溅血忠魂-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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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动和史迪威指挥权之争。在1944年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中美外交就是在无数次谈判和争吵中进行和发展的。

　　　　对于蒋介石政府的求援要求和不合作的态度，美国避免了1942年5亿美元贷款时“让中国给我们规定条件”的覆辙。这时，美国在与日本进行的战争中已明显处于优势，其地位已不象1942年初那样被动。美国不再相信也不再担心中国会退出战争。同时由于太平洋战争进展顺利，它在万不得已时也可以削减在中国的军事计划。此外，在贷款和美军在华支出问题上，美国军方不仅关注金钱的数量，更注意它与中国从滇西出兵和史迪威在华地位之间的关系问题。

　　　　因此陆军部的态度尤为强硬，坚决反对在财政问题上向中国作出让步，屈服于中国的压力。美国的有关决策过程表明，陆军部和财政部此时对对华政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尽管国务院有关人士对中美关系的全局及战后发展分析得头头是道，但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国务院认可的向中国运送某些贵重商品，用以遏制通货膨胀的建议，仅仅因为军方宣称缺少运输机而被否决。在民用“租借”物资援华问题上，也是同样遭遇。

　　　　罗斯福作为军队总司令和摩根索的密友，加上他在开罗会议上与蒋介石夫妇相处的亲身体验，对军财两部意见言听计从。摩根索因此曾对军方代表克莱（l。clay）将军讲，“只要陆军部和财政部站在一起，我就不必担心了”。

　　　　当然，美国的强硬立场同样是有限度的。它力图避免下列情况：即美军不得不撤出中国战场和蒋介石政府因财政危机而垮台。虽然美国军方一度自信地说，它可以搞垮蒋介石，也可以完全撤出中国4，但整个说来，美国并没有作好抛弃蒋介石和放弃中国战场的全面准备。这一点在史迪威指挥权危机（中方称史迪威事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1942年初史迪威赴华时是美军中印缅战场司令，同时又是盟国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的参谋长。这种双重身份使他难以满足蒋介石的许多援助要求。蒋介石希望能通过他争取到更多的美援，史迪威却认为自己并没有责任去这样做。

　　　　更使他不满的是，国民政府一味保存实力，寄希望于美国最终打败日本。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实际上反映了两国战时利益上的分歧：双方都认为对方应在打败日本的战争中作出更大的努力与牺牲。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冲突在1944年发展到顶点。

　　　　1943年史迪威不顾盟国已推迟南北夹攻缅甸的计划，无视蒋介石要其按兵不动的指示，率领中国驻印军（x部队h…ernburma），并要求蒋介石下令中国远征军（y部队）在滇西配合作战。后者对史迪威的擅自行动非常不满，拒绝发兵。

　　　　史迪威遂请罗斯福五次电压蒋介石，迫使其在1944年4月同意中国远征军出动。与此同时，日军发动了“一号战役”，占领了豫湘桂的广大地区，威逼重庆。中国战场再现危机。为阻止中国战场可能的崩溃，罗斯福在1944年7月要求蒋介石任命史迪威为全部在华盟军的指挥官。

　　　　以后两个月中，罗斯福曾先后三次要求蒋介石从速安排史迪威的指挥权。美国的高压政策最终激怒了蒋介石，他借口难以与史迪威合作为由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当时罗斯福的在华特使帕特里克�9�9赫尔利（p。hurley）也站到了蒋一边。他告诉罗斯福：“如果你在这场争论中保留史迪威，你就将失去蒋介石，并且还会连同失去中国。”

　　　　在“失去中国”的威胁下，罗斯福在10月决定召回史迪威。缅北战役和史迪威指挥权危机奏出了中美同盟中极不和谐的音调。可以说，这一插曲是整个战时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内所仅见的。1944年中美关系这场从财政援助到军事合作的全面危机最终以双方妥协而告终，但它却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后遗症。

　　　　中美财政问题上的危机不仅危害了两国合作关系，而且给中国战时经济及政府威信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虽然经过十个月的艰苦讨价还价，中美双方最终在1944年12月就有关美军在华开支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向中国支付2。1亿美元，抵消中国在1944年2…9月为美军在华活动垫支的180亿左右的法币，但是，中国为美军支付的巨额法币垫款却直接导致中国通货恶性膨胀，和国内经济的急剧恶化。

