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波逐流之神龙传奇-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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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里也有同样的记载，“（六年正月）兵部题，奴哨松山，则宁远近矣。前因柳河之败，旧镇仓皇撤防，右屯大凌止供哨将憩息，不为信地。今所急者，宁远也。”高第的撤退绝对不是因为明鉴万里的提前估计到了后金的进军，而是因为“柳河之败”。保守的高第生怕重蹈孙承宗因柳河之败而丢官的覆辙，因此一力想要放弃关外所有国土，把大军都撤进山海关，希望依靠山海关的守御能力最大可能的避免军事失败，进而不惜抛弃孙承宗耗费四年心血所光复的四百里国土，不惜遗弃关外几十万百姓。

　　　　其次，袁崇焕和金启倧的官职与职权范围。在《明史袁崇焕传》中的这段记载里，袁崇焕说，“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因此，很多人把袁崇焕此事的官职理解为“宁前道”。实际上，这个说法并不精确，袁崇焕此句里的“宁前道”不过是一个简称，此时他完整的官职名称是“宁前道兵备佥事”，《国榷》中记载为“宁前道副使”，近似表达了这个官职的实际地位。“宁前”指的是宁远和前屯，因此袁崇焕实际的官职就是宁远到前屯这段地区主管军事的一个副职。除了宁前道之外，此时的辽东镇还有锦州道。锦州、右屯、大凌河都属于锦州道，即都不属于袁崇焕的管辖范围。所以袁崇焕就算反对高第撤退，但是也只能在宁前范围内用“县官不如现管”的方式违令，锦右这些地方的兵民是不会听他的命令的。再看金启倧，《明史袁崇焕传》记载的他的官职为督屯通判。****大佬就是拿这个“屯”字大做文章，在文中反复提“右屯”，让人误以为金启倧的职责范围就是右屯。其实周文郁的《边事小纪》里写的很清楚，“金启倧署宁远通判事。启倧以文无害积官至县丞，陛外卫经历，效用于官，颇有志，故以署通判。”《明史袁崇焕传》中则记载，“启倧起小吏，官经历，主赏功事，勤敏有志介。承宗重之，用为通判，核兵马钱粮，督城工，理军民词讼，大得众心。死，赠光禄少卿，世廕锦衣试百户。”结合两份记载就很清楚了，金启倧的职务是宁远通判，即袁崇焕的直属手下，官职中的“督屯”二字，不是指的监督右屯，而是指的他的日常工作是“核兵马钱粮，督城工”。按照袁崇焕和金启倧的官职，很显然，他们对锦州右屯都是没有管辖权的，但是在高第提出撤退方案时，他们却对这个方案提出了疑义。这也是****大佬声称他们两人对于锦右的撤退负有责任的一个理由。但是稍微懂得明代历史的人就会知道，明朝的人，尤其是明朝文人，大多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风范，很多事情并不关己，但是柬议起来可以不要命。另外，即使没有经过我前面详细的官职分析，单单从《明史袁崇焕传》的记载里就可以推论出二人到底对于锦右有没有管辖权：如果要说金启倧是因为有管辖权才上了抗疏，那么同样上抗疏的袁崇焕也就应当有管辖权，那么以袁崇焕坚不可退的态度，他固守的就应当是更前线的锦州而不是二百里后的宁远；正因为袁崇焕只能守卫宁远，所以说明即使他上疏不可撤锦右也不能代表他有实际管辖权，同理可得金启倧的上疏也不代表他有实际管辖权。

　　　　第三，关于右屯的粮食。在这个问题里，****大佬荒唐的推测与拙劣的篡改比比皆是。

　　　　1、但必须提出的一个细节是右屯的粮食并没有数量，在《清太祖实录》中只提到了“步兵四万”将粮食运进“右屯卫”，这个举措说明粮食不少，而“步兵四万”足以运送。就“石”这个单位来将，从准确的重量来说以《汉书·；律历志》为准：“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即一百二是市斤（60公斤）。到了宋代，1石合92。5宋斤，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记载：“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也”，因此一石大米就有59200克，即59。2公斤，和汉代差异不大，后来又因为一石粮食恰好是一个人所能挑担的重量，所以一石又叫一担，“石”和“担”经常互用。根据这个数据推算，从后金之所以安排“步兵四万”应该是因为“四万人”恰好能一次将其全部运送完成，按照这个思路估算右屯丢失的粮食差不多为“四万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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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这段分析的时候，我不禁深深为****大佬的幽默感所折服。推导了那么多粮食单位的换算后，居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努尔哈赤之所以安排四万人是因为四万人恰好能一次将其全部运送完成，

