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溅血忠魂-第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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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由嫌⒕谑可峡尚纬山洗笥攀疲站ね窘鳎终季菪矶嗟厍璺直咽兀顺け讼问朴锌赡芟蛴欣诿司矫娣较蜃＜又吕湛拷泄髂系厍霸鲈敫└姓加攀啤保诖俗髡剑釉耸洹⒑蠓酵布暗谖遄荻拥南跋於家让迥闲〉枚唷Ｕ庑┨跫玫煤茫喑帜酥寥∈さ幕岵⒎敲挥小Ｍ艘徊剿担灰芄幌喑郑�6月进入雨季，日军大规模进攻就难以实施，这样中国利用半年的时间就近准备，缅甸战场形势向有利于中国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将更大。所以蒋介石在与史迪威谈话中对雨季的来临表示出相当期望，将此作为其防御反击计划成功的重要一环。可惜当时史迪威信心满怀，不能接受这种稳妥战法，而蒋介石又出于种种考虑，不敢过分拂逆史迪威，以致部队倾力南下，选择了成功希望很小的缅南地区决战。结果在同古既难以集结优势兵力，对敌实施迅速打击，防御战又未能抵御日军增兵后的强大进攻，战至3月30日被迫撤出同古。此后，远征军进退两难，一步步酿成日后难以收拾之局。
同古会战失利后，下一步如何行动，成为摆在中国远征军面前的关键问题。按照蒋的一贯想法，他当然还是希望以逐次抵抗吸引日军到曼德勒，然后在此会战。杜聿明回忆，蒋在4月初到缅甸巡视曼德勒，“看到从梅苗到曼德勒间汤彭山脉一带山峦重叠，十分险要，对我说：‘平满纳会战十分重要，必须鼓励将士一举击破日寇，进而收复仰光。万一日寇后续部队增加，我军也不要勉强决战，退一步准备曼德勒会战，或把住这个山口（指梅苗、曼德勒间）与敌作持久战。’我当时很同意蒋介石的这个指示。”可见，在曼德勒地区进行持久战是蒋介石既定的最合心意的方针。
然而，同古会战后，蒋介石与史迪威间关系进一步发生变化。同古会战失利，史迪威把原因归结为其权力不足，“未能令出必行”，因而当面向蒋索要指挥全权，并要求蒋勿插手前方战事。蒋在史压力下，表现得“十分沮丧”，不得不派出罗卓英为中国远征军司令官，协调前方指挥。罗卓英的职权，按蒋对史迪威的解释是：“秉承将军命令指挥在缅甸作战之第五第六两军以及其他部队”。蒋的安排，有论者认为更复杂了指挥结构，甚至有人认为是蒋故意分散权力，其实蒋这样作，确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史迪威的到来，带来了中美两种文化间的冲突，史与包括杜聿明在内的大部分高级将领间都发生了严重冲突。任用资格较老而为人又较圆通的罗卓英，可在史迪威与各将领间起一缓冲作用，减少“发生误会之机会”，同时，史、罗形成的中美结合的指挥系统也可进一步加强指挥部的权威，对高级将领形成更大约束。4月7日，蒋在缅甸当面指示远征军各高级官长，以史迪威“负指挥国军在缅作战之责”，罗卓英则受史迪威之指挥，并明确史有作“一切最后决定”及“赏罚之全权”。这是蒋全面交权的明确表态。从事后实际情况看，罗卓英在此后的作战中，确实忠实执行了史迪威的意旨，按杜聿明的说法是“唯美国主子史迪威之命是听”，而蒋本人也尽量避免对缅甸作战指手画脚，以至杜聿明抱怨：“这时我对蒋介石也十分不痛快：第一，自罗、史到后，有关作战方面，蒋对我无直接指示；第二，我二十一日陈述集中主力于梅苗、棠吉间作持久战的意见，蒋始终未复，不知他的意图……总之，我认为蒋介石太相信史、罗”。
因此，在4月间的缅甸战场，应该说，史迪威对中国远征军的行动享有充分的发言权，而按史一贯的进攻性作战设想，他是不会满足于逐次抵抗，在曼德勒实行决战的。这样，继同古会战之后，在平满纳地区与日军继续展开会战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
