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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静的烽塔--一个阿富汗家族的战火流离-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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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我们听说当天晚上马苏德不治身亡，当时那家军队医院竭力想挽救他。周围所有人，我们许多潘吉什尔邻居都哭声震天。
要离开的事情我没有告诉同学们。我不希望让他们为我要离开而他们还待在这里感到悲伤。我打算从意大利给他们寄礼物和充满温馨话语的信。
在过去3年里我们已经成为要好的朋友，虽说我有时不在大学里待着。我们甚至与那些从前线归来的塔利班分子交上了朋友。我们教他们读书和写字。在体育馆里我们也教他们如何玩双杠、如何打篮球、如何跳舞。有时在课间我们甚至还与他们一起偷听印度音乐。其中有几个退出了塔利班。毕竟他们不是骨子里就坏的人。他们只是像我们一样，希望人生中有实现梦想的机会。他们希望与喀布尔的姑娘结婚，在这里结婚生子。
我们告诉他们要与妻子一起做家务。起初他们以为我们在拿他们打趣，之后才发现我们是认真的。毕竟他们不想回到从前生活的村庄。最后，他们同意在家里要与女人保持平等，一起做家务。
马苏德死去的那天，同学们和我谈论他被暗杀一事。有的对阿富汗失去一位首领表示深深的关切。对在内战中他发射的火箭弹给喀布尔造成巨大灾难仍记忆犹新的其他人，则对他的死亡幸灾乐祸。
有的同学斥责其他同学，好像我们就是记者似的，说：“我们的工作不是站在哪一边，而是搜集所有事实，告诉人们真相。”我们把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作为事情发生后应该如何立即准确报道的新闻范例。我们随身带着收音机，通常都有耳机，以便在课间能听一会儿。
在我们谈论马苏德的时候，一位同学正在收听新闻。他突然大声喊道：“安静安静纽约出大事了”
他从收音机上拔下耳机，我们听到这样一则新闻：一架飞机撞上纽约世贸中心。我们在许多电影里见过世贸中心，尤其是那部描写一只巨猿将世贸中心当成一副梯子攀爬的电影。我们能在心里清晰地描绘出世贸中心双子座大楼。午后我们站在大学校园的树荫下，从那个收音机收听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第二架飞机撞上了另一座大楼。我们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从我们身边被带走了。“美国都正在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对阿富汗又能寄予什么希望呢”我们彼此问道。
与之相比，马苏德的死显得黯然失色了。我们完全把他遗忘了。英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如是说：“马苏德被暗杀的时间，正好是美国发生恐怖袭击事件的前两天。那些相信奥萨马**下令实施暗杀以此来帮助他的塔利班保护者并确保他与塔利班进行合作的观察家们，认为这次暗杀意味深远。据报道暗杀者在马苏德的问题上表明过要支持**。”
奥萨马**，不就是那个据说住在我们家附近那幢房子里、号称“坏事大王”的人的名字吗
有些同学说美国很快就会袭击阿富汗。美国人会像苏联人那样。他们到处扔炸弹，使每一座村庄和城市变成一片焦土。
对此我不敢断言。我想美国离阿富汗太远，不会攻打阿富汗的。他们在另一个大洲上。他们干吗要来阿富汗呢如果他们想抓住奥萨马**，会派特工来的。毕竟他们不会为了一个人而攻打整个阿富汗。
“即使他们想这么做，”我暗自思忖，“我们也已经离开了。那时或许我们已经到了土耳其，甚至意大利。毕竟攻打阿富汗这种事不太可能。”
