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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色战旗-第1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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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军统帅部企图不惜任何代价扼守对苏联十分重要的乌拉尔山脉一线，并指望未来从该处向东，南方向实施突击，以恢复被中华军攻占的西伯利亚以东的广大土地。
苏军在车里雅宾斯克到叶卡捷琳堡一线建立了坚固防御，在此保持有一个由大约60个师编成的重兵集团，隶属于伏尔加河方面军，前线指挥官为善于防守的崔可夫元帅。
中华军由钱文中将指挥的第1，2，3，9装甲旅从北面的秋明地区威胁着苏军重兵集团。
中华军由张救国中将指挥的第10，11，12，13装甲旅从中部的库尔干地区威胁着苏军。
中华军空军第三飞行集群对进攻军队实施航空兵支援和掩护。
中华军由张勇中将指挥的第19，20，22，23，24装甲旅在库斯塔奈地区配合以上部队粉碎苏军重兵集团。
苏军人员多于中华军一倍，重型火炮和迫击炮比中华军多一倍，但中华军的作战飞机比苏军多两倍，只有坦克数量差不多，但质量更是不在一个档次上。
7月30日晨，中华军第1，2，3装甲旅在北线辅助突击方向开始进攻，苏军于第一日就在该地段将掌握的2个坦克集团军投入战斗。
次日，中华军第10，11，12装甲旅进入正面突破作战。
苏军统帅部组织3个坦克集团军迎战，但未能阻止中华军主力部队的进攻。
7月5日，中华军第10装甲旅前进4560公里后，攻占了铁路枢纽阿舒米哈。
苏军第6集团军深恐失去退路，被迫开始将其军队仓促撤至后面的修奇耶小镇。
中华军第22，23，24装甲旅于7月31日对特罗伊斯克的苏军集团军发起进攻，至7月8日前全部肃清该地苏军，并开始不间断进攻南乌拉尔斯克。
为阻止中华军进攻和守住沿乌拉尔山脉的走廊以便集中其部队，苏军统帅部于7月11日，从东面和东南向中华军进攻方向各部队实施了猛烈的反突击。
当然这一反突击被退，苏军仍遭惨败。
苏军3个参加反击的集团军，其中包括1个坦克集团军，由于损失严重被合并为若干战斗集群，并损失了全部重型武器，汽车和相当大的一部分有生力量。
7月17日，中华军第19，24装甲旅接替第22，23装甲旅后，再度向南乌拉尔斯克方向发起进攻。
至3月底前，其主力进抵叶曼热林斯克，夺取了该城南郊的机场，随即中华军一个攻击机大队开始控制机场。
1949年3月10日，中华军第1，2，3装甲旅开始实卡梅什洛夫苏霍伊洛格－博格丹诺维奇战役，为中华军在乌拉尔山脉东侧的整个战略进攻揭开了真正的序幕。
这次进攻的打击目标是苏联防守叶卡捷琳堡外围的2个集团军。
中华军攻势迅猛，重创苏联两个集团军，迫使他们向西和西南后退100至120公里。
在1949年7月10日开始的进攻战役中，截止7月底。中华军就击毙苏军官兵72500名，击毁坦克和强击火炮1227辆，火炮和迫击炮1311门，俘虏苏军官兵14468名，缴获坦克和强击火炮246辆，火炮和迫击炮1087门，汽车1246辆。
据当时担任第3装甲旅旅长的朱明辉少将回忆，追击敌人的途中：“在卡梅什洛夫附近，我让我乘坐的坦克指挥车停下来，因为有大批的苏军俘虏挡住了道路。
1949年7月25日，中华军西伯利亚方向预备队第14，15装甲旅出人意料的发起沙德林斯克－乌拉尔地区卡缅斯克战役。
至8月10日，他们向西北方向推进了300公里，占领了叶卡捷琳堡前面的重要交通枢纽和中心城市乌拉尔地区卡缅斯克。
这两个装甲旅随后划归钱文中将指挥。
苏军迅速调来强大的装备新式t－54－1型坦克部队进行反击，但苏军攻势受阻。
但由于天气开始变坏，空军的攻击达不到很好的效果，未能取得重大战果，中华军不得不暂时停止进攻。
8月底，遵照中华军总参谋部的指示，中华军准备实施三个进攻战役：
中华军北路钱文中将所部实施阿斯别斯特－扎列奇内阿拉米尔战役。
中华军张救国中将所部实施车里雅宾斯克战役。