当然，从当时中、英两军协同作战的部署看，在平满纳地区进行阻击战也确有一定的必要性。中国军队大规模南下后，无不战而后撤之理，而在同古会战失利，英军战斗精神再受打击背景下，要使英缅军维持战线，中国军队也必须在正面进行抵抗，鼓起英缅军继续作战的勇气。因此，3月31日杜聿明拟定命令，决定将第5军分为阻击、固守、机动三兵团，分别以新22师、第96师、第200师担任，“以阻击兵团逐次阻击消耗敌人后，以固守兵团吸引于平满纳附近，待其胶着以机动兵团转取攻势，将敌夹击包围于平满纳附近而歼灭之。”4月7日，史迪威在远征军高级将领参加的会议上向蒋提交平满纳会战计划，并获批准。10日，由罗卓英正式予以发布。其作战设想是：利用斯瓦至平满纳的隘路预设纵深阵地，逐次抵抗优势敌人的攻击；在诱敌深入我阵地内尚未立足时，两侧埋伏部队配合正面部队一举反击消灭敌人。计划明确应在4月15日前结束作战。
平满纳会战进行了十多日，单从局部的战斗看，远征军作战是积极的，也达到了迟滞敌人的效果，但从全局战略看，平满纳会战未达到击垮敌人的目的，且最后由于西线英缅军的后撤及东线防线的瓦解而不得不随之撤退，远征军的战略目标再次受挫。更为严重的是，在远征军进行并无成算的平满纳会战时，随着敌我两军的交互运动，中国军队在战略上已完全陷于被动，盟军方面的行动实际已处处受制于日军。结合日本方面计划看，平满纳会战有堕入日军预先设置的陷阱之嫌。
日军从进攻同古开始，就把进行曼德勒会战作为其作战目标。根据日军4月3日规定的曼德勒会战计划，日军准备“以有力兵团切断腊戍方面敌之退路，以主力自沿同古―曼德勒大道和伊洛瓦底江地区，重点保持在右翼向曼德勒方面前进，包围主力之两翼，并压向曼德勒以西的伊洛瓦底江予以歼灭。”同时，将攻击重点保持在右翼，以右翼兵团“神速广而深地突进，切断重庆军的各条退路尤其是汽车路，以形成大包围圈”。为完成这一计划，日军颇费心机地将右路攻击点放在靠后的位置，在左、中两路尤其是英军防守力量薄弱的左翼实施突进，以“尽量把更多的重庆军吸引至军的左正面，然后从右翼迅速突进大幅度地切断敌人退路。”这一计划抓住远征军主力前突、防御地区纵广、侧翼薄弱的弱点，作大范围的包围作战，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和全局战略眼光，十分大胆和凶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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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悔不当初
相比日军战略上的精密计划，中国远征军显得明显缺乏远见，既没有整体的作战思路，对日军可能发动的大幅度迂回作战也没有足够警惕。应该说，蒋介石对日军惯行的包抄作战是有所戒备的。4月初抵缅时，他提醒史迪威、亚历山大等：“若有数百第五纵队绕至曼德勒后面，不仅对我前线作战之士兵有不良影响，且将使局势逆转至不可救药。”随后又一再向史强调东线战场的重要性，告诫：“应有一师驻棠吉，始克有济。敌如陷毛奇，再调其驻景迈之第十八师赴棠吉，局势将异常严重。将军应特别注意此种局势。”同时多次提出平满纳会战时侧翼英军的战斗意志问题，要求史在确定作战计划时，必须事先针对英军可能撤退“而拟就办法，以免临时受窘，左右为难”。因此，虽然史迪威提出平满纳会战全面计划时，蒋当着远征军将领的面予以支持，表示：“余决意保持曼德勒以南之中缅地带，决战即应在此。即令英军后撤，我军仍应作殊死抵抗保此地区。”但这似乎更多是为向远征军将领表明两人意见一致，以固军心的说法。次日，蒋在单独与史迪威谈话时即委婉表示“应否从平满纳取正面攻势”，须视日军攻击态势而定。可见，蒋内心对倾力进行平满纳会战实际是有所保留的。
然而，在有曼德勒会战的腹案，同时又对平满纳会战心存疑虑情况下，蒋介石鉴于此前史迪威对他影响前方战事表现出的极度不耐，担心提出疑议会招致史的不满，小心地未向史直接表明保留态度，而且，在史迪威未对东线采取有效防御措施情况下，仍以中国式的情面批准了史的作战计划。蒋介石这种实际是不负责任的态度，使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困难处境未能及时得到扭转。
