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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感小集-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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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小伙子给我取出身份证，让我拿好，又让我取票，机器上给我找回五角钱，我都忘记取下来，只是把身份证和车票拿到手里，我的心里很高兴，对小伙子道声谢，他转身离去。
我仔细地看看火车票，它是鸭蛋皮色的，和到窗口买的车票的颜色不同，车票上，也是黑色字体，我查看每一项都分毫不爽。我又看看自动售票机，我想自己一定要学会怎样操作，这先进的东西必须会，否则，也太落伍了。即使是自己年逾花甲，也要跟上时代的步伐。
我很欣慰，来到了张世诚三人面前，我们一起走出了售票大厅，朝铁路饭店走去。天色更加黑暗，但路上有灯光照耀，七拐八拐地来到了铁路饭店，这饭店，可以住宿，也可以吃饭，离车站还不远，是个很理想的暂栖之地。
我们四人坐电梯来到了607房间门前，里面问：“谁呀？”我听出来了这是王淑珍的声音，我的脑海里立刻闪现出她学生时代她的形象来。我走上前，门开了，我一眼就看见了王淑珍，还没有说什么，我就上前拥抱了她，在她的头上亲吻了一下。
进屋后，我才仔细地看看她，她仍然是矮小瘦弱，眼前的形象与在克山师范的形象，还是重合了，但她的头发却是花白了，而不再是黑黑的了，她的脑后盘着个小小的发髻，而不是当年下垂到肩膀下面的两条小辫子了，她的脸色，还是当年的浅黄色，但比当年还是白了点儿，她的脸上，皱纹不多。她的上身穿着黄色的半截袖短衫，黄的颜色与我们舞步操的运动服相同，她的下身穿着米黄色的八分裤，脚上穿着饭店的蓝色拖鞋。她的脸上现出惊喜的味道。
我们四人进屋落座。王淑珍说：“这下子给我急的呢，我想去接萧影，但又怕自己一个人，认不出来，黑天瞎火的，我就在这里等吧。我给单文珍发信息，她也不给我回，我又给张世诚打电话，他也不接。我又给殷波打电话，她也不接。”
我们四人听了，分别说明了情况，我说：“我是听到了电话，但一接就没有了。”
接着，我们五个人聊了一会儿，八点多了，王桂娟和单文珍要回家了，九点收线，她们说：“明天见。”就出去了。
剩下我们三人继续聊天，你一言，我一语，聊的很热烈，从当年克师的情况，一直聊到现在，我很高兴，也很激动，说的话很多，王淑珍说：“哎呀，你的变化可真大，爱说话了。以前你总也不吱声，可你就愿意跟着我。别人都说，你们俩好，真奇怪呀，说我，一天咋呼地，人家她也不吱声，你们俩怎么能好到一块去呢。”
我听了，笑了笑，说：“啊，那是咱们俩有缘呗。”王淑珍也笑：“你还记得不，上bj串联，有天我晕车了，坐不了汽车，就走着走，你就跟在我后面，陪着我走。你还不怎么和我说话，我让你坐车去，你还不去。”
我听了之后，又笑了，说：“这事儿，你一提，我才想起来，当年的许多事儿，我都不记得了。”王淑珍说：“我还都记得。”张世诚听了我们俩的对话，他也笑了。
我看看从前的大班长，他翘起二郎腿坐在床的左侧，我就问：“大班长，你当多大的官儿？”张世诚越发笑了，他回答说：“我们ld县的劳动局长，不大。”我听了，笑着说：“但有实权哪。”
接着，张世诚和王淑珍说起了当年的一班同学，就是有出息点儿的吧，姜和是省厅级干部，地税局局长；杨文学也是省厅级干部，监狱管理局局长；贺殿勇是县级干部，庞艳丽是县级人事局局长，李桂华是县里的法院副院长。其他的，有点儿官衔的，什么校长，什么教导主任等级别的干部还有几个。当教师的占一半，其他各行各业的占一半，而现在，都已经退休了，成了地地道道的老百姓。
不知不觉地，我们三人聊到了将近九点，张世诚站起身来说：“走，咱们去接张万利，他是九点多的车到。”于是，我们三人走出了铁路饭店，来到了火车站。
