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溅血忠魂-第7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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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缅甸作战中,日军死亡达18。5万?。
中国远征军大规模入缅,是在日军已占据缅甸南部沿海地区,英国被迫向内地退却后开始的。此前,1941年12月底,英国印缅军总司令韦维尔对中国出兵缅甸的表示,以应避免中、英军
队混合作战为由,只应允中国出动少量兵力到中缅交界地区,并明确“不需再请中国增援”。对此,他在英国内部的有关文件中谈到:“英帝国的一个国家应该由帝国的军队而不是外国的军
队来保卫才符合理想。”英方的这一态度,使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已准备出动的中国军队停止待命,“勿庸入缅”。1942年1月,日军开始进攻缅甸,韦维尔仍坚持不愿中国军队大规模入缅。直
到日军在南缅攻势甚猛,英军难以抵挡;加之丘吉尔在美方压力下,专门致电韦维尔对其拒绝中国军入缅表示“困惑不解”后,韦维尔才最终同意中国军队大举入缅。英方不愿中国军队大举
入缅,很大程度上是担心中国介入将影响其对缅甸的控制,英国对中国远征军入缅表现出的三心二意,预示远征军在缅作战将不会一帆风顺。
其实,中国准备出兵缅甸,主要是从中国本身战略利益出发,中国在缅甸最重要的利益所在即保卫缅甸南部的仰光出海口,以维持较为便捷的海外物资输入的运输线。1941年间,中国方
面起草的有关中英合作作战计划草案即以此为基本方针。因此,中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出兵缅甸抱积极态度,随时等待着对缅甸有宗主权的英方的邀请。在英方拖延一个多月于1月底向
中国求援后,蒋介石随即令待命中的第6军向缅甸出动,按英方要求开往泰缅边境地区,防御日军由泰国边境向缅甸进攻。此后,截止战争结束,第6军的主要任务及作战地境即在这一范围。
同时,蒋并不满足于仅在缅泰交界地区防御,2月4日,他下令第5军“各部队应即作出发准备,以便英方要求时能即刻开往”。14日,蒋下达第5军入缅令,要求:“第5军大约使用于同古、仰
光附近地区”,以保卫仰光为其主要责任。显然,当时中国希望和英国一起,在缅南与敌决战,争取打垮敌人,保卫仰光,战略设想和战略目标是积极的。和后来中国方面在指挥权问题上寸
土必争不同,此时中国在指挥权问题上表现也十分大度,蒋多次指示,中国军队入缅后,“即归英方指挥”。不希望因指挥权问题影响远征军出动及整个战事,尽快加入缅甸作战的心理相当
迫切。3月6日,史迪威在与蒋谈话后也观察到:“他看来渴望战斗,对英军不断后撤、半死不活的状态感到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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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出逃
然而,由于英方的拖延,中国军队出动途中,形势即很快发生重大变化。英国在缅甸未表现出充足的坚守决心,南部重镇仰光于3月8日轻陷敌手,缅甸出海口事实上已被封闭。同时,在
东南亚战场,英美军队全面溃败,日军控制南太平洋,其海军可顺利前出到缅南海面,缅南出海口有效性大受影响。仰光失陷及英美在南太平洋的一系列失败,对中国方面形成很大的心理冲
击,如日本人观察到的,“给英、中的合作造成了一大裂痕”。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出兵计划和战略考虑不得不随之发生变化。
