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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权-第1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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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陷入了困惑之中。他信任群众，发动他们去抓污吏和游民，结果他们自己反倒去敲诈邻居、胥吏。成了刁民。
也许沈显二的案例能够解释朱元璋的困惑。
嘉定县百姓沈显二和邻居周官二一起，把祸害本地百姓的里长顾匡捆绑起来。准备送往京城。走到苏州阊门时，当地德高望重的老人曹贵五出来给他们讲和。沈显二收下十五贯银钞，一匹绸缎和一些银钗、银镯后，当场把顾匡给放了。
顾匡回家之后，思前想后，胆战心惊，觉得在一个彼此监视、满地密探的社会，事情终究还是会败露。最后，他决定化被动为主动，去京城自首。觉得这样也许可以逃过一死。曹贵五得到这个消息，心中思量：“我是劝和人，必然也会有连累。”于是决定与顾匡一同去自首。周官二随后得到消息，也表示愿意同行。
四人当中，沈显二最后得知消息。听说三人已经出发，沈显二星夜追赶，终于在淳化镇赶上。沈显二提出也一同去自首，顾、周、曹三人却设计将他绑了起来。原来这三人凑在一起，决定把沈显二当作“害民豪强”押往京城。
四个人进了京城。在押解“害民豪强”的报告刚刚递送上去的节骨眼儿上，沈显二却跑掉了。主管上访事务的通政司让他们把“害民豪强”押到衙门里去受审，周、曹二人私下计议，无奈之余。只得又将真正的“害民豪强”，即里长顾匡绑了起来。通政司接到的上访报告里，顾匡是良民。现在却跪在堂下，成了“害民豪强”。所以官员们审问周、曹二人：“顾匡是和你们一起抓沈显二的人，你们怎么又把他抓起来了？”周官二只好如实将事情的原委说出。
最后。盛怒的朱元璋说：“这几个人说话，一会儿一套，实在是太奸诈了，谁也捉摸不透他们心里的诡计，全部枭首示众！”人是杀了，可问题并没有解决。沈显二们集体落到这个下场，像一场荒诞剧。
一个正常的社会，自然应该是一个彼此制约的社会―百姓可以制约官员，官员们之间也互相制约，士、农、工、商各阶层也彼此制约……绝对的权力背后理所当然是绝对的**，任何廉洁的社会，都是权力充分制约的社会。
朱元璋赋予百姓们莫大的权力去惩治污吏和游民，貌似是给予了百姓们制约的权力。其实却不然。他给予百姓们的，并不是平和的制约权，而是一种暴戾的合法伤害权。以前的官吏们肆无忌惮地搜刮百姓，因为他们知道，真正的仲裁者皇帝坐在深宫之中，不可能把他的触角伸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所以他的权力具有“合法伤害”的性质；如今，胥吏们被朱元璋彻底打倒在地，百姓们拥有了捉拿他们治罪的权力，最终的仲裁者皇帝，仍然坐在深宫之中，无法把他的触角伸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所以，同样的，百姓们手中的权力也具有了“合法伤害”的性质！
也就是说，帝国权力结构仍然没有改变―以前是皇帝制约胥吏，胥吏制约民众；如今是皇帝制约百姓，百姓制约胥吏。不过是将以前掌握在胥吏们手里的权力移交到百姓们手里而已。
一个所有人都具有执法权的社会，恰恰是一个所有人都没有法律保障的社会。沈显二们的荒诞剧的根源，正在于所有人都对他人拥有执法权和“合法伤害权”。
