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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鹿鼎记-第4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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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九叔见几个人停住了脚步，示意要不要开门通报啊？
杨麒点个头，意思开门。
孙九叔这才推开门，笑着唱喏道：“指挥使杨大人，同知吴大人到！”
这掌柜的还真六，跑堂的功夫很扎实。
厅内众人闻言，急忙停下喝酒，纷纷站起身来，他们的身份地位和杨麒，和吴襄差的太远，都毕恭毕敬的。
众人纷纷向杨麒和吴襄问候，孙九叔则知趣的退了出去，到门口让伙计好好侍候。
今天山海楼的伙计根本不够用！山海楼正宗的伙计都只能伺候一些重要的桌子，并且负责上菜这些。普通的客人，都由他们自己的家丁和随从负责充当伙计了。
在雅间厅内，吴雪霞坐在大桌的旁边，是一张小圆桌，不过，隔着个屏风。
大明女人再尊贵，这种正式场合也不可能与男人同桌。
吴雪霞见爹爹和大哥来了，也急忙起身出来相见。
“大家不必拘礼，我临时得到的消息，过来转一转就走了，都不必拘礼。”吴襄虽然有好些疑问，却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杨麒也笑道：“我也是啊，韦公子的人刚刚才通知我府里，我都要准备吃饭了，想想还是天地商号的酒菜好，便过来了。”
杨麒平时板着脸，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但是在私下里，还是很能跟‘群众打成一片’的。
杨麒的话，引得在场诸位达官贵人一阵轰笑，气氛也轻松了不少，早有人将二人请在上首坐了。
然后吴三凤和杨弘毅依次入座，吴三辅坐在吴三凤下手，韦宝坐在吴三辅下手。
今天因为是韦宝请客，韦宝是东主，否则就算韦宝此时的地位已经今非昔比，但是资历摆着，他要坐，也没有办法这么挨着吴襄和杨麒入座的。
“韦宝啊，你这个蓟辽商会是怎么回事啊？让三辅当什么会长，是你的主意吧？他不成的，他都没有做过生意，怎么当得什么会长啊？”吴襄一入座，便开门见山道。主要因为怕引起杨麒的误会，等下以为他和韦宝串通好了啥的。
韦宝急忙又笑着解释了一番商会的作用：“吴大人，在我看来，咱们蓟辽，辽西辽东，早就应该弄个商会。这样大家好形成合力，也方便市面稳定嘛。至于商会会长这个位置本来越是德高望重的人，比如吴大人正合适，但因为是我们山海书院的几个同窗先搞起来的，大家都公推三辅大哥，所以暂时先由三辅大哥担着，若是吴大人有什么不同见解，可以再另外选嘛。”
吴襄一听是这么回事，嗯了一声，暗忖韦宝的花花肠子可真多：“他不成的，三辅从来没有做过生意，算账都不会，打算盘都不会，做什么会长？”
韦宝摇头道：“吴大人这个看法，我不敢苟同，没有做过生意，可以学，生意本身也不是什么多难的事儿。关城边上每天那些卖菜卖粮食，卖柴火的，不都是生意人吗？三辅大哥身为秀才，饱读诗书，还能比他们差么？另外同窗们都公推三辅大哥，说明三辅大哥他威望高，人缘好，这是最重要的。商会主要是个联络的作用，净化商场的风气，会长本人有声望，有人缘便可，并不需要多会做生意嘛。”
听韦宝这么说，众人无不点头附和，虽然韦宝的话是在反对吴襄，但是吴襄是在反对儿子当会长，谁知道吴襄是真心还是假意？自己总不好大力称赞就该自己儿子当会长的吧？
“小宝啊，我说了不成的，爹，我真没有想当这个会长。”吴三辅立马接茬道。
吴襄没有理会吴三辅，而是看向韦宝：“你们这个商会，还能怎么净化商场？”