3月9日,蒋介石电令“第五军入缅部队暂缓开拔”,随后,在与刚到任的美国派遣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谈话时,一改此前的积极态度,明确表示,在仰光、庇古失守后,中国原定进至
同古地区协助英军在仰光发动反攻的计划必须重新考虑,强调此后中国军队在缅作战“实有应用纵深配备战略之绝对必要”。蒋介石此时的计划是:以腊戍、密支那等缅北重镇为后方,以位
于缅北的首都曼德勒为中心,“集结主力于曼德勒附近,诱敌深入,待与交锋之后,再反攻突破之”。蒋介石这一计划,从其与史迪威谈话明言的内容看,主要基于如下几点考虑:一是对英
军在缅甸继续作战的决心不表信任,担心中国军队倾力前突后,后方空虚,一旦战事不利,将面临孤军深入的危险。蒋在3月19日与史迪威谈话中明确谈到他的这种担心,指出由于指挥难以统
一,“他日有撤兵必要之时,两国军队必陷入绝对混乱之现象而肇空前之危机”。二是怀疑中英军队的协同作战能力。中、英在指挥权和联络上均不协调,仰光失陷前,中国在指挥权上虽愿
让步,但英方并不愿意指挥中国军队,不愿承担由此而来的责任。仰光失陷后,蒋又对英方不放心,不愿将远征军交给英方指挥,中、英、美在共同指挥上的协商始终未获结果。三是英国长
期殖民统治造成当地民众对英军反感甚至痛恨,中国作为英国盟军,部队行动也必然受到影响,而缅甸混乱的在得不到民众支持,又是出国作战,地形生疏,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在盟军一
方情况下,慎重行事,应属必要。
当然,蒋介石作出这样的选择,还有其不欲明言的原因。如前所述,中国出兵缅甸,最重要的是欲保住缅甸尤其是仰光的出海口,获得盟国战略物资的接济,仰光及东南亚地区失陷后,
这一目标已难以实现,在英国未表现出坚守缅甸决心情况下,中国当然也不愿为英国作嫁,担当防守全缅的义务。因此,从最消极的方面出发,蒋甚至有“调回入缅部队,以固滇省及长江流
域之防务”的想法,当然,考虑到美国的意愿及盟国联合作战等诸多方面问题,蒋介石也知道,从缅甸撤军不太现实,较符合中国利益的选择是先确保曼德勒地区,在此作纵深防御,伺机发
动反击。这种用兵思路其实于蒋也是轻车熟路,他曾总结攻守的战略战术原则为:“战术上要取守势即以守为攻,战略上要取攻势即以攻为守。”以守作为攻守的重心。
集中远征军在曼德勒地区作战,从蒋的立场看,还有几方面的有利因素。曼德勒扼缅北之咽喉,为缅北广大地区之屏障,同时,又是中国经缅北西向印度公、铁交通之枢纽,战略地位十
分重要。保卫曼德勒,既可使缅北地区充当中国大西南地区的缓冲,使大西南地区免受日军的直接威胁,又可保住中国经缅甸至印度的对外通道,维持获得外援的间接途径,符合中国的战略
利益。也就是说,仰光失陷后,守住曼德勒,即是中国在缅作战的最大利益目标。同时,一旦作战失利,中国军队以曼德勒为中心,后有密支那、腊戍等稳固据点,撤兵也较为容易。另外,
从缅甸地形看,以曼德勒为界,以南多平原地区,以北则为山地,依托山地作防守战对武器配备较落后的中国军队也显然更为有利。这些加上蒋在与史迪威谈话时明确阐述的几点理由,使其
对以曼德勒为中心进行缅甸保卫战态度十分坚决。他曾明确谈到:“我军应固守以曼德勒为起点之斜线,俾得保守密支那与腊戍,使中国与印度间公路铁道之交通不致中断。”在与史迪威谈
话时,更一再阐述上述方针,要求史迪威以之为在缅作战基本要领。结合战场诸多因素看,这一计划应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其实,从后来战争实际进程看,蒋当时还没有考虑到由于交通及出
兵延搁造成的中国在缅甸战场逐次增加兵力等因素,尤其对日军在缅甸战场使用兵力没有足够估计,如果考虑到这些问题,按照中国驻滇参谋团团长林蔚事后的判断,中国军队在缅甸至多能
收缩于曼德勒进行会战,加之英军对缅甸作战没有坚强决心,作战地区“更应退后,使地形交通及作战范围能适应五、六两军之兵力,以期独立确保缅北山地,拒止敌人”。
但是,新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想法一开始就和蒋介石有很大不同。史迪威对中国之行雄心勃勃,3月6日,当史迪威得知蒋将把缅甸战役指挥权交给他时,如释重负,写道:“现在