中华军张勇中将所部实施叶曼热林斯克科尔基诺－科佩伊斯克战役。
后两支装甲部队将在车里雅宾斯克会师。
9月4日，战役开始。
至9月11日，中部车里雅宾斯克被压迫在合围圈中心地带的苏联部队，只占有长35公里、宽22公里的地段，其供应来源几乎全被切断。
9月13日，中华军从东，南两面对合围正面发动了决定性的进攻，苏联坦克第1集团军以4个坦克师的兵力，从车里雅宾斯克城市以北地域向西北方向实施突围。
与此同时，苏联第8集团军也以将近4个步兵师的兵力，从斯涅任斯克向东南方向前进，以接应突围的苏军。
这是一个看起来规模巨大的战役，中华军空军用10万多架次飞行基本上达到了战役目的，损失各型飞机367架。
9月27日，中华军开始新一轮的进攻，至10月11日结束，先后夺得了一些大的公路和铁路枢纽，从而改善了实施兵力机动的条件。
苏联乌拉尔方面军残余部队被压缩到叶卡捷琳堡－上佩什马附近的狭小区域，后面就是乌拉尔山脉了。
与此同时，由苏联北高加索，外高加索军区组成的高加索方面军主力集结在新乌拉尔斯克－第一乌拉尔斯克一线。
由苏联乌拉尔军区，伏尔加军区组成的乌拉尔方面军主力集结在乌法一线。
一场决定性的大战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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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零二章 后勤之历史
兰黎明之所以对后勤下了死命令也是有原因的，那就是中华军对军事后勤有着深刻的认识和领悟，尤其是联勤副司令苏紫中将还有相关的专著问世。
1560年至1660年这一时期，被称为军事革命时期，其特点，首先在于欧洲各**队人数的巨大增长。
1567年，西班牙阿尔巴公爵镇压尼德兰的叛乱时，只带了3个旅团 ，每个3000人，外加1600名骑兵，但已给人以声势浩大的印象。
只过了几十年，西班牙弗兰德军队的人数，就动辄以数万计了。
16世纪后半叶法国胡格诺战争的一些最重要的交战，双方人数大体上各为10000至15000人，而到十七世纪上半叶三十年战争期间，法国和瑞典各以30000人以上的军队进行的会战就屡见不鲜了。
古斯塔夫阿道夫和华伦斯坦，在其武功达于顶峰的16311632年，各自统率的军队已远远超过10万人，及至三十年战争的后期，各国已不能保持这样庞大的军队，但大约在1660年以后，军队人数又继续增长。
1643年的罗克洛会战，当时最强大的国家西班牙王国被仅有22000人的法**队打得大败，而30年后，法王路易十四已能动员12万人来对付荷兰了。
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法军人数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很少低于15万人，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比法军略微少些，约14万人左右。这两支军队的战时编制更大得多，法军在其军事活动达到顶峰的16911693年，人数达到40万。
1709年，在马尔普拉奎特战场上，就已经有8万名法军对11万名英荷联军这样大规模的会战了。
还可以引用更多更确切的数字，但都只能证明一个公认的事实，即1560年至1715年期间，欧洲各国的军队逐渐扩大，人数增长了许多倍。
随着军队人数的增长，伴随军队的辎重也大大膨胀起来，与阿尔巴公爵进军荷兰时所率领的精干而组织良好的军队不同，17世纪初期的欧洲军队都是一些臃肿笨重的团体。一支部队，假定为3万人，后面跟着一大群妇女、儿童、仆役和随军商人，其人数相当于部队实力的50150。部队无论开往何处，都必须拖着这条巨大的尾巴。
当时的军队成员，大都是一些没有根基、军外无家的人，因而他们的行李，特别是军官的行李，占着极大的比重。
1610年荷兰拿骚的莫里斯出征时，随军的942辆大车有129辆被指定用来装载参谋人员及其行李，这一数字还不包括可能同样多的编外车辆。
