这时候起,源源不断的辎重、兵器、粮草与火器就已经开始集中囤积在九州,并引起了许保仪等人的怀疑。当秀吉终于把日本最后一股反抗势力后北条压服,并把日本六十六国重新分配完毕后,他终于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朝鲜。
天正十九年对秀吉来说,是个不幸的年份。在正月和八月,他的弟弟丰臣秀长和三岁的爱子鹤松去世。这一老一少的离开,对秀吉的精神是两次极其沉重的打击。秀长是他的左臂右膀,而鹤松是他的正统继承人。连续失去两位至亲的打击,让秀吉的精神处于一种狂暴的地步,必须要寻找一个渠道宣泄出来。
于是,在可怜的鹤松去世一个月后,这一年的九月,秀吉正式下达了征韩令。所有的战争筹备工作,陡然加速。只有在朝鲜的胜利,能够抵消掉秀吉痛失弟弟与爱子的伤痛。
天正十九年的正月,秀吉下达了水军征召令。所有领地临海的大名,都必须按照石高比例建造大船,然后于次年春季集结在摄津、播磨、和泉的港口。到了三月份,秀吉又下达了陆军征召令,要求各地大名按照石高比例派出部队,向九州集结。四国和九州两处距离战场最近,每位大名每一万石要出兵六十人;中国地区每一万石,出兵五十名。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比如关东和东北地区,只要每千石出二十人,象征性地意思一下便行了。
后世历史学家谈到这段历史的日本战争准备时,最常引用的是小西行长一位家臣五岛纯玄家的数字。五岛纯玄的领地位于长崎,检地记过是十四万石,他在领地动员的战斗部队,是一百八十七人;水手两百人;民夫三百一十八人,一共是七百零五人。战勤比大约是27:73。
截止到战争开始前,日军已经正式集结起了九个先遣军团,共十五万八千人;另外还有七个军团的预备队、两个番外军团、水军以及一支秀吉的直属近卫军团,总兵力达到了二十八万一千八百四十名。
按照这个比例粗略统计的话,一线的主力作战部队大约有八万人。但要注意的是,日本实行兵农分离,这八万人是职业士兵,有相当部分是武士,是长年战争累积下来的战场精英,战斗力极其强悍。而随队的小者、荒子(指负责收拾战场的人)、民夫等后勤人员,也随时可以转职为足轻,投入战斗,所以日本在朝鲜战场的可战之兵,应该是在十三到十五万之间。
这个数字,差不多把日本的青壮年劳力抽调一空,抛下的农田只能交由别人代耕。政府不得不下达命令,要求农民不得让代耕田荒芜,否则严惩不贷。劳动力的严重缺乏,让整个日本接下来几年的粮食产量锐减,这一危机的负面影响,会随着战争的推移越来越严重。
在天正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秀吉正式辞去关白职,由养子秀次继任。他就任太阁一职,移驾名护屋,专心致志开始自己征服亚洲的大业。各地大名也都纷纷开始了集体西移,九州的藩主们朝着名护屋、对马岛和壹歧岛等前线基地挪,西本州的藩主们朝着九州挪,东本州的藩主们朝着本州中部挪,一层衔接一层,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大场面。
日本海军经过数年扩充,已经拥有了七百多条战舰和两千余条辅助船只,它们将为陆军提供名护屋…对马岛…釜山航线的运输工作,并在未来肩负着日军在朝鲜半岛补给的重任,最高指挥官是资深海贼九鬼嘉隆,副手们也都是日本各地久经沙场的海贼世家,总兵力达到了九千人。另外在宇喜多秀家和五奉行手里,还有近八千人的预备队。
至于攻打朝鲜的策略,日军也已经有了腹案。提出作战计划的是日后德川幕府的开创者德川家康。他针对朝鲜半岛的地理环境和国力虚实,提了三点意见:“陆海并进,以强凌弱,速战速决。”
德川家康不愧是老手,这三条战略原则刀刀见肉,每一条都砍在了关键点。朝鲜多山,陆地补给不易,必须依仗水军运送粮秣辎重;以强凌弱,拿出狮子搏兔、泰山压顶的气魄,才能速战速决,最大限度保留日军战斗力,以期未来与大明的死战。
这一边厉兵秣马,磨刀霍霍;那么隔着对马海峡,另外一侧的朝鲜李朝,在做什么呢?