　　　　滇缅作战失败的恶梦，这还只是一个开始而已，从此中国为了“如何”与“何时”反攻缅甸，与英美盟国展开了一场接一场的会议桌上的折冲战，中国是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盟国的暗算；蒋介石与史迪威更是在这个作战计划上，明争暗斗，造成了中国战区一次接一次的危机，迫使美国总统罗斯福四次派遣特使前往中国调解争端，史迪威更利用美援物资作为诱饵与武器，引发了暗潮汹涌的中国内部权力斗争，影响到中国整个抗日的战局。基本上，蒋介石认为，缅甸作战只是亚洲大陆战场的一个环节，因此反攻缅甸的重要性是在于打通滇缅路，这将是美国大量军援中国的唯一通路，也是决定中国能否继续作战的生命线所在5。此外，任何中国派军往缅甸作战的前题，绝对是不能因此危及到中国战区的安危，因为中国战区是决定亚（5其实还有可以经过中亚、新疆的通路，但是已经被“盟国”苏联所关闭了。）洲反轴心国作战成败的关键所在。

　　　　这点罗斯福与丘吉尔其实知道得非常清楚，虽然表面上，由于当时中国军队无力在亚洲大陆主动的反攻日军，而让一般的评估都贬低了中国在这场历史大战的战略关键价值。设想假如中国放弃与日本的对抗，而让日军能够抽调出将近百万军队，执行日军的战略作战计划，那么英国根本休想守住印度与中东，美国在太平洋反攻也要遭到三倍以上日军的抵抗。所以蒋介石认为，反攻缅甸必须要盟国全力参与，并且要海陆两面夹击在缅甸的日军，以击溃日本在此地区的部队，开放东印度洋的航线，如此才能真正打通援助中国的命脉。中国一旦得到足够的支持，就可以成为击败日本最为重要的盟国作战力量。但斯大林、邱吉尔与马歇尔最惧怕的“恶梦”，就是中国得到援助而军力壮大。他们需要中国在牵制日军作战的同时，耗竭一切国力，却绝对要防止中国壮大的军力参与对日反攻。另一方面，史迪威已把反攻缅甸的作战当成事关他“个人荣辱”的战争了。史迪威要求中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的支持他在缅甸进行反攻日军的作战，至于是否会因为大量抽调中国战区的兵力，而造成中国战区本身的危机，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假如华军在中国被日本击溃、中国战区被日本完全控制，盟国也就不必担心反攻缅甸与打通滇缅路了。所以史迪威究竟是哪方的中国战区参谋长）？

　　　　对于英国而言，反攻缅甸的战略安排，最多只限于在缅北的局部作战，其作用是在于牵制日军的侧背，阻止其顺利地向西进攻印度，邱吉尔是绝对没有任何的意思，要在欧战取得决定性战胜之前，派兵光复亚洲战场的失地（光复亚洲战场失地，那自然是美国和中国的任务），当然更不愿意打通援助中国的生命线，而让她得到足够的援助，这样华军就能够在亚洲战场上纵横驰骋，中国在战后自然拥有真正强国的地位，到时候，英国就很难找到漂亮的借口来继续控制香港，连要保有其它亚洲的殖民地也必会有更多的麻烦了。

　　　　一九四二年六月三日，史迪威从印度休养完毕，毫无愧色地回到重庆，这时华军退到印度的两个师，已经成为史迪威“个人”掌控的部队。史氏向蒋介石提出他反攻缅甸的作战方案，这个方案规划中、美、英三国在一九四（6魏德迈在其《魏德迈报告！》一书中对中国为盟国胜利而付出的牺牲与关键性的贡献有很中肯的评论。）二年年底，出动陆海空三军，反攻缅甸。中国由云南出动二十个师，向缅甸北部出击；英国出动三师部队，美国出动一个师部队，配合中国两个驻印师由印度向缅甸西部进攻，两路会师曼德勒，再南下进攻仰光。