从那以后，我们每天都收听差不多一小时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他们一直说美国要攻打阿富汗。但一个月过去了，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现在公路仍旧开放。离我们动身离开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们对这次能真的离开阿富汗抱的期望越来越大，同样也担心有什么事情会阻止我们动身。
在我们动身前的一星期，几位叔叔、婶婶和堂兄弟们来到我家。那个星期日晚上稍晚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吃了顿持续很久的晚餐。最后，他们与我们话别，收拾好父亲为他们每一家留下的东西。
那晚天气很凉，我们没有在庭院里吃饭，而是挤在九塔城堡一间屋子里，像一家人一样在一起，围着一张台布吃饭，那场面很温馨。我们心里清楚这种场面也许不会再在阿富汗出现了。我的堂兄弟们问我是否会给他们寄漂亮的礼物。我允诺一到那边就给他们寄很多礼物来。
在开玩笑当口，我们听到一声巨响，好像是炸弹爆炸的声音。整个大地都在颤抖。我们家有的窗户被震裂了，但没人受伤。多年来，我们在窗前围上了塑料布，防止破碎的玻璃掉下来砸伤我们。我们一齐冲到院子中，爬上楼梯来到大平台上，顺着伫立在那儿的梯子爬上屋顶，想看个究竟。
我们看到位于恰拉–诺伯利亚和祖父的老房子之间的一座小山的山尖，上方高耸着电视天线，升起一个看上去像巨大的蘑菇一般的黑云团。大家都称那座小山为电视山，而不叫它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名称：科赫–阿斯麦。
我们没听到飞机的轰鸣声。我们以为也许是电视山上塔利班的什么武器走火了呢。不一会儿，又一枚炸弹落在离我们住的老城堡非常近的另一个塔利班营区爆炸了。大地又一次摇晃起来。我们互相扶着。父亲和他的兄弟们沿着屋顶跑向最后一座高塔，那里视野更好一些。之后我们听到一架飞得很高的飞机，就像姐姐说的那样：“在空中一闪就不见了，离天堂那么近。”
飞机飞得太高了，地面上任何大炮也打不到它。很快这里又来了更多这样的飞机。就在我们观察的当口，他们开始轰炸塔利班营地、防空设施和训练场地，之后他们对准塔利班指挥官和通讯设施所在地，以及军事基地。
“他们不是乱投弹，”母亲说，“他们不像苏联人或者军阀那样到处乱扔炸弹，瞧他们轰炸目标时有多么小心。”
我们还不清楚这些投掷炸弹的是些什么人。
我们都把衣袋里的收音机调到英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频道。现在，大家都爬上梯子来到屋顶上。英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如是说：“美国和英**队开始朝阿富汗战场空投炸弹，目标是塔利班武装力量和基地组织。据报道称对首都喀布尔的攻击行动，导致那里的机场电力供应中断，受到攻击的还有塔利班最高领导人毛拉奥马尔的老家坎大哈的军事中枢，以及有许多塔利班训练营的贾拉拉巴德。”
我们看见一枚大炸弹落在附近的机场，塔利班在那里有一个大营地。我们惊奇地彼此对视着，谁也没说话，因为我们不能错过英国广播公司新闻报道里的每一个字。
突然，我们都被母亲的举动分了神，她正朝空中挥着手，冲父亲高喊。
“没活路了，没活路了“她像疯子一般尖叫道。
“出什么事了”姐姐问道，声音一反常态地透着惊惧。
“他说他不想离开了你那犟得要命的父亲不想离开阿富汗了都准备好了，可他说我们不走了”她大声责骂道。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今晚发生了太多奇怪的事情。
“他又像一头骆驼那样不动地方了，”母亲绝望地说，“一旦他下定决心，谁也休想令他改变主意。”母亲说着，下了梯子来到下面的平台上。婶婶们围在她身边。
“爸爸，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道。
“过来，儿子。大家都到这儿来。”他说。与母亲不同，他很平静，看不出有什么异样。我们在他面前围成半圆席地而坐。美国人的战机继续朝他们的打击目标投掷炸弹。一架隐形飞机每次发射，我们都见到一团火光，当炸弹击中目标并伴以一声巨响后，我们瞧见第二团火光，随后便是地动山摇。
