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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的红小鬼-第1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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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恺荫说：“这是五四时期前两年的事情。陈独秀是文科大学长，也叫门长。经常与大钊见面，所以崧年兄也就认识陈先生了。”
张崧年说：“是的。大钊还兼任图书馆主任，我经常帮他代理图书馆事务，他去到处宣传革命。后来我们三人一起创立了《每周评论》和《新青年》，都是我在做编辑，他们不太管这些事务工作。这两个刊物，后来证明，十分有影响力。再到后来的“五四运动”，我们就一起策划了。”
强霖知道，图书馆时期，就是他数落毛大人的时期。具体的事情应该是图书卡片让毛重新填写。直隶河北的张崧年很难听懂南方湘潭乡下韶山话，两个人的交流可以想象。
蒋廷黻也感兴趣了，他不明白中国这段历史。这个时期他在法国参加教会的服务团，给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劳工提供服务；战后回到美国上哥伦比亚大学，也就是战后和会。正是因为这个战后和会上，日本要继续占领青岛，才引起的五四运动。1919五四运动的人，打了1915年袁世凯时期签署的“二十一条”，实际上签署的是谈判后的“十四条”。因为日本在战后要维持的还是“十四条”，所以人们找到并暴打了失去袁世凯保护的陆宗舆、曹汝霖、章宗祥等人。实际上1915年执行签署的人是外长陆征祥。1919年五四当时，又在巴黎主持战后合约谈判。碰到的是梁启超组团在巴黎的抗议队伍。
蒋廷黻当时还在法国帮助劳工，他知道陆征祥是民国首任外交部长在谈判。蒋廷黻研究外交史，也知道现在陆征祥已经在比利时出家了。蒋廷黻认为值得一记的是，陆征祥的恩公和上司许景澄外务大臣1900年庚子之乱被慈禧杀了。他冒死上书慈禧说：“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慈禧大怒，许景澄被定“任意妄奏”、“语多离间”罪名；7月28日，与袁昶被斩首于北京菜市口。
这里可以对比五四时期的政府活动与民间的活动的反差。许景澄接手处理的是《辛丑条约》执行问题，让自己的徒弟陆征祥记着这个耻辱。陆征祥是中国外交官职业化的初始提倡者，他还是签署《十四条》，俗称《二十一条》，实际上是政府和山东省的仕绅请愿团要求他签署的。再到1919年的时候，他在巴黎不肯签署，但显然也不能拒绝。拖延到最后由顾维钧善后。此后就不再回国，陪同病妻回比利时老家，妻死出家当修士。
当时陆征祥对下属顾维钧说：“弱国无外交”。同是基督徒和基督徒家庭，他的心路历程可以想象，但难以言表。
蒋廷黻恢复心情，继续倾听那时候国内的忧国忧民的学子们，是怎么为国家奋斗的。
张崧年说：“张泰来那时候是共产国际魏金斯基的翻译，张恺荫是大钊先生的联系人。我则是负责宣传这个阵地，还有代理一些接待等任务。总之他们都是外面联络任务多，我是内务宣传。我这段时期还在研究罗素的数学和哲学，我不是一个真正的活动家，是一个学者。”
张恺荫说：“崧年兄与陈公博差不多，总是有自己的思考，与他们谈得来的也都是大学问家。我们则要联络更为普通的阶层。现在成为普罗大众，也就是无产阶级。”
张崧年说：“我受波兰特…罗素逻辑哲学影响，也受他们的自由主义影响，追求思考和人生的自由。并没有多少目的性。说起自由主义，其实大钊等人也是这些思想信徒，但是他们更为注意社会的改造。”
张恺荫说：“是的。说起自由主义，大钊先生的思考来源，最先是另外一条线，就是江亢虎这个思想家。江亢虎思想来自日本河上肇，河上肇来自俄国的克鲁泡特金，克鲁泡特金哲学来自俄国巴枯宁，巴枯宁来自法国普鲁东，普鲁东来自德国施蒂纳，施蒂纳来自德国黑格尔青年派系的“自由人集团”。施蒂纳与恩格斯是很熟悉的朋友。普鲁东则是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的论争对手。”