　　　　另外史迪威更提出了洋洋大观的西南太平洋总反攻计划，规划中美英三国，各自出动陆海空大军，分成五路，分别进攻缅甸、越南与新几内亚，然后击毁日本在菲律宾与台湾的海军。在华南取得海港，大量武装华军进行全面反攻。史迪威这两个近乎天马行空的作战计划，可以说是根本不符合当时战场的现状，因为当时美军仍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最后能否守住南太平洋都还在未知之数。美军部队还在征召训练之中，全部力量赶赴欧洲应战与防守太平洋都还不足。英军更是自身难保，印度的独立运动又风起云涌，英军那里有力量出兵作战。而中国的军队亦缺乏优势火力的武器装备，以及现代化的训练，所以要想从中国战区出动大兵团作战，实在也有困难。

　　　　因此当时美国驻华大使馆，对于史迪威的反攻缅甸计划的评语就是“完全不切实际”。美驻华大使馆建议，美国应该而且做得到的，是对中国战区提供作战飞机，以及空运兵工生产器材、军火原料与汽油，以维持中国战区的作战自卫能力。

　　　　但是史迪威显然是把自己的缅甸之战，当成唯一与优先的战略布局，要设法把盟国所有的作战力量，都优先拿到缅甸来，让他能在缅甸击败日军。但这样的构想，哪里能够得到盟国真正的支持？果然史迪威的计划拿到英国驻印度司令官魏菲尔那里，立刻就遭到被拒绝的命运。英国提出自己的缅甸作战方案，是由中英两国的军队，进攻缅甸北部的阿恰布（akyab），然后沿着更的皖江（chindwinriver）南下，逐步收复缅甸，英国的这个进攻缅北的作战计划，其目的只在缅北形成战略牵制，以防止日军发动进攻印度，而与德国在中东会师的计划而已。

　　　　不过在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压力下（史迪威是马歇尔用来压制中国战区的红人），英国最后与史迪威达成一个折衷协议，盟国的反攻缅甸计划，延到一九四三年三月一日，英军出动七个师由西面进攻缅甸，中国出动大军由云南进攻腊戍与曼德勒，另外中国驻印军则由缅北加入作战，最后盟国的大军会师仰光。史迪威将这个计划，回报蒋介石，要求中国方面准备配合。

　　　　蒋介石对于盟国反攻缅甸的计划，一直给与优先的支持，因为这是中国得到大量美援，使得中国作战力量复苏的唯一机会。但是蒋介石却坚持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盟国必须要在缅甸发动全面的攻击作战，以优势的兵力，一举击溃在缅甸的日军。蒋介石认为，假如盟国不能出动海空军，切断东印度洋的日军补给线、掌握缅甸战场的制空权，那么中国与盟国的陆军部队，绝对没有能力在缅甸北部的作战之中，击败顽强的日军，只会徒然对中国有限的作战能力，造成更为惨重的伤害。由于史迪威无法取得英国出动海空军在缅甸作战的保证，但是英国反过来叫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进攻缅甸北部，以牵制日军对印度的威胁。这时史迪威急于复仇，因此任何在缅甸与日军作战的行动，他都热心支持。而此时日军已经加强在缅甸的军力，设立了缅甸方面军，军力扩充为三个军。日军特别在缅北与云南西南部，地形复杂的地带，包括怒江河谷、胡康河谷与猛拱河谷，建立一系列坚固的防御阵地，企图长期驻守，以切断中国对外的交通，并威胁与扰乱驼峰航线的运补能力。

　　　　英国政府对战时中国的不信任，首先表现在拒绝同为盟军的中国部队进入缅甸战场参加对日作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保护滇缅公路不受日军破坏，曾经下了许多功夫，

　　　　如成立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动员国军第五、六、六十六军准备入缅作战，并且积极征调滇川、滇康和滇黔边境其他部队以为后援。然而，英国政府却迟迟不愿意下令让早已集结在云南边境的中国军队进入缅北。到了1942年3月，当日军攻陷仰光、战情已到万分危急之际，丘吉尔才不得不勉强同意中国部队进入缅甸协助英军对日作战。

　　　　尽管如此，英方却又不愿充分供应中国军队所必需的油料和补给品。同年5月，日军攻陷密支那，中国数万名远征军被迫撤退至印度东部，而当时英方驻印军事当局还曾一度拒绝远征军的主力进入印度境内。一份战后英国外交部的备忘录明白地揭示，当年英国政府高层对于中国军队入缅作战迟迟不肯答允的最主要考量，即是忧惧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将不可避免地藉由对日作战而进入缅甸和东南亚其他地区。

