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哉大明-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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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土地日益集中和赋税徭役日益加重的过程中，农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农民打一石粮，交给朝廷的赋税达到八斗。一些农户，今日缴税，明日借贷，已经无法生存。交不起税，就得卖儿卖女，但更多的人选择了流亡。宣德时，许多地区已经出现了较多的流民，正统时，从山西流亡到南阳的人不下十余万户。天顺成化间，流民的数量超过一百万。有的地区人口“逃亡过半”，甚至“十者只存其一”，所抛荒的土地“少者千百余亩，多者一二万顷”。

　　　　有数据说明，在明初，官府登记在册土地有八亿五千万之多，到万历六年，仅仅只有五亿一千万亩，整整蒸发掉三亿多亩良田。这只能说明全国将近40％的土地，已经落入皇亲贵戚、豪门富户和贪赃自肥的官吏手中。而且家有良田千亩者，无须纳粮当差，家徒四壁者却次次不落空，一些小户力薄难撑，只得举家逃亡。

　　　　这大批的举家逃亡的流民，冲击着帝国其他地区本来就已经非常脆弱的经济和秩序，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成为不可收拾的局面。其实已经无需假设，很多受到流民冲击地区的地区已经出现混乱局面，只是因为地方官府刻意隐瞒，朝廷之上才没有出现这方面的奏折。

　　　　其实，其他大臣也并非一无所知，只是因为顾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官场规则，几乎全都选择三缄其口，剩下的一两个敢于发出“不河蟹音”者，也多半以“居心叵测”、“用心险恶”等等罪名所威吓。

　　　　可是，皇帝陛下虽然同样端坐朝堂，却能见微知著，这就不能不令徐光启佩服了。

　　　　似乎还并不止于此，“以工代赈”尤其是一步妙招。此一措施的提出，困扰徐光启的所有难题几乎全数化解。

　　　　徐光启编纂过《农政全书》，对农事的了解和应对措施不可谓不了然于胸。但是如何将流民问题一并解决，此前一直无法想出一个完全之策。

　　　　现在好了，以工代赈，收拢流民，垦荒植田，朝廷出一份资金，就几乎可以解决面临的所有难题，实在是目前情况下事半功倍的不二法门。

　　　　至于开垦出的天地种植何种作物，皇帝陛下与徐光启也是不谋而合。

　　　　红薯，这种耐旱的作物实在是老天爷赐给大明王朝的宝贝。

　　　　当万历年间商人陈益冒险从安南引进红薯之后不久，就引起了农学家徐光启的注意。此后他一直给予关注，多方了解。后来辗转引进了少量的种子，一度在自家后院种植，因此对这种高产作物的习性有了一定的了解。

　　　　红薯是高产稳产的作物，而且具有适应性广，抗逆性强，耐旱耐瘠，病虫害较少等特点，在水肥条件较好的地方种植，春天种植的话，一般亩产可达四五千斤。在北方地区，即便亩产减半，收获也是相当可观，足以令人振奋。

　　　　别的可以忽略，单这每亩一两千斤的产量，给予多大重视都不为过。尤其是在大明王朝的灾荒年景，推广红薯的种植更是刻不容缓。

　　　　徐光启早就有意大力推广红薯的种植，但是因为只靠他一人的力量显然不能见功。现在有了皇帝陛下的财力人力物力的全力支持，在北方大力推广红薯的种植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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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大生产运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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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王朝时期的“陕西省”在后世应该称为陕甘地区，因为那时的陕西本来就是陕西和甘肃两省合并而来，地区行政首脑称为陕西承宣布政使司。只不过所辖区域扩大之后，习惯仍称陕西省。

　　　　其实，大明陕西省的辖区还不止，它囊括了后世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区及青海省海晏、共和以东地区。治所倒是没变，还是设在西安府。

　　　　陕西省领8府、2直隶州，属州21、属县95。洪武二十六年（1393）有户294526，人口2316569；万历六年（1578）有户394423，人口4502067。

　　　　陕西省的灾情，实际上从天启年间就有所显现。

　　　　那几年的降雨量只是万历早期年间的一半，这对于基本看天吃饭的大明王朝农事生产的影响几乎就是致命的。

　　　　实际上也不止陕西一省，大明王朝的北方地区几乎都是如此景象，只是三秦地区的民风向来彪悍，皇帝陛下才格外重视。

　　　　徐光启到达陕西之后，并没有试图一下子就在全省推开皇帝陛下的赈灾之策，而是经过审慎的考量之后，选择了延安府做为试点。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总结经验，找出不足并予以改善，然后再向全省推广。

