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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兴-第2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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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799年上半年，借助大理王室行刺案，帝国已经把周边所有外蕃整体清理一轮，唯一得到赦免的，只是高丽郡王和西域跟秦国一起征讨帕尔斯的8个国家而已。
而帝国的外蕃势力，被严格限定在1200个以内。
……
共和1798年年末，徐世杨抵达金陵参加今年的年终会议。
此时，因为大理案而引起的风暴远未到平息的时候，不出所料的是，此案除了把大理王室牵扯进去之外，还波及了帝国国内的许多人。
包括绿林，以及江南的很多豪门勋贵。
前者徐世杨也得承认他们是罪有应得，毕竟当时参与袭击的人中至少有一半是中原来的汉人侠客。
但后者，徐世杨认为这里面有一大半人是被牵连了。
理由很牵强——参与行刺案的侠客里面，有一些给江南的豪族当过护院，而江南豪族大多有亲戚、朋友、同学、师生之类的关系。
于是，瓜连蔓引，整个江南几乎所有豪族、士绅，都被牵扯到这次要命的大案里面。
所有人都知道谋逆是什么意思，大家也能大概想到，新朝肇始，照例应该是杀些前朝的猪吃肉的。
可这次杀猪，是不是能杀到自己头上，或者到底是直接杀死还是只切一块肉尝尝，这都是可以“议价”的。
于是，所有豪族都在倾尽家产，四处托关系走动，想要得到脱罪或赦免的承诺，或者拿些钱财来消灾也行。
但刑部的专案组不为所动，开始按那些被俘江湖人的口供，按远近关系搜查涉案江南豪族的家。
这一查不要紧，一个更大的问题被揭露出来：
在浙省湖州，当地一豪门庄氏，累世积富，于前周灭亡后，开始自行延揽名士，编写《周史》。
给前朝编史，一直是汉人士绅最热衷的工作之一，因为若是真的成书，这就是名流千古的大功绩。
只不过编史这种事也有很大的风险，因为你很难揣摩新朝对旧朝历史的态度，但若是屈从与新朝的权威，而修改某些历史，那么参与编写和出书的士绅不仅不能得到士林的赞颂，甚至有可能成为大家唾弃的对象。
庄氏之所以敢编写《周史》，一个原因是帝国毕竟没有对大周的宗室怎么样，这让他们误以为帝国应该不会特别在乎这段历史。
另外一个原因是，参与编写的士绅，都是儒林名流，门生弟子无数，称的上桃李满天下。
庄家觉得，就算帝国再怎么骄横，也不至于疯狂到把这么多名士全问罪的地步吧？
于是，他们壮着胆子开始编写《周史》。
一开始，帝国确实没有对参与这项工作的士绅怎么样，只是有人暗戳戳警告他们，不要把一些事写进史书中。
大家觉得如果只是这种程度的警告，那么事情应该没那么坏，因此工作得以继续。
结果，到了《周史》基本编写完毕的时候，却突然爆出大理刺驾这种惊天大案，一切就突然急转直下。
首先是，刑部查明，当初去大理参与刺驾案的武林豪杰中，有几个曾经是庄家的座上宾，所以很难说他们去大理是不是受了庄家的指使。
庄家对此事不断喊冤，那几个大侠确实曾经在自家住过几天，庄家也确实给了些盘缠，但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而且只是略尽地主之谊罢了，不单单是他们，别人上门，不管是成名的侠客还是游学的士子，乐善好施的庄家也会帮衬一二。
但这些话无法说服刑部，更何况，一个叫做查继佐的前周举人，突然上告刑部，说他有庄家谋反的证据。
而证据就是那部《周史》，这本书上，明确标明，帝国皇帝曾经当过大周的节度使，理论上应该是大周的臣子。
那么，华夏帝国自立又反吞并大周，实际上应该算是谋反。