　　　　首先要说的是，****大佬这个“石”的结果完全是错的，用宋朝的《梦溪笔谈》来计算明朝的重量单位，张冠李戴的水平已经是职业九段了。明朝的“石”约相当于现在的94。4公斤，这个常识请记好。其次，这一段的推导实际根本不是根据粮食重量来推导为何需要这么多人力，而是事先预设好了四万士兵只跑一趟，每个士兵运送一石，然后强行得出粮食总量为四万石的结论。****大佬偏偏还要把因果关系倒过来说，可是稍微认真一点去看他的分析过程时，就会发现这个文字游戏实在是拙劣的可笑。第三，努尔哈赤为什么派四万士兵运粮？真正的原因是，他只有四万后勤兵，即无甲兵。此时后金共230牛录壮丁，每牛录壮丁数额定为300，因此总丁数不过6～7万。后金的兵役制实行“三丁抽一”，即每三人中抽一人为甲兵，令两人为无甲兵。所以天启六年全军而出的努尔哈赤手里总共也不过四万无甲兵而已。

　　　　2、据《清太祖实录》记载：“大兵将至右屯卫，守城参将周守廉率军民已遁……大兵前进，锦州游击萧圣、中军张贤、都司吕忠、松山参将左辅、中军毛凤翼，并大凌河、小凌河、杏山、连山、塔山七城军民大惧，焚房谷而走。”由此可见，军民撤退的时候都是“焚房谷而走”，即将粮食和房屋都烧毁，坚决执行了“坚壁清野”的策略，此处所谓“七城”是包括了“宁远”之前的所有城池，即右屯、锦州、大凌河、小凌河、杏山、连山、塔山这“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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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这一段时，我又一次不禁对****大佬剪切史书和蒙混过关的神功佩服到五体投地。

　　　　先说剪切史书，这段文字完整原文是，“大兵将至右屯卫，守城参将周守廉率军民已遁。帝令八官领步兵四万，将海岸粮俱运贮右屯卫。大兵前进，锦州游击萧圣、中军张贤、都司吕忠、松山参将左辅、中军毛凤翼，并大凌河、小凌河、杏山、连山、塔山七城军民大惧，焚房谷而走。”中间“帝令八官领步兵四万，将海岸粮俱运贮右屯卫”不过是短短两句，比起整段话的文字长短来，根本没有省略的需要。而且在前面第1点的分析中我们也看到，****大佬是把这两句话拉出来分析的，还故作聪明的分析出了一个四万兵一趟拉四万粮的道理来。但是此处为何要省去呢？请看下面：

　　　　蒙混过关。这一句里面涉及到了七个城市，粗心的读者不会一个个去点，于是****大佬好心的来帮忙了，右屯、锦州、大凌河、小凌河、杏山、连山、塔山，是七个不是？错！锦州和大凌河中间还有一个松山！七城实际是锦州、松山、大凌河、小凌河、杏山、连山、塔山，****大佬把中间容易让人引起注意的“帝令八官领步兵四万，将海岸粮俱运贮右屯卫”这句话故意省去，然后还假惺惺的帮懒得动手的读者点数，就这样施施然的把右屯混进了“焚房谷而走”的七城里面。实际上，锦州道唯一的粮仓就是右屯，几乎所有的粮食都在右屯，高第自己的报告都说“奴贼希觊右屯粮食，约于正月十五前后渡河。”七城俱焚，右屯却被劫，这是典型的丢芝麻捡西瓜。

　　　　3、后金另外一个举措说明这里的粮食绝对没有“米粟十余万石”。后金二十三日到宁远，二十六日从宁远撤退，二十七日路过右屯之时焚毁了右屯的粮食。《清太祖实录》记载：“二十七日，帝回至右屯卫，将粮草尽焚之。”看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这努尔哈赤难道缺心眼儿啊？既然要焚毁粮食，干嘛不在海滩上就烧了，非要用四万人搬到右屯里去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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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的时候是满怀必胜信心，所以兴冲冲的收集粮食，回去的时候是挨了一炮仓皇撤退，所以赶紧烧掉粮食辎重好快点逃回老家，这个很难理解吗？《熹宗实录》记载，“（六年二月）丙子，经略高第报：奴贼攻宁远，炮毙一大头目，用红布包裹，众贼抬去，放身大哭；分兵一枝攻觉华岛，焚掠粮货；二十八日，总兵满桂开南门追缴去讫……壬午，经略高第塘报：东夷兵在右屯卫，哨马在大凌河，千总曹恭诚于子章突遇之，稍有斩获。”明军一路追着呢，带着粮草能逃的那么快吗？