　　　　这份备忘录并且举证指出，1942年初中国远征军进入缅北之后，曾在陶杲（htawgaw）地区向当地部落发布政令，任命该地区的地方首长并执行征兵令。虽然中国在缅北的短暂统治因日军随后的反攻而暂告中止，然而中国部队于1944年底再度反攻缅北，国民政府的势力也重返此一地区。

　　　　此外，英军曾在更南的八莫（bhamo）地区与入缅的中国游击队不期而遇。直到二战结束之后，国民政府的军队仍不断在缅北地区活动。伦敦和新德里高层对于战时中国政、军势力南下的高度恐惧和担忧，并非全然捕风捉影，特别是当战时中国的此一“南进”运动获得美国的极力支持之后。

　　　　1942年3月，美国派遣史迪威（josephstilwell）来华，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总参谋长，以及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此举也标志着中美两国战时在亚洲战场上联手抗日。对于二战时期史迪威在华事迹，以及他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过去已有许多论著加以研究，然而这些论著却往往忽略了史迪威对战时中英关系所扮演的角色。

　　　　在初抵重庆不久，史氏就向国民政府提出在印度组织训练中国军队的构想。根据史迪威的看法，势如破竹的日军很可能最终截断缅甸北部的公路或航线，以阻隔积累在印度的美国援华物资运往西南中国。史氏因而强烈建议国府调遣约10万中国官兵前往印度，就地利用印度的物资装备。

　　　　史氏表示他将协助训练这些中国兵士成为一支优秀善战的军团。1史迪威的建议原则上受到重庆高层的接受，而在美国的主导之下，英国政府最后勉强同意在印度东部比哈尔邦（bihar）的蓝伽（ramgarh）设立训练中国部队的营地。1942年秋，9000名自缅甸撤退的中国远征军成了首批在蓝伽受训的中国部队。

　　　　伦敦的战时内阁和新德里的英属印度政府虽然无法公开拒绝中国军队在印度受训的提议，然而英国内部上下却从未怀疑此一计划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印度总督林里资哥就直率地指出，一下子有为数如此多的中国部队驻扎在印度的土地上，本身就是一件具有极端政治敏感性的事情，更何况当时中国政府正欲积极插手调停英印政争，蒋介石本人还对印度国大党怀着高度的同情心。

　　　　另一方面，自1942年秋起，史迪威不断说服重庆派遣更多的中国军队前往蓝伽受训。从10月开始，平均每天约有400名国军前往印度，两个月内，共有约23万名国军抵达蓝伽。此事曾令伦敦的印度事务决策官员相当忧虑，认为不论从政治上或是从单纯的军事补给运输上来考量，印度政府都不该接受如此多的中国部队。到了1943年夏天，总共有约33万名中国部队在印度，而史迪威还希望把总数增到10万名，他还准备利用这些训练过的精锐部队，来反攻缅甸和滇西。至此，英国政府已无法再容忍和坐视，当史迪威于1943年7月访问伦敦时，英国的最高军事当局正式拒绝了他所提出的让中国在印部队的总额达到10万名的构想。

　　　　英国加紧拉拢西藏

　　　　前曾论及战时英国政府在面对战时中国势力全面地向南亚次大陆的可能延伸时，曾决定在西藏问题上作出反应，以对抗伦敦和新德里官员眼中的“中国帝国主义”。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出现于1943年春天，即宋美龄在美国公开对印度问题发表看法之后不久，伦敦高层决定以具体措施来巩固英国在中印边界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地位。“麦克马洪线（themcmahonline）”以南的土地，自西向东，约可分为3个地段，包括印度东北的阿萨姆省（assam）和不丹（bhutan）及康藏接壤的门隅（monyul），阿萨姆省中段与西康接壤的珞隅（loyul）地区，以及阿萨姆东部与西康、云南接壤的察隅（zayul）地区。