好了，这一下彻底说不清了。你在书上说帝国谋反，那么自然就是对帝国心怀不满，对帝国心怀不满的人参与谋反，这简直太正常了对吧？
庄家只能高声喊冤，帝国皇帝当过大周的节度使，这本就是天下皆知的事，把这事写在史书里不是很正常嘛？
至于评价，书的注解处写的很明白，那是前周首相文仲的看法，站在他的角度上，帝国可不就是谋反吗？
庄家只不过是收录了大家对此事的看法而已，所谓华夏谋反，真不是庄家的观点啊！
………………………………
第750章 徐世杨的意见
自打太史公开始，汉人写史书这种事，本就讲究一个兼听则明。
一个最简单的问题：这个时代的人未必能搜集到足够详实的史料，很多事情必须通过别人转述或者议论来旁敲侧击，获得最接近真相的历史片段。
另外，对某个历史事件，不同立场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若是只取一家之言，未免有失颇偏。
所以最好的史书，应该是把所有能够搜集到的观点和对事情的论述，都尽量编入史书，以供后人评判。
当初太史公就是这么做的，他在一些更接近上古传说的历史上，也只是抱着姑且信之的观点记载的。
庄家写《周史》，也是同样的做法，他们不可能不收录作为历史亲历者的大周宰相文仲对那段历史的看法，不管他们自己是否赞同。
然而，就是这个写史的传统，让庄家还没洗清刺驾案的嫌疑，就又陷进了另一个巨大的漩涡。
虽然都有些牵强，但这两个案子坐实任意一个，都足够把庄氏抄家灭族了。
徐世杨本人是1798年底，抵达金陵后才得知有这么一件案子的。
他看了刑部对庄家各人的初期审讯记录，以及内阁诸位成员对此案的评价，然后又看了看庄氏编写的《周史》。
根据审讯记录，庄氏曾经的门客确实参与了大理刺驾案，但那个大侠也确实已经五年没跟庄氏联系过了。
所以，如果说庄氏是刺驾案参与者之一，那么的确还需要更多证据。
但若是真的所有参与者都诛九族，那么庄氏作为嫌疑人之一的确应该受刑。
至于《周史》案，这个事实认定非常清楚，庄氏确实在他们私自编写的史书中收录了文仲对华夏的评价，那评价也确实是把华夏对大周的吞并说成谋逆。
但是否因此定罪，以及如何定罪，这个就不是下面的办案人员能够决定的了。
内阁对此事的看法有些两级分化。
礼部、吏部、户部三位尚书认为此事根本不值一提，文人写个史就算谋反的话，这谋反未免也太容易了一点。
但刑部、工部和兵部三位尚书认为这就是谋反，不能因为对方孱弱来否定对方谋反的意图。
何况，再小的威胁也是威胁，应该扼杀与萌芽之中。
三位辅政大臣中，首辅认为庄氏算是谋反，两位次辅认为不算，看起来似乎是为庄氏开脱的人略占上风。
但两位更关键的人物中，皇帝认为应当严惩庄氏，而太子徐世杨刚刚得知此事，尚未表态。
因此，徐世杨的态度，就成了决定庄氏命运最关键的一票。
这不仅仅是内阁支持哪一方的人多的问题，还因为徐世杨才是帝国真正的最高统治者。
简单来说，徐世杨拥有一票否决权。
实际上，徐世杨觉得，大家对此时的评价，完全取决于各自的立场，或者说：P股。
比如刑部，非要定庄家的罪，主要是为了显示刑部工作的积极性和成效——破获这种谋逆大案对刑部来说是可以对外宣扬的功绩。
而工部和兵部，主要是因为他们属于徐世杨的嫡系，代表帝国的军功贵族集团，是当初灭周（以及其他国家）的主力，因此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功绩被人抹黑成“谋逆”。
皇帝想要严惩庄家的理由也是如此——他不希望自己被人说成得位不正。
至于反对严惩庄家的内阁成员，理由就简单的多了——礼部认为史家写史书本来就是这样，这件事情很正常。
就算是官方今后编写周史，最好也把文仲对帝国的评价收录进去，这样至少能显得帝国大度。
吏部、户部，以及两位次辅大臣也是差不多的想法，而且他们觉得帝国吞周算不算谋逆，其实是件很无所谓的事，因为事实就是帝国赢了，大周输了，这就足够了。