“阿富汗人互相争斗了上千年。”父亲说这番话时，盯着我们每个人的眼睛。他已经成了我们的老师，我们就是他的学生。“我们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就是互相袭击和掠夺。但是，有两件事情将我们维系起来：爱真主，憎恨入侵者和敌人。除非弄清楚美国人到底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戴着朋友面具的敌人，否则我们不会离开阿富汗。”
“那又怎么样呢我们真的不走了”姐姐问道，失望和恼怒溢于言表。
“哪有人在乎谁入侵我们呢”“笨蛋”问道，“我敢肯定他们会比塔利班或各个派系强。”
“不，我的孩子，”父亲说着，伸手把他拉到近前。“我们这块土地就是我们的母亲。我们不能让外人入侵我们的土地。保卫母亲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离开这个你称为国家的大烂摊子”母亲从下面的平台冲父亲吼道。她站在下面黑魆魆看不到的地方，只有炸弹击中目标，闪光中她的身影才会现出片刻。“我们的责任是保住我们的命。”她走到梯子底端，这副梯子通向上面我们和父亲坐着的地方。她逼视着父亲。
“在圣战者组织攫取政权之前，我们把他们当成救生者。结果，他们成了草菅无辜生命的祸害。塔利班也是一样。这些人没什么不同。他们的目标一致，只不过打的旗号不一样罢了。你难道不明白吗你没看到他们玩的花样吗你没看到从哪儿开始，要往哪儿去吗”自从我们被赶出祖父的房子以来，母亲这些年所有的愤怒都爆发出来了。
“你也许说得对，”父亲平静地反驳道，“但是在我弄清楚这些人的真面目之前，我不会离开的。”
我们转过脸去，想知道母亲会怎么回应，可是她转身走了。她对父亲的了解胜于他本人。她知道他会做出怎样的回答。他还没来得及张嘴，她就走了。
我们按原计划离开的日子到了，又过去了。父亲没说什么。母亲也不和他说话。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非常失望和沮丧。自从祖父去世以来，我从未像今天这样迫切地想和他谈谈心。可是他无法听我说话。
晚上，我来到院子中，坐在金合欢树下。每当心情很糟，我都会坐在那棵树下，这已经成了我的习惯。我觉得自己在以一种奇怪的方式靠近瓦基勒。他就是在那里与我们度过最后的时光。我也只能通过死的方式才能离开这个地方吗
美国飞机没日没夜地持续轰炸。这场战争与同苏联人爆发的那场战争完全不同。苏联人的飞机飞得很低，一次轰炸就炸毁整个村子。美国飞机在他们的打击目标上方飞得很高，一次仅投放少量炸弹。
当炸弹每夜恰好落在塔利班以及巴基斯坦、车臣、旁遮普和沙特阿拉伯的其他宗教狂热者头上时，清真寺里正在祷告的人们呼号之声响成一片。
快到冬天了，天气骤然变冷。日常生活还在继续。我们对战争已经习以为常。在阿富汗很少有战争中断的时候。
天天炸弹爆炸声不断，除了去找便于找到的食物以外，没有人离开家。很难得到关于喀布尔真实情况的消息。不过，我们开始注意到一些改变的细微迹象。随着一星期接一星期地过去，塔利班连同他们长长的宽松衣裤、黑白两色的头巾以及涂了黑眼影的眼睛，开始消失了。他们不会一夜之间就不见了踪影，他们现在做的事情与当初他们占领喀布尔时，圣战者组织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只不过没那么明显罢了。
从塔利班来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很快就学会了从不正眼看他们，当他们经过时我们总是低着头眼睛盯着地面。现在情形正好相反，大街上的塔利班分子越来越少，我们附近也许只有两三位而已。他们看到有人走近时，轮到他们的眼睛盯着地面匆匆走开，直奔他们占据的某个大院子。
其他事情也令我们感到惊奇。离恰拉–诺伯利亚不远的一幢很大的清真寺附近，总有一个塔利班在十字路口中央坐在一把椅子上。专司报告祷告时刻的宣礼使一开始喊，这位塔利班分子就摘下头巾放到椅子上，作为他要去行洗礼的标志。有时他甚至会丢下鞭子。顷刻，附近街道上的一切事实上是整个城市会陷于停顿状态。司机把车停在路中央，奔向清真寺。店主把他们在架子上精心摆放的一层层石榴和葡萄丢下不管，径直冲出门，甚至门都顾不上锁。他们知道没有人来偷东西。在塔利班倡导的公正之下，一个窃贼的手会被剁掉。