　　　　这也是君臣事先商量好的步骤。

　　　　徐光启早已过花甲，差不多可以到达“随心所欲不逾矩”的程度，况且佐以一向低调的为人处事的风格，做事稳妥当为必然。但是，皇帝陛下是一个年仅十六七岁的少年，如何能够率先提出“试点”这样好点子。没办法，只能用天纵神明来形容了。

　　　　殊不知那一世的政府，对于所有的影响范围比较广的国计民生方面的大政方针，在正式向全国范围内推广之前，几乎都要在小一些的范围内进行试点。

　　　　说起来，还有一件更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

　　　　在君臣二人的往来函商中，皇帝陛下曾叮嘱徐光启到达陕西之后，必须立即着手进行的数项措施之一，就是准备一定数量的地窨子，以备储存即将运至陕西的红薯种子。

　　　　当时徐光启看到皇帝陛下的此一指令时，竟然不由自主地惊出了一身冷汗。

　　　　南方温暖，自然不用考虑冻馁，可陕西的气候是绝对无法与云贵等地相比的。种子下地，是要在三四月份。之前红薯种子的输送，开始必定是比较零散的，等朝廷真正兑现早已宣传的承诺，才会逐渐有大批的商人或贩夫走卒加入到轰轰烈烈、浩浩荡荡的向陕西输送红薯种子的大军中去。因此，中间必定要有一个陆续的过程，不可能在三四月份一起到达陕西的指定地点。

　　　　陕西地处黄土高原，居民也向有掘窑洞而居的习俗，农家中地窨子肯定也是屡见不鲜，稍事修正和加固就可以利用。

　　　　徐光启感到后怕的，皇帝陛下做为一个不知稼穑的弱冠少年，是如何想到还要为红薯种子准备储存之所的。

　　　　这又是一个根本无法解释之处，徐光启也只有再次将此归结为天纵神明了。

　　　　其实，两世中皇帝陛下都没有从事过农事生产。可在那一世中，红薯白薯已经是“风靡”东西南北，因此对于有关的事情，很多都是耳熟能详。

　　　　一天，在乾清宫的暖阁中，皇帝陛下批完了一些奏章之后，接过王承恩端来的香茗，一边喝着，一边看着铜盆中冒出的蓝色火苗，“要是有红薯就好了，”这个念头一出现，鼻端就似乎马上闻到了烤地瓜那浓浓的味道。

　　　　于是，将那一盏茶喝尽之后，皇帝陛下又重新回到御案之后，在给徐光启信件的最后，又添上了几句话。

　　　　因此，说起来，皇帝陛下也只不过是条件反射而已。当然了，要说皇帝陛下有剽窃嫌疑也不为过，只是这一世绝不会出现有人出面“维权”现象。

　　　　陕西省延安府在宋、元时期称延安路，大明洪武二年（1369）五月改为延安府，治所设在肤施，领肤施、凤翔、安塞等9县、另有绥德州等3州，州领7县。

　　　　绥德州下辖只有一个绥德县，境内有黄河、无定河和大理河，编户只有十里，因此有足够的荒地可供开垦。

　　　　因为时间紧迫，徐光启也无法仔细考察，只能在粗粗检视一番之后，即将绥德州做为此番试点的区域。

　　　　所谓试点，主要还是人员的培训。按照君臣事先的筹划，参加培训的人员，一部分是从各地官府调集来的吏胥，一部分就是随同徐光启一路而来的锦衣卫。

　　　　吏胥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等情况，可廉洁和忠诚方面大有疑问；锦衣卫的忠诚度无可比拟，可昧于当地民情。两者结合，实在是最佳的组合。