张世诚给单文珍打电话，关机了，大概对方的手机是没有电了。我们抬头看看列车时间表，看到有一列从哈尔滨来的车九点十二分到，我们三人分别站在一个检票口看着张万利，结果直到无人再走出来，我们谁也没有看到张万利。
我们只好转身，张世诚要给谁打电话询问，他一转身，就看到了张万利。张万利说：“单文珍说来接我，说她穿红衣服，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呢。”张世诚说明了情况，问张万利吃饭了没有，张万利说在车上吃过了，我们四人回到了铁路饭店，到607房间就坐来聊天，一直聊到十点钟，二张回男寝去了。
我和王淑珍继续聊天。我讲述了自己这一生的坎坷遭遇，王淑珍感慨地说：“听你说的，真是挺苦的，你是怎么过来的，要是我，就活不了了。”我听了王淑珍的话，没有说什么，但我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那就是一个“忍”字了结的。
王淑珍也讲述了她的几十年的生命历程，现阶段，她和老公随儿子去了bj定居了，生活很幸福美满。当前，她正在发愁上火呢，她说：“我儿子要去xj支边三年，我可担心了，xj不安全。但回来就提格，现在，我儿子是处级，回来就是局级了。”
我听了王淑珍的这些话，不由得想起了我的独生子女，要是他健在，不也正是干事业的飞黄腾达时期吗？
我见到了阔别四十六年的老同学，很高兴，更是激动，一点儿困倦之意都没有了，一直和王淑珍聊到下半夜一点钟，她不说话了，我才罢休，可我哪里睡得着哇？
第二天早上，我还是两三点钟就醒了。
一上午，同学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到，已经是十几位同学了，阔别四十六年，一旦相见，人人都格外地亲热。戴国英发信息，问我在哪里，我就告诉了她，她的眼睛有病，我和徐秀丽就打车去接她。
晚上，我，戴国英，王会彩，王淑珍，我们四人住在南边的小屋子里，这是最不好的一间小屋，有发霉的味道很潮湿。
早上，天刚发点儿亮，我就起床了，去厨房上卫生间，在院子里看到张万利洗脸，他还是瘦瘦的，高高的，但有点儿学者的风度。
三天的聚会活动，我很少照相，我不喜欢照了，老了，看照片上的老气横秋的样子，感觉不佳，颇有失落之感。但同学们都疯狂地照相，除了全体合影之外，我只和戴国英、王淑珍、张万利、徐秀丽、苑萍、王会彩合影了，都是他们主动地邀请我。
大家一见面的时候，只是庞艳丽我没有认出来，她的变化也许大了点儿，看到她，我茫然了，她却说：“你不认识我了吗，我不是庞艳丽吗？”我仔细地看看，确认是她，她当年的白净脸色已经变得灰暗。
当然，我问，我必须问：“当年，我在邮局给你和杨文学写的信，你们收到了吗？”庞艳丽说：“收到了，你待的太短。”我又说：“朱学武和我说，他去了你们那里，你们用车接他。”庞艳丽没有接我的话茬。
那是一九八四年，学校的教师都评职称，我去克山师范取毕业证，庞艳丽和杨文学夫妇正在ks县委当领导，我当时只是出于同窗的情义想看看他们，并不是看重他们的官位身价，我也求借不着他们。但我没有问：当你们收到我的信的时候，你们想的是什么？如今，她的丈夫已经沦为阶下囚了。
戴国英的眼睛有病，看不太清楚，我就一直陪伴着她，我和王淑珍说明了情况，王淑珍很是理解的。
王淑珍是个活跃分子，男生女生都可以来往，尤其是喜欢和男同学来往。王淑珍还把当年毕业时候，我送给她的小照拿给我看，还让我用手机拍下来。这张小照，我自己都没有了，那小照，我梳着两条短辫子，穿着军装。
这次同学聚会，最小的年龄，六十六岁，一共有五人：庞艳丽、徐秀丽、殷波、李桂华、单文珍，我们五牛合影（都是属牛的）。最大的六十九岁，六十七岁的居于多数。
遭遇不幸的有：三位女同学失去了丈夫而寡居，王桂娟、单文珍苑萍。三位失去儿子的母亲，戴国英、殷波（系独生子女）、王会彩。
八个男同学，没有什么不幸之事。班长还开玩笑地说：“给寡居的女同学找一个。”结果，他只是说说而已，力不从心，他并没有什么人选，也许，以后，他会有的。
同学们晚年的生活，均有保证，都有退休金，最高的每月七千多，最低的每月两千左右。