至于徐世杨……
真有意思。
这是帝国皇太子对此案的第一个评价。
大家不明白此案到底有什么有意思的地方，因为他们都不知道徐世杨的记忆中的历史上也有一个与之非常类似的案子。
他记得，那件案子似乎也是湖州一个庄姓财主延揽天下文豪，给已经灭亡的前朝续史，结果被姓查的告发，引来了族灭之祸。
不过，那个时代，庄氏遇到的是以残暴著称，以蛮夷代华夏的鞑子政权。
而这个时代的庄氏，很幸运的遇到了以民族主义立国的华夏。
“汉人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我们自然也有把这个时代发生的事完整而正确的记录下来，流传后世的权利和义务。”
徐世杨在案件样本的背后写到：
“我的意见很简单，不管那些对帝国的评价是不是他们自己的看法，这都构不成犯罪，自然更不是什么谋逆。”
“何况我可以确定文仲确实说过这些话，若是要定谋逆，那得先从楚国把文仲抓回来。”
“实际上，这个案子反而让我觉得那些旧文人也并非完全一无是处。所以我允许庄氏继续编写《周史》，而且我允许他们查看前周的馆阁档案，和帝国内部十年前的档案资料——我不是不允许他们查看更多资料，而是因为帝国会议档案有十年保密期，等秘期过了之后他们再逐年查看吧——反正编写史书这件事，也不是一年两年能够完成的。”
“所以，周史案根本就不该存在。至于刺驾案，请刑部查找切实证据，如果庄氏并未参与，那就不要牵连过广——即使连坐，我认为牵连三辈人（父辈、子辈、平辈）就已经很严酷了——要记住，对待汉人，我们应当有更多耐心和同情心，以后只要不是十恶不赦，对汉人罪犯，应当本着‘少杀少判，宽大处理’的原则办事。”
“还有，跟庄允诚（明史案主犯）说一声，我希望有机会亲自给《周史》做序。”
“啊，还有，派人查一查那个诬告庄氏的查继佐。”
最后这句话纯粹处于徐世杨对这个人的私人恶感，但估计得到暗示的刑部不会对他手下留情。
这样的人，说他一声光明磊落是不可能的，总有些把柄可以抓住，然后就能让他尝尝上纲上线的滋味了。
………………………………
第751章 民心1
徐世杨对周史案的裁决，让很多人感到十分不解。
按理来说，这样涉嫌诽谤皇家的行为，就算不入刑，应该也不至于还能得到皇太子亲自作序这样的支持才对。
这绝对算得上对庄家的赞扬了。
当然，这决定，让那些旧文人也觉得，徐世杨这个人虽然嗜杀好斗，野心勃勃，但这气量确实够大度。
若是再仔细想想，就会有人发现，徐世杨这种大度其实只对汉人，对其他民族他可是从来不会手下留情。
而徐世杨那个“对汉人少杀少判，宽大处理”的论罪基调传出来后，市面上对他的评价开始逐渐变得混沌不清起来。
在以往的几年，特别是帝国吞并大周统一天下之后，对徐世杨评价最高的是老百姓，因为他们终于过上了平稳的生活，再也不用担心朝廷为了满足鞑子的岁币而根括百姓的财产，再也不用担心外敌入侵到自己家乡烧杀抢掠。
甚至连占山为王的强盗匪徒也变得少了很多——民兵的火枪可不是吃素的。
甚至连行会，都因为各路大侠的覆灭而不存在了。
帝国银行的贷款利息很低，而且没有利滚利，还可以分期偿还，这方面同样没有问题。
把这些欠债都还上，老百姓在一年辛苦耕作之余，就可以安心享受自己缴纳税款之后所有余粮了。
可以留着自己吃，有更多余粮当然也可以拿去卖给新朝廷，官府每年会直接派人到田间地头按统一价格收购粮食，这可比地主老财的粮店收粮价格公道多了，而且还能节省运费。
若是遭了灾或者因为别的原因欠收，从国营商店买粮价格也很低，有些缺粮的地方，甚至买粮价格比卖粮价格还低不少，很多人宁愿把手头上所有粮食卖给国家，然后再买粮来吃。
据说这是因为帝国有海量廉价的安南米和辽东米的缘故。
当然，具体原因远比这个复杂，只是老百姓不需要知道也不想知道“平抑物价”、“统购统销”之类的政策意义，他们只是单纯的认为这是朝廷惠农的政策，是历朝历代都从来没有过的仁政。