朱元璋曾经下诏要求全国所有的老百姓都必须做到家家有一套《大诰》系列丛书。还规定：有这套书的百姓，犯了罪可以减轻处罚；没有则加重处罚；拒不收藏者，则流放边疆。当时的学校里，《大诰》也是必修科目。朱元璋还亲自主办过多场《大诰》学习报告会，来京城讲述《大诰》学习心得的师生前后达十九万余人之多。
然而，这套当年风靡全国的丛书，在朱元璋死后就迅速消失在历史舞台上，而朱元璋那乌托邦式的“群众运动”，因为与《大诰》一样不合时宜，也迅速被其后代抛弃。
朱元璋耿耿于怀的重胥吏而轻官员的问题，其实也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这次轰轰烈烈的运动，让在参加徐达葬礼之余的庞煌看到之后。有一种在另一个时空中似曾听说过的感觉。
当然，他绝对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但是现在发生的一切，为什么和他在另一个时空中所听到的传闻。还有所看到的资料如此相识呢？
是什么迫使了朱元璋这样去做，朱元璋是以一个什么心理，怎么可能想起这么去做，这么做，到底针对的谁，难道真的只是所谓蒙元残留的胥吏集团吗？
突然之间，庞煌好像有种荒唐的感觉，仔细调查下去，结合刘基在江南的一些民间体验。他似乎猜测出来什么，但是绝对不敢乱说出来，因为这个猜测结果，是没有人敢说出来的。
也许皇帝只是代表着一种权威，也许真正左右着时局发展的，还另有其人，或者另外有一个利益集团。
朱元璋是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是为明太祖，也是继汉高祖刘邦以来第二位平民出身并且革命成功的帝王。朱元璋自幼穷苦。曾为地主放牛，一度入皇觉寺当和尚。二十五岁时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反抗蒙元暴政，郭死后统率郭部，任小明王韩林儿的左副元帅。接着以战功连续升迁。龙凤七年受封吴国公，十年自称吴王。至正二十八年，在基本击破各路农民起义军和扫平元的残余势力后。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
虽然是历史上还有一个平民皇帝刘邦，但是仔细的算来。朱元璋却是华夏历史中最白丁的一个皇帝，真正的白手起家，就连刘邦也有着樊哙等狐朋狗友在一起厮混了多少年，总结朱元璋的发家史，在当兵之前，朱元璋几乎没有任何的根基可言。
所以就算是当了皇帝之后，也没有任何有经验可追寻，好不容易积攒出的那一点点经验，也不过是行军打仗的经验，所以在大明建国之初，朱元璋所用的一切制度，都是从蒙元哪里学来的，几乎没有什么改变。
经过一阵时间的熏染，做皇帝久了，就有了自己的想法，所以就开始了自己的制度建设，比如废除中书省，比如建立通政司，比如废除丞相的位置。
朱元璋肆无忌惮的动手改造着属于自己王朝的同时，却也在不经意之间，得罪了一些不显眼的人，这些人看上去毫不显眼，但是却是一个社会中扮演着基石角色的人。
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地主，大明沿袭封建制度的精髓，那就是继续是以农为本，是个以粮食为根本的社会构成。
大明最主要的职业是当农民，而田地呢，也被分成两个部分。一种是国有土地，产权归国家，叫做“官田”。二种是私有土地，产权归地主，叫做“民田”。
那么，这些属于“官田”的从哪里来的呢？首先从宋、元等历代政府手中继承下来的有很大一部分。还有就是退还的、没收的、指定的官田。
还有皇上本人、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等人员或者机构，对国家有功啊，你不能让他们饿死啊，得给一份收入，这样就由国家拨出那么一部分土地，建立其庄田。使之不用劳动也能混碗饭吃！这些地不给产权，但是有使用权。就是说从土地收益中分一部分利润给他的！