总而言之，对于这个时期的军队来说，平均每15人摊到1辆大车每辆大车24匹马是很普遍的事情。在特殊情况下，当有必要尽可能使部队在一个格外长的时期内保持自给能力时，大车的比例可能还要增加一倍。
例如在1602年莫里斯的布拉班特战局期间，为伴随其24000人的部队，竟然集中了多达3000辆的大车。
鉴于这种由兵员、妇女、仆役和马匹组成的游牧部落日益增大，研究其给养补给方法是饶有兴趣的。一般说来，所有国家的军队都是由雇佣兵组成。
军队发给士兵的，除军饷外，几乎再无他物，士兵不仅要用饷银购买每天的食物，而且还要购买被服、装具、武器，有时还有火药，当然，他们为此常可得到连长预支款项的帮助。
如果国库按时支饷，军官又能老实发放，只要军队能够相对稳定地驻扎在一个人口较多的地区，这种补给制度也能相当正常地发挥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组织正规的市场，由军需官管理。
军需官对政府负责，而不是对总司令负责，其职责是查明可以供应的物资，掌管做生意用的房舍，并实施价格管理和质量监督。
军队同地方居民之间的贸易，一般按自愿的原则进行，如果预计某项物资将发生短缺，就可能需要采取措施防止比较富裕的士兵抢购存货仅供其本身使用。
众所周知，这种制度有着无穷无尽的弊病，几乎对任何有关的人都绝无好处。但是笼统地说，在这种制度下也没有什么显然办不到的事情。
然而，一旦军队必须离开其常驻地进行作战，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建立市场需要时间，又不能指望地方农民来保障部队，除非部队行进缓慢，并有长时间的停顿，这也是常有的事。
赚钱的希望可能引诱某些大商人，正确的说法是随军商人跟随部队行动，但商人及其货车却使军队的尾巴更加增大，而且，其存货也不可能用之不竭。
如果是在本国或盟国领土行动，有时可派粮秣官打前站，以组织城镇货源，并建立市场，在极少数情况下，如果军队连续几年反复使用同一些行军路线，那么，可以组织常设性兵站，筹办并发售士兵所需的一切物品。
另一个在行军中保障军队补给的方法，就是安置士兵到沿途城乡居民家中住宿，除空房、食盐和灯烛外，还可指望居民以收取现金的条件提供其他必需品。
当然，这种办法并非经常都有良好效果，士兵们往往既要吃饭，又不付钱，甚至还要拿房东的东西。
另一方面，当时还没有一种后勤制度能够保障一支军队开入敌国领土作战。的确，在进入我们这个时代以前，还未感觉到有这样一种制度的必要。
自古以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过就是让军队掠夺其所需的一切，有组织的抢劫是一种常规做法，而非例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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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零三章 后勤之16世纪末
但是，到了17世纪初叶，这个由来已久的制度变得不中用了，这时，军队的规模过大，靠抢劫已保障不了，当时又还没有后代那种统计制度和后勤机构，能够把抢劫变成一种有组织的盘剥，以适应军队人数的增长。
结果，这个时期的军队可能是历史上供应最糟的，好象成帮结伙的武装匪徒，将他们所经过的农村地区劫掠一空。
即便单纯从军事观点来看，这种情况的后果也是灾难性的。指挥官不能让部队吃饱饭，就无法对军队保持控制和防止士兵逃亡。
为了克服这两种现象，同时也为了得到一种比较正规的补给来源，解决就连最彻底的洗劫也解决不了的经常供应问题。
到了16世纪的最后2030年间，指挥官们开始感到有必要由军队给士兵提供至少是最起码的必需品，包括给养、饲料、武器，还有被服。这一点又是靠了随军商人才实现的，办法是同他们签订供应合同，而所花的费用仍从士兵薪饷中扣除。
这种新的制度几乎是同时在当时欧洲最大的两个强国法国和西班牙的军队中开始实行的，这两支军队分别由亨利四世的陆军大臣苏利和西班牙的安布西阿若斯皮洛拉统率。
一支有正规建制的军队，无论采用何种补给制度，其第一位的需要总是金钱。
但是，16世纪后半叶，军队人数的增长大大超出的政府财政能力的增长，就连当时最富的强国西班牙王国，在1557至1598年间，也曾三次因军费开支过大而破产。