没有人戴头巾，没有人手上握着鞭子，十字路口也不再有塔利班分子坐在椅子上，那一天还是来临了。谁也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但只要大家还遵守塔利班的法令，就会安然无事。
一星期接一星期，美国人的轰炸还在继续。有的晚上投的炸弹多些，有的晚上少些。飞机不开照明灯，在炸弹落地前几秒钟我们才听到它们发出的声音。
每天晚上，母亲和舅舅还有我都会坐在塔顶上，裹着被子观看炸弹爆炸时火光一片的景象。几秒钟后随着整个城市地动山摇，我们觉得爆炸的冲击波正向我们滚来。为了消磨时光，我们便打赌接下来哪个塔利班营地会遭到轰炸。有时舅舅赢，有时母亲赢，有时则是我赢。
我们听说有些投弹的飞机是由女人驾驶的。这个消息令我们愕然。女人怎么能做这种事情我们扪心自问。美国必定是个伟大的国家，大家纷纷议论道，他们竟然派女人就能击败塔利班。我们没见过美国男人是什么样子。陆地上见不到美国大兵，只有他们的飞机在天上飞来飞去。
一天晚上，在毛拉最后一次宣布祷告时刻之后，我们来到屋顶上。轰炸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我们在最后那座幸存的高塔附近坐下，开始听音乐。这是真正的音乐，不是塔利班那种没有伴奏的清唱。音乐从与我们相邻的胖老师那幢房子缓缓飘出。胖老师住在花园下面那条街的对面。我们的脸上挂着困惑的微笑，互相对视。因为富有，胖老师数次受到塔利班残酷的对待。此刻，他儿子在窗户上放了个非常大的扬声器，音乐就像汨汨的泉水一样喷涌到街上。
“塔利班已经走了吗”舅舅问道。他的声音和双眸充满了期待。我们没有作答。
在过去4天里我们一直听人传言，说每到晚上住在马卡罗延公寓里的人便播放音乐，音乐声从楼上黑洞洞的窗户飘出来。我们真的不相信那些传言。也许那些传言是真的。
不久，我们听到从附近另一幢房子飘来更多的音乐。之后是别的房子，一幢接一幢。再后来便是我们隔壁，他家女儿每天都爬梯子来我的工厂做工。最后竟然从我们自己的院子传出悠扬的乐曲，有人在汽车蓄电瓶上放了一台录音机，那天晚上我们家没有电。大家从隐蔽处拿出扬声器，固定在窗台上。他们放的音乐声音调到了最大，什么类型的音乐都有。
阿赫马德扎希尔ahdzahir、罕加马hanga和阿赫马德瓦里ahddrafi、加吉特辛格j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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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节
jitsinghe、乌斯塔德拉希姆巴克什ustadrahiakhsh、乌斯塔德贝尔图恩ustadbeltoon、乌斯塔德多拉依洛加里ustaddoraylogari音乐声划破夜空，遍地悠扬。感觉整个城市都因为音乐而沸腾了，每一个音符都传达着我们难以置信的信息：塔利班走了炸弹的爆炸声还在继续，但现在却很难听到了，都被掩盖在音乐之下了。
我们下面的庭院里、大街上、还有邻居的庭院里，人们纷纷从自己家走出来，以一种这些年从不敢放纵的方式尽情欢呼，放声高喊，纵声大笑。现在，随着每一个音符在黑暗中回荡，传出的一条信息令我们简直不敢相信：塔利班走了。塔利班走了
我的姐姐妹妹们、堂兄弟们还有老城堡的邻居们一起冲到庭院中，想看个究竟。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问那些没有人能回答上来的问题。
我瞧见父亲站在金合欢树下，望着他们。自从炸弹袭击开始以来他说的话都应验了，我知道他在等着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些美国人是来帮我们还是入侵我们的他需要了解比音乐更多的事情，那就是阿富汗已经回到人民手中。他环顾四周，过了几分钟他一声不响地回到房间里。
胖老师的儿子们开始播放传统的阿坦鼓乐录音。鼓乐声一响起，其他音乐便相形见绌。借着花园后面路中央停着的一辆摩托车发出的亮光，我们发现有20多个成年人和小伙子伴随着激昂的音乐节拍舞动身体。他们当中有的身着紧身牛仔裤或者色彩斑斓的t恤，自从塔利班占领喀布尔以来，他们的装束一直藏着不敢示人。从家里出来的其他人，一见自己还穿着宽松衣裤，便马上转身回去了。几分钟后，他们一身西式打扮回到街上。有一位年轻人身着西装打着领带。没有一个人戴头巾。