与此同理，为给县学、府学等地方教育机构弄上一点收入来源的田，就叫学田。为文武百官增加收入，相当于又支付了一部分俸禄的，叫做职田。
为防止边境大臣因开销捉襟见肘而伸出黑手贪污的，叫做边臣养廉田。再就是屯田，包括军、民、商屯田，属于成建制地去种地，都叫做“官田”，产权都是国家的，不允许买卖，只能租种！剩下的，才是民田，有私有产权，可自由买卖。田主可以自己耕种，也可以招佃户来种！
那么那些官田谁来种呢？绝大多数获得官田管理使用权的大老爷们是不会来种地的，他也种不过来呀。所以，主要还是要由老百姓来租种！这就是佃户！自己家没地，或者地太少，劳动力闲置，就愿意租地来种！老婆孩子一大堆，总要吃饭啊！大老爷们就成了二地主，从中间抽份子！
官田在哪里最集中？苏州、松州、嘉定、湖州！
为什么？首先，因为这里是南宋王朝的老窝，本身遗留下不少官田，通过蒙元这个“二传手”，抛给了明朝政府！这占了主要部分！还有，这里还是跟着张士诚与老朱争天下的敌对地区，那些曾支持过张士诚的豪族及富民失败以后，死的死，逃的逃，没收的没收，也增加了官田的数量，但是仅增加了一小部分！因为这两者的地重合的居多。
对于国家来说，作为国有资产的“官田”和作为私有资产的“民田”相比，从理论上讲，除了按照统一的标准一视同仁地对官田、民田征收税粮以外，官田还有理由分得部分土地经营利润作为租金，这是毫无疑问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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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洪武十九年末
但是，朱元璋不愿意把问题搞得太复杂，因为越复杂越容易舞弊，所以就制定了两个收税的办法，一个是针对官田的，一个是针对民田的。
这个办法是分别区分收税的数量，分别为：官田每亩收田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亩收田税，三升三合五勺，
可以看出，官田比民田高出了六成！等于田税和租金被打包计算了。实际执行中，由于田地离城远近，土壤肥瘦，是否是水浇地，当地气候是否允许复种等多种因素，各地方又合理进行增减，以致在各地实际执行中弄出了一、二十种赋则（税率），以适应不同的地块。比如北方的山西，亩产约一石至一石半，这就算好地了，而在南方如苏州一带，土地肥沃，还能种两季水稻，亩产在三石到四石都很平常。
在苏州府，七个县农田总面积是九万六千多顷，税粮可达约二百八十万石。其中，正粮为一百八十多万石，耗粮约九十多万石，这是明朝初年苏州府的基本数字。正粮是按照赋则的相应档次收上来的税粮，耗粮则是额外加收的运输费、损耗等杂费。有这么一个数据，洪武九年苏州府秋粮二百七十四万石，民田粮只占十五万石，其余的都是官田粮。也就是说官田粮占了九成多，可见在苏州府官田面积比例占了绝对的多数，民田少得可怜。这说明，苏州的所谓沈万三等大富豪、富户，实际上都是取得了国有资产承包管理权的二地主！总佃户！他再分包给真正下地劳动的真佃户！
在这里举个例子说明：
拿一个真正下地劳动的佃户农民来说，他辛苦一年的劳动能力是。可耕作水田二十亩。假设一亩地种两季水稻，每亩可得米四石。这时他有两种选择。
一是租民田。地主要求收获对半分。这样地主在整个生产中没有去劳动但是提供了土地，最后得米二石。农民也得到二石。
田税是由地主去完成的，如果政府给这块地定的赋则是每亩五斗。这样地主要从自己得到的米二石中扣除五斗交税，最后实得一石半。如果这个地主，仅仅是一对孤儿寡母，家里有地五亩，因家里没有壮劳力才租给佃户去种的，这样实际得到的才七石半。而这位佃农，每年可耕作二十亩的话，相当于接这样四家的地。那么佃农每年可以得到四十石。他家的生活要比这几个小地主还要好！如果还有一位中等地主，有二百亩地，需要请十个这样能干的佃户的话。佃户还是得米每年四十石，这是他的劳动极限。而中等地主，可得到三百石，他的生活就比佃户又强得多了。
