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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血八旗-第3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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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改革看津门，改革标兵数崇厚。
而且崇厚除了恭亲王这个大靠山之外，还有一些外援，他不仅和西方各国的公使关系不错，与北满州的关系也铁极了。崇厚可不仅仅是和松长青关系好，他可是有着通天能力的人，他能直接和果兴阿说上话。北京和谈期间，崇厚一直是奕欣的特使之一，礼部会谈的时候，他也有份参与。一片翎顶之中，果兴阿并没有注意到不算出众的崇厚，可是崇厚却与一个骂街特厉害的人搭上了关系，这个人便是果兴阿的肱骨幕僚容闳。果兴阿出关自立之后，崇厚也没和容闳断了联系，时常有书信往来，个人关系极好。
容闳如今在北满州的文臣队伍里地位超然，他不理实务，但却掌管着重中之重的百项工程，而且在北满州的教育科学界影响力极大。皮润民和邹德归两大山头，对他也是积极拉拢，不敢有一点得罪。有这么一位大神在果兴阿面前替崇厚说话，崇厚自然有着大清任何人都比拟不了的优势。果兴阿本就觉得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自己把天津祸害的够呛，心里有些愧疚，再加上容闳帮忙说话，北满州对天津的投入也就很巨大了。崇厚本就积极跟进朝廷革新的动向，北满州又大力援助，天津的改革进度自然便是最好的了。
然而，虽常年处理洋务，崇氏仍有自己的致命短板。崇厚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有和蔼可亲的品德，但却不是一个外交家。崇厚处理外交问题尤其是争议纠纷的态度与恭王亦步亦趋，即典型的鸽派手法，忍让、妥协、冷处理、拖字诀，这是其惯用手法。故崇厚一向对外示弱的表现，早已令津门百姓不满，民间个个视其为卖国贼。
自打出事以后，天津城里的气氛紧张得快要崩断了，老百姓都在担心洋人会报复，官府要抓人偿命。各路谣言四出，各水火会和混混锅伙儿都在聚集会众，暗暗磨刀擦枪，准备拼上一场。出了这么大的事，客商们自然都跑了，洋人也躲了，洋船也不来了，甚至连漕运都不通了。城里米粮不到，茶坊酒肆生意全无，各铺虽开却均无买卖。穷民失业，到处三五成群的聚集谋划，谣言也越传越离谱。
天津城因为连年灾害，成千上万的灾民、混混靠在码头做苦力混生活，这下子可断了生计。民心浮动，即使是知府、知县手下的几千兵勇也大多是天津本地人，这个时候有个风吹草动的，他们也靠不住，整个天津城都变成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桶。这时的天津官府又使出了贯用的一招，蒙骗！
天津知府张光藻多次发布公告安民，对散布谣言者严查严办。同时召集那些惹祸的水火会首领，商界巨贾、士子名流召开座谈会，会上他对天发誓说，洋人那里好办，打死了人只要赔些银两就能应付过去，不用担心。况且这件事属于突发事件，没有预谋也没有主谋，你们各位就不必担心自家的安危。杀人放火的是那些混混，我绝不向你们追究，你们该干嘛还干嘛，没事的！他还说洋人来咱这，主要为了做生意赚钱，所以你们大家要注意保护其他国家的洋行，也别再跟教堂、教民为难了。这样如果法国人跟咱们过不去，其他洋人也会替咱们做主的。即使法国人不依不饶，你们这些人也不是吃素的，我会带你们去跟他们拼命。最后他还说，记住喽，你们想到的事儿，本老爷会替你们想到的，你们没有想到的事儿，本老爷也会替你们想到的，你们就等听信吧！
有了知府大老爷拍胸脯，水火会和各方面的人物，也就都安静了下来，等待着这件事的结论，他们真的以为没事了。但是事情哪里会这么容易过去，张光藻刚刚忽悠完他们，洋人就已经找上门来了。法国公使罗淑亚联合英、美、俄、德、比、西等七国公使照会清政府强烈抗议，要求彻查此案，严惩肇事者，并设法保护各地洋人及货产。