平满纳作战的实际证明，会战成败的关键在于东西两线。东线远征军缺乏充足的兵力，仅以战斗力薄弱的第6军暂55师（该师实际兵力仅5千多人）担任宽100多公里，纵深近400公里的广正面的防御，分点布置，兵力分散，在日军发起突然进攻后，即被各个击溃，迅速呈瓦解之势；同时，随着日军在西线发动的攻势，英军节节败退，中国远征军虽然抽调相当兵力用于增援西线，仍不能阻住英军溃退。东西两线的大溃退，使平满纳侧翼暴露于日军攻击之下，有整体上被日军包围之势，以此，所谓的平满纳会战计划不得不匆匆放弃，无疾而终。
平满纳会战充分暴露了中国在缅作战的两大问题，一是英军对缅甸作战缺乏信心，难以与远征军形成协同；二是铺开作战，兵力不足，捉襟见肘。从兵力布置看，第6军两个师一入缅就按英方要求控制在缅泰边境，防止日军由景东入缅直掐远征军腰部，同时，日军也屡屡在缅泰边境布疑兵，吸引该部使之不敢轻易调动；而第5军全军则集中在中正面，在该线形成对敌军的优势。欲在中正面与敌会战，这样的部署当然是必要的，但其后果是形成东线空虚、无兵可调的局面。因此，虽然蒋强调要加强东线，叮嘱史迪威增加兵力，但在与史协商时，也始终未能如其所愿匀出兵力加强东线。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一开始就以曼德勒会战为目的，不在缅南地区与日军争一日之短长，景东的第6军当可得到解放，远征军防御地带也大为缩小，兵力运用可以灵活得多，态势当远不至于如此被动，这也反证了曼德勒会战确是远征军的较好选择。
在平满纳会战难以为继情况下，中国入缅军参谋团团长林蔚提出两种意见：“一、贯彻平满纳决战，努力击破敌之一路，以解除我之危局；二、彻底脱出敌之包围圈，一举退守曼德勒之东北，再增调兵力，重新部署作战。”史迪威与罗卓英虽接受第二种意见，准备放弃平满纳会战，但处置仍不彻底。史、罗命令要旨是：放弃平满纳会战，退守敏扬、梅克提拉之线，准备曼德勒会战。这一计划采取步步退却的方针，将远征军分布于长达三百余公里、宽过千里的广大阵地上，既不能攻，实际也难以守，对此后作战极为不利。在此，史迪威犯了类似蒋介石抗战初期过于计较一城一地得失的错误，同时可能也和史迪威不希望远征军退得过快，影响英军撤退有关。在这方面，长期与日军作战的中国将领比史迪威显得更有经验，形势判断更准确。林蔚提出的一举退过曼德勒，整顿部队再图作战的计划显然更具变被动为主动的灵活性，杜聿明当时也提出应集中兵力保全腊戍的两大门户――棠吉和梅苗，不应再作无准备的曼德勒会战。但他们的方案既未得到蒋介石的支持，也未被史、罗所采纳。
表面看来，史迪威与罗卓英提出曼德勒会战计划，和蒋最初的主张是相似的，但此时战场形势已和初期发生了本质变化，正面远征军节节后退，第5军三个师均先后投入战场与敌激战，兵劳师疲，战略上居被动地位。而西线英军退却之势难以遏止，英军对曼德勒会战难有帮助，同时，东线日军长驱直入，中国远征军通往国内的后方通路岌岌可危，在此形势下进行曼德勒会战，已难有胜算。
但是，就在东线面临日军巨大威胁，而远征军本身战力也十分可虞背景下，史、罗却又作出调兵增援西线英军的决策，事实上，这一决策可以说最终导致了远征军无可挽回的败局。20日，史、罗与英军司令亚历山大商定，中国远征军第5军第200师、新22师紧急向西线乔克巴当开进，原在西线的新38师由乔克巴当向仁安羌前进，这样，中国远征军最精锐的3个师都将投入西线战场。滑稽的是，当作出部署后，却传来西线并无强大敌人的消息，为此，史、罗又改定措施如下：新22师在梅克提拉不开；二百师仍开乔克巴当附近，以一部搜索敌情，以主力控制待机，并支援新38师之行动。当天下午，得知东线罗衣考方面十分紧急后，又决定：新22师增援东线，但须待二百师向西线运输完毕后方能运送。二百师到达乔克巴当后，如敌情不急，则待新38师集结或站稳后，再开回梅克提拉，预定须于21日运完，然后输送新22师往东线。这样的部署迹近荒唐，明知乔克巴当并无紧急敌情，却仍令200师前往（且预定准备返回），并在增援东线方向的部队之前运送，这种违背战场基本常识的做法，反映了史迪威将保证英军利益置于远征军之上的强烈倾向，实际上，史迪威本人也很清楚这一点，他在4月20日的日记中明确写道：“英国人是在利用我们逃跑吗？是的。”
