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静的烽塔--一个阿富汗家族的战火流离-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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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间传说中，但祖父始终声称他是我们的邻居。他伸出一只胳膊把我向他拉近，我冲他笑而不语。

　　　　“每天早晨，他都骑着他那头驴到人迹罕至的地方。他们为什么这样真主以此向人们表明荒原的真正意义。

　　　　“过了一段时间，他的邻居阿里汗alikhan对这个老头日复一日到同一个地方充满好奇，碍于对他的尊敬而没有直接问。于是阿里汗派一个儿子去问纳斯鲁丁，做点什么才能使毛拉纳斯鲁丁生活得好一些。

　　　　“毛拉纳斯鲁丁见到阿里汗的儿子非常高兴，递给他一块硬糖，由于糖在口袋里放着，上面还沾有衣服上的线头。这个小伙子礼貌地婉拒了。然后，毛拉纳斯鲁丁问他：你为什么一个人来其他人在哪儿呢”

　　　　“阿里汗的儿子问毛拉纳斯鲁丁：你希望谁来呢”

　　　　“哦，他说，某一天这里会发生好的事情。果真如此的话，会有一大群人汇聚于此。而最先来这儿的人是我。说着，他脸上浮现出招牌式的微笑。我对什么都看得很清楚我一直等着那一时刻来临。”

　　　　祖父将茶杯举到唇边，我咯咯笑个不停。尽管我已经过了听毛拉纳斯鲁丁故事的年龄，但对参透故事中蕴藏的智慧而言又太年轻了。我之所以笑起来，是因为我乐意跟祖父在一起。现在这事已经过去多年了，我终于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要是在阿富汗外国人的钱真能带来好的结果的话，像纳斯鲁丁一样我也能看得一清二楚。直到那时，我每天都在等待，等待，等待。

　　　　美国人来了之后，他们需要翻译人员。在6个月时间里，我自学了足够用的英语，以至于能为他们服务和赚美元了。因为极度需要人帮忙，他们对于语法是否恰当并不在意。在还没有为美国人工作时，我就开始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英语节目和看美国电影来练习英语了。我在说和写时从不会对犯错感到难为情。当有人指出我的错误时，我总是心存感激。

　　　　我第一份工作是陪美国大兵。我从他们那里学习了许多有趣的词汇。稍后，我为联合国工作，结果发现从美国大兵那里学到的词汇在办公室里不能使用。有几次我用了，人们脸上现出惊愕和困惑的神情。

　　　　现在，我能说一些英语，我和父亲一起接手了我们家族的地毯生意。我从未试图重新启动我的工厂，至少不再按以前那种方式经营了。我已经把织机赠送给别人，不想再要回来，因为许多织工没有其他赚钱门路。外国人如潮水般涌入喀布尔，为人们在家里织成多年而现在想出卖的地毯开拓了一个很大的新市场。我不需要自己制作地毯来做生意。因为我会说英语，能将他人的地毯卖给外国人。这给了我与许多国家的人打交道的机会。

　　　　美国人总是很友好。他们买了许多地毯，而且都是按我要的价格付钱。他们总希望尽可能多地了解地毯：在哪儿制作的，由谁制作的，图案有什么涵义。他们数次邀请我去大使馆专门介绍阿富汗地毯。“地毯织匠是诗人。”我告诉他们，“而地毯就像诗人的作品诗歌。”我尝试教他们如何读地毯的“诗句”。

　　　　法国人来了，打量地毯，四处乱扔，指出那些地毯的瑕疵，之后不想按地毯应有的价值来付钱。为了一点点折扣，他们宁可用几个钟头时间讨价还价。其中有些人成了我的朋友，还从巴黎给我带来黑巧克力。我短暂造访过巴黎两次。他们邀请我去他们家做客。他们为我烧的菜太好吃了，以至于我禁不住想知道在我一生中除此之外吃的那些东西是否真的能被称为食物。我赞赏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传统和古建筑的评价，这种坦率的方式是阿富汗人所欠缺的。

　　　　意大利人总是大声嚷嚷。他们在鉴别地毯之前，会要一杯茶。然后我们会就很多事情聊很久。最后，他们检查线头时，我们才开始讨论地毯。他们会要更多的茶，然后开始讨价还价，偶尔还会开开玩笑。这个过程要持续几个钟头。突然，他们按足价付完钱，便匆匆而去，这是因为他们做别的事情要迟到了。他们非常像阿富汗人，总是很友好，穿着得体，吃着大餐，一分钟前还哈哈大笑，一分钟后就大声嚷嚷。我去意大利时见到了所有想见的东西，我对自己说：“我这是在自己家。”