在三十年战争期间，欧洲的主要国家，除荷兰外，没有一个养得起自己的军队，结果只得求助于征收特别税的制度。
虽然这一制度最后被所有的交战国所采用，但一般认为它的创始人是帝国指挥官华伦斯坦。
华伦斯坦不用那种从地方居民征收粮食，付给国库收据的办法，而代之以大量榨取现金。这些现金是交给军队的出纳官，而不是直接发给士兵个人或部队。
这种建立在公开勒索基础之上的制度，有两个明显的优点：一方面能保证士兵得到正规的薪饷，另一方面使他们不必为了个人的利益去抢劫。这种制度的意图是要较其前身多一点秩序，因而也就多一点人道，尽管在实践上它是如此可怕，以至于饱受恐怖的欧洲人直到一个半世纪以后还到处在设法防止这种制度复活。
以上是这一时期补给制度的概述，从它对战略的影响来看，最惊人的事实是如果一支军队不能相对固定地以城镇为基地，那么，为了活命，它就不得不经常处于运动之中，无论采用什么方法，不管是华伦斯坦的特别税，还是直接的抢劫。
总之，军队及其毫无纪律的随从人群所组成的庞大机体，很快就会把一个地区搞得民穷财尽，这一事态之所以特别不幸，还因为它在时间上与堡垒的推广及改进相重合，这种堡垒使防御迅速地加强起来而不利于进攻。
如果说法王查理八世能够长驱直入地征服意大利，那么，到了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初期，一个强国的力量主要地已不在于它的野战军，而在于坚固筑垒的城镇，一个到处都有坚固筑垒城镇的国家，就是完全没有真正的野战军也能够打仗。在这种条件下，战争主要就是一系列周而复始的围城战，而深入敌国领土的战略进军，通常总是徒劳无功的。
因此，当需要决定围攻哪一个城镇，或解救哪一个城镇时，补给方面的考虑常常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那个时代的后勤的实际情况来看，一座城镇，若其周围地区已被洗劫一空，一般就不会遭到围攻，对已经被围的则很难前往解救。
1586年荷兰人解救恩德霍芬之役的失败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造成这次失败的原因是给养保障困难，但这种困难主要不是发生在这支10000人的部队前往目的地的50英里行军途中，而是发生在他们已在城外设营之后。
一场旷日持久的围城战，将使其周围农村地区的给养资源，不管原来有多少，通通被吃个精光，因此，这样的持久战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能进行。
例如，莫里斯围攻奥斯坦德时，他的军队可以从海上得到补给，但不幸的是，守军也能用同样的方法得到补给，结果这场围城战持续了打破纪录的两年之久。
在野战条件下，吃光一个地方之后可以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因而指挥官们认为野战比较容易些，由于军队不是从后方基地得到补给，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根本不指望从他们为之战斗的国家得到薪饷，所以交通线对于决定军队的运动方向意义不大。
征收特别税的制度，使得华伦斯坦的军队几乎可以自给自足，其他大多数军队的情况也是如此，包括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军队在内。
他从1631年初起，就以同别人并无显著区别的方法，在作战地区大量榨取他所需的补给品，因此，就17世纪的军队而言，除特殊情况外，在战略上不存在什么割断其后方补给的问题，唯一的例外是有时可以割断其同新兵补充地域的联系，以此为目的的战局偶尔有之。
这个时期的军队，除受到上面所说的限制以外，可以而且的确是服从肚子的需要，自由地到处流动，开往能够提供给养的任何地区，根本不考虑同其并不存在的后方基地的交通联络。