就在中国军队在东进、西进中徘徊不定时，日军已在东线突破罗依考、雷列姆地区，随之进占棠吉，威胁腊戍，远征军后方面临巨大威胁，呈全线崩溃之势。
东线日益严重的威胁局势，终于迫使史迪威、罗卓英加强东线兵力。21日，史、罗同意停止第200师往乔克巴当的调动，改派东线重镇棠吉，同时，第5军全军随之向东移动。
棠吉为缅甸东部重镇，是保卫腊戍的门户，虽然蒋在与史迪威谈话时，一再指示要在此处加强兵力，但部队来回抽调后，这里仍然没有象样的兵力防守，23日，在增援的第200师到达棠吉前，日军快速部队突然出现，很快将其占领，并夺取大批囤集的作战物资。同日午后，第200师先头部队赶到距棠吉15公里处，开始向日军发动反攻，当晚推进至棠吉附近。24日，半月多来对缅甸战事少有具体指示的蒋介石终于按捺不住，指示远征军“对棠吉、罗列姆北进之敌，须极力拒止其继续前进”；“新二十八师主力可速运腊戍与罗列姆方面。当先以保守腊戍为主，并尽可能求该方面之敌而击灭之”。24日子夜，第200师收复棠吉。棠吉收复后，东线紧张局势稍有缓解。当时，东线日军利用远征军在该线实力薄弱，兵力分散，集中兵力进行突击，进展确实十分迅速，但其孤军突进，深入东线地区后，其本身兵力也开始分散，露出许多空隙。此时远征军如乘收复棠吉之机，集中更多优势兵力，对东线单兵突进日军进行分割打击，阻止该线日军继续前进甚至实行彻底打击是有可能的。远征军主要将领也有这种想法，杜聿明回忆：“这时我的决心是：继续肃清隘路之敌，向罗列姆攻击前进，以断向腊戍北犯敌人的后路。同时林蔚也来电谓‘腊戍之安危，系于吾兄一身，望不顾一切星夜向敌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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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 自是不该
然而，在这关键时刻，史迪威、罗卓英再次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在东线稍有缓解后，即置其于不顾，决定实行曼德勒会战。25日，史迪威命第5军主力“即返曼德勒准备会战”，第5军被迫回返。根据罗卓英26日对蒋介石的报告，史、罗计划是：“一、现英军已开始撤退，我为避免遭敌包围、争取主动，拟转进曼德勒附近打击敌人。二、命第200军除二百师继续前任务外，余即向曼德勒转进。”26日，由于兵力所限，第200师自动放弃棠吉，向东南方向攻击前进。接到史、罗计划后，蒋本能地对第200师“单独应战”的状况感到忧心，于27日令新28师“用最快方法”南进增援第200师，同时，令新29师紧急出动开往腊戍；企图以此填补史罗计划造成的消极影响。但从实际战局看，这一调动无济于事，腊戍次日即遭日军攻击，29日在援军到达前被日军占领，新28师本身战斗力不强，刚刚开动即遭日军打击，部队被击溃，第200师虽顽强奋战，但四面皆敌，难有作为，反而陷入日军包围中，中国远征军由此丧失了保住后路的最后机会。
在西线英军已经瓦解，而东线出现稍纵即逝的保住远征军退路的背景下，史、罗却作出放弃东线，收缩全军主力在曼德勒突出部位与敌军决战的决定，这几乎是等于将远征军放任日军包围。28日，循着撤兵返回曼德勒的既定思路，史、罗在四面楚歌声中下达曼德勒会战令，决定：“本路军先以第6军与第66军主力及第200师，击破突入之敌，第5军主力连系英军，由正面迟滞敌人。”试图在曼德勒和日军做最后一搏。然而，此时日军已游刃有余地牢牢控制着战局，在曼德勒方向按兵不动，而向腊戍、八莫、密支那急进，彻底切断中国远征军退回国内的通路。而中国远征军在4月下旬的撤兵关键时刻，却将大部分兵力屯驻于曼德勒附近，进退不定，自动放弃了向缅北地区转移的宝贵时间。事实上，直到史、罗下达曼德勒会战令后十余天，日军才进占密支那，完全切断远征军就近回国的退路。远征军在曼德勒的行动，进一步使自己陷入困境，倒是帮助英缅军获得退兵的机会与时间。所以丘吉尔在得知英军撤至英帕尔后满意地表示：“通向印度的路封闭了。”以上一系列事实证明，在中国远征军作战后期，史迪威对远征军的失败应担负主要的指挥错误责任。