“这简单啊，方方面面都可以净化，比方说，现在市面上的一些不正当行为，在我看来，赌，就是首当其冲的大害！赌博害死人呀！”韦宝笑道。
众人闻言，都暗忖，要不是赌博成风，你上哪儿赢来这么多家当？还不都是你趁着考秀才和与吴三桂比武的时候赢来的吗？
韦宝说赌是大害，还真不是瞎说。
在韦宝看来，明朝的灭亡，实在是无比突然。万历晚期史料里的明王朝，还满是丰富多彩的城乡生活，红红火火的商品经济。
套明末清初遗民陆应旸的话说，那简直让人“好不感叹思慕”。慕名而来的外国传教士们，也是上岸就看花了眼，利玛窦等外国学者们，更是惊呼“远比欧洲富裕得多”。
可就是这么个繁荣的世界，竟然转眼就是内忧外患的战火，直到山河变色，悲情灭亡。
明代万历年间，商业活动出名火热，但要论火爆整个晚明年间的“商业活动”，却首推赌博。
虽说明朝开国时，曾对赌博风气重手狠打，《国初榜文》记载，明初老百姓赌博要断手，官员赌博要罢官。以至于二百年里，明朝人听到“赌”字就哆嗦。
可万历皇帝亲政后，上朝都没心情，“抓赌”也懒得做。《酌中志》更记载，万历皇帝本人就是此中行家，经常在宫里开赌，招来“司礼监掌印”“东厂秉笔”等一干太监，得空就赌得天昏地暗。
如此“带头”，大明朝的赌博风气，自然没几年就刮遍城乡。
于是，到了万历晚期时，明朝民间的赌博风，就有了各种震撼场面：《菽园杂记》记载，昆山等经济发达地区，有了新赌法“叶子戏”，按照赌资来发牌，万万贯的纸牌，命名为“呼保义宋江”，百万贯的纸牌，命名为“行者武松”，以此类推一百零八张，最便宜的万贯纸牌，名为“浪子燕青”。
有“梁山好汉”站台，这赌法自然火热，江南地区从士绅到商旅，都是纷纷着迷。几个牌面打完，成千上万的钱财，也就哗哗赌出去。
北京南京杭州等大城市，赌风更是风靡各阶层。《五杂俎》记载，北京城每年以赌博为业的乞丐，最少也有五六千人。
就连理论上“双耳不闻窗外事”的读书人，也纷纷扔下圣贤书开赌，《留青日札》记载的晚明杭州赌坊诈骗案，几乎把府学所有的秀才都牵涉进去。
以顾炎武的《日知录》里的痛斥：晚明江南的进士，登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聚众赌博，甚至还有“以不工赌博为耻”的奇葩风气——当官不会赌博？出门没脸见人。
发展到后来，很多明代高官们，退休后也专开赌场，一边赚钱一边“发展人脉”，同样是《日知录》记载，诸如跑官买官等蝇营狗苟，当时都是赌一把的事。
明朝的腐化速度，可以参考赌博泛滥的程度。
越演越烈的赌博风，就似一个急速下坠的铁球，牵着晚明的社会风气，年年急速下坠。
韦宝讲了一番赌的坏处之后，也没有人反对，韦宝又接着说：“欺诈，不实诚，做生意不规矩，短斤少两，欺骗，这些也是我们蓟辽商人一定要杜绝的，一定要形成过硬的风气，有过硬的信誉才成！为什么晋商的票庄能那么红火？他们不就是靠这个在各地拓展生意的吗？咱们蓟辽商人只要齐心协力，破除这些歪风邪气，咱们也可以有良好的声誉，形成更大的组织！”
明朝农贸市场上，卖牲口的为了给牲口增加体重，上市时拼命给牲口喝水。特别是卖鸡时，更是简单粗暴，直接给鸡灌砂子——就为多卖几个钱。
明朝假冒伪劣货物充斥的城市，就是南京北京还有苏州。别说是日常各种百货用品，都是残次品充斥，就连这些城市里卖杨梅的，都是把生涩的杨梅，直接拿大棕刷用墨刷成紫黑色，竟就大模大样的当熟杨梅卖。吃下去会有什么中毒后果？那就没人管喽。
发展到万历年间时，明朝的“假冒伪劣”风气是越演越烈。当时的《天下水陆路程》等图书里专门有提醒：做生意的从常州到浙江，这一路都要谨防骗子。到处是“接客之徒诓诱”，稍不留神就要被坑。苏州阊门商业区上，琳琅满目的各种货物，更要“不识休买”——简直假货扎堆。
钱庄诞生于江南，票号创办于山西，据韦宝的了解，钱庄的历史应该是早于票号的，而它们最大的区别在于服务范围上。