　　　　我有幸造访英格兰，在那里认识的所有人都对我照顾的很周到。英格兰的乡间美极了，我觉得自己就像在天堂。但是，我在喀布尔认识的许多英国人举止言行都恪守英国老派传统。

　　　　一位颧骨高耸、长得瘦骨嶙峋的英国人租下了诺伯利亚的一部分。他把庭院里所有大的老树和紫丁香都砍倒了，甚至连我们安放瓦基勒尸体在其下面的那株金合欢树也未能幸免。他说这些树栽错了地方。

　　　　回想当年即使在最糟糕的干旱年景，我也每天两次骑自行车从唯一的水源地用水桶驮水回来浇灌那些树。那个水泵距离诺伯利亚超过一英里路程，要翻过理工学院那边的小山丘。

　　　　这个英国人希望在诺伯利亚能占用更多的房子。于是，庭院外面两户在这里住了30多年的非常贫困的阿富汗家庭，被迫离开这里。其中一户是哈扎拉人家庭，这家的女儿曾爬墙到我的工厂做工。他们离开时不得不卖掉奶牛，而牛奶是他们唯一的经济来源。这意味着他们的女儿必须辍学出去找工作。

　　　　对此，祖父和他的朋友们正在某处彼此会意地点头。请真主让那个英国人有点慈悲之心并引领他到正道上来吧。

　　　　与此同时，在所有那些整天炸弹横飞、皮鞭乱舞、向人投掷石头的日子里，我们朝夕梦想的真正的阿富汗还是没有回来。2004年我们第一次举行总统选举之后，曾经抱着很大的希望。在两年时间里，许多阿富汗人从他们逃难至此并开始创业的异国他乡纷纷回到故里。有的在喀布尔和外省建了很高的现代建筑。当时给人真实的感觉就是，阿富汗终于又回到人民手里了。

　　　　但是之后事情变了，我们很快了解到，并非一切都是外国人的问题。

　　　　我去商务部为我的地毯生意注册。我认识部长的特别顾问。在她的帮助下，我在一小时内完成了所有必要的书面申报手续。之后，我不得不将填报的资料交到财政部、司法部和警备司令部，还要履行很多程序。

　　　　在那些地方，我不得不求很多人为我盖章，即便没人告诉我盖那些章是做什么用的。并且，为我盖章的每个人都要向我索取贿赂。当然，他们不直接要钱，而是说：“要是有糖果就好了。”我给他们一些阿富汗尼，他们才做了本来属于他们分内的事情。

　　　　这天慢慢过去，我兜里的钱也快用光了，很是恼火。我来到街上一个小贩近前，用仅剩的钱买了一袋硬糖，是那种喝茶时才放一块的糖。从那以后，每当有人向我要糖，我就从衣袋里掏出一块给他。他们一只眉毛上挑、另一只眉毛下压地盯着我。我装傻充愣，冲他们微笑，好像我真不明白“糖果”是什么意思似的。

　　　　一个人说：“我要的不是这个。给我真正的糖果。”

　　　　“这就是真正的糖果啊，非常好吃。”我说，“瞧，这种糖从波兰绕了半个地球才到阿富汗。成分健康易消化。他们用蜂蜜代替蔗糖，是真正的奶糖。非常好吃”说罢，我吃了一块，一副非常好吃、非常满足的神情。

　　　　“笨蛋我要的是钱。”他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了。

　　　　“钱为什么啊”我问道，假装很吃惊的样子。

　　　　“因为处理你的申请文件。”他说，声音介于大声和耳语之间。

　　　　“那可是行贿受贿啊。”我眼睛睁得老大地答道，“行贿受贿可是犯罪啊在伊斯兰教中这可是被禁止的你想让我们两人都成为罪犯吗”

　　　　“你是傻瓜吗”他望着我，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

　　　　“以前可没人叫我傻瓜的”然后，我愈发温和地补充道，“我只是想向你解释伊斯兰教的基本准则。”

　　　　很快，他决定不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他心里清楚可以从下一个来办事的人身上索要贿赂。他审核了我的申请文件，按下办公桌上的铃。一位警卫急三火四地进来，那人对警卫说：“把这个患精神病的家伙带出去”

