溅血忠魂-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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谔油鲋小�1942年4月，首次进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全线溃败，一部分返回滇西，一部分退入印度。

　　　　“那时候雨季刚来，那不叫下雨，简直是天漏了。”张富鳞说，“穿越原始森林，真是恐怖，疟疾、蚂蟥、毒蛇，加上饥饿，45000人的大军，最后只剩下7000多人。”

　　　　张富鳞认为自己之所以没有死，是因为他在师部。

　　　　若干年后的2002年，一位缅甸军官告诉张富鳞，他们有一次在追捕几名地方武装组织的叛军时，在森林里走了三天三夜，偶然发现一个山洞，进去一看，里面遍地骷髅，横七竖八。在骷髅中间，散落着锈迹斑斑的枪、徽章以及发报机等，“那是你们中国兵。”

　　　　亲身经历让张富鳞还原出当年的细节：一群筋疲力尽的士兵为了躲雨，发现了这个山洞，他们进入里面休息。就在放下枪抖落衣服上的蚂蟥刚刚躺下时，他们发现，再也站不起来了，“山洞里没有氧气。”

　　　　他在国殇墓园里看到了自己的碑

　　　　1938年，年仅16岁的韩天海正在老家重庆的一间学堂里读书，跟着老师唱“抗日救国来当兵”，“几个抓兵的人冲进了教室，说我到了当兵的年龄。”

　　　　韩天海没有任何反抗。

　　　　“那时候好多新兵连手榴弹都不会甩，把自己炸死的都有。”韩天海说。他所在的预备二师，是第一支打入敌占区的成建制的中国军队，在滇西的多场战斗中功绩彪炳，死伤惨烈。

　　　　在滇西的高黎贡山上，即使现在，村民犁地时，还经常会犁出当年死去士兵的遗骨。

　　　　和其他远征军相比，韩天海更多一份让他心悸的被俘经历。因为年龄太小，日军没有杀他，而是让他去做苦役，“被俘的战友中，有被活埋的，有被灌水的，我都亲眼看到过，太惨了。”

　　　　每次日军杀俘虏时，都会让他陪杀，“大家都被蒙着眼睛，跪在地上，谁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杀。”在心里面他已死去许多次。

　　　　1944年5月，反攻腾冲的战斗打响，韩天海和其他被俘士兵一起，趁乱杀掉三个哨兵，逃出俘虏营，返回部队。

　　　　抗日战争胜利后，韩天海离开部队去边境上做一些小生意，维持生计。他的另一个打算是，攒点钱后再回家看望父母。但局势逆转，身为中国远征军战士的韩天海已难以回乡。

　　　　若干年后，他因做生意在云南边境碰到了当年的一位战友，这位战友告诉他，在云南腾冲的国殇墓园里，有刻着他名字的墓碑。2005年，韩天海专程前往国殇墓园，找到了那块苔藓斑驳的墓碑。

　　　　88岁的韩天海已经弄不清自己家乡的具体名称，只记得自己出生在重庆，后来家里搬到成都一个叫棉花街的地方开了一个织袜子的店铺，他有两个哥哥，一个叫韩天才，一个叫韩天元。

　　　　同样来自四川和韩天海同龄的刘朝回清楚地记得，自己家在四川省岳池县广新场九区义民乡（音），“我有一个哥哥叫刘朝明，一个弟弟叫刘朝辉。”

　　　　和刘朝回同来参军的还有5个老乡，他们出发前，全县的学生都来欢送，“用竹竿挑着长串的红炮仗，放个不停。”那种“啪、啪”作响的声音一直没有停下来，“我们守阵地，日本人往上冲，我们要不停地放枪，枪一不响，日本人就冲上来用刺刀刺我们，他们的刺刀比我们的要好，好多战士被他们刺死了。”

　　　　让刘朝回至今难以忘记的是，当年和他一起参军的5位老乡，在开往云南战场的路上就因病死去。

　　　　刘朝回住在缅甸北部的城市腊戌，据他讲，腊戌最多的时候有20多位远征军老兵，但现在除了他之外，仅剩下一位90多岁的河南籍老兵。

　　　　“那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是英雄。”提起当年参军时的情景，刘朝回说。但这一切随着时局的变化而变幻，在流落缅甸的日子里，很长的一段时间，刘朝回甚至不敢讲明自己的身份。