班长还让我调查每位同学的家庭住址、电话号码、qq号，我都调查了，但不完整，有的记不清。可是，并没有印发，不知何故。组织机构安排，给每人买个u盘，把这次聚会的盛况和照片输入u盘里，这是非常必要的，同学们回家之后，可以经常地看看这些精彩的瞬间，给黄昏时节一个最美好的回忆。
我打开u盘，照片和录像，都非常之好，好好，太好了！
三天的聚会，结束了，我去了大庆西，和赵亚静、高连福、赵瑞华同车，一路上，他们很照顾我，尽了同窗之义。
即使都是同学，都来赴约相聚，虽然同窗之情尚在，但也有远近亲疏之分，这和当年的相处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一次聚会，非常地不容易，这是空前绝后的聚会，相聚的二十五人，都是出于“同窗三年半，情系今生缘”而从四面八方聚于齐齐哈尔的水师营的三水山庄。
这是值得永久地回味和纪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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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同窗三年半 情系今生缘
同窗三年半情系今生缘
（2014年9月5日）
一九六五年八月，我考入了克山师范，它的前身叫萌芽学校，是首届学生全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的母校。梁军去bj，见到了毛主席，请他老人家为自己的学校题名为“萌芽学校”，这个学校，是半工半读性质的，有自己的农场基地。大概，这在当年的hlj省内是个首创，因而称之为“萌芽”，意味着刚刚出土的新生事物。
克山这个地方，我去那里，需要在fy县城倒车。学校耸立在县城的西部――烈士陵园的道南对面，学校的院子很大，也都是砖瓦房没有高楼。
我被分配到三班，一共有四十九名同学，来自四面八方，来自大城市的只有齐齐哈尔的，并没有哈尔滨的同学，齐齐哈尔的有好几个，具体的，我还记不清楚了。而且，都是女生，没有男生，其他的，就是各个县城甚至是来自农村的学生，占了班级的大多数。
开学的具体日子记不清楚了，大家都是新来乍到，非常陌生，有很多同学是第一次离家的，当时的学校的环境还不太好，未免想家。
班主任叫樊尚选，是个hn人，自称hn选。他是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但长相很老气，似乎是三四十岁的人，他的个子很高，脸谱很像是类猿人，高高的额头，眼睛很大，而且，还深深地陷入在高高额头之下的眼眶里，厚厚的嘴唇，说话慢声拉语的，语言平庸，缺乏魄力与魅力。
大概，因为他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还不懂得如何管理班级，幸好，有个泰来的男生叫杨文学的，可能他的档案里写明了他在原来学校当过干部，樊老师就让他当班长，他就代替老师管理班级。
杨文学是个矮个子，一双小小的眼睛，薄薄的嘴唇，平平常常的相貌，但他训起人来，可是嘴黑的很，他经常站在教室的前面，训导，盛气凌人，滔滔不绝，比老师还老师。他还有个外号，叫“贴贴”（读四声），因为，什么事情完了，坏了，他就说“贴贴”。
中秋节那天，樊老师站在讲台上，讲述中秋节的来历和意义，下面却是一片哭声，尤其是齐齐哈尔的女同学，听了老师的讲述，越发想家，哭得更厉害了。
当时，我也是第一次离家，寡言少语，不会与人交往，更不善于逢迎机变，也很想家的。
过了一段时间，同学之间逐渐地熟悉了，也逐渐地习惯了学校的环境，心理也就逐渐地安稳了下来。
每天大部分时间，就是上课。所开的学科有：语文、数学、物理、化学、体育、音乐、图画、政治，还有什么学科，就记不清了。