　　　　对了，皇帝陛下将这称为“搭档”。

　　　　到底是时间实在紧迫，很多事情也只能不得已采取权宜之计。

　　　　几天之后，徐光启就从吏胥中挑选了一些看起来人品比较可靠的人员，搭配上锦衣卫就派往了延安府各地。他们的任务，是去组织流民，在划定的荒地开始简单的修正土地。

　　　　因为皇帝陛下的圣旨早已经通告陕西全境，大批大批饘粥不继之人已经开始在当地官府附近聚集，要求参加皇帝陛下的“以工代赈”。

　　　　而有着皇帝陛下“以工代赈”的护身符，地方官府不能驱散他们的。不仅不能强行驱散，而且还要小心伺候。

　　　　为了避免生变，地方官府只好一面好言抚慰，将他们临时安置到早已划定的待开垦的地块，一面又每天安排人维持秩序，并且开设了粥场，让他们勉强果腹，再去做些力所能及的简单劳作。

　　　　另外还有更加令人心惊胆战的事情，陕西周边地区也有很多很多的流民闻听了信息之后，逐渐向陕西境内的官府所在地聚拢。如果不立即着手开始疏导的话，不定什么时候就很有可能发生民变。

　　　　在这种状况下，“民变”二字是足可以令人闻之色变的。

　　　　要是在自己的治下发生民变，地方官府的罪过可就大了。而且这流民都是被皇帝陛下的圣旨招来的，搭上笑脸和粥场也就罢了，如果还有搭上官帽的风险，那他们可就感到冤枉哀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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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大生产运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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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陕西各地官府承受的压力也是非常巨大。不要说财物方面的付出使他们穷于应付，只说这食不果腹的流民聚集一起，就如同身边放置了一个巨大的火药桶一般，令他们寝食难安。

　　　　更令他们难以言表的是，此次陕西赈灾，钦差徐大人直接行文知县衙门，调集的低层吏胥甚至良善民壮占了绝大部分，对于他们这些朝廷命官却是一副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

　　　　虽然给出的“不敢骚扰地方政务”理由看起来冠冕堂皇，可鬼都知道，他们这些地方官府对赈灾事宜是极其“感兴趣”的，也很想代行其劳。可徐光启如此做派，实在与断人财路无异。这种行为尤其不能令他们接受。

　　　　他们是不敢对皇帝陛下有任何抱怨情绪的，因此所有的火力就几乎全集中到了徐光启身上。

　　　　平凉府、凤翔府以及商州、同州等几乎所有的府、州衙门一面向陕西都指挥使司衙门请调卫所兵丁帮助维持秩序，一面向陕西承宣布政使司衙门请示处理办法，其中的牢骚满腹自然毫不避讳。

　　　　现在陕西的“话事人”是布政使张秉武张大人，其官名全称为陕西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可不要小瞧了这位张秉武张大人，他可是出自安徽桐城张家，后人中更是有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官拜清礼部尚书军机大臣的张廷玉。就是在大明，安徽桐城张家也是属于巨宦之家，祖上张英做过陕西参政，族兄张秉义做过山东按察使。

　　　　但是近几年，这位家世显赫的张秉武张大人却有些流年不利。先是衔皇命巡抚陕西的乔应甲颐指气使，很有些越粗代庖甚至取而代之的意思。

　　　　因为对方是代天子巡行，张秉武张大人自然不敢触其锋芒。为避其锋芒，只好托病不出，一省大政就悉听乔巡抚摆布。

　　　　“巡抚”之名即起于明代，其官也属于“行官”，而不是像按察使和布政使之类的非常固定的“坐官”。

　　　　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辛未，太祖令皇太子（即懿文太子）巡抚陕西地方，巡抚之名，始见于此。”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遣尚书蹇义等26人巡行天下，安抚军民。此后，逐渐派一些尚书，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去巡抚各处的边境腹地，办完事情就回朝廷复命。

　　　　这样的官员，当时称为“巡抚”，或名“镇守”。巡抚兼军务的加提督，有总兵地方加赞理或参赞，所辖多而事务重者加总督。以尚书、侍郎任总督军务的，皆兼都御史，以便行事。

　　　　由于总兵、宦官也可称为“镇守”，容易造成混乱，所以后来凡是文职官员奉命出朝，就一律称为“巡抚”，以与“镇守”相区别。

　　　　此外，明代还派监察御史巡视各省，以资监察，称为“巡按”。“巡抚”、“巡按”略有不同，但这些都是大明王朝才设置的差务。

　　　　好歹去年乔巡抚终于结束了“巡抚”，回转了京城另有任用，布政使张秉武总算可以从容展布自己的施政方针了，没想到今年又来了位钦差徐大人。

　　　　而且这位钦差徐大人比那位巡抚乔大人更能折腾，这不刚刚到达陕西几天，就几乎弄得全省怨声载道。

　　　　可像那位巡抚乔大人一样，这位钦差徐大人同样是张秉武张大人不敢惹的，而且皇帝陛下圣旨措辞之严厉也是从未有之。张秉武张大人只好将事务继续委托给参政洪承畴和刘应遇，然后他就继续回家，依然托病不出。