钱庄好象只能完成当地的存款取款，也就是说在本地存进去的钱不能在外地支取，而票号却更接近于现代的银行，能实现异地存取的功能，是网络化的金融机构，这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当时的商人，免除了押银的种种艰难与危险。
正因为此，后人把票号视为中国银行的鼻祖，而不是钱庄。
钱庄是旧中国早期的一种信用机构，主要分布在上海、南京、杭州、宁波、福州等地。
在北京、天津、沈阳、济南、广州等地的则称为银号，性质与钱庄相同。
另一些地方，如汉口、重庆、成都、徐州等，则钱庄与银行并称。早期的钱庄，大多为独资或合伙组织。
规模较大的钱庄，除办理存款，贷款业务外，还可发庄票，银钱票，凭票兑换货币。
而小钱庄，则仅仅从事兑换业务，俗称“钱店“。
在清末，当时因银两和银元并用，其间必须有个折合率。但计算非常繁复，而且折合率也上下浮动，犹如外汇涨跌一般。
清末，银行逐渐兴起，替代了钱庄。解放后，钱庄多数停业。上海未停业的银行则与私营银行，信托公司一起，实行公私合营，组成公司合营银行。
清代以经营汇兑业务为主的信用机构。亦称票庄、汇号或汇兑庄。
明末清初的汇票作为汇兑的工具已有流行。乾隆、嘉庆以后，由于埠际贸易扩展，汇兑业务发展迅速，专营汇兑的票号应时产生。
道光初年山西平遥县日升昌颜料庄改组为日升昌票庄是最早的一家。其后，平遥、祁县、太谷三县商人继起，将原来由商号兼营的汇兑业务划出或重新集资设立票号。
形成山西人独占的一大新兴行业，通称山西票号。外国人称之为山西银行。
票号多为合伙组织，也有独资经营。每号创始资本自数万两至二三十万两不等。其后，由盈利转化有护本、倍本等名目，实有资本不断扩大。票号资本存储于总号，总号一般设于原籍，因而山西票号又因总号所在地不同而分为平遥、祁县、太谷三帮。
在各大城市设立分号，不另拨给资本。总、分号间可直接通汇或调度资金。三年或四年结帐一次，盈利按股分配。按资本分配的称银股；另有人股，俗称顶身股，用以奖励高级职员之用，根据其职位高低和年资定其分配份额。
山西票号经营的业务首先是汇兑，活动范围遍及全国。营业重心在北方，但也兼及南方。最盛时山西有总号三十余家，全国各省区设分号四百余所。
当时票号信誉卓著，且内部组织严密，能严守秘密，虽存款利息较低，贵族、官僚也乐意将私蓄寄存。放款对象除官吏外，主要是钱庄、典当和富商，不与一般商人发生借贷关系。
此外还替人代捐官衔爵位和垫款谋缺，从中获利。其收入主要来源，原是汇水和银两平色的换算盈余；后来，存放款利率上的差额和代办捐官、谋缺等活动也成为重要利源。
这些属性，放在明末，虽然没有清末那么突出，因为明末还没有外来资本的强势介入，但是大规模的票号和钱庄，还是有需求的！
韦宝并不是要牵头，带着蓟辽商人搞票号，搞钱庄，这个很难带动，等下人家还以为他又有啥阴谋诡计。
而且，要带动也是吴襄这种人，才有可能带动，必须得有实力，有声望的世家大户，占有绝大部分的资本，挑大梁才成。
韦宝若要做，只能自己一个人慢慢来。
事实上，韦宝现在已经自己辖内搞起银行来了，等于一下子，把钱庄，票号，银号，这些时代都超过去了！
“除了赌和不正当的交易，欺诈方式的做生意，还有个市场环境，这也是我们商人，商会自己要改变的事情。”韦宝见没人说话，又接着道。
明末另一个亮眼辉煌，就是近乎巨型的城市。
拜明朝“资本主义萌芽”所赐，明代的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城市生活无比热闹，北京南京等大城市，人口早已突破百万。风情万千的城市生活，惹了多少后人艳羡。但放在当时明朝史料里，明朝的城市，也是招够了吐槽：大归大，毛病却极多。
明代史料《五杂俎》里，就记录了“超级城市”北京城的槽点，曾经在好些中外史料记载里，拥有整洁卫生的北京城，晚明时的卫生条件，却已恶劣到“市场上多粪秽”的地步。特别是每到夏天时，一场雨水过后，街面上就是苍蝇蚊子乱飞。于是年年夏季，北京城的疟疾等疾病，都是屡禁不绝。