　　　　沦为“野人”部落的远征军

　　　　张富鳞难以忘怀一次邂逅：几个月前，一位高龄的中国人晕倒在曼德勒火车站，有热心的华人将其送到当地的华人会馆，虽然这位老人说话已经含糊不清，但张富鳞看过之后确认，他肯定是当年的中国远征军。“有90岁左右，听口音又是多省籍（缅甸当地华人将云南、广东、福建三省之外的地方统称为多省）的人，像这么大年龄的多省籍的人，一般都是当年打仗流落到这里的。”

　　　　现年74岁的曼德勒多省籍同乡会副会长王荣森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曼德勒，还有一位名叫朱长江的远征军战士当了和尚。那位老兵曾经告诉他之所以当和尚，是因为他们当年躲藏在山上时，被一个缅甸当地人告发，随后遭到缅甸军方的围剿，死了好多弟兄。后来他的上司为了复仇，杀了那个缅甸人全家。“他觉得报复有些过了，就去做了和尚。”

　　　　本刊记者前往曼德勒的一处山上打探，当地一位和尚称，的确是有一个叫朱长江的中国和尚，但不知道他现在身在何处。

　　　　曾在缅甸当阳生活过多年的华侨王升鸿说，在当阳，最多时有30多位老兵，有开小赌场的，有镶牙的，有开汽车的，大概只有一半在战后和家人取得了联系，而回到国内的只有五六个，“一个叫吴应光的老兵，家在四川内江，我帮他写信联系上了家人，但至死他都没能回去。”

　　　　“而早年回去的人，也不一定比留在缅甸好。”王荣森说。

　　　　在缅甸做玉石生意的华侨尹正权说，三四年前，在他的玉石厂打工的一位工人被生活在当地深山老林里的一群“野人”抓去了，后来他们去交涉，发现那群人穿的是用藤条做成的衣服，用的是弓箭，“他们说的话根本听不懂，应该是他们自己的语言，后来他们听见我们说汉语，就用很简短的汉语和我们说话，我们听懂了几个词，比如国民党兵、打日本人等，我们猜测他们是当年留下的远征军。后来我们给了他们一些东西，换回了我们的工人。那个位置在印缅边境，是当年远征军撤往印度时经过的地方。”

　　　　身为师部通信兵的张富鳞说，以前每次打完仗，在安葬好战死的兄弟们后，师长孙立人总会献上一束花，并留下伤兵守墓，说等到战争结束后，他会接兄弟们荣归，“但世事难料，后来孙立人自身难保，那些奉命守墓的兄弟们，更是连自己都倒在了异乡的丛林。”

　　　　不想就这么潦倒地回去

　　　　祖籍广东海丰的张家长回乡探亲已经是在离家整整45年之后。张家长说，1943年，年仅18岁的他告诉哥哥，家里兄弟三人，生活太困难，必须有一个人外出逃生，因此他准备去当兵。

　　　　当兵后的张家长被分配至预备二师，和韩天海在同一个团，“有一次一位战友中枪，血就像水管裂了似的往外冒。”

　　　　1988年，张家长到中缅边境的云南畹町看望几个当年的战友，战友告诉他，国民党老兵回国再不会受到限制了。

　　　　这一年，张家长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广东海丰。当他的哥哥见到他时，激动地说：“你当年说出去逃生，没想到一去这么多年，走了这么远。”

　　　　不过，张家长说，他依然能感觉到异样：“有个老同学，见了我扭过头不敢认，生怕我会连累到他。”

　　　　在曼德勒街头开着一家布店的张家长，已经完全习惯了这里的生活，“我的兄弟姐妹，有在香港的，有在台湾的，也有在大陆的，他们生活都不错，经常说让我去他们那里住，但我不愿意去。”

　　　　张家长说，他是广东海丰张氏家族的第12代人，而如今他成了缅甸曼德勒张氏家族的第一代人。这位在家中已经习惯于说缅语的远征军老兵，经常教育孩子“要懂得说中国话”，“因为这是他们的母语。”

　　　　老兵陈华的回家之路充满了悲凉和伤感。

　　　　陈华说，1937年，在参军前，将自己的妻子送到岳母家四川内江，他告诉妻子，打完仗就接她回家。那时，陈华的二儿子还在妻子的肚子里。谁知这一去就是50多年。

　　　　1990年3月18日，一位在缅甸经商的华人突然找到身在仰光的陈华，说他到云南进货时碰到一位中国人，托付他找自己的父亲陈华，并转交给他一封信。写信的人叫陈传毅，就是陈华的二儿子。激动不已的陈华立即给儿子发去电报，并于一个多月后回国。