强霖说：“听起来，法国普鲁东是一个重要节点，他的观点发散给俄国流亡者。”
张恺荫说：“是这样的。普鲁东主义实际上就是无政府主义，他创造一个“安那其”（an…archy）一词表述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也是与自由主义难以区分的概念。实际上就是绝对水平的意思。在社会中，谁也不能比谁高。”
袁三突然插话说：“他的绝对水平，可以理解为无军队、警察等强力部门，也无学校校长等传统体制，家庭呢？社会最小的组织细胞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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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五章 女权的天然属性
强霖看袁三小姐叔帧提问，摇摇头，这事情不好结束了。
袁三不解，问强霖说：“有什么不对的？这事情不是很正常么？”
张恺荫继续回答：“你这个问题问的很准确，看来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这是一个分水岭，是马克思恩格斯与普鲁东主义者争执的一个要点。”
袁三糊涂了。她说：“我不太在意那些人的观点，我在意的是既然平等，绝对水平的平等，那么女人和男人也是水平的。”
张恺荫的理论是构架在生吞活剥的基础上，所以他看向大师兄张崧年说：“申府兄，你从哲学意义上给阐述一下这个问题。我的哲学语言更多的是阶级对立角度的，不是水平角度的。”
张崧年潇洒地笑了一下，对张恺荫说：“恺荫真是一个好的政党领导。我这样讲解，袁小姐看看是否容易理解。从本源上讲，大家都可以理解了，因为这是一个妇孺皆知的问题。”
张崧年接着说：“普鲁东创立一个词，‘无政府主义an…archy’；一个“本源”的学说，或者“本源”学说之一的意思。archy是希腊语，在这里就是本源，原来的意思。我们最古的时候，生下来，是一个一个的人呢？还是就是一个社会？如果一个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
大家没有回答，等着张申府自己的解答。张申府喝了一口浓香的咖啡说：“不管本源怎么样，按照上帝的说法，大家都是平等的。那么，就是一个个平等，绝对水平的个人。所以，家庭男权，或者说女人处于从属地位是不是天生的。”
袁三开始点头，这也就是自己琢磨不透的东西。看来这些基本的问题，在中国家庭里是没有人给你讲的。
张崧年接着说：“下一步，就要说说，单个的人，是不能存在的。那么怎么组成社会呢？社会就是人和人之间怎么组合呢？”
强霖知道一些，自己也正在研究。这个时期的资料那叫一个多啊！
张崧年自己回答说：“氏族，也就是你出生在哪里，这些人组成一个氏族，因为那时候还不是一夫一妻，所以不能叫家庭，是群婚制度。你也可以叫家庭，那么研究表明初期的氏族首领是女人。蒙古林丹汗的妻子，实际上是各部落的头领，这些部落并不是林丹汗的直属，通过婚姻控制。所以还有一些女系的影子，也并不影响部落氏族的忠诚。”
张崧年说：“现在的问题是，氏族也就是公社，是公有财产，也就是共产社会。你们家是大家族，虽然有分工，但是财产还是均分的。即使是刚生出来的小孩子，也要均分。大家都没有异议，尤其是长子养家的，也是同意，或者没有办法去推翻的。”
张崧年继续：“这就是共识，大家都认同的。你注意，这里与本源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氏族’里面已经转换到你们的‘家庭了’。家庭内部出现女子不一定分到财产，有一些，也是家族赏赐的嫁妆。”
袁三说：“氏族是女系掌权的**，家庭是男人掌权的**，看出来女人是彻底失败了。就没有平等过，或者绝对水平过么？”
张崧年说：“这就是我研究的数学和分析哲学领域，绝对水平组成社会是一种悖论。如果我有优势，为什么要与你水平？如果我不水平，谁来制裁我？因为都是水平的，没有人有权威出来制裁那个出格的人。”