　　　　4、后金在海边获得的粮食决非“米粟”，高第于正月初六奏报曰：“奴贼希觊右屯粮食，约于正月十五前后渡河”，说明右屯确实有相当数量的粮食，此时若及时撤退则会有充足的时间将“右屯”的“粮料”安全转运进山海关，可如“督屯通判”金启和“宁前道”袁崇焕这等人却非要阳奉阴违、抗命不遵，这直接导致了“粮料”没有时间及时转运，等后金军果真如高第所言“约于正月十五前后渡河”时又慌了神，于是在右屯海岸丢弃部分粮食。这是右屯海岸上粮食的由来，但值得注意的是既然粮食有“粮”、“料”之分，那么在撤退时也必然有先后的，作为“粮”的“米粟”自然是先撤，剩在右屯海岸上的必然多是“料”而非“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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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在锦右撤退和粮食转运这件事上，袁崇焕和金启倧根本差不上手，这个在前面分析两人官职时已经分析过了。

　　　　其次，就是右屯的粮食到底有没有过转运。《三朝辽事实录》天启五年十二月有一段比较有意思的记载，“圣喻朕以渺躬继承祖宗……不过为抢夺右屯粮草之计，而籍兹为饵……”。从此处看，虽然明军在十月就撤走了锦右的主力（见前面引用过的“前因柳河之败，旧镇仓皇撤防，右屯大凌止供哨将憩息”），但是右屯的粮食却是没有撤走，而且是故意留下来为饵。这个为饵的想法很奇特也很违背军事常识——没兵还留饵不是招贼么？《三朝辽事实录》中只记载了天启的圣旨里有这种说法，但是这个方案最初的提议者究竟是高第还是兵部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按照常理推论的话，始作俑者为高第的可能性更大些。再看天启六年正月兵部报告宁远开战后，又有一个上奏“兵科罗尚忠题称：关门索粮于司农不啻疾呼，闻右屯之积尚多，向欲移就近地，而悍军倡言抢粮，遂寝其说。今奴且营右屯搬移，既以无及焚毁，亦奚容迟，不然已为盗资矣……”天启对此的回答是“圣上曰，这所奏言，切实所宜急行，如右屯粮草轻弃与贼，而退守宁远已为失着，宁远为关门障碍，急当移兵应援，不可拘画地分守之说，迟误者定以军法从事。”从这里可以看出三点：其一，之前以右屯为饵的说法很可能是高第的托词，实际是因为悍军倡言抢粮而无法搬运；其二，右屯自始至终就没有过转运粮食的打算，至少直到宁远大战开打后，朝廷都没收到高第有过这种意向，因此兵部和皇帝才有这种担忧；第三，附带的可以看到，宁远一开打，天启就要求高第出兵援救，后来的事实是高第龟缩，因此战后就因为这个丢了官。

　　　　因此，右屯既然从来就没有过转运粮食的计划和行动，又何来搬走了米粟留下草料？因此，《明史袁崇焕传》所说的高第“委弃米粟十余万”确凿无疑！

　　　　到此为止，回顾一下****大佬给袁崇焕栽赃的逻辑：

　　　　1、把袁崇焕属下“督屯通判”金启倧的管辖范围扩大到整个辽东镇，以此将右屯粮食的没有撤退栽赃给袁崇焕。而实际上，通判一职只能是府、县两个行政级别主官的助手，从来没有过任命为一镇的助手为“通判”，而周文郁的《边事小纪》更是明确写明“金启倧署宁远通判事”。

　　　　2、通过臆想的努尔哈赤派四万士兵一次运送四万石粮食，因此“推断”右屯只有四万石粮食，以此将后金其它劫掠到的粮食推给觉华岛。而事实上，派遣四万士兵只是为了一次运完是一个最为异想天开的臆测，实际上努尔哈赤派兵四万的原因是他只有四万无甲兵。

　　　　3、通过剪切史书和蒙混过关，把右屯说成是“焚房谷而走”的七城之一。

　　　　4、毫无根据的捏造说，高第得到后金要抢右屯的报告后就开始下令转运粮食。而事实根本没有记载有过这个计划、命令或者行动。

　　　　5、根据以上2、3、4条，把高第右屯留在右屯的粮食数量大大缩小，以此推翻至少五六本明清史书（也是所有）中所说的觉华岛粮食全部焚毁的记载，同时推翻《明史》中记载的高第“委弃米粟十余万”，即，以捏造的3条证据推翻了所有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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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议英雄是如何被抹黑的