天津教案一出，全国沸腾，主要是那些士大夫们，全都主张与法国人硬碰硬。因为天津教案的缘由就是谣传教堂用孩子作药引子，不管是真是假，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那帮读书人抓住这个借口大做文章。此时北京的紫禁城里也吵作一团，大臣们分成两派，一派反对抑民奉外，另一派则主张妥协议和。然后这万机重担便被扔向了崇厚，你崇厚是三口通商大臣，天津是你管的地方，你不担待谁担待，可惜崇厚真的担待不起。
苦思冥想之后，崇厚来了一招金蝉脱壳，说成是拉人垫背也可以。崇厚给总理衙门写了一份报告，交代事变原委经过，同时说明自己的尴尬之处，虽身为钦差处理外交，但军权在直隶总督手中，行政权在道台、知府、知县那里，因此“负责管理通商事务，并无维持治安之责”，必须请直隶一把手曾国藩来主持大局。天津归属直隶，崇厚拉直隶总督来垫背，也算是应有之意。而且眼前的直隶总督曾国藩，可是举国仰望的人物，把这尊大佛请来，绝对可以很好的掩护崇厚。虽然天津就是个大坑，拉曾国藩来非常的不厚道，但急于自救的崇厚也顾及不了这么多了。而且曾国藩年事已高，崇厚身为满洲亲贵，也不怕这位曾剃头过后找自己报复。
恭亲王要是心领神会，同时他也知道崇厚根本摆不平，必须得有强力人物过去天津，所以隔天便命“曾国藩著前赴天津查办案件”。于是崇厚身上的担子，立时便轻了一半，但是自救行动还得继续。紧接着，崇厚又上折请求朝廷治罪。然而这篇折子的内容却着实巧妙，对于己之罪状，崇厚仅用“有负天恩”四字带过，而其余几位当地官员，下笔不可谓不狠，“天津道周家勋有表率之责，能先事豫防，天津府知府张光藻、天津县知县刘杰，于办理拐案，操之过急，以致民情浮动，聚众滋事，均属咎无可辞”。按责任之轻重，“相应请旨将奴才治罪，天津府、道、县分别严议革职”。说白了，自己应当挨个行政处分，周、张、刘三人则必须丢掉饭碗。
对于崇厚的请求，恭王诸人再度顺水推舟，“著曾国藩会同崇厚，彻底根究，秉公办理。毋稍偏徇。寻吏部议、崇厚应降一级留任”。所谓惩罚，不过轻降一级而已。所谓留任，实为重用，只要案件处理得不太糟糕，崇厚便可安全着陆。崇厚固然是以邻为壑了，但其实也是没办法，洋人已经咬住了周、张、刘三人，照会里便要求严惩他们三个，到是崇厚人缘不错，没人找他的麻烦。
而曾国藩可是倒了血霉，这烂事他是怎么也躲不开了，年老多病的曾侯爷，只能抱着必死的决心奔赴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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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百一十章 抬棺出战
七年前剿灭发匪的曾大帅，如今已经垂暮了，早没了往日的意气风发，反而是病体沉重。朝廷为了防止他成为第二个果兴阿，趁着他剿捻失利之际，连哄带骗的把他弄来了直隶。曾国藩的心中并不抑郁，他拒绝果兴阿三分天下的时候，便早料到了会有今日，用他一身的荣辱换中国的太平，他不吃亏。但他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他已经六十岁了，他能豁达的看待世事，却没办法躲过疾病。
保定城里的曾国藩，已经吃不动驴肉火烧了，沉疴新疾一并而至，肝病严重又脾胃亏弱，右目失明，且伴有眩晕之症，进出皆需人扶持，否则一跌便有半身不遂之可能。曾国藩是一代名臣，他并不是畏难退却之人，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别说天津是个大坑，就是刀山火海，曾国藩也会毫不犹豫的跳下去。可是他的病真的很重了，实在经不起这长途的折腾，更没有精力去和洋鬼子勾心斗角。但是朝廷真的没人了，奕欣坐镇中枢走不开，其他人不是分量不够，便是才不堪任。李鸿章在西南，左宗棠在西北，除了曾国藩，朝廷真的是无人可派了。
两宫太后的上谕里全是“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的商量口气，给足了曾大帅的面子，这下子曾国藩不得不赴津“彻底根究，秉公办理”了。和圣旨一块到的还有个物件，那就是曾国藩为自己从江西*的寿棺——建昌花板，这不能不让曾国藩心有戚戚，此去天津凶多吉少。曾国藩没有像果兴阿一样骂一句“真他妈的不吉利”，而是平静的细细的交代了自己的后事。第一、此次赴津，带寿棺同行。第二、若身死，灵柩应回到老家湖南安葬，婉谢奠仪，概不收礼；第三、平生文章、著述，留给后代子孙观览，但不能刻板刊行于天下。