班主任老师是教语文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教数学的老师，他是副校长，书记兼校长叫牟宝珍，他叫贾玉金，当时，他有五十多岁，他的课，简易，娴熟，听起来非常地轻松，很轻易地就学会了。可惜的是，他教的很短，后来的数学老师是一个姓韩的年轻人，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的课，与贾老师的课截然不同，他讲的累，我们听起来也更累，甘学不会。
物理老师，是个老头，说话磕磕巴巴的。政治老师姓李，高个子，是学毛著的红人儿。体育老师叫李有才，细高个子，后来，他不教了，接任的是个sd人，叫于方，长相有点儿像演员汤镇宗，但远不如汤镇宗英俊潇洒，他和学生杨杰恋爱成婚，杨杰唱毛主席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于芳跳舞。
化学老师是个瘦小的人，音乐老师高大魁梧，叫赵连英，他不但唱的好，还会谱曲，是个音乐通。
冬季就要到了，远在佳城的姐姐，给我邮来一双棉鞋，那鞋，是黑色大绒面料的，很大也很漂亮，姐姐在鞋里装满了块糖，家里也给我邮来了油茶面，我的心里倍感欣慰和温暖。
我虽然少言寡语，不善交际，但也有好朋友。第一个，便是齐市的戴国英，她不但和我好，还和我们县的侯淑华好，侯淑华大眼睛，长得很漂亮，有点儿像电影演员王晓棠。
戴国英常常邀我在夜晚出去聊天。我们俩聊天的时候，我的话就多了起来。第二个，便是lj县的王淑珍，戴国英的个子与我相似，而王淑珍却是个瘦小的身材，她手很巧，会画画，还会编织。她善于和男生交往，爱说爱笑，我们俩的性格，截然相反，但我们却是合得来。
元旦的时候，忘记了是谁，让我写辞旧迎新的文章，我写了《再见了，一九六五年！》的小品文，被人抄写在小黑板上，挂在教室房子的墙上，来来往往的人都可以看到。
那时候，正是要求进步，学毛著的时代。不知道是谁的主意，把几个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组织在一个学习小组里，齐齐哈尔的王会彩是组长，成员有我、周振先、徐秀丽、沈定法，团支部委员付国藩来管理，他是个高个子，总好仰脸朝天的高傲样子，情绪富于变化，话很多，而毕业四十六年的同学聚会的时候，他却少言寡语。
那时候，唯成分论很严重，说的倒是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可这个小组的成立，更使出身不好的我们几个人的思想包袱加重了。过了很久，好像是政治老师提出了异议，不赞成，小组才解散。
班长杨文学，后来到学生会当干部，班长就是张世诚了。张世诚身材高大，面目清秀，脸上总挂着微笑，记忆中的他，不像杨文学那样地训人，他是林甸人。
团支部书记叫刘秀兰，一副农妇的面孔，高大身材。班级有十多个团员，团支部分配一个团员帮助一个青年进步，当然，就有一个女团员帮助一个男青年了。结果，帮来帮去的，有的就搞对象了。
赵亚静与朱学武，迟淑珍与于明启，这两对就恋爱了。赵亚静与朱学武，谈恋爱，团支部也好，班委会也好，对此没有反响，而迟淑珍与于明启谈了恋爱，受到了团支部和班委会的批评并责成迟淑珍写检查。
同样的情况，却有着不同的处理，这里面就是人际关系的因素了。
班级的体育委员，叫李福源，他是讷河人，他的个子较高，相貌也不错，大眼睛，是个很正派的人。大约是冬季，他生病了，开始的症状，像是感冒，整天地躺在宿舍里，不能上课了。
后来，他请假要求回家，没有得到批准，说他不是有病而是闹情绪。班主任听信了谗言，李福源的病情逐步地加重，后经医院确诊为脑膜炎，我和同学去看他，他还能站起来，当班主任和杨文学去看他的时候，他就把脸转向了一边，一眼都不看他们。
不久，李福源就死了，他死了以后，班主任还哭了，是内疚，还是痛惜，那就说不清楚了。他的姐姐来了，父母没有来，记忆中，学校给他买口薄棺材安葬了。一个好青年，就这样地没有得到及时地关爱和治疗，鲜活的生命就被毁掉了！
学校食堂好做高梁米饭，也许是这个原因，也许还有其他的因素，我的大便干燥，很费劲，过了一段时间，我大便时，觉得**很痛，大便里还有血，血色鲜红，血很多。
我便去医院看医生。外科医生是个青年男子，相貌清秀，他听了我的叙述之后，进行了检查，确诊为**裂。我当时也不懂得何为**裂，医生就给我讲解。