　　　　“我的妻子早已改嫁，回到四川内江后，我们俩只能相对大哭一场。”陈华说。另一件让陈华内疚终身的事情是，因为他的一封信，让他的一位朋友丢了性命，“上个世纪50年代，我给云南的一位女性朋友写过信，结果她被她的弟弟告发，说是私通国外，一帮人就到家里去抄家，这位朋友很聪明，把信烧掉了。那帮人翻来翻去，最后在床上的褥子底下发现一张《人民日报》，报纸上有一张毛主席的照片。这位朋友就被定为反革命罪，被批斗致死。”

　　　　陈华说他的愿望，是在有生之年还能回家乡看看，“但我不想就这么潦倒地回去，给孩子们添负担。”陈华说，他正在申请台湾方面发放的战士授田补偿金，有50万新台币，如果能领到这笔钱，他就回去，但目前台湾方面让他提供当兵时的证件，他全都丢了，“我的军官号是337006。”

　　　　共同捐弃历史包袱

　　　　2009年2月，老兵陈达夫和边一帆在曼德勒相继去世。

　　　　两位老人的去世，让在曼德勒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刘雅馨有些难过。在来曼德勒留学之时，她曾受广西一家援助老兵的民间组织委托，向他们发放纪念章，“我打听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才刚刚去世。”

　　　　身为“80后”的刘雅馨，坦言自己对抗战历史了解得不够深入，“我们看的都是《地道战》《地雷战》等片子，对远征军的历史，知之甚少。”

　　　　旅缅远征军暨后裔联谊会会长王玉顺的父亲就是一位已经过世的远征军，让这位远征军后代伤心的是，在缅甸，经常会看到日本人前来悼念他们当年在战场上死掉的士兵，日本人甚至连他们的战马都修有纪念碑，而怎么很少见到我们中国人来悼念那些为抗日牺牲在异乡的英魂呢？

　　　　“关于这段历史，还有一些地方需要我们去重新检讨。比如如何评价这支军队对抗日救国的贡献，还有，我们的远征军到缅甸是为了抗日，但直到现在还有一些缅甸人认为我们当时是侵略了他们。这些工作，都要我们后人去做。”王玉顺说。

　　　　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的情况引起了中国官方的重视。2002年，在中国驻曼德勒总领事馆的组织下，由9名老兵组成的中国远征军回国访问团终于成行。

　　　　当时参与组织此次活动的王荣森称，他开始找老兵说此事时，好多老兵都不愿意回去，经过多次做工作，终于有11位老兵答应回国访问，“就在临出发前，又有两位老兵因为孩子的反对未能成行。”

　　　　中国远征军回国访问团的成功访问，打消了众多远征军老兵心中的疑虑，一些老兵为此向中国驻曼德勒总领事馆提出，花那么多钱回国访问，还不如花几块钱人民币给他们发一张证明，“只要说我们打过日本鬼子，为国家做过贡献就行。”随后，几位老兵以缅甸现生存抗日远征军全体退伍老兵的名义，向中国驻曼德勒总领事馆递交了请愿书。

　　　　中国驻曼德勒总领事馆领事张建兴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向中国远征军老兵发放纪念章一事，他们早就有想法，到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他们向中央提出申请，很快得到了批准。

　　　　每每说到这枚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的纪念章，张富鳞总是很激动，“中国俨然已经是一个大国了，因为它的发展开始遵循自然法则。自然法则就是允许多元，允许蝴蝶成群，也允许蜜蜂存在。”

　　　　走进腾冲县腾越镇洞坪村，老兵张金正已在村口等待。

　　　　回暖的阳光洒在新农村建设中刚修筑的柏油路上，晃着行人眼睛。92岁的老人佝偻的身体斜倚在路边石头上，小心地避开臀部至今未取出弹片的部位。身边放着拐杖，还有一杯与他的眼神相仿的浊茶。

　　　　他的农家小院在路对面，推门进去，数百只晒着太阳的苍蝇轰然而起，又旁若无人地落下。老人选择坐在屋门前的台阶上，迎着阳光，低垂眼睛，任凭苍蝇们在衣服上爬来爬去。

　　　　他开始讲述自己抗战中的经历，反复翻检着时间与地点已经搞混的记忆。

　　　　说话间他偶然抬头指着一侧砌得工整的石头房子，略带欣慰地说：“这是我自己弄的。”似乎这是他一生最大荣耀。

　　　　模糊的抗战记忆

　　　　像张金正这样，在滇缅战争结束时选择留下的伤员和不愿参加内战的军人有6000多人。如今，在世者已不足300人。

　　　　他们可能来自全国的各个地区，抱着报效国家的理想，或者因抓伕加入国民党军；他们在滇缅抗战中浴血拼杀，以惨烈的代价获得对日的巨大胜利；他们因负伤、部队解散等原因留在云南，多数过着穷困窘迫的生活，终生未得回乡；他们是云南最后的抗战老兵，与时间一起默默凋零。