　　　　“我不是精神病患者我也不是罪犯，我也不是行贿者，也不愤世嫉俗。现在，请告诉我谁是精神病患者”说完，不等对方回答，我一脸微笑地往外走。

　　　　自从那天晚上我们在房顶目睹美国人投下第一枚炸弹以来，已经过去十余年了。我经常想起一些人好人和坏人都是我在艰难岁月认识的，我颇为好奇他们性格形成的原因。

　　　　尽管我在许多地方寻找过贝拉尔，但再也没见过他。如果他不在了，请真主保佑他灵魂安息。要是他还活着，我祈求真主能让我们某一天还能重逢。

　　　　祖父和我发现头盖骨的那个花园，喷泉上面盖了3栋房子。

　　　　我打出租车时，司机有时会抄近路，每当此时那些可怕的记忆就会在眼前浮现。我身体前倾，请他走另一条路，因为那里会勾起我想忘却的一段战争记忆。每个司机都明白这点，他们总是转个弯，寻找其他路径。

　　　　我再也没见到那位被迫卖身的年轻老师。我希望她能赚足够的钱，好到另一个国家开始一段新生活。尽管我们是在那种环境下相识的，但我想到她时始终怀着深深的敬意。

　　　　我再也没在塔什库尔干见到我从他们的花园偷了5个石榴的那家人。现在，也许他们在美国生活呢。我听说那个花园5年前就成了一片废墟，当时有人又在原址种上了植物和果树。我曾到过那里，可是当地人说他们从未听说过哈姆扎和他的家人。我纳闷的是哈姆扎在别的地方真的能快乐吗

　　　　有时，我的库车表兄弟们晚春时节赶着羊和骆驼走到喀布尔附近时，会给我父亲打电话。他们从贾拉拉巴德冬天的家赶往阿富汗中部高原地区。他们依旧保持库车人的习性，但现在都用上了手机。

　　　　从前那个喜欢吹笛子的牧童奥马尔汗，现在在德国生活。他成了一名汽车技工。他同另一位在德国出生的阿富汗人经营一家汽车修理行。他德语说得很流利。自从离开阿富汗以后他再也没回来过。现在，他在等德国政府给他签发德国护照，这样他就能到阿富汗探亲了。

　　　　亚伦汗现在住在希腊。他成了一名裁缝，娶了一位漂亮的希腊女子。因为库车人只能与库车人结婚以保证血统正宗，所以亚伦的父亲不高兴，他们不与他联系，但通过奥马尔汗了解他的近况。

　　　　所罗门汗留在了库车部落。他有两位漂亮的妻子。第一个妻子给他生了3个漂亮的女儿，而第二个妻子则给他生了两个英俊的儿子。他还是话不多，但他教会了妻子和孩子读书和写字。

　　　　我的许多同学，包括那些我们互相揍对方来庆祝毕业的同学，还与我保持联系。其中有几个在毕业两年内纷纷去了印度。还有两位通过与已经在那里定居的表亲结婚，拿到了去欧洲国家的签证。有5人在喀布尔，生意做得很好。3个同学死于自杀式炸弹袭击，其中两人本来拎着水果正赶着回家吃晚餐。在我们心中永远保有对他们的怀念。

　　　　一天晚上，在喀布尔举行的一个派对上，我听到那个施虐狂扎达德的消息，说他在英国被关进监狱了。本来他在伦敦躲藏了起来，但一位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发现了他，他以反人类罪被拘捕。

　　　　有个外国人他是很少几个真心帮助阿富汗的人之一，告诉我在一个全是由大师演奏音乐的公园里，他被要求出庭作证指控扎达德的罪行。要进行两次审判才能给扎达德定罪。这位外国人也说那只“狗”已经死了，是在普里查基区监狱里执行的。在那天晚上之前，我曾试图用互联网查询扎达德和“狗”，但这么做令我觉得非常恶心。对那段日子的记忆太清晰了，我不在乎他们是死了还是活着。要是他们死了的话，我祈祷他们下地狱的最底层。

　　　　对那个发射火箭弹炸死了瓦基勒的加尔布丁赫克马蒂亚尔来说，地狱是他最好的去处，而永恒只是短暂一瞬。他还活着，还在作恶。

　　　　塔利班被赶走后，外国人开始涌进喀布尔，哈吉努尔谢尔从印度回来了，他在沙赫勒–瑙购物区中心地段的地毯生意重新开张。他回来就住在恰拉–诺伯利亚他的房间里。他离开的那些年，他先前住的房间一直锁着。一天他出现在庭院里，喊了一句“le，达里语中“老师”的意思，他在喊我父亲。当时我们刚吃完午饭，父亲正准备午睡，一听到这熟悉的声音，我们马上跑到院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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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