面对史、罗的错误，蒋介石的行动是继续养痈贻患。虽然他一再强调保卫腊戍的重要性，并提醒史、罗“不可过久胶着于一地战斗”，但对史、罗的曼德勒会战计划，仍未明确提出异议，反而致电前方，指示：“应决心固守瓦城（即曼德勒），完成兄等意志。”。
迁就史迪威的意见。也许是对会战计划实在心存疑虑，紧接着他又发电建议：“如可能应抽调瓦城有力部队增援腊戍，先击破其袭腊一侧背，则以后皆易为力。如此瓦城不守亦可，盖此时保腊戍为第一，而瓦城无甚关系也。”这两份前后意见相反的电报，命运也极具戏剧性，前者成为史迪威、罗卓英在曼德勒迁延不动的借口，后者则由于发出当天腊戍失陷，负责接收、转发的参谋团电台移动，根本未能转出。虽然结果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蒋在关系到远征军将士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依然对史模棱两可，认可其明显违背军事常识的计划，且随后又小心谨慎表示异议，表明他对计划的后果完全清楚。这一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做法，明显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军事领袖应有态度。
30日，穷途末路的远征军长官部终于下达撤退命令，令集中在曼德勒的各部队向伊洛瓦底江西岸撤退，续向八莫、密支那后撤。由于命令既未明确各部撤退路线，也未指明相互协同的行动计划，各部撤退实际是各自为政。第6军大部由于在日军包围圈之外，经一定战斗后由景东地区退入滇南。第66军新28师、新29师在腊戍以南部分呈解体态势，部分随第5军行动或为其他部队收容；在腊戍以北部分匆匆退回国内。第5军第200师在雷列姆一带远离友军独力向东北方向撤退。新22师、第96师及第66军新38师则相互掩护向密支那方向撤退。5月6日，史迪威、罗卓英等电示杜聿明改道向印度转移。次日，蒋则指示其继续“速向密支那、片马转进”，杜聿明执行蒋的指示，继续向缅北进发，途中部队再次分散，第38师辗转入印，6月上旬全部到达印度；新22师和第5军直属部队先向北，5月31日遵蒋令折向西向印度转移，于7月到达印度；第96师经孟关、葡萄最后回到国内。远征军的撤兵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部队分成了多路。有些论著把远征军撤退时遭受损失的主要原因归结为蒋介石令部队回国及杜聿明的坚持回国，这固是造成损失的原因之一，但其本身是远征军此前一系列决策失误的结果，且受到回国命令影响的只有两个师，远不如想象的那样广泛。将退兵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归结到蒋、杜身上，而无视此前史迪威、罗卓英犯下的一系列错误，是不公正的。
942年的缅甸战役，蒋介石、史迪威是中国方面招致远征军失败的两个重要责任人。史迪威在战役指导中，过多强调进攻，没有注意到缅甸战场的实际情况，造成中国军队分割使用，疲于奔命，处处为英军堵漏洞的恶果。其在战略指导及具体指挥上的错误使其应负主要责任。蒋介石虽对缅甸作战有一些正确设想，对史迪威的错误指导也作过一些抵制，但在战役中、后段，因惧怕开罪美国，放弃指导责任，迁就史迪威的错误指挥，也应负一定责任。这一点，蒋本人及其下属均有检讨。蒋在4月底远征军败势已定时承认：“缅甸战事失败之主因，是在作战方针为人转移，不能自主，而为情势所趋，不得不对美国有所迁就，然牺牲价值亦颇大矣。”5月初又谈到：“如果照我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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