在这样的战争中，不但不强调作战的速度，而且也不提倡向着一个明确的方向作持续而有目的的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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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零四章 后勤之17世纪
一方面，17世纪的军队似乎具有脱离交通线行动的极大自由，另一方面它的战略机动性却受到河流走向的严重限制，通常这并非因为渡河困难，而是因为随军运行的补给品沿水路输送要比陆上拖运容易得多。
尽管这一特殊考虑适用于所有军队，但是，说来矛盾的是，一个指挥官将其补给品筹集工作做得越好，他对水路的依赖性就越大，这既是由于船舶具有比马车大得多的载重能力，也是由于船舶本身不需要什么额外的补给品。
17世纪的一位第一流的军事工程师曾经计算过，100拉斯特约200吨面粉和300拉斯特饲料，水运只需9艘船舶，如果陆运，仅前一项就需要600辆大车。
在那个时代的所有指挥官当中，没有人能象莫里斯那样善于利用水路的优越性，但反过来说，也没有人象他那样离开了水路就难以作战。
他利用马斯河、莱茵河、列克河、瓦尔河这几条大川，迅速地自东向西又自西向东运送炮兵辎重，一次又一次成功地给西班牙人以突然袭击，时而出现在弗兰德，时而又出现在贵尔德兰，常常在西班牙人猝不及防之时就一举攻占他们的要塞。
但是，一旦离开了河川，他就一筹莫展了。这一点，从他1602年的战局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顺便提一句这次战局是当时企图以有目的的战略机动来夺取战争胜利的非常少见的战例之一。
渡过马斯河后，莫里斯打算绕过进军途中的各处要塞，插入布拉班特腹地，诱使西班牙人应战，然后向西转入弗兰德，最终目的是解放这两个省份。
为此，他集中了一支庞大的野战军5422名骑兵和18942名步兵，另有13门加农炮，17门臼炮和5门野战炮，但在这些火炮中，仅13门臼炮随军行动，其余均由水路输送，到战场与大军会合。
部队预定前10天要自给自足，其伴随的700辆大车载有50拉斯特面粉，另外的50拉斯特由水路输送。虽然作了这些并非无足轻重的准备，但根本没有考虑在战局期间哪怕是尝试一下以正规方式组织部队补给的问题，所有上述措施都只是为了暂时维持一段军需，直到部队能够收割沿途的庄稼，并将谷物加工成面包为止。
实际上，发起这次战局的时间，从农作物季节上看是过早了，莫里斯的部队6月20日渡过马斯河后，立即就发现布拉班特的庄稼还未熟，不能收割，携带的给养也证明不能满足需要，特别是这支大军的英国分遣队耗光了自己分得的给养，需要别人支援。
这时，莫里斯写信给国会说，他不知如何继续进行这次战局，他仍将诱使西班牙人投入交战，如不成功，即返回马斯河。
大军在刚刚走了一个星期之后，于6月27日停止前进。
随后3天，由于作出了巨大努力，焙制新鲜面包的工作进展顺利，因而7月2日得以继续进军，但3天后又一次因需焙制面包而中止前进时，莫里斯就坚定地下了决心：如不能在圣特瑞金附近求得一战，他将返回马斯河。
7月8日，部队果然抵达圣特瑞金，但又发现原定由水路随大军输送的50拉斯特面粉实际只有16拉斯特，面临饥饿的威胁，莫里斯决定撤退。
在将剩余的面粉分配并焙制完毕后，于7月10日开始退兵，但次日就因天气太热而被迫停顿。
7月12日，英国分遣队又耗光了面包，需要全军帮助摆脱困境。
回到马斯河后，7月19日，一大批面包和干酪送抵莫里斯的部队，因此，他决定向弗兰德进军，但国会对他这种漫无目的的运动已经再也不能忍受，断然禁止这次进军。
于是，莫里斯扎下营盘，以便围攻格拉伏。
据信，西班牙之所以未能征服北尼德兰，是因为那里河川太多；而从荷兰人方面来说，他们未能在比利时取得进展，则是因为那里河川太少。
就连那些不大关心补给状况的指挥官，也对河川有某种程度的依赖性，这是因为那时的火炮重量太大，例如在莫里斯的炮兵中，其最大的火炮所谓卡托文重约5吨半，必须拆开才能运输，即便如此，每门炮所需的挽马仍不少于30匹，其中，预计每年要累死2030。
一支由6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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