　　　　见到他真是太高兴了。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就住在诺伯利亚，而他的家人还留在印度。有时，他去看望他们，但在喀布尔他是最快乐的人，因为周围是他心爱的地毯和朋友。他和我父亲每天一起用数小时时间收地毯，然后再卖出去。经过这么多年的分离，他们很高兴彼此又能在一起做事了。

　　　　尽管他从未明说，但身体开始出现健康方面的问题。有几次他去印度看医生，回到喀布尔后似乎病情变得愈发严重。在他又去印度几星期后，我们接到电话说他过世了。我们感觉自己也随他一同去了。他的善良和慷慨使得我们全家在战火连天的岁月中得以幸存下来。

　　　　我们一直未能得知他去世的确切原因。

　　　　最近，我去拜访那位哈扎拉面包师，对他将我从塔利班强奸犯的魔爪下解救出来表示谢意。

　　　　我去面包店拜访过3次。每次我都控制住不提那些事情。除了我们两人，店里没有别人。他始终坐在柜台后面，望着人行道和拥挤的大街。

　　　　不知为何，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我觉得很虚弱，尽管我非常想和他说话，告诉他我是谁。但每次我都要了一个大塑料袋，买了几大盘饼干，装了满满一袋子。然后，我让他称一下袋子。这个过程中我一直盯着他的脸，想说点什么，可还是什么也没说。我付了钱后，然后就出去了。

　　　　他比那些年略胖一些，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变化。除了以前藏我的后屋现在被一个很大的现代化烤箱占满以外，他的店也一如从前。他的儿子已经长成一个大小伙子，个子高高的、肩膀宽宽的。他和其他几位工人一起操作那台烤箱。

　　　　我第四次去面包店，我说：“我来不是为买东西。”说这话时我呼吸急促、心脏怦怦直跳。他能看出我很紧张。

　　　　“慢慢说，年轻人。”面包师说，他的声音很平静，与多年前的那个下午完全不同。“那你想要什么呢”

　　　　“我来这儿是为了向您表示感谢。”我说，呼吸还是有点急促，好像刚跑了几英里似的。

　　　　“我应该向你表示感谢才对”他脸上挂着微笑说道，“你喜欢本店的蛋糕和饼干，我很高兴。”

　　　　“是的，味道很好，可是我想感谢您，是因为多年前您救了我的命。”我说。

　　　　突然，微笑从他那张圆圆的、典型的亚洲人的脸上消失了，他面无表情地盯着我的眼睛。他眯起眼睛：“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在过马路时被一个塔利班分子逮住了。为了逃脱，我大喊炸弹，炸弹，炸弹，塔利班车底下有炸弹。人们四散奔逃”

　　　　他打断我的话：“你跑到这儿来，就站在那扇窗户后面，你说，没有炸弹，这场混乱是我一手导演的，因为一个塔利班分子出于邪恶的理由要抓捕我。我把你往外推，因为我担心受到牵连。”他略一停顿，“之后我看到你眼睛里那绝望的神情”他的声音开始变小。

　　　　“您把我拉到里面，让我藏在面粉袋子后面”

　　　　他又打断我：“你一个劲地打喷嚏”

　　　　说到这儿，面包师从柜台后面走出来，给了我一个久久的、大大的拥抱。现在，我们两人一般高。他胸膛柔软并且肉乎乎的，身上一股面包和烤箱的味道。我们紧紧抱在一起。

　　　　“有很多次我想起你。我不知道你出了什么事没有。你再也没回来。”面包师说。

　　　　“我害怕极了。”我说。

　　　　“那天晚上我把你送到你家门前，过后的几个月我曾经无缘无故被捕过3次。你知道的，他们恨我们哈扎拉人。他们就是野兽对他们来说我是个很好的猎物。那些混蛋把我的钱榨取一空。第三次抓我时因为没钱给他们，结果他们就像除尘机清除地毯上的灰尘那样揍我。”他说。