张崧年回答自己问题：“你要求一个权威来保持这个绝对水平，这个权威是什么？水平的还是不水平的？”
袁三不能回答，但是她说：“既然如此，也不能就是男性主导社会啊。”
张崧年继续阐述：“我们退回到本源，一个人一个人的单独状态。这一次我们清楚了，没有办法绝对水平。那么人与人之间怎么联系，才能建立一个社会呢？如果你要建议一个社会模式，怎么说服别人接受呢？”
袁三说：“自然是我想建立一个女权社会，或者不是男权的平等社会。”
张崧年说：“你说的自然是你的意见；还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但是家庭关系是怎么样的，是必须回答的。因为这是初始问题。虽然一个人、一个人的个体，但在生物意义上，是与母亲天然联系的。你必须回答母子关系问题。所以家庭是必须要解释清楚的。”
袁三说：“都有哪些学说？”
张崧年笑眯眯地喝起了咖啡。张恺荫只好继续解说各种学说之间的区别。
张恺荫说：“法国普鲁东主义者是承认家庭的，他们都没有抛弃圣经，家庭里面的关系，先按圣经说的吧。这样家庭与家庭之间财产，或者氏族与氏族之间的财产怎么区分？所以他承认家庭，就必须承认私有制。就是你们家的东西，与我们家的东西是不能混用的。他的社会主义，就是以私人所有制为基础，不要政府强力部门，只要社会契约，可以组成工会、社团。这与德国的施蒂纳一致了。马克思从德国来到法国巴黎，熟悉施蒂纳学说，所以说他继承了施蒂纳的。但是法国革命至少有200多年的传统，哲学家从伏尔泰之前，早就确定了人权、民主体制，王权、神权等等平权的启蒙运动，到了伏尔泰与卢梭的争论，早就确定了自然法和人为法；自然神和人为神的区别。所以，普鲁东的哲学，应该是自己思考的结果。”
张恺荫已经开始讲解原理了，不仅仅是政党学说。这是一种进步，知道探讨逻辑之间的关系。
但是袁三还是追问：“没有女权的学说么？”
张崧年替代张恺荫，因为他觉得这里面的问题，张恺荫还是说的不透彻。
张崧年说：“女权学说还是基础。恺荫这里的逻辑太粗放了。马克思批评普鲁东主义，主要是从社会权威的有？或者无？方面去论证，认为他是小农经济思想，不是垄断帝国主义的特征。但是这无法推导人类本源以后，为什么一定要走垄断帝国主义，再到**。家庭私有到底是不是得到承认？显然这个问题是女权主义不能满意的。”
张崧年深吸一口气，想起了自己的研究过程了。他说：“这一个问题，马克思显然注意到了。他有家庭和私有制起源的手稿。恩格斯在整理这个手稿的时候，也注意到了。所以恩格斯决定要写出这个东西。他真的写出来了，还顺路研究了国家的起源。”
恩格斯怎么说？大家都等着张崧年的回答。不承认家庭私有，那么究竟是共产还是共妻，这个必须要说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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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六章 合作到分裂
张崧年继续阐述女权的由来。
他说：“恩格斯主要是应战的论文，他必须用历史唯物论来解释这个问题。所以采用的是孟德尔《古代社会》这本书作为论据。他的主要观点是母系变成父系社会是因为私有财产制度和生产力的发展，家庭这个词不关爱情的，而是关乎财产。也就是女性是男性的财产，家庭就是女性的归宿，而男性对女子有任意的权限，实际上就是奴隶，或许女性与掠夺来的财富有关联。”
张崧年继续说：“说到女性解放的问题，恩格斯做了阶级的区分。认为资产阶级女人的地位不是**的，因为她们是花瓶；无产阶级女人因为要做工，所以比较少的有夫权的残留。女人的彻底解放平等，就必须抛开家庭内的生产，参与到家庭外的生产。而家庭内的生产最好有公共机构负责。共…产主义后期的夫妻关系，就只能以情爱为基础。恩格斯不再推断了，说是后代们怎么选择，不是他的任务了。”
袁三总算听懂了一些。普鲁东的社会主义是以家庭为单位；而恩格斯继承马克思的大生产理论，男人女人普罗大众都依附于垄断资本的帝国主义大生产方式，家庭实在是一个累赘了。