我问医生怎么治，医生说需要手术，就是把裂口处割平。当时，我也不懂，他就给我手术了，不久，我便听说，这样的手术，效果更不好，因为，被割去之处，要长斑的，发硬，大便时，更容易出裂口了。
过了些日子，听说给我看病手术的青年男医生被抓了起来，说他是坏分子，坏分子坏在男女关系上，具体的情况无可知晓。
不久，西联公社驻军出了一位英雄，他叫邵均冲，失火了，他有病，上房去救火，房子塌了，他就牺牲了。据说，他是个雷锋式的人物，当饲养员的时候，他都亲口尝一尝猪食的味道如何。
邵俊冲牺牲后，有人写他的事迹，但在西联公社农民面前，通不过，说是没有写出来他的真实表现。赵连英老师还给邵均冲写了歌曲。
在我们学校对面的烈士陵园安葬邵均冲的时候，我去瞻仰了。第一次听到哀乐，觉得非常地好听，其意境，非常地合乎此时此景，动人心魄。后来，我终于找到了乐谱。
每科的一本书，还没有学完呢，就文化大革命了，不上课了。当然，也学习了《炮打司令部》一文，接着，便知道了什么聂元梓、蒯大富、张铁生一类的人物，后来又是什么邓拓、吴晗、廖沫沙，接着，便是纷纷起来，砸四旧，只要是谁说某个东西属于四旧，就砸掉。记得王桂娟梳着两条长长的大辫子，到腰间，好像有人说是这是属于四旧的封建主义，那么，王桂娟就忍痛割爱了。三年级有个姓贾的高个子男生，有人说他的球鞋底部的图案有问题，他就脱了鞋，光脚丫子走路……
那个时候，人们都疯了。
学校开始造反了之后，揪斗学校的领导，斗的最狠的是贾玉金校长，好像牟宝珍调走了，但也被揪回来批斗过，还有教导主任赵国范。
记得给贾玉金戴上高高的帽子，上面写着“打倒贾玉金“的字样。不过，贾玉金非常地冷静，神态自若，对答如流，而赵国范就不行了，他很害怕很软弱的。
接着，还揪斗教师，赵连英就是典型的一个。大字报铺天盖地，有的教师的日记也被抄了，写出大字报的形式批判。
我们的班主任，大概是没有什么可批的，不知道是谁，将樊老师在元旦之际，自己掏腰包给全班同学买的糖果这些东西也写成了大字报，说是用糖衣炮弹腐蚀青年学生，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想那樊老师心中该是多么地后悔不迭。
据说，hn选后来调回了hn老家，此后，便没有了他的消息。
我们班，开始的时候，就是一派的，属于红色造反团的。整个学校，分两大派，一是红色造反团，主要是平时的一般化的学生组织的，另一派，便是318造反团，主要是平日里的先进分子组织的。
后来，班级分派了，以杨文学为首的“崇杨派“，分化了出去，加入了318造反团，主要成员有：杨文学、沈定法、庞艳丽、付国藩、冯广金等十几个人。
其他的人，还留在红色造反团里，领导人就是班长张世诚了。两派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后来，班级里有了军代表和工代表，军代表是个年轻的战士，工代表是一老一少两个男子。
毕业照相时，崇杨派没有参加，但杨文学和沈定法参加了。崇杨派的人，也生气了，杨文学不让他们参加，自己却参加了，不知道杨文学是什么动机。
那时候，出现了红卫兵，就好像小学的少先队员，中学的团员一样的，但我没有成为红卫兵，因我的家庭成分不好，尽管在社教四清运动中改正为中农，也把改成分的证明邮到了学校，但究竟是没有得到学校的认可，所以，我当不成红卫兵，那种落寞的感觉也是不好受的，但有什么办法呢？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段时间盛行江青搞的八个样板戏，学校的造反派也组织学生来表演，我那时就喜欢歌唱，遗憾的是我唱不了，于是，我就收集和抄录歌曲，买《红灯记》的歌本，收录了一大本歌曲。
大概是在一年的元旦左右，学校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件，红色造反团的两个女生去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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