我不必每天早上在惶恐不安中醒来,搞不清楚我究竟能做些什么来证明我的存在价值了。那种日子实在难以忍受。”可见,史迪威一开始就没有把其在中国的位置限于蒋介石的参谋长地位上
,指挥军队建功立业,是史迪威衷心追求的目标。而他当时对中日两军的素质、特点、战斗力均未有全面了解,在缺乏背景知识的情况下,按照他“具有以最快的速度轻率地作出最生硬的结
论的才能”的个性,进攻战显然更符合他的选择。
当然,史迪威之所以主张在缅甸进行积极的进攻作战,更主要的还是源自于美、英的全球战略。美、英以欧洲战场为主要战场是不争的事实,美国对保持英国作战能力的重视也当然要远
远超过中国。缅甸作为印度屏障,保住缅甸,对防止日本攻印,减轻英国在印度的压力,使其在欧洲战场充分发挥作用有重要意义。早在3月份,“英国和印度政府开始担心印度的安全。韦维
尔怀疑以他所能使用的军队能否保护印度。因此曾经指定调往缅甸的地面和空中分遣队被转派到锡兰,在印度境内的部队继续留在原地。”而史迪威积极主张在缅展开进攻作战的原因之一是
:“日本已被迫在缅甸动用了(本来)可能派往印度、澳大利亚或其他地方的兵力。这是中国此时能够把它所拥有的东西――兵员――贡献给盟国事业的最好办法。”所以虽然史迪威对英国
在缅甸的避战退却极感不耐,但他仍然接受这这一现实,并在战争指导中多次以中国军队作为英军退却的掩护。战役结束后,史迪威告诉蒋介石:“英方在缅甸战役之终,参与军队约一万六
千名,唯撤退至印度者,则为三万六千名。”对英方在缅力量有清楚了解。但在战争进行过程中,他却多次以英军力量薄弱、如不增援将被击垮为由,调派中国军队增援英军。了解了史迪威
的这一战略背景,对其后来在战役指挥中出现的一些违背军事常识的决策,就能够有更准确的把握。交通管理也将极大影响中国军队的机动。
正是从如上数原因出发,史迪威对蒋介石综合中国各方调查提出的缅甸作战意见不以为然,同时对蒋提出的中英协同问题、缅甸地形、后方联络、第五纵队等在缅作战诸困难也均不表重
视。他坚持认为,应在同古集结中国军队主力,并迅速向仰光出击,夺取仰光,取得缅甸保卫战的迅速完全胜利。3月9日,在与蒋的谈话中,他提出:“我军立即反攻,或可得大规模胜利之
战果。反之,如再拖延十日,敌在此期间,必尽速增援,加强仰光之防御,恐击退之非易事矣。”强调要立即发动进攻。当然,此时中国军队不过刚刚出动,大部分部队尚在国内,十日之内
反攻的说法近乎天方夜谭。此后,史迪威事实上也未坚持马上反攻仰光,并在与蒋谈话时,当面有条件地接受了蒋重点防御曼德勒的计划。不过,当其受命负责缅甸前线指挥并走马上任后,
即把蒋的计划完全置诸脑后,此后,一直到缅甸战役失败,史迪威实际都坚持和蒋思路完全相反的进攻战略。中国远征军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和史迪威的这一战略思路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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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不知战局
史迪威以中国远征军指挥官身份抵缅甸后,立即准备将其在缅甸发动全线反攻的计划付诸实施。
史迪威的权限,是缅甸战役初期一个颇引起注意的问题,蒋介石通常被指责为对史迪威放权不够并实行遥控,史迪威本人事后也一再抱怨自己权限不足,并将失败主要责任归之于此。对这一问题,首先应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就缅甸战场言,史的身份是中国战区参谋长及中国军队在缅指挥官,因此,史有执行、贯彻中国战区统帅基本作战意旨的义务与责任,这一点,蒋在与史迪威谈话时曾明确加以指出,而史也以此为当然。其次,史迪威作为中国远征军的指挥官,有权在中国统帅部指挥下,行使前线的具体指挥权。