　　　　参政洪承畴和刘应遇却不能再推脱了，而且也推无可推，只好硬着头皮，约好了一起去延安府绥德州去面见钦差徐大人，明为讨要主意，实际暗含些许逼宫含义。

　　　　没想到两人此次绥德州之行竟然意外地非常顺利。

　　　　双方见面之后，二人就将各地官府面临的窘境悉数告知。当然了，其中自然夹杂些许演绎夸张的成分，其目的到也是想给钦差大人造成一个情势紧迫的印象。

　　　　钦差徐大人听完二人的情况介绍，竟然丝毫没有推诿之意，而且还立即表示了歉意。

　　　　对于徐光启的态度，洪承畴和刘应遇感到很是惶恐。

　　　　抛开钦差不谈，侍郎是正三品，而参政却是从三品，何况徐光启还是六十多岁的年纪，在二人面前可谓齿德俱尊。

　　　　就是这么一位齿德俱尊而又身负皇命的人，态度却是如此谦恭，实在出乎洪承畴和刘应遇的预料。因此，二人也赶忙自我检讨一番。

　　　　之后钦差大人就将准备好的措施告知了两位参政大人，并且毫不讳言地说明，此次受皇命赈灾陕西，皇帝陛下一再嘱托，要坚决杜绝以往的中饱克扣之类的恶习，发现一个处置一个，不管是什么官位，坚决查处绝不姑息。

　　　　这些都是两位参政大人知道的，不仅是这两位，因为皇帝陛下此前的谕旨中也是三令五申，所有的陕西地方官府也都对此心知肚明。只是……其中很难说有几人当真罢了。

　　　　钦差徐光启徐大人接下来的话让两位参政大人为之一振。不是振奋，而是犹如醍醐灌顶。

　　　　变化先是从口气上表现出来的，钦差徐大人一改笑眯眯的面孔，连声音也随之提高了许多。

　　　　为了贯彻皇帝陛下的旨意，宁肯稍微推迟一下“以工代赈”的实施，目的就是要开一个好头，为今后的赈灾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经过几天的培训，在调集来的吏胥中遴选出一些，与随钦差而来的京城锦衣卫，第一批派出人员就组成了。

　　　　锦衣卫人员是现成的，过去的这几天时间都是用于遴选吏胥。要说想通过几天时间就透彻人的忠奸实在有些异想天开，没办法，谁让时间是如此紧迫呢，只好通过“听其言，观其行，查其所为，视其所以”来予以简单分辨了。

　　　　洪承畴和刘应遇相互对视了一眼，目光中别有意味。

　　　　尤其是在大明王朝末年，要想在官场中寻找“廉吏”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儿，能够、或者可以“为我所用”的，称得上“能吏”就算万幸了。

　　　　两位参政大人，洪承畴和刘应遇应该就算是“能吏”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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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大生产运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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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能吏”，具备的最重要的一项“技能”，就是具有敏锐的感知能力，能够非常精确地辨识朝廷的“风向”，并且不管在多么违背个人意愿的情况下，都要能及时调整自己的“步调”。

　　　　其实朝廷的举动已经早已预示着“风向”发生了变化。

　　　　以往遇到发生灾害时，即便地方官府迭次上报，朝廷的旨意和赈灾银两物资也都是姗姗来迟。

　　　　而今年陕西地方也曾在送往京城的奏报中隐晦地提到了些许发生在小范围的、次等一级的灾象，可这本来就是官场中的惯用伎俩，主要是以备将来真正发生灾害时用于卸责的伏笔。不管是发出者还是接受者，双方都对此心知肚明，没有人真正在意。

　　　　可这次朝廷的反应有些异乎寻常，京城不仅连下旨意，而且正儿八经地派来了钦差，而且钦差到达之后还正儿八经地开始实施赈灾措施，而且在实施赈灾措施过程中甚至还把他们这些“朝廷命官”弃之如敝履……这，这是要干神马？！