她问到：“为什么不退回到小生产时期呢？”
张恺荫奇怪她能够问出这个问题，他回答说：“你这种是保守主义的说法，马克思认为人类从封建到资本主义是一个进步，这是没有办法倒退的。是人民推动这个过程，起决定作用的是工业革命，也就是生产力。普鲁东的小生产理论，认识不到生产关系，只是认为人创造了产品，看不到在生产过程中，也创造了生产关系。大工具的效率，自然也就需要大的生产关系，从而产生政府等权力机构。权威的指挥，是大生产的要求。这些大生产和生产关系，社会要加以利用，创造财富。只不过是由工人们组成政府来管理了，是整个社会的财富生产单位。”
比尔李国豪是经典的宗教和资本主义理论的受教育者。他说：“我对于这种转换的意义是持怀疑态度的。由私人资本操纵大生产组织；由工人团体管理大生产组织看不出在技术方面有什么不同；但这种转换却预示着对私人财产的不断的剥夺，交给所谓工团或者所谓国家。”
袁三困惑了。张崧年觉得这个问题是混合了阶级的观点的女权主义，所以超过袁三小姐的理解能力。他解释到：“从逻辑分析上解释婚姻和家庭，罗素先生说的比较自然一些。两性婚姻实际上是为了抚育子女，女子的忠贞对于男性的血统更有意义一些罢了。所以婚姻是法律意义上的，并不是真正的人权意义上的。西方所有法律都是在自然人权之后的，家庭在新教教义、工业革命和思想解放等作用下，实际上是衰弱了。”
袁三有些明白了。张崧年继续说：“罗素的研究结果是：在美国的变化就是上层人士资产阶级的家庭是稳定的，底层和中层的家庭是不稳定的。这点与恩格斯的推论一致，中产阶级女性中，家庭革命的要求比较高。而在苏联是相反的，上层人士的家庭破裂较多，而底层农民和工人家庭还是很传统。这就说明现代文明人的家庭比较倾向女权，走向家庭消亡。你可以想一下，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家庭是天主教等保守宗教，也没有经济压力，本来家庭压迫也不大；苏联上层接受革命理论了，比较注重女权。但下层民众还没有接受很深的革命理论，只是接受了经济**而已。”
袁三总结一下说：“所以，安娜其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是冲破政府、宗教和家庭的不平等，冲破各种教条么？那么江亢虎的理论似乎更为彻底一些了。”
袁三是知道江亢虎这个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的。他是社会党的创始人，也因为他与父亲袁世凯合作过，也斗争过，被父亲赶走了。她是后来研究父亲的时候，才知道的来龙去脉。这里还有宋教仁等人的国民党，黎元洪、张謇、梁启超、汤化龙、伍廷芳、那彦图、熊希龄等三党和并的进步党等等，他们都是当时的大党魁之一。
张恺荫说：“江亢虎的‘三无’是比较彻底的无政府主义之一了。无政府主义一般都是以社会主义为目的，所以有各种各样的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江亢虎的社会党是最早的了，包括李大钊先生也是早期的党员，负责天津支部，那是大钊先生还是一个青年学生。”
张崧年说：“无政府主义早期代表人物很多，江亢虎说他有200万党员，不是吹牛。只不过既然是无政府主义，所以也没有什么权威体制，江亢虎只是一个牌牌。各地都有一些联席会性质的支部，是准备议会选举的联谊机构，比较像美国现代的党派。”
强霖是知道这些的，那时候张静江等大佬也是自称无政府主义者，也叫自由主义者。当然这些社会主义，有的也可以成为共…产主义，以是否集权计划经济为特征。
但是大多数无政府主义采用的是不对称武装，实际上就是暗杀等恐怖主义。孙中山的革命党中，就有很多这种人，包括秋瑾、蒋中正等。辛亥革命后期的陈其美、王亚樵等人，仍然采用恐怖平衡的策略，对付袁世凯。后期伍豪的红队，也是受这种恐怖理论影响。但北方没有这种理论，北洋还是比较大气的。
当时文人中有陈英士不死，恐怖不已；袁世凯不死，宪政不行等话语。被大家气场所咒，这两人都死的都很早。
不过，普鲁东的契约经济合作的社会主义，不算这种计划经济体系，是普鲁东的无政府社会主义。
张崧年回答完了袁三女权的问题，就回到红党历史当中来。