　　　　张金正的老家在河南开封，具体哪个乡哪个村已经记不得了，他说只知道家在黄河边，1938年国民党炸开花园口大堤以阻挡日军时，家乡全被淹没。

　　　　张金正说，18岁时，给地主家打长工。那时他的名字还叫做王正兴，后来的名字是在入赘腾冲后改的。“军队来抓壮丁，地主家有钱，不用去，就找我们来顶。”张金正回忆。以后的抗战经历，他却只有一堆错杂重叠的记忆断片。

　　　　对老兵们来说，战争的记忆悠远模糊。云南解放之后，几乎无人再提及国民党军队抗战的历史。运动频繁到来的年代，家人唯恐与反革命分子沾亲带故，老兵自己更是绝口不提。

　　　　直到近年来关心滇缅抗战史与老兵生活的民间人士逐渐增多，继而引来媒体的关注，这段往事才又被提及。已经习惯遗忘的老兵这时能想起的，往往只是当年从军的断片残影。

　　　　贵州籍老兵李华生是远征军预备2师第五团的勤务兵，曾经下连队参加过光复腾冲的战役，他说他印象深刻的只有一件事：

　　　　“一次师部要去军部开会，要走过腾冲城的西门。那里是日军的控制区，十几匹马刚刚在小路露头，日军的枪声就响，也不知道是哪里出来的。

　　　　“师长就跟我说：‘小鬼，骑着马沿路跑，跑快些！’他拿着望远镜在后面看着，让我冲出去吸引敌人，好观察日本鬼子在哪里埋伏。

　　　　“我骑着大红马快快地跑，子弹就从我耳朵边上擦过去，差点死了。后来知道是一个鬼子在树上架了机枪，大树被他们挖空了，他躲在里面。我们通知了198师的炮兵，把大树打倒了。”

　　　　唯有谈起这段历史，李华生的话最多，情绪也最激动。

　　　　卑微曲折的和平生活

　　　　“老兵们过得非常贫困。一般士兵干不了别的，只能靠种地，找的妻子也不太好。当过军官的留下来情况会好些，但解放后在运动里受到的冲击也大。”段生馗组织过为老兵捐款的老兵协会，熟悉老人们情况的他如此说。

　　　　曾当过国民党少尉参谋的卢彩文回想起上世纪50年代的经历，不住摇头，“我们问心无愧，但是上面有上面的考虑。”“文革”开始卢彩文已成为“死老虎”，但仍不免被作为活靶子供革命群众“练手”。

　　　　卢彩文是腾冲人，在当地有不少亲戚、朋友，加上文化水平高，“文革”后不久便恢复工作，做过中学老师、年级主任、校长，晚年还做过政协委员。相比之下，外省老兵留在腾冲的境况就没这么好。

　　　　李华生是在腾冲光复后自己开小差溜出来的，在腾冲县清水乡良盈村安家，这是他此前打游击的地域范围。他说：“这里还是比家乡状况好些。”

　　　　上世纪50年代，李华生当上村里的农会主席。当时政府曾动员老兵们回家乡，大约走了300多人，他因为在管事没能回去。没想到1952年当地掀起“打歹”运动，打击对象就波及到一些农会主席、民兵营长，李华生也被牵扯进去。

　　　　“当时抓了三个头儿，枪毙了两个。我平时没打过谁骂过谁，只判了我3年徒刑。”李华生回忆说。后来，他又在劳改的地方带着被管教的人干活，表现积极，待了两年多就出来了。

　　　　此后他靠种田为生，结婚生子。他在山间盖了两间小石头房子，屋里没水没电，每天做饭要去山里砍柴、挑水。吃的米靠别人救济，菜就自己在屋前种一点，常年吃不上肉。

　　　　“他的妻子和女儿都去世了，儿子是个混混，离开家三四十年了，现在也不知道是死是活。儿媳跑了，丢下孙子也是个混混，30多岁了还没结婚，也从不来看他。”段生馗介绍说。最近几年，他反而成了最常来看望李华生的人。