日常年节尚且如此，到了明末瘟疫席卷的年代，这个北京城，又如何能扛住？
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步？同样可参考万历皇帝的三十多年怠政，国家的军备国防行政，样样都歇菜，各级官员缺编严重，看似简单的城市卫生管理，又哪还有人管？天子脚下尚且如此，明朝各地更可想而知。区区小细节，足以见证晚明行政效率的瘫痪。
繁荣的外表下，却是一个腐败且效率低下，已似一盘散沙的王朝。面对紧接下来的国家风险，自然缺少抵抗力。
“这些事情，只要是品行正直，有好人缘，大家都愿意听他的，这么个人来当会长就成，关键要大家买账，能聚拢人心。”韦宝笑道。
众人一起称是，都说吴三辅是极其适合的人选。
其实所有的世家大户也都更愿意吴三辅当会长，而不是老谋深算的吴襄当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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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67 说服吴襄】
吴襄是老谋深算的人，看众人狂热的附和，所有人都热烈赞成吴三辅当这个蓟辽商会的会长，知道大势已定，自己再干涉阻挠，反而给人很假的感觉，遂不再多说什么。
吴三辅倒是仍然很谦虚的模样，咧嘴直笑，“不成的，感谢诸位啊，同窗好友们，还有世家的兄弟们，叔伯大爷们，你们看我像当啥会长的人嘛？我每天不睡到正午，根本起不来，啥事要都指望我，那这商会估计一天就得倒闭。”
吴三辅的话惹得众人哈哈大笑，气氛更加轻松。
不过，吴三辅越是这般推辞的，大家却越是铁了心的要推他上台。
这就是地道的中国组织哲学，老大不用很厉害，但是人缘必须得好，必须是那种与所有人都谈得来，宽和的人才能当老大。做事的话，都交给老二老三，这两个位置需要有能力，而且，最好这两个位置的人还不和，经常需要老大从中协调关系，类似的三驾马车，便是最稳定高效的了。
这叫制衡之道。
制衡之道固然有优点，缺点也很明显，很多时候，大家怕出错，都不干活，比赛摆烂，反正不出错便是好事。
尤其是公职机关，都是人浮于事。
如果想制衡，就让他们分成两派。因为他们斗来斗去，自己才会安全。很多政治家都会把自己的手下分成两派，互相牵制。
如果想制造混乱，就要使用均势的办法，让其内斗，只有不断地内斗，搅乱浑水，这才能够有机会，以患为利。
先消除混乱，就要剪除平均实力，让他们没有野心，即使有野心也没有支持野心的存在的势力。不要只扶植对抗一派势力，这对让自己成为斗争对象，要扶植两派。才会稳定。
“势均则斗”但凡强弱一定，或是格局分明，大家也就不需要斗了。
这都是资治通鉴，被很多官场之人奉为宝典的想法。
但是要让内部对立的两帮人马形成均势，达到势均力敌，谁也奈何不了对方的态势，这需要老大有很高超的手腕，很难做到的。能做到的，有一个算一个，都是超级伟人。
这方面韦宝很佩服满人，元清两朝同样是外族统治，可是为什么清朝却比元朝统治的时间长久呢？
满人汉化和蒙古人不汉化是一方面原因，统治比自己庞大的民族只能跟他们自己的上层结盟。
英国治理殖民地也没有靠当地化，而是拉拢一派制衡另一派，拉拢优待贵族压迫百姓，充分利用当地贵族。
最主要原因是蒙古人没有跟汉族地主士绅和读书人等结盟，重用色目人和底层汉人，大大削减了这些地方上有势力有影响力汉人的权力和利益。所以当发生民乱时这些地主士绅读书人等立马加入起义军反抗蒙古人。蒙古人没有按汉族习俗执政导致对百姓的控制效率下降。有些地区的蒙古或者色目统治者没有尊敬当地习俗，经常引起民变。
没有中央集权过分的放权自治，导致地方势力庞大，发生民乱后纷纷自立为王或者拒绝服从命令去镇压而观望。