曾国藩还留了信给儿子曾纪泽、曾纪鸿：“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官、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协。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驱，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左宗棠在新疆抬棺出战了，他的老冤家曾国藩也在内地抬棺出战了一把，不过曾国藩的仗要难打的多。
曾国藩收拾东西需要几天，可是他知道天津等不了，所以他便先致函崇厚，提出委曲求全的处理建议：即使曲在洋人，而外国既毙多命，吾辈亦宜浑含出之，使在彼有可转圜之地，庶在我不失柔远之道。指出坐实挖眼剖心谣言之虚实，实乃“此案枢纽”。同时曾国藩表明自己仅是会办的角色，愿协助崇厚，与其“祸则同当，谤则同分，不敢有所诿耳”。另外赴津之前，曾国藩还纷纷致函李鸿章、丁日昌等人，希望他们这些平日与洋人交涉甚多的疆吏给自己出出主意，“凡鄙人思患所不到，为卓见所筹及者，尚求见示一二，匡我不逮”。
思虑良久之后，曾国藩还是痛下决心，给长春的果兴阿也写了一封信。大清近几年大乱渐平，洋务运动也搞得不错，但是实力依旧是很弱，如果和欧陆强国比划起来，肯定还是还是阿瑶吃亏的。但是如今国内一帮不通实务的秀才叫战不休，法国人也动不动就用开战来威胁，这场大祸到底能不能消弭，曾国藩也是吃不准。虽然曾国藩已经做好了退让的准备，但是他还是需要果兴阿的帮手，只有北满州站在了大清的身旁，才足以威慑法国人。果兴阿素来是尊奉朝廷的，而且他也早就放了话，不准许任何国家以武力侵略大清，曾国藩相信果兴阿还是会卖自己这个面子的。
不及曾国藩筹备停当，两日后朝廷又下一旨，命崇厚为出使法国的钦差大臣。这意味着会办升格为总办，教案之重任完全压在曾一人肩上。在曾国藩心中，由保定赴天津，路途上虽为一路向东，而仕途上则是一路向西，这根风中之烛，随时都有可能在津门熄灭。曾国藩也明白，如果自己对法国妥协，朝野舆论绝对饶不了他，自己的一世清名怕是要毁于一旦。可是他不能不舍弃自己的清名，大清正处于发展的时机，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开战的，他必须从大局出发，而不是计较个人的得失。
怀着种种不祥的预感，直隶总督曾国藩一路颠簸由保定到达了天津，还没进城就被数百乡绅、百姓拦了驾。百姓们跪倒轿前呈禀，声称教案的发生是由于崇厚遇事偏袒洋人造成的，要求明断天津教案。曾国藩心情更加灰暗，他这次不仅要得罪读书人，怕是连百姓的民望也要失掉了，只能下轿草草安慰一番，然后便洒泪离去。
法国方面也在继续施加压力，曾国藩刚进天津城，法国公使罗淑亚和主教樊国樑也到达了天津。直接到三口通商衙门与曾国藩、崇厚见面，罗淑亚口气强硬地提出四项条件：赔修教堂、礼葬领事、惩办官吏、查拿“凶手”。过了三天，罗淑亚又照会曾国藩，威胁曾国藩如不将张光藻、刘杰及天津提督陈国瑞处死抵命，法国水师提督将带兵船到天津，彻底将天津城夷为平地。崇厚还到租界拜会了罗淑亚和法国新任驻津领事德微利亚，要求通融一下，饶过张光藻等人，而罗淑亚一点面子也不给。新任天津知府马绳武，带绅民代表去找罗淑亚求情，罗淑亚也是面沉似水，不予理睬。
曾国藩只能发布告示，晓谕士民查拿凶犯，修葺教堂。与此同时，在崇厚的几番劝说下，曾氏勉强答应将天津道周家勋撤职，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二员即行革职，请旨饬交刑部治罪，以示惩儆。如此，除了崇厚，天津的领导班子被一撸到底，悉数落马。依照曾国藩的本意，张、刘二人平时公正清廉，算是良吏，如此以替罪羊的方式来向洋人示好，实在有辱斯文。再者若真正逐一问责，当时教案的最高责任者毫无疑问是崇厚，绝非道、府、县三级官员，倘秉公处置，崇厚须负主要责任，地方官吏顶多算协从之罪。然而崇厚头顶有恭亲王这层保护伞，且又肩负赴法之命，曾国藩也奈他不何，唯有哑巴吃黄连，默默生闷气。