作者:马伯庸_汗青提交日期:2011…02…19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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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小中华
朝鲜人什么都没做。
此时在位的是明宗恭宪大王的侄子李,已登基二十多年。自从明初太祖朱元璋把朝鲜定为永不征伐之国后,李朝已经安享了两百多年的和平,承平日久,人不知兵。这两百多年的安逸日子,就算是雄狮的爪牙,也该退化了,何况朝鲜人。
李朝是个哈中的王朝,对中华的一切事物都崇拜得不得了。无论政治文化还是风俗习惯,全盘照搬。当时朝鲜上层士人,个个精熟汉文。譬如现存的朝鲜古代史料,当代的朝鲜、韩国人,大多数已经看不懂,但中国人读起来却毫不吃力那是因为它们全部是用中文写出来的。之所以会这样,是由于现在通行的韩文,其实是当初李朝世宗为了让所有人都能读写中文,所以专门做了一种对中文的注音符号,叫“训民正音”,不过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没有大规模推广。到了近代,朝鲜被日本再次并吞后,日本对朝鲜进行了各方面的殖民化,包括大规模推广日文。当时很多朝鲜反抗志士们开始使用这种注音符号进行联络,到了1911年,才正式被定为正式韩文,以清除日本的殖民化痕迹。所以严格说起来,现在的韩文虽然出现于十五世纪,但从开始起就一直是中文的注音而已,正式被当成文字的历史到现在不过才短短一百年。
对全盘引进中华文明的成就,李朝君臣是很自得的,全国上下均沾沾自喜地自诩为“小中华”。
这个“小中华”,实在当之无愧,因为他们不光学到了中华文化的精华,也学到了其中的糟粕,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朝鲜对日本的态度,和中华对四方蛮夷的态度如出一辙:无比轻视,毫不关心。
关于壬辰战争,朝鲜人留下了许多笔记。在这些笔记里,他们谈到日本的时候,就象是在谈论一个距离朝鲜几千公里以外的国家,充满了怪诞、离奇的说法。做邻居做到这份儿上,实在有些无语。
这是一件非常不可理喻的事情。中华上国不知日本边事,尚可以用“去国太远”当借口。朝鲜离日本只相隔一道海峡,历史上没少被这个岛国欺负,可偏偏不长记性,别说定期搜集对方动态,就连一些基本情况都茫然不知。许多日本的情况,朝鲜人甚至都要绕一大圈,从中国的资料里去翻找。
究竟朝鲜人对这位恶邻的了解,匮乏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可以来看两个小事例。
在一本叫《壬辰录》的小说里,开头介绍了秀吉这个人的来历,是这么说的:
说在大明嘉靖年间,杭州有一个人叫朴世平,被倭寇杀死。他老婆陈氏和儿子朴守吉遂被倭寇掳掠而走,卖到了对马岛。对马岛的岛主叫平信,把陈氏收做小老婆,然后朴守吉也改姓平……
在《宣祖实录》里,对于秀吉如何发迹,写得更是神乎其神。说前任关白出行,秀吉赤身裸体挡在车前。关白看他行迹古怪,就让他去扫厕所。结果厕所扫的很干净,大为赏识,从此引为亲信云云。
若是让日本人看到这种记录,非骂一句八格牙路不可。
秀吉那边厢大鸣大放地筹备着战争,朝鲜这边却仍旧浑浑噩噩地过着日子,继续在汉城歌舞升平,吟诗作对。一直到了万历二十年(公元一五九二年)初,日军大批辎重已经一波波地运抵对马岛,釜山港触手可及,大祸临头的李朝还没做出任何反应。
在战争前夕,李朝的兵力单从数量上,与日军不相上下。在壬辰年初,全国兵力总数大约有二十三万,主要分布在平壤、汉城、开城三都,以及防御女真侵扰的咸镜道、靠近对马岛的庆尚道等处。另外还有数支舰队,驻扎在庆尚道、全罗道等地,拱卫黄海与朝鲜沿岸。
李朝从中国copy过去的还有长城防御体系全国境内拥有完备的烽燧体系和驿递,与沿途的城堡构成了立体的防御体系。仅在与日本紧邻的庆尚道,就有两条直烽,可以从釜山直接传递到杨州、忠州地界,与驿递道相接。一旦庆尚道有事,一天之内预警便可抵达汉城。