　　　　他脸上现出夸张的笑容，仿佛在讲一则有趣的笑话。这就是我与我的同胞最投缘的原因。经历了这么多可怕的事情他本来应该战战兢兢，可是他谈到过去时，就像在谈一件趣事。

　　　　“你们还住在老城堡里吗”他问。

　　　　“我们在那里住了16年了，但不会再住下去了。”我说，“在塔利班被赶出喀布尔以后，城堡拥有者哈吉努尔谢尔的一个遗孀从印度回来，想把老城堡租给外国人赚大钱。她要求我们搬走。我们不介意。我们希望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家，没有其他家庭与我们一起分享庭院。可是我们没有地方可去。塔利班强迫我们把位于科特–圣希的房子卖给了他们，其实是送给他们的。我们承担不起在平原地带买任何一处不动产的费用。一个擅自占用别人土地的人在科赫–阿利亚巴德我们以前称其为狙击手山，就在喀布尔大学对面住了很久，以高价卖给我父亲一小块地。我们在那里建了一幢房子。我希望你能来我家做客。”

　　　　“我会登门拜访的。”他说。

　　　　我在一张纸上写下地址。他也留了他的地址，然后递给我。现在正是午餐时间，但他不能招待我，因为正是斋月期间。他要我答应在宰牲节期间来他这儿做客，那段日子我们要用3天时间走亲访友，来庆祝斋月结束。我们又聊了其他事情。他很健谈，见多识广，肚子里装的事情真多，讲的笑话有趣极了。

　　　　我发现他不仅仅是个面包师。他从喀布尔大学文学系毕业，在喀布尔大学教了两年书。不过，在那里教书挣的钱无法供养一大家子人。于是他放下教鞭，做起家庭烤面包生意。他的生意越做越大，现在已经开了三家店。他有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他们都已经成家立业，有了各自的孩子，全都与他住在一个庭院里，就像当初我们和祖父住在一起一样。

　　　　“你仍要及时回家吃晚饭，不然你妻子会担心你”我问他。

　　　　“噢，当然了毕竟她是老板嘛”他说着，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

　　　　姐姐实现了她的梦想：她完成学业，成了一名建筑师和工程师。那时她已经结婚，有个可爱的儿子，孩子的名字还是我给取的呢：苏莱曼。这个名字我始终很喜欢。不论在许多传说故事里，还是在古兰经和圣经里，苏莱曼都是个重要人物。实际上，这个名字很少有人读错。我还是个小孩子时，经常梦到苏莱曼的魔毯，我站在上面飞到那些有趣的地方，一路上切下最漂亮的风筝。

　　　　现在，我姐姐的取笑对象换成她丈夫了。她丈夫是个好人。他也回敬她。为此，姐姐经常抱怨。我面带微笑地告诉她：“恶有恶报。”

　　　　这些日子，她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尽管有时她还说我吃东西弄出的动静就像头奶牛一样。也许我真是这样，尽管我自己并不那么认为。这些话将我带回到在哈姆扎父亲的花园里偷石榴的那段回忆当中。

　　　　他们结婚6个月后的一天晚上，她丈夫对她说：“给我讲讲你弟弟妹妹的事儿。我对他们了解得不多。”在他们结婚前他在别的国家住了几年。

　　　　她告诉他我们小时候住在科特–圣希祖父的房子里，内战爆发后我们的生活是如何今非昔比的，我们作为难民如何栖身于恰拉–诺伯利亚，然后如何竭尽全力才从摧毁我们国家的疯狂中挣脱出来。后来姐姐告诉我，当她开始讲述我是如何想方设法帮助父母支撑这个家庭的时候，她泣不成声了。她丈夫见状，将她揽在怀里。

　　　　午夜时分，我听到敲门声，于是推开窗户看看是谁这么晚了还来打扰我们。一见来人是姐姐和她丈夫，我非常惊讶。我走下长长的楼梯，来到门口开门。在我跟他们打招呼前，姐姐一下子抱住我，忘情地吻我，满面泪痕。

　　　　“出什么事了”我惊慌失措地问。

　　　　“没事。”她丈夫说，“她刚谈到你，突然说她需要见你。”

　　　　我请他们上楼。除了母亲，家里其他人还都在睡觉。见到姐姐，母亲很吃惊，姐姐那时已经平静下来了。她丈夫找了条毯子和被单，去睡觉了。姐姐、母亲和我一直未睡，而关闭了声音的电视一直开着。我们举行了一场没事先预料到的茶话会，将过去的事情娓娓道来。以前我们从不回忆过去，那些日子留给我们的创伤太深，伤口很容易被揭开。还是将那些创伤留在过去为好。

　　　　“哭吧精”现在已经长成大小伙子了，比我英俊，也比我高，比我壮。他满身肌肉，我们扳后腕时我已经不是他的对手。还是个小孩子时他就不哭了。事实上，他很像我父亲，总是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