＇usstｅdu＇四议英雄是如何被抹黑的，回****大佬对袁崇焕的总结＇博客帖＇

　　　　在我通过几篇文章指出****大佬篡改史料制造伪证的情况下，酷爱“引经据典”的****大佬很聪明的改变作战风格了。只扣帽子，不摆证据，这的确是伪证被一再拆穿无以应对时的好方法。那么，既然他开始不摆证据凭空造谣，我就用真凭实据来拆穿他的谎言吧。需要注意的是，****大佬这里总结的袁崇焕的“失误”，绝大多数都是根据已经被我拆穿的伪证而来的。在一再回避我的“30问”和“13问”的同时，他却又四处抛售这些根据伪证而来的错误结论，可见，****大佬在失去了售卖伪证这个看家法宝后，只能用无数遍信口雌黄的重复谎言来制造视觉疲劳了。只是，谎言即使重复了一千遍，难道就会变成真理吗？

　　　　他主要的负作用是改变了1628年关外的有利形势，袁大人出关以前，后金由于饥荒而没有粮食吃，窘迫得向朝鲜要粮食，恳求王之臣和毛文龙谈判都遭拒绝，攻不破关宁防线，又因为有毛帅的牵制而不能绕道蒙古，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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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丁卯之役后，朝鲜输入后金的物资“主要以布匹、纸张、皮货为大宗，朝鲜土产、药材、杂物等次之”（摘自《“兄弟之盟”下后金与朝鲜贸易初探》，《山东大学学报》2003年第三期），此处结论的依据是对天聪元年1627到崇德元年1639这段时间内《朝鲜仁祖实录》和《承政院日记》的统计。在朝鲜的史料记载中，除了丁卯之役那次进贡的二千石粮食之外，直到1639年之前，所有的进贡清单和交易清单里都没有粮食这一项。

　　　　2、可以肯定的是，《满文老档》中“毛文龙来书”的前五封肯定是书写于袁崇焕二次出关以前，即袁崇焕二次出关以前，毛文龙与后金私自谈和。

　　　　3、崇祯元年九月，后金与喀喇沁联军在兴安岭一带打大败察哈尔，毛文龙丝毫没有牵制。此时袁崇焕刚到任一月，宁远兵变刚平息。该负牵制之责的毛文龙毫无动作，祖大寿却在黄泥洼取得了一次小胜。此战也是喀喇沁部从明朝“肉边墙”开始逐渐投靠后金的开端。

　　　　4、此处****大佬用词很巧妙，1628年5月，王之臣弃守锦州防线，因此****大佬在这里说后金“攻不破关宁防线”。但是实际上，后金对山海关宁远都没有攻击行动，何来攻不破？

　　　　可袁大人出关后，不仅杀毛帅毁东江，私下议和又卖粮食，让后金安然绕道蒙古，使“关宁防线”报废了，从此关内再无宁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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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杀毛文龙仅一人，未及东江余部，袁崇焕指定的东江继任人为毛文龙的岳父兼智囊陈继盛。东江镇抗金直至袁崇焕死后七年，战至仅逃生六七人，何来毁东江？

　　　　2、袁崇焕在崇祯元年七月平台奏对时，就说“守为正着，和为旁着，战为奇着”，崇祯的回答是：“嘉其忠劳久著，战守机宜悉听便宜行事，浮言朕自有鉴别，切勿瞻顾”（《崇祯长编》）“朕思讲和不过是羁縻之术，质不是长策，如须要严兵固守，不然就与他战。”（《明清史料》，甲编）。何来私下议和？