若是天公作美，每亩地能多收个三五斗（自打全国大修水利之后，天公平似乎越来越愿意作美了），大家接下来一整年就都可以好好喘口气了。
每年收了新粮，卖给田间地头到处走的国营粮店收购员，或者有人不愿意省那点力气，直接把粮食运到城里的国营粮店，换成或厚或薄的一叠纸钞，顺便在城里好好购物一番：
肥皂快用完了得买上十块八块的带回去；火柴要多买几盒，这东西生火特别方便；盐更是必需品，必须多买一点；灯油在国营店里不零卖，但可以几家人合买一壶，这比从走街串巷的小贩那里沽会便宜许多。
还有花花绿绿的布，这个越来越便宜了，家中婆娘整天眼红着想要，既然卖了粮那就扯些回去，给婆娘崽子都做件新衣裳好过年。
收成更好的人家，预算中还包括给婆娘的一面小镜子；给孩子的小玩具——拨浪鼓、小泥人什么的；自然还有自己享受的烧酒，有些不会过日子的甚至还想着切两斤卤猪头肉。
小农的日子过得越来越滋润了。
其实，除了在土地上耕作，现在有些人已经开始想些别的方法补贴家用了——比如买个奴隶来做农活，把婆娘从地里解放出来，让她去工厂做工，这收益甚至比整天在地里耕种还高些。
在工厂做工，还能经常得些劳保用品，比如工作服，以及专供女工的，被称为“卫生棉”的东西。
那些没有自己土地的人，现在也有活路了，他们可以选择去工厂做工，去国营农场务农，或者干脆去边荒地区讨生活。
选择去边荒的汉人，朝廷直接发一个婆娘（异族女人嫁给汉人后最少也能升为庶民，所以对女奴来说也是很受欢迎的出路），还有武器、土地、牲畜、农具、家具、种子、第一年的口粮和房子。
平民阶层的人生活都越来越好，在帝国宣传机构的引导下，他们也都知道这样的好生活是帝国、内阁、皇帝和太子指引下才获得的。
所以，不管旧文人们怎么说，平民阶层愿意支持帝国的概率是很高的。
而老百姓之外的人，对帝国的评价就有些好坏参半了。
首先，即使对帝国持最严厉批评态度的人，也得承认帝国如今的国势远超大周，可谓蒸蒸日上。
由此带来的好处是全方位的——原来属于国外的大量土地被纳入囊中，养活了原本衣食无着的百姓，使得社会变得越来越安定。
还有那些海外的奇珍异宝：犀角、象牙、珍珠、玳瑁、珊瑚等等等等，以往只有真正大富大贵的人家才能享受到的高档奢侈品，现在已经开始走进很平常的富裕人家。
而以往同属奢侈品，只是没有那么高不可攀的香料、貂皮之类，下沉的更加厉害，已经是公民家庭普遍可以拥有、使用的物品了。
这些好处，让那些士绅豪族也暗暗觉得满意。
但是别的方面就不太好了，比如说帝国对那些泥腿子的优待实在太多了。
首先，以往被认为是正常手段，富户豪族以债务手段兼并自耕农土地的做法，现在是完全行不通了。
帝国银行愿意接手平民的债务，但他们绝对不会承认超过银行基准的利息和任何利滚利的行为，这让富户豪族对外放贷变得无利可图。
如果说，这种经济上的问题，可以通过投资新产业工厂来弥补的话，帝国下沉教育，以强硬手段要求所有汉人适龄孩子上学，打破士族对知识的垄断，这梁子可就结大了。
徐世杨曾经以为，他取缔科举，就会引起士绅的群起反对。
其实不是这样，对士绅来说，无论是科举八股还是考试数理化，其实没有本质区别，问题在于，对于知识的垄断。
平民老百姓本应无法接触知识，这种昂贵的奢侈品本来应当只属于士人，但徐世杨不断普及教育，打破了这种垄断，当普通百姓家的孩子考试成绩甚至超过士人家庭的子嗣之时，士人们唯一值得自豪的东西，就那样分给了普通百姓。
这可就让他们难以容忍了。
………………………………
到每年最忙的今天了
今天我连家都没法回去了，所以请个假。
预计10号或11号恢复原来的更新速度，直到本书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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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2章 无题