满族人刚好相反，入住中原后高官爵位厚禄安抚前朝军人官员，没有动摇地主士绅的地位和利益，所以这些地主士绅等利益集团立马拥护满族皇帝。
通过恢复科举，继续保留儒家思想的统治定位，给读书人种种特权和荣誉拉拢读书人，使其为自己效忠。
用拉拢来的汉人势力消灭抵抗者，等坐稳江山后慢慢的逐渐的用满人和自己信得过汉人取代他们，排除了隐患。
满人没有放权反而加强集权，通过满汉两派互斗皇帝做裁判员的方式，用汉族大臣制衡满族大臣，用满族大臣制衡汉族大臣，确保皇权的绝对威望，两派相互制衡不会出现那一派做大到威胁皇权。
所以清朝时发生民乱不仅满人拿命效忠皇帝镇压，汉人地主士绅等利益集团也会坚决的拥护满族皇帝。
满族的主动快速汉化也使得满人统治者更能了解汉地的游戏规则，按着汉人的套路出牌。
均势下，要么你自废武功，寻求自保，要么奋发进取，灭掉对手，没有第三条路。不存在，自己又有实力，又安全的这个状态。
这是权谋家对势力判断的时候要切记的。
其实除了‘末代皇帝’崇祯大帝，大明以上几乎每个皇帝都擅长这种制衡之道，崇祯这个愣头青，最大的问题，便是容易刚愎自用，意气用事，想罢免罢免，想杀就杀，还性格偏激，对人的爱恨都很狂热，不爱保留。
这种性格当个偶像明星走娱乐圈还行，当皇帝这么任性，肯定是不行的。
别说当皇帝，性格太刚愎自用的人，可能当个小吏都不行，因为同僚们无法与之相处愉快。
情愿像木匠皇帝一样成天玩乐，大明再玩个半个世纪一个世纪的都很正常，说不定崇祯再能多玩几年，拖过了小冰河纪，即便整个国家的政治体系依然腐败腐朽，无可药救，但总归能再拖好些年了，拖个百年，二百年，一直拖到八国联军打过来，又有谁能说得准？
说不定，再拖下去，大明的资本主义萌芽真的自己开花结果了，资产阶级真的发展起来了，国家发生剧变，不是八国联军打大明，而是大明在十七十八世纪就能提前吊打全世界，又有谁说得清？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韦宝觉得，历代封建王朝维护统治的关键政策都是如何抑制土地兼并，抑制的好就活的长，抑制的不好就活的断。
蒙元完全无视先代经验，对土地兼并采取放弃治疗的态度，就活的短。
明代虽然也采取了一定抑制手段，但是对宗室没有限制，宗室占田是主流，其次中叶以后对官僚也越来越缺乏管束，所以到明末就毁于流民。
清代很大程度上吸取了明代教训，所以对宗室占田管的很严，又采取摊丁入亩、永不加赋、火耗归公、士绅一体当差纳粮（这条很可惜被乾隆废了，要不清朝活的可能还更久一点，乾隆前面废了这条，后面嘉庆就遇到白莲教大起义）等手段，所以限制土地兼并方面好于明代，更胜于元代，所以延续了很长时间。
但按照传统规律，满清就是扛过白莲教，也难抗过太平天国。这时候近代列强入侵，换了玩法，又靠洋务运动续命几十年才完。
但是流民问题越来越严重始终无解，解决老百姓吃饭穿衣问题，在韦宝看来，这是所有王朝末世的死结。
帝王之术的一个要点就是帝王的眼里没有好人与坏人，忠臣与奸臣，只有能用的人和不能用的人。现在能够用就用，将来不能用就要扔，不能在乎这个人是好是坏，这是帝王和普通人的差异。
实际操作中就是权利的平衡。一个皇帝他有必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集于一身的权利要么不分出去，自己一人把握，那么价值就是一个人决定全部事，他有必要处理帝国大大小小的全部工作，他早晚会活活累死。
这类皇帝的典型代表就是秦始皇，朱元璋，朱棣，雍正，这些人权利慾望极重，也极端勤政。还有一类也就是绝大多数皇帝是不想累死也不想管太多杂事的，那么他们有必要把皇权分出去，分给他人替他们干事。给宰相，给外戚，给大臣，给宦官。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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