也正因是非对错念头于心中不断交战，奏折刚一发出，曾国藩就后悔了。他对幕僚吐槽道：“崇厚驻天津近十年，调停于民教之间，人颇讥之。事变之后，崇公出示解散，有严禁聚众滋事之语，由是怨声载道”。而自己心头一软，答应处置本地官吏，语太偏徇，同人多不谓然，将来必为清议所讥。不出所料，朝中清流果然全都开始狂喷曾国藩，大恨他不能一味强硬，完全拒绝法人要求。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也落到了曾国藩的头上。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会馆中所悬曾国藩官爵匾额，本来老乡们视为与有荣焉的物件，现在也悉数被击毁。最最爱惜羽毛之人，却执行最最容易玷污清誉之事，似再没有比这更大的讽刺了。若非为了国家和大局，曾国藩真是宁可自杀，也绝对不干这脏事。
曾国藩即便后悔，也没耽误了他做正事，一边后悔一边也没忘了查问实际案情。曾国藩弄了数百名当初闹事的带头人，询问挖眼剖心有何实据？结果竟无一人能说出个一二三来。他又逐一讯问了教堂的一百五十余名中国教民，也均称习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养，并无被拐情节。曾国藩抵达天津十几天以来，也没有一遗失幼孩之家前来报案。所以曾大帅得出了结论，迷拐孩子作药的事“全系谣传”、“毫无实据”。他当即定下“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顾情罪之当否”的处理原则，这个原则于情于理都是妥当的，可惜这跟社会舆论就大相径庭了。
查明了实情之后，曾国藩找崇厚联名上了个奏折——《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其中仔细分析了五条天津士民之所以积疑成愤的原因。教堂终日闭门不开，莫能窥则，其可疑者一；中国之民到仁慈堂治病，恒久留不出，其可疑者二；仁慈堂死尸，有洗尸封眼之事，其可疑者三；仁慈堂所以病人，虽亲属在内，不得相见，其可疑者四；堂中掩埋死人，有一棺而两三尸者，其可疑者五。“百姓积此五疑，众怒遂不可遏”。所以曾国藩希望朝廷明降谕旨，将此情形布告天下，雪洋人之冤，释众人之惑。然而不知是恭亲王等诸人有意删改，还是崇厚暗中做了手脚，在朝廷对外公开时，这五点可疑之处被完全略掉，于是曾国藩的奏折通篇都在替洋人说话，一时舆论哗然。曾国藩自然是有口难辩，只能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曾国藩洋人其实啥也没干的说法，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一时间，舆论哗然，纷纷指责曾国藩“卖国求荣”，“为洋人献媚”，甚至到了“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地步。曾经是汉人英雄的曾国藩，一下子成了众矢之地，一辈子攒下的名声，不到十天就赔了个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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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百一十一章 逃不掉的黑锅
曾国藩把黑锅都给背了，两宫太后和恭亲王奕欣也都理解，而且他们也没让曾国藩失望，不管清流们如何嚷嚷，他们还是把自己该做的事给做了。同治皇帝亲自下旨，将张光藻、刘杰即行革职，交刑部议处，提督陈国瑞送天津交曾国藩审查。基本便是按照曾国藩的构想走的，给洋人一个交代便是了。
可惜洋人并不配合， 五艘法国炮艇、三艘英国炮艇、一艘美国炮艇抛锚停泊在了海河口，而且将大炮褪去炮衣，直指天津城方向。在距离大沽口不远的烟台，也有几艘军舰生火待发，其中两艘的法国、一艘意大利的、还有两艘英国的。大清君臣们，来来回回传递奏折的行为，又让公使们怀疑大清玩起了拖字诀，所以他们弄来了大清最害怕的战舰，要给曾国藩等人一点压力。