这是国初定下来的警戒体系,李成桂等历代明君留下的宝贵遗产。可惜,架子还在,瓤子却烂透了。
李朝的这些军队,除了咸镜道的军团常年抵御女真,还算身经百战外,其他部队都是花架子,久不知兵,无论是装备还是训练程度,都差到了极点,普通士兵连武器都抓不牢,更别说打仗了。烽燧堡更是大部分被废弃,成为断垣残壁,以至于日军入侵釜山之后,过了足足三天,汉城才知道外敌入侵的消息。
朝鲜到底忙着什么呢?说起来,这也是一个学自中华的光荣传统:党争。
中原王朝素有党争传统,唐有牛李二党,宋有新旧二党,明有阉党、东林党之争。李朝把这个传统原样学去,有过之而无不及。宣祖李即位之后,坡平尹氏和青松沈氏两大派系之间的政争,逐渐变成了有朝鲜特色的东人党、西人党两党之争。
党争误事,天天党争,则误大事、误国、误天下。
自从有了这东、西两党,朝鲜做什么事都得大吵一架。两党斗得昏天黑地,一切都以党派为准绳,党同伐异,不问对错。对于研究李朝这段时期政治的人来说,党争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滤镜。查查当事人的出身,再看看反对者的出身,一切古怪的异状便可迎刃而解。
西人党建议征兵十万防御女真,东人党反对,说是靡费银饷;东人党宣讲儒学主理,西人党就蹦起来说是儒学主气。尤其是在立储君的问题上,两党各自支持一位王子,更是打的头破血流。两边的争论,已经成为一种生物学上的条件反射。如果一党说人不能吃屎,另外一党恐怕也会跳起来说未必不能。
秀吉要入侵朝鲜这事,从来没打算瞒着朝鲜人。他先后派了柚谷康广、宗义智等人威胁朝鲜投降,使臣派了好几波,国书递了数次,中心内容只有一个:希望朝鲜赶紧臣服于日本,咱们哥俩好,一起打大明。
朝鲜人自诩小中华,眼高于顶,除了大明看谁都像蛮夷。现在看到这个岛夷凑过来说胡话,眼皮一翻:“你谁啊?甭跟我得瑟。”压根没把秀吉当回事。
这个态度急坏了对马岛岛主宗义智。对马岛在朝、日之间,岛主宗家担负着联络双方交流的重任。宗义智害怕朝鲜人的冷淡会让秀吉迁怒于他,就想出了一个有点缺心眼儿的鬼主意。
他把流亡到日本的朝人叛逃者绑了几十个,送回汉城,又许了大把贿赂,说只要你们随便派个使团过来道个喜,就算完事。游说了半天,朝鲜总算勉为其难地答应派遣一个和平使团去日本,表达敦睦之意。
这头搞定了,宗义智赶紧敲锣打鼓告诉秀吉,说朝鲜人同意投降,会派一个输诚使团过来。秀吉自然也是大喜过望。
这样一来,两方面总算都交代过去了,至于接下来会不会露馅儿,露馅以后怎么办,宗义智压根没考虑过。最奇怪的是,他这种糊弄小孩子的手法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层出不穷,中日两国都涌现了好几位类似的“奇才”。这个我们在下文会专门提到。
总之,在宗义智连蒙带骗的周旋下,万历十八年四月,朝鲜总算勉为其难地组建了一个使节团,前往京都,名义是庆贺秀吉统一日本,还带了点土产这就是许仪后在报告里所提及的“其年五月,高丽贡驴”。
使团五月份抵达京都,接待人是京都东福寺的主持景玄苏。玄苏大师是个政治活动家,专门替丰臣家打理外交事务。他告诉使团,秀吉一直在忙着打北条,无暇西顾,你们等等。使团只能老老实实等着,在玄苏的陪同下每日游览京都胜景,吟诗唱酬。
他们一直风雅到年底,秀吉才返回京都,腾出一点空来接见他们。主宾双方见了面,秀吉一点好脸色都没有,就招待了熟饼几张、浊酒一壶,然后抱着儿子鹤松自顾玩乐。鹤松忽然尿了他一身,秀吉在众目睽睽宽衣解带,公然换起衣服来。种种无礼,终于让朝鲜使团忍无可忍,愤而退席。
这不怪秀吉,也不怪朝鲜人,要怪就怪宗义智。秀吉以为朝鲜使团是来投诚的,自然不必屈意逢迎;朝鲜使团以为自己是来致贺的,不该被如此怠慢。宗义智骗得两边都误会了对方意思,自然谈不到一块去。
朝鲜使团不想再看见秀吉了,可出使任务还得完成。第二天,玄苏大师拿过去一封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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