　　　　新皇是足够年轻，可并不能就此认为其可欺，况且身边的曹化淳、王承恩等人也都不是省油的灯，这从皇帝陛下整治阉党的狠辣麻利中窥其端倪。

　　　　即便是“新皇上位三把火”，也几乎没人敢赌一下皇帝陛下没有准备好更加严厉、甚至更加残酷的后续手段。在这种节骨眼儿上，没人愿意触其霉头。

　　　　反正两位参政，洪承畴大人和刘应遇大人已经做好了积极配合钦差大人的准备。配合钦差大人，就是配合皇帝陛下，因此也完全没必要感到自己臊眉耷眼地主动拿热脸去凑人家的冷屁股了。

　　　　事实证明，不管是那一世还是这一世，能够在官场中站得住脚的，脑子就没有一个不好使的，绝对没有废物点心。

　　　　在经过短暂的沉默之后，陕西官场就来了个集体转向。

　　　　一时间，本来有些荒凉的通往绥德州的管道上不敢说车水马龙，也绝对当得起络绎不绝。朝廷命官们或亲自、或命手下亲信和得力干将蜂拥至钦差徐大人在绥德州绥德县的行营。

　　　　说是钦差大人的行营，其实也就是在绥德县一大片荒地的中间搭起的两大排席棚。

　　　　白天钦差大臣与锦衣卫及各地调集来的吏胥都在荒地和席棚之间穿梭。结合现场的情况，徐大人随时给他们讲解要注意的事项。其实钦差徐大人这样做的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让他们所有人都明白，此次赈灾是一项极度艰苦的事情，不要心存上下其手中饱私囊的奢望。

　　　　这些前来探听风声的各地官员一看钦差大人的条件是如此艰苦，无不受到极大震动。

　　　　徐光启见有许多人员探头探脑地窥伺，索性把他们都召集到一处，“你们不用在这里伺候着了，回去马上遴选本分而又可靠之人……不是亲自来的，也回去给自家大人说，抓紧时间办理……此次皇帝陛下大力赈灾，实在是惠泽我陕甘父老的惠政，各位不要再行瞻顾，以免贻误时机，那可就成了我陕甘父老的罪人了……”

　　　　如果那个时代有飞机或者卫星，而且恰巧将镜头对准陕甘大地的话，各位就会看到一幅波澜壮阔的场面。

　　　　在平原、在山坡、在谷底、在河边，在前一天似乎还人迹罕至的荒野，而现在却仿佛成了人的海洋。

　　　　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搬开顽固的石块，他们掘除荆棘草根……他们从一个地方转战另一处荒野，留下的是平整的良田。

　　　　他们的目的非常简单，也非常明确，就是吃饭，吃饭，还是吃饭。

　　　　京城御座之上的皇帝陛下是凭借着前世记忆形成的先知先觉断定陕西一地即将到来的旱灾，老迈的徐光启是凭借着皇帝不想的举措猜测出帝国即将面临又一次灾变，可陕甘地区以及几乎整个帝国的北方地区的人们，却早已真切感受到旱魃肆虐。

　　　　但是，做为就要深受其害的陕甘地区的人来说，一部分认为这分明就是又一个发横财的机会，另一部分即便知晓接下来的日子对所有生物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可即便如此他们也是无能为力，或者无以为力无所凭藉，只能视作是老天爷对自己的惩罚，他们没有选择，只能默默承受。

　　　　如果实在承受不了……那就把那个高高在上的老天爷拽下来，痛痛快快地与他大干一场吧！

　　　　现在好了，朝廷派来了钦差大臣，钦差大臣为嗷嗷待哺的三秦子弟带来了粮食。只要不惜力气，就能吃上饱饭，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陕西省延安府米脂县城外的银川马驿。

　　　　尽管不知道为什么对一个小小的驿站重视如斯，可锦衣卫新任总旗何胜文对于上司的命令也丝毫不敢打折扣。

　　　　何胜文的祖籍就是陕西省延安府，祖上在太祖时也是立过不丗之功的。但是二百多年下来，陕西何家人才凋零，除了他之外，老家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比他有“出息”的人了。而且，他这个总旗，也是刚刚因为立了功，从小旗的位置上提拔起来的。

　　　　提拔起来的何胜文，手下的兵，不是身着飞鱼服，腰跨绣春刀的校尉，而是换成了这些驿卒。嗯，是暂时的。上司千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