他说：“早期红党的创立，是张泰来作为翻译，带着共产国际的人找大钊和陈独秀先生商量。后来陈独秀先生到南方，我就帮助协调陈独秀和李大钊先生。陈独秀实际上比较客观些，由于是用社会党和共…产党这个名词，是大钊先生比较坚定的确定用共…产党这个名称。大钊先生是共产…国际的坚定支持者，陈独秀是比较**的知识分子。但独秀先生名气更大些，弟子也更多，南北都有。”
张崧年继续说：“这样就有了北京的小组，主要是一李三张，还有天津觉悟社的刘清扬。上海的是李汉俊和俞秀松等人，广州是谭平山兄弟和陈公博。至于后来进来的一些人，我就不太清楚了。我自己到法国去了。在巴黎我介绍了伍豪和朱德入党。伍豪是刘清扬在觉悟社的小兄弟。我和陈独秀的关系是很好的，他一般不驳回我发展的成员。”
强霖总算明白张申府和后续红党三要人：朱、毛、周的纠葛。
张崧年说：“后来四大会议上，我就与张泰来、瞿秋白等人吵起来了。恺荫没有参加那个会。我是不赞成与国民党合并的，但是他们都认为是必要的手段。瞿秋白还举例子说，在广州我们可以大大方方地印共…产党公章，在北京就不行。完全堕落成了一个权力争夺的谋略集团，不是一个社会理想大聚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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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七章 华北议会成立
谈到这里，大家休息一下。
蒋廷黻也听出了兴趣。这些东西他听当事人讲起来很是解渴，尤其是作为近代史学家。
强霖带着左娜出去看文件，有一份是教育部刘哲总长的参议会成立的会议通知。强霖觉得他们进步还是蛮快的。
蒋廷黻几人在这里面谈着闲话。
张恺荫补充说四大以前的党员脱党的过程：“这个时候实际上也是党内纯洁的过程，是自动的纯洁。主要还是与无政府主义思想斗争。北伐前夕陈独秀先生在广州与一个很大的无政府组织斗，领头的是世界语者区声白，五四时期也是北大的；陈独秀和区声白两个人从北方，一直斗到南方；毛润之在湖南与新民学会内部的萧子升帮派斗争。”
蒋廷黻问：“李汉俊这个人怎么样？怎么就被杀了呢？”
张崧年说：“理论研究比较深的是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定一（玄庐），还有本来就没有怎么参与的戴季陶、周佛海等等，但后期都分道扬镳了。就是理想和策略的分歧。陈独秀是独裁，张泰来是唯苏是从。与无政府主义不搭界”
张恺荫补充说：“李汉俊离开的比较早，因为陈独秀南下广州以后，上海的中央总书记由李汉俊代理，两个人通信联络，因为他要采用分散式的联谊制度，不被陈独秀和主流接受，自己辞职了。”
“李达接手代理总书记，是被我赶跑的。后来陈望道接手上海大区的总书记，估计也是不愿意做一个受权威管束的无政府主义者，也辞职走人了。毛润之是陈独秀的秘书，从广州被派去插手上海大区，还想请回这几个人，实在是妄想。”
张崧年说：“我是在广州做黄埔军校的政治部副主任，觉得蒋中正耍权威主义，自然是要走的。后来没有服从组织委派，也淡出了。1925年的四大，我就是去玩玩的，是刘清扬要去，结果大家都与我吵。因为他们早在三大就决定参加国民党，我在四大才去反对。自然没有人支持我，支持我的人早都走了。”
蒋廷黻说：“伍豪、朱德他们呢，不都是你的下线么？”
张恺荫嗤鼻说道：“伍豪那个人，与申府兄的潇洒可是差多了。申府兄是只折不弯，伍豪是只弯不折。一个是进士家庭的士大夫性格，一个是书吏家庭的师爷性格。走不到一起的。朱德还到不了党内这个层次，给朱培德培训军官呢。”
张崧年认同说：“是的。伍豪说他赞同我的观点，后来转变了。但劝我不要走，至少要守纪律。我想不出为什么要守纪律。守纪律是什么逻辑，从何说起？不在组织不用守纪律。因为在组织才守纪律，但我不能因为守纪律，而留在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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