在具体指挥权上,应该说,这一时期,蒋是准备予史迪威充分权利的。3月4日,蒋在腊戍接见杜聿明时,面示其归史迪威指挥,并令其对史绝对服从。虽然当杜反问如史迪威命令不符合蒋本人决策应如何对待时,蒋没有明确答复,但回重庆后蒋又特给杜一封亲笔信,说明必须绝对服从史迪威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只要在总体战略以外,蒋希望并明确史迪威应真正行使权力。实际上,3月15日,当第200师师长戴安澜致电蒋介石报告有关情况后,蒋迟至25日才复电,并明确指示:“嗣后凡有请求应迳呈军部,因此间无法遥制也。”20日,又指示远征军全体官长“对史参谋长之命令应绝对遵守”。可见,不管蒋介石内心是否情愿,抑或此前他如何进行指挥,在美国派遣的参谋长史迪威面前,他的行动是谨慎的。其实,当时史迪威本人也为此感到庆幸,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人接受了我的地位,这近乎奇迹。”当然,由于中、美两种文化的不同,施予者和接受者可能在权力的理解上出现了差异,在蒋看来,指挥权只意味着在他的战略方针指导下的具体实施权,而在史迪威看来,指挥权即意味着他应该有驾驭整个战场的权力,其中当然包括对战略指导的变更,这又是蒋介石当时尚不愿接受的,史迪威感到的权力不足,更重要的可能就在于此。
由于史迪威在战略思想上与蒋有着根本的分歧,而史又并不想放弃自己的见解,远征军的整体战略必须在两者间作出选择。史迪威到前线后,力主中国远征军应在缅甸发动反攻,夺回被日军占领的仰光,提出“同古会战,收复仰光”计划。21日,史迪威签发作战命令,规定:“我军决在同古附近拒止由培古方面北进之敌,并与英军协同作战”。为此,“以第二百师及第五军直属部队及第六军之第(暂)五十五师主力,归杜军长指挥,担任同古方面之作战”;“第五军之新二十二师即由曼德勒开唐得文伊附近,……准备支援普罗美方面英军之作战”;“第六军方面,就现在部署,准备拒止由泰国方面来攻之敌。”这样,中国远征军主力将投入同古方向,蒋强调的步步为营、重点设防计划只能徒托空言。
在决定中国远征军命运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并不情愿地对史迪威作出了让步。放弃其在曼德勒实行主力决战的计划,同意将中国远征军重心大幅度南移,在同古一线准备投入3个师加上兵力约1个师的第5军军直属部队,由此,远征军大部分兵力将越过曼德勒,蒋以曼德勒为中心,在腊戍、密支那等地步步为营的战略计划实际已告放弃。这一变化,按蒋本人对史的说法,“将军既为予之参谋长,又负指挥我军在缅作战之责,自当参酌尊意”。史迪威也满意地承认:“这是一个相当大度的让步”。固执的蒋介石之所以会作出这一让步,当然不是如史迪威自己认为的他的计划有多大的说服力,关键是因为其有美国这一实力国家作后盾。但是,衡量当时缅甸战场的实况,这一让史迪威满意的决策,在战略上却并不明智。
在同古展开会战的出发点,旨在迅速向日军发动反攻,夺回已被日军占据的仰光地区,但是,从当时战场总体形势衡量,这种思路其实并不现实。首先,从盟国和日本对垒形势看,由于日军已控制泰国,日军在缅泰长达千里的交界地区对缅甸形成巨大压力,缅甸狭长的地理特征使缅甸尤其是位于南端的仰光防御需要从南到北投入极大的兵力,在英方并无防御缅甸决心情况下,中国要独力担任这样狭长的防御地带,事实上难以做到,因此,即使中国远征军夺回仰光,长期固守也相当困难,何况此时仰光出海口已受日本海军威胁,难以充分利用。
其次,史迪威包括蒋介石对日军进攻缅甸的决心其实都估计不足。3月上旬,根据缅甸方面英军抵抗软弱、中国远征军开始出动的新形势,日本南方军决定“捕捉战机,果断作战,迫使曼德勒附近之敌尤其中国军队进行决战,尽量于短期内歼灭之”。预定在5月底前基本完成作战。为此,该军决定除以原第15军继续担任进攻作战外,再将第18、56师团及第三飞行集团等部增派到缅甸战场,预定3月中旬至4月上旬到达。同时以第38师团及近卫师团各一部为预备队。这样,日军实际准备投入作战的部队已达四个多师团,大大超过中国估计的二三个师团之数,而中国到日军预定完成增兵计划的4月上旬实际可投入曼德勒及以南地区作战的部队只有5个师,考虑到日军的空中及火力优势,以及其在包括与英、美军队作战中表现出的强大战斗力,这样的兵力对比对远征军显然是不利的。所以,林蔚在事后的总结中认为,同古决战目的如为击破敌人,兵力“嫌过小”。