　　　　摸不着的回乡梦

　　　　段生馗在网上写过李华生的境遇，由于老人的家在去腾冲热海的必经之路上，他便呼吁游客们经过时能捐一点钱给老人。“很多人找不到他家，我本打算立一块牌牌，上面写上‘老兵在此’。但是朋友劝我别这么干。”

　　　　没有钱，更没有回家的路费。外省老兵们大都心心念念想回到老家看看，却很少有人如愿。

　　　　“解放前路不通，从腾冲到昆明就要7天，不用说去别处。我又是逃兵，抓到会被判枪决。解放后没钱，而且在这里就受批斗，是坏分子，更不敢乱跑。”李华生说。

　　　　2007年，贵州电视台曾策划老兵回家的活动，当时选了9位老兵。李华生是其中之一。由于路途遥远，需坐飞机，老兵们事先都被组织体检。

　　　　“有两位老人体检没通过，怕路上出危险，没让他们回。结果天天来我办公室哭。”腾冲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马家新说。

　　　　李华生身体很好，但他也没能回家。原因是他根本不记得自己家在哪儿，12岁就被抓伕出来，自此就跟家里失去了联系。他只知道家在贵州省湄潭县，具体乡镇不知道，父母的名字不知道，家里还有没有人活着也不清楚。

　　　　老兵张金正曾经与河南老家有书信往来。60年代，家里还写信过来问，能不能寄一点粮票回家。张金正叹着气说，“一直没钱回去，坐飞机到昆明就要80块一张票。现在八九十岁了，想回也回不去啦……”

　　　　一旁坐着的大儿子笑着提醒：“哪里是80块，是800块一张票。”老人“哦”一声，转头往远处看去，神色更显落寞，一行浊泪顺着他脸上的皱纹滑落。

　　　　彭彦无法忘记那个搂着柴火的佝偻背影。

　　　　2007年5月的一天，彭彦见到了已年过八旬的潘振华，潘参加过著名的新墙河战斗。

　　　　古旧的军帽粘满了灰尘，脚上的猪皮鞋已经裂开，脚趾头都露出来了。漆黑的小屋里，照相机的闪光灯映出老人蜷缩在角落里的轮廓，对光线毫无反应。

　　　　邻居反映，潘振华的儿子在平江做生意，“很少管老人”，失明15年的老兵，还得自己上山捡柴。

　　　　随后他们看到，老人出门时，带着一根长长的绳子，一头绑在家里，一头系在身上，摸爬向屋后100多米高陡峭的山坡。捡到柴火后，再顺着绳索轻轻地爬回来。

　　　　“老人家，您最希望得到什么？”彭彦问。

　　　　2008年9月22日，彭彦、杨卫清接到一个电话：“潘振华去世了！”电话那头声音急切。两人心里一震，朝着新墙河方向深鞠一躬。

　　　　事后得知，那天下午潘振华像往常一样顺着绳子上山，回来时不小心摔在草丛里，就再也没有站起来。

　　　　杨卫清和6名“湖南老兵之家”的志愿者，风尘仆仆地赶往岳阳新墙河吊唁………在阵阵哀乐中，彭彦再次看到潘振华，老人的笑容凝固在一幅遗像中。

　　　　辗转南北的潘振华，至死只拥有一个过于粗略的称谓：抗战老兵。

　　　　5年捐助100位老兵

　　　　2004年，北京一外贸公司的白领韦志华，将一位作家写的“老兵文章”发表到“崔健论坛”。作为论坛管理者，她发起了网友热烈讨论，很快互助抗日老兵论坛正式启动。成立之初，援助的老兵多为云南地区的中国远征军老兵。

　　　　2100元，是这个民间组织第一次筹款的总额，这笔资金援助了云南保山市40名抗日老兵，每人50元。互助资金由保山市委宣传部设立专户，指定专人负责管理。

　　　　2006年1月，韦志华开始了她的云南十日行，看望受助的中国远征军老兵。2007年5月，为纪念抗战爆发70周年，彭彦也组织起11位驴友，一路寻访老兵。

　　　　随后，参加援助的论坛网友达成了一种默契：每人每月拿出50元钱“一对一”互助老兵，直到老兵身故。从2004年到2007年，互助抗日老兵论坛共收到汇款18余万元。捐款者中包括下岗工人。

　　　　2008年，由于多方原因，韦志华逐渐淡出。随后，范玲、彭彦、杨卫清等人接过韦志华手中的接力棒。

　　　　通过持续不断的寻访，5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