其中有两人双手举过头顶，拍手示意，阿坦鼓乐开始响起。
刚才还乱哄哄的民众很快围成一个圆圈，按照阿坦鼓乐第一个节拍迈出第一个舞步，这是过去5年里我第一次看见有人翩翩起舞。刚持续了10秒钟，男人们便纵声大笑，没法继续跳下去了。他们站在那里高喊，彼此拥抱，惊奇地发现自己竟然身不由己地跳起舞来，在塔利班来之前的几千年里，跳舞毕竟是阿富汗人表达喜悦的一种方式。街上飘荡着鼓乐之声，不久人们又重新围成一个圆圈。有的开始迈出有节奏的优美舞步起初很慢其他人为他们欢呼喝彩。
随着第二首阿坦鼓乐响起，母亲双眸噙满泪水，喜极而泣。她没有刻意掩饰，只管开怀欢笑。
母亲站起身，解下围巾，松开头发上的环扣，身体微微后倾，在夜色中将头从一边摇向另一边。一股微风拂过她的发际，发梢向上微微飘起。这时，不远处一枚炸弹爆炸，爆炸地点也许就在“坏事大王”那幢大房子里，那里住着许多塔利班分子。借着炸弹浅蓝色的亮光，母亲的面庞映入我眼帘。她看上去还是那么美。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见她没戴围巾，时光仿佛回到了从前。
我站起身，观看下面街上的人们舞步飞转，没戴头巾的脑袋晃来晃去。我就站在母亲身边。我真想加入他们当中，19岁的我还从未跳过舞。尽管担心自己真跳起来准像只山羊一样笨拙，可心里那种冲动始终难以遏制。然而，我性情中像父亲的那部分还是占了上风。在对这些向我们国家扔炸弹的人有更多了解之前，我是不会开怀庆祝的。
舅舅也站起身来。他像只鹰一样张开双臂，仰望星空，开始跳舞。母亲兴奋地拍着手，几乎笑弯了腰。
随着阿坦鼓乐重击节拍正好与另一声爆炸同时响起，我用胳膊揽住母亲，想到她和父亲为了我们这个家安然无恙所做的一切。现在我长得比她高了。我已经到了一个阿富汗人的儿子承担起照顾父母的责任的年龄。我应如何尽可能地回报他们对我们的爱呢
母亲头枕着我的肩膀，伸出双臂抱住我。她深深叹了口气。想到日后更多的不确定性，我把她拉得更近了。
一个敲着挂在脖子上的腰鼓的人，加入街上的队伍中。与其他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身着传统阿富汗服装、头戴金光闪闪的帽子。随着迈进跳舞的人围成的圆圈，他在扬声器近前敲起鼓来，鼓乐声愈加急促，围观的人开始狂热起来。
阿坦鼓乐正好到了鼓声急促的环节上，跳舞的人普遍开始跟不上节拍，一个个精疲力竭。可是鼓声越急促，那个人的举止越令人们狂热。人们先往一个方向旋转，然后是另一个方向。这个晚上没有人中途离开。事实上，先前驻足观看的人也禁不住加入起舞的人群队伍之中。
我为那些人欢呼，尽管我知道他们听不到我的喊声。我不停地为他们加油呐喊。
他们跳啊，跳啊，跳啊
后记
人在旅途
母亲的话不幸言中了。外国人的所作所为并不符合我们的期待。他们虽然暂时把塔利班赶跑了，但比起对我们国家的兴趣，他们显然更关注自己的政治。
来阿富汗的许多外国人口口声声说帮助我们，可离开时都满载而归。我们等着看除了军事基地以外，他们还会修建什么。
多年来我们一直盼望他们能帮我们修建供水系统，这样我们就不必用水桶从公共水泵拎水了；或者修建污水处理系统，这样我们就能远离排水沟发出的恶臭和带来的疾病。尽管我们终于用上电了，可是电力来自其他国家，要是他们能帮助我们重建水力发电大坝的话，我们本来可以用上自己国家发的电。
当看到那么多的钱被外国人浪费掉时，我想起了祖父。有一天，他坐在紧挨着窗户的一个长垫子上，沏了壶绿茶，对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
那时我已经是个十几岁的少年，正醉心于自己的事情。但我总是有时间与祖父待在一起。我坐在他身边，望着他那张虽说苍老但并没有多少皱纹的脸。
“毛拉纳斯鲁丁以前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一个村子里。”当然，我知道这不是真的。在穆斯林世界，毛拉纳斯鲁丁生活在民间传说中，但祖父始终声称他是我们的邻居。他伸出一只胳膊把我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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