在处理教案问题上，曾、崇二人皆希望力保和局，不轻启衅端。但二人目的却迥然不同，曾国藩是欲图顾全大局，实现还洋人清白与给百姓交代两不误。而崇更多考虑取悦洋人，不惜付出一些较重的代价，也要达到息事宁人的结果。曾、崇二人虽共处津门办案，却难免同床异梦、貌合神离。遇到“猪一样的队友”，曾国藩心情大坏，本就不好的身体更是每况愈下。洋人战舰开来，曾国藩就更是烦闷了，他想亲自去与洋人交涉，但是身体实在支撑不住，只能再次让崇厚出马。
天津的形势一触即发，曾国藩又病的越来越重，崇厚只能赶紧去沟通。罗淑亚吓唬起了一向做好人的崇厚，言说明早没有准信，就撤退公使馆，向大清宣战。曾国藩闻知后，头晕症发作，一连呕吐多半天。崇厚带着天津镇总兵陈济清、知府马绳武前去探视，看曾国藩病情气势汹汹，立刻向朝廷报告，请求加派朝廷重臣协办。这次的快马急递可是一点也没耽搁，朝廷立刻派出了工部尚书毛昶熙赴津会办，李鸿章驰畿候命。同时为防不测，令驻古北口的直隶提督傅振邦带练军及标营赴津，听曾国藩调遣，江苏巡抚丁日昌也赴津会同交涉。
知悉朝廷的旨意后，曾国藩吐的更加厉害了，奕欣的脑袋被驴给踢了吗？怎么会有这么混蛋的旨意。让毛昶熙和丁日昌过来，并让李鸿章待命都是正理，但是让傅振邦带兵来，可就是糊涂透顶了。法国人只是叫嚣而已，他们未必敢真的动武，傅振邦突然增兵天津反而会吓到他们，极有可能酿成激变。而且就算真的要开战，傅振邦带一群陆军来有什么用，人家洋人都在海上飘着呢！傅振邦总不能游泳过去找人家开练吧！洋鬼子都明说了，人家就是要炮击天津城，根本就没想过登陆。就算洋人要登陆的话，他们那几艘船也运不了多少兵，天津的守军绝对是足够的，让傅振邦弄一群边军来完全是多此一举。
曾国藩还没想出应对的办法，海面上又来人了，不过这次来的人却让曾国藩大喜过望。七艘北满州海狼级驱逐舰，四艘朝鲜近海炮艇开到了大沽外海，而且他们也褪去了大炮的炮衣，不过他们的炮口对准了英、法等国的军舰。一直畏畏缩缩的崇厚不知受了什么刺激，北满州和朝鲜的舰队一到，他马上就像打了鸡血一样的兴奋，而且把他手底下的三艘炮艇也给派了出来。天津周边剑拔弩张的氛围，连天津城里卖煎饼果子的小贩都感觉得到，不过这次大清大占优势，英法的几艘炮艇肯定干不过北满州的驱逐舰。
一直爱好和平畏惧战争的中国人民，这全都成了愤青，天津城里的叫战之声此起彼伏。曾国藩更是受到了几封请愿书，乡绅们恳请曾国藩奋起剿灭发匪的余威，率领清、满、朝三方联军，一举击溃洋人，彻底的驱逐这些外夷，还大清一个朗朗乾坤。曾国藩的心里，也不由得犯起了小嘀咕，如果北满州能够全面介入的话，这次未尝不是一个驱逐洋人的好机会。即便这次的事情是天津市民理亏，但是大国纠葛，又有几个是真讲道理的呢！
曾国藩准备约谈满洲商务代表松长青，进而见一见北满州助理国务卿兼商务部长郑奇峰，探一探北满州方面的口风。大家刚刚联手收拾了日本，若是再搞一次东亚联军，把法国人也给办了，那可就完美了。但是曾国藩却不可避免的失望了，他还没去找松长青，松长青就在他的商务会馆邀请了各国领事和崇厚，先开了一个沟通会。北满州的确是向着大清的，可是他们也有自己的底线，而且距离曾国藩的构想很遥远。
“北满州认同法国公使关于修缮教堂、严惩凶徒，礼葬遇难人员的要求，而且也认为这次事件的肇事方为天津百姓。但是虽然曲在大清，北满州依旧希望可以通过谈判来协商解决，而不想见到任何非和平的手段。总之一句话，我大哥是做错了，应该赔礼道歉，但是谁敢动我大哥，我就叫齐了小弟们弄谁！当然了，若是我大哥先动手，这事我就不管了！”
崇厚带回的这个结果，可谓是喜忧参半。北满州算是给朝廷托底了，大清基本上是躲过了法国的军事威胁，但是北满州也认为错在大清，支持法国人索赔，这可就难办了。曾国藩还是得委曲求全，还是不能按照舆论的舆论的要求硬来，“卖国贼”的黑锅他还得背着。而且崇厚这个始作俑者还要走了，朝廷要抓紧去给法国人赔礼道歉，所以让崇厚赶紧回京准备，尽快出发。原定接替崇厚的成林病了，三口通商大臣由毛昶熙接任。
崇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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