徐世杨这种坚定的打破知识垄断的作风，造成士绅豪门对帝国和徐世杨的看法两级分化很严重。
而且很让人感到意外的是，那些地方风评很好的耕读世家，对徐世杨的看法通常都不太好。
然后就是那些命运与前朝息息相关的前周勋贵——比如金陵四大家族这样的。
相反，曾经在地方上风评不太好，甚至很不好的单纯地主、财主（就是家中缺少功名的那类人），对帝国的看法还不错。
因为打破知识垄断对他们也有好处——以往他们这些没有功名的土财主也是士绅歧视的对象，官府养的肥猪。
普及初级学校后，他们的子孙也不用为了跻身士绅阶层，到处求人拜师了。
这意味着他们的上升渠道也拓宽了。
而且，对土财主们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其实是他们的财富，而在帝国，机会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土财主们发现，哪怕把佃户的高利贷全免了，帝国也会给他们更多发家致富的出路。
有点冒险精神的，可以投资雨后春笋一般不断冒出来的工厂、农场。
只想着过安稳日子的，可以买国债吃利息。
甚至不舍得那点田地，保守到连国债都不信任的，也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买些扶桑奴、交趾奴之类，在自家土地上勤劳耕作——奴隶签死契，在官府地位等同于大牲口，用起来比雇佣佃户舒服多了。
当然，最后这种人很少，更多的人，是选择做两手准备——一方面购买几个奴隶照料家中祖田作为退路，另一方面把余粮余钱投资工厂或国债，争那一份发财的机会。
综上所述，不管是底层平民还是社会地位稍高一点的自耕农、财主，之前对帝国持负面态度的，其实只有那些习惯以武犯禁的侠，和喜欢以文乱法的儒。
而《周史》案之后，有些轻侠和站在他们自己的立场上有些坐歪了的儒士反而对徐世杨和帝国有了一些好感。
对侠客们来说，徐世杨那个对汉人宽大处理的批示，让他们觉得徐世杨这个人至少不是个暴君，那种想象中的暴君横行暴敛、欺压良善的场景，至少在汉人中不会发生。
那么，他们对抗朝廷，为民伸冤，就成了自以为是。
人就是这样，不管事实如何，若是认定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那么他做多少没下限的事都是正常的。
但若是正好相反，那么人做事的信心和决心就会崩的十分夸张。
一个例子：华夏古代的汉奸军队，通常战斗力都不低，因为他们是为自己的荣华富贵而战，异族能够给他们烧杀抢掠的机会，他们就认定这是正当的。
徐世杨前世的两个鞑子政权都是以本族为核心，汉奸为主体的组合式军队。
但近代民族主义觉醒以后，为异族服务的汉奸军队就成了弱鸡的代名词，不仅仅是华夏，在别的国家也是类似，伪军就没有一个有战斗力的。
转回话题，到1798年底，随着《周史》案和大理刺驾案的结案，以及帝国强大的宣传机器对徐世杨的吹嘘，除了因为自身利益被帝国彻底剥夺而反帝国的少数人外，真正还在质疑帝国合法性的汉人已经很少了。
而且，那些一意反对帝国的轻侠和儒士，大部分也发配到边疆塞外了。
在那里，他们没有选择，只能支持帝国。
原因很简单，塞外异族可以给他们最好的，也不如帝国给他们最差的。
……
共和1798年，帝国先后流放了近十万人，秦国、晋国、楚国等内属亲王国，以及辽东、漠南、大理等新编省份都分到不少。
这些人将成为维持边境安宁的基础，使得这些地区无论文治还是武功，都能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为此，边疆省份和亲王们对这些人都十分重视，说是发配，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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