再次,中国将主力投入同古地区,在军队的进退中都将受到友军协同、交通、后方运输和部分缅人蓄意破坏的更大压力。远征军要实施同古会战,关键是必须迅速集结数个师的部队,在日军援军到达前,一举击敌取得成功。但按原定计划,远征军除第200师外,其余部队需在3月23日以后方能到达曼德勒东北地区,而曼德勒到同古还超过由国内出动至曼德勒的距离,并且由曼德勒输送至同古较之前一段运输更为艰难。虽然后来由于各方努力,运送速度有所加快,但要抢在敌人援军到达前集中同古,事实上仍无可能。3月中旬,马格威机场被炸,盟军在缅甸的空中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日军取得在缅作战制空权后,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当时,史迪威对之未予足够重视,如当蒋反复向其说明应防止第五纵队之活动时,史迪威表示“迄今尚未发现彼等有何不利我人行动之举”,对之轻描淡写。但当战争大规模展开后,上述问题即一一暴露。史迪威日记载,26日,远离战场的仁安羌“英国士兵之间发生了骚乱,英国人正在摧毁油田”。同时,铁路运输“因缅人发生工潮,曾停止数次”,整个交通状况“糟糕透顶,职员们都已跑掉”,中国军队的运输计划无法正常进行,不得不临时从国内紧急抽调铁路员工到缅投入运输。这些本应事先通盘考虑的问题遭忽视,其后果是恶劣的。
复次,在同古展开会战还牵涉到一个微妙的战斗心理问题。由于蒋的让步是在史迪威压力下作出的,蒋对进攻作战大有保留,这种态度通过各种途径必然影响到前线将领。本来,远征军将领对史迪威就抱怀疑态度,如史迪威本人所说:“考虑到他们的历史以及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历”,“让他们在这关键地区把两个军交给一名该死的外国人,而对此人又知之甚少,难以过多信任,未免期望过高。”尤其是这一外国人贯彻的又是为他们并不熟悉且和蒋介石意志不尽相同的进攻战,前线将领的犹豫和观望实可想象。缅甸战役失败的连环扣,很可能就由此拉开。
………………………………
第三十章 战术策略
事实上,从双方力量对比看,欲在同古地区阻击日军并发动反攻的设想也不现实。日后的实际战局进程显示,中国装备最精良的戴安澜第200师加上庞大的第5军直属队在同古抵挡日军一个师团的进攻即显得十分勉强,虽然后来有增援部队加入,仍无法遏阻敌人的进攻,随着日军增援部队的到来,不得不最后撤出阵地。因此,即使按照史迪威的计划,再出动一个师兵力投入战斗,也很难实现击垮敌人的目的。在这一点上,长期指挥中国军队作战的蒋介石当然更有发言权,他对史迪威直言:“中国军队由于武器、装备和运输方面的缺陷,须三个师才能抵挡日本一个师,在这种基础上发动进攻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时提醒史,己方军队“一经后撤,倘无生力军在其后方完成防御阵地,欲其中止退却,至感困难”。这些,虽然让人不无泄气之感,但又确是符合当时中国军队实况的经验之谈,实际上,当时中国军队3个师和日军1个师团兵力上也只是相差无几。
正是有着上述的诸多考虑及对本身军队的了解,蒋介石一开始就倾向于在曼德勒进行防守反击战,客观看,这一计划不应视为单纯的消极避战。如其计划得以实施,可以预见的是,由于中国军队的持续阻击,日军到达曼德勒的时间应在4月中旬以后,届时,中国可在该地区集结5…6个师兵力,加上英军,在数量上可形成较大优势,而日军长途进击,又占据许多地区,需分兵把守,此长彼消,形势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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