　　　　3、卖粮食是卖给蒙古喀喇沁部而不是后金，喀喇沁就是朵颜三卫，又称朵颜三十六家，其含义就是三十六个部落，根本不是****大佬所说的一个部落。崇祯初年，喀喇沁的立场实际上是在明清之间首鼠两端。其实就在天启年间，喀喇沁还是明朝比较忠实的盟友，宁远大战后，就是这些部落主动追击了努尔哈赤的败军。但是到了天启七年秋冬之际，漠南蒙古（基本上就是现在的内蒙古）最大的部落察哈尔与喀喇沁等部开战，结果是喀喇沁惨败。对于这种形势，自顾不暇的明朝是无力也无心帮助的的，喀喇沁只能求助于后金。从崇祯元年二月喀喇沁写信给皇太极请求帮助开始，直到九月双方联合击败盘踞在喀喇沁旧地的察哈尔部，喀喇沁终于和后金开始有了共同利益。同样是九月，喀喇沁又接受了明朝的封赏，这些明清夹缝中的蒙古部落开始了两面讨好的生活。崇祯二年正月，皇太极命令科尔沁、敖汉、奈曼、喀尔喀和喀喇沁等蒙古部“悉遵我朝制度”，定旗分，这也就是****大佬说“喀喇沁降后金几乎是路人皆知”的一个证据。但事实上，这个是皇太极的单方面命令，喀喇沁等蒙古部落实际上仍旧是阳奉阴违，在明清之间摇摆，各部落自行其事。史学界公认的喀喇沁真正降清，实际上是崇祯八年的事情，直到这一年，喀喇沁才接受后金定的旗分，分为喀喇沁左翼和喀喇沁右翼。第一任喀喇沁左翼的旗主，就是袁崇焕资敌问题中的主角“束不的部”的酋长。也就是崇祯二年正月，喀喇沁部分部落因为饥荒抢劫明朝边镇，二月，崇祯遣人责问，喀喇沁申诉无粮过冬实为无奈。三月，喀喇沁请求袁崇焕卖米给他们渡过饥荒，崇祯听闻了喀喇沁买米其实是为后金代购的传言，因此下旨袁崇焕停止开市。袁崇焕上奏说明原委，崇祯回复只允许计口卖粮。唯一能“证明”袁崇焕存在卖米资敌的证据是《国榷》和《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中记载的陈仁锡出使辽东一事，两书对此事的记载基本如出一辙，考察成书背景，后者应当是源自前者。此事原文为：

　　　　“翰林院编修陈仁锡使辽东，未出都，报建洲兵十五万攻宁远，及抵关不见一骑，问之，曰往朝鲜矣。抵南台堡，知朵颜束不的为插汉买妇女，为建州积谷。宁远武进士王振远陈国威入谒仁锡。曰：束不的居关外，阳仇插汉，其实昵之，又建州姻也。驻宁远关外者六七千人，此地开市止二千人，卒不及备，乘夜掩而杀之，傅介子所以斩楼兰也。建州哨在束不的部内计四百余人，不将弓矢，插汉远在漠外，驰援不及，斩头寝内，敌氛可息。失此机会，四月间四汗先至，秋冬诸王子尽入，必舍辽而攻蓟、宣矣。”

　　　　首先来看第一句“翰林院编修陈仁锡使辽东，未出都，报建洲兵十五万攻宁远，及抵关不见一骑，问之，曰往朝鲜矣。”单从这里看，似乎是袁崇焕在宁锦谎报敌情，但是查诸这段时间的史料记载，根本没有如此惊人的消息。何况，明清之间自有战争以来，明朝所有的奏报中，最多也只是丁卯之役时李嵩报告的十万。而袁崇焕的敌情汇报中，最多不过六万。怎么会冒名奇妙冒出来一个十五万呢？因此，这个十五万攻宁远的军情，最大可能是来自于民间流言。

　　　　然后再来看后面这句，“抵南台堡，知朵颜束不的为插汉买妇女，为建州积谷”。插汉就是前面说的漠南蒙古的最大部落察哈尔。自天启七年起，喀喇沁已经和察哈尔势不两立，怎么还可能“为插汉买妇女”？陈仁锡这个情报从何而来？下文说明，“宁远武进士王振远陈国威入谒仁锡。曰：束不的居关外，阳仇插汉，其实昵之，又建州姻也。”居然能说出束不的“阳仇插汉，其实昵之”的情报，实在是荒唐到了极点。而后金与蒙古各部落之间的和亲是其拉拢各部落的一个手段，并不能完全代表两者坚定的同盟关系。再下面的一句我就不整句再重复了，但是此句中的“建州哨在束不的部内计四百余人”也是经常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截取出来，以此来说后金人直接跑到袁崇焕的市场上买米。实际上，这里的记载只是写束不的部“驻宁远关外者六七千人，此地开市止二千人”，而四百“建州哨”只是说在束不的部内，没有说在开市的人群里。

　　　　后面的“插汉远在漠外，驰援不及”依旧是基于束不的与察哈尔“其实昵之”的荒唐前提。而最后一句“失此机会，四月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