　　　　自清末以来，这一地带的边界从未真正有效地被中英两国政府所加以勘定。英国虽于1913…1914年的西姆拉（simla）会议上从西藏代表那里取得这一地区的“主权”，然而历届中国政府却从未正式承认英藏之间任何协议之法理有效性，这些所谓的已被“割让”给英印政府的领土之中，除了与不丹接壤的门隅地区之外，在民国时期同时被划为中国的西康省版图，而直到二次大战初期，英印政府事实上也从未真正对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土地进行有效管辖。

　　　　英印政府对于中印喜马拉雅山麓边界地区所采取的放任政策（laissezfaire），到了1943年春有了急遽的改观。尽管伦敦高层深为欧战所羁绊，其仍决定在中国势力尚未全面进入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之前，先行巩固英国在这些边区的传统地位。1943年3月，印度“东heastfrontieragency）正式宣告成立，负责掌管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各项行政事务，这也是英印殖民政府自1914年以来，首次将这块主权归属仍备受争议的地区纳入其正式管辖范围之内。边境行政特区成立之后不久，英印高层立即派遣了数个军事勘探队，分头前往门隅、珞隅和察隅等地区活动，而从1943年秋到1944年的夏天，伦敦当局和英印政府在未曾知会重庆国民政府的情况下，先后在察隅地区的重要据点瓦隆（walong）、洛隅地区的里嘎（riga），以及门隅地区提朗宗（dirangdzong）以南的卢帕（rupa）等地分别设立了军事要塞，并且在当地积极修筑军营、房舍、公路和小型机场等工事。

　　　　英印政府除了决定全面地将政、军触角向北延伸至中国西南边境，以作为对抗中国影响力南进的反击措施，同时也积极对西藏政府下功夫，以强化英国的一贯政策，让西藏成为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缓冲区。例如在军事上，尽管外交部门态度消极，英国战时内阁仍于1943年底批准售予西藏一批总额藏银10万两的军事装备，其中包括500万发步枪子弹和1000发山炮炮弹。

　　　　这批军火于次年夏天陆续自印北经藏南的亚东、帕里等地运抵拉萨。1在外交和政治层面上，1944年8月，英印驻锡金的政治专员古德（sirbasilgould）衔命专程前往拉萨访问。他除了向西藏政府高层解释英印当局决心增强其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统治之外，还提出一系列财政和外交援助方案，其中包括英属印度政府向西藏政府和寺院提供财政援助，以补偿其以后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将要失去的税收，以增强拉萨当局的实力，来对抗国民政府在中国西南地区逐渐增强的影响力。

　　　　英方也鼓励拉萨高层考虑在战后派遣外交使节常川驻印，以增加西藏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获悉战时英国在中国西南边境政治和军事上的新举措和对西藏政府在外交上的积极拉拢活动后，重庆高层几乎毫无例外地将此解读为“英帝国主义”对于中国西南边疆的领土野心，因而谋思报复。

　　　　1944年11月7日在重庆外交部召开的一个跨部会“藏案会议”，即是此一背景下的产物。国民政府高层在此次会议上做出了几项重要决策，包括进一步推动西藏与中国内地的经贸、政治和宗教联系，更积极地在政治、外交和宗教层面上拉拢尼泊尔、不丹和锡金等喜马拉雅山麓三小国，甚至暗中鼓动这些国家于战后脱离英殖民帝国势力而追求真正的独立自主。

　　　　正因为如此，当轴心国力量对于印度次大陆和缅甸的军事和政治威胁逐渐消退之际，中英两国之间因印度问题所衍生的猜忌和政治角力，却仍未见和缓。只不过讽刺的是，在中英双方的认知里，由印度问题所衍生和反映出来的种种争议，皆不约而同地被彼此解读为来自对方的“威胁”，然后在中英各自认为其政权和国家安危已受到严重挑战的考量下，又不约而同地准备向对方采取反击和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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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章　夜间

　　　　听到前方的炮声，我军的士兵前进的速度更快了。吴啸亚顺势命令士兵加快前进。因为日军所投下来的物资实在太多，因为炊事部已经被敌人端掉了，因此庞大的物资运输成为了战士前进最大的困难。

　　　　李孝廉身上扛着自己的那一份物资，被一群战士挤在中央。战士们前进的速度很快，框框的脚步声响彻着整个山谷。

　　　　后方的侦察兵急忙将消息报告给自己的长官，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