二是租官田，还是收获对半分。农民自己留下二石，还是交出二石，这样本来国家可以得到二石。但是如果中间夹了一个二地主。那么问题复杂了。比如，二地主掌握了二百亩官田，自己不种，叫佃农租种。
最后可接受到四百石米。但是这时政府对于官田征收的税率已经不是民田的五斗了，而是一石，因为除了税收以外。还考虑了一部分的国有资产性收益的利润。这样政府从这二百亩官田中，得到二百石米。二地主则也得到了二百石米，相安无事。如果政府进一步考虑。人家私人出租一亩地最后能实得差不多一石半，官田怎么也要差不多吧，好，官田税率提高到了一石半，这样二百亩收走三百石，二地主要骂娘了，我只剩下一百石了，管得二百亩地，跟个没地的佃农强不了多少啊！这官田的税也太重了！把我的点利润空间也榨干了，我这一年，也没少忙啊！又是招募佃户，又是签合同，又是视察，又是巡视，又是催租，又是收粮！多累多操心啊！
好，这时恰巧来了个山西来的盐商！一吹嘘，额们那儿一亩地顶多交得是个五升，官田也超不出一斗去。苏州二地主一听，要气得跳楼了！“朝廷，这也太歧视苏州人了！十几倍的差距啊！”心里暗骂，“朱元璋这个王八蛋！张士诚得罪过侬，我们又没得罪过侬！”
但是有一层他们也许不会考虑到，山西税收低，亩产量也低，种田人每亩实得的也许就是三四斗，为了得到充足的粮食，他们不得不耕作更多的田地，付出更多的汗水，可能一个人耕作的就不是苏州的二十亩了，而是一百亩！
自古农业效益低，没有暴利，佃户的收益你是必须要满足的，否则人家辛苦一年连一家的口粮都挣不回来，人家也不会干啊！官田的田税那也是必须要交的，抗税不交那还了得？牛呢，农具呢，种子呢？佃户有还好说，没有，还得贴啊！最后，剩下的才是自己的。
交得多了，自己就少了。于是他们开始嚷嚷：“十分取八，民犹不堪，况尽取乎？”皇上，你总得给我们剩下点中间利润吧！
而朱元璋的主要想的是，谁让你当二地主不劳而获的？把地包给你，是让你自己亲自下地去干的！自己不想干，又转包给别人。那你就给老子滚蛋！去，到我老家凤阳，举家去锻炼锻炼！别忘了，朕家以前就是佃户！
那么，苏州官田的纳税水平真的能达到每亩一石半吗？没有！大多数官田都低于这个数，每亩一石半只是为了让大家容易理解而设定的。绝大多数都在七八斗以下！三四斗居多，尽管这样，二地主的利润确实还是变薄了。
不过，没关系，狡猾的二地主们还是有自己的办法！
第一，节约成本，狠踩佃户的收益，逼近其最低忍受线。二地主垄断田地资源以后，制造紧张空气，哎。上头坏呀，税高啊。今年不好干啊！往年的五五分成那不行了，今年是四六。你四我六，就这条件，你租不租吧？你不租，我找别人了啊！这佃户一紧张，万一过了开春没租到地，等于没找到工作啊！今年一家老小喝西北风去？咬咬牙，租吧！好，矛盾下移了！
第二，叫苦！“十分取八。民犹不堪，况尽取乎？”注意，这个“民”是不包括佃户的，也是不包括民田户的，民等于二地主！叫苦，一直叫，这是“人民”的呼声，你老朱再能杀人，还能把我们都杀了去？你不给减税。就让你的儿子、孙子、重孙子给阿拉减。坚持就是胜利！
第三，使劲拖！嘴上不说不交税，交上一部分，“要交要交。一定交，保证交，请政府宽限几日”。直到累积成一座大山！法不责众，偶然碰到灾害。等着蠲免！等朝廷把积欠的老帐一笔购销！赚大发了！
第四，还有更损的。比如约定佃户秋后交粮每亩两石，等交粮时告诉他，不是两石带壳的稻谷，是两石舂好的白米！好，又赚了点赚头！要是争辩起来，到官府理论，契约上可写着呢！“米两石”啊，稻谷、白米难道你分不清吗？
如此下来，头一两年还可以，但是佃户始终不是傻子，也总要有醒悟的那一天，那就要向所谓的地主们展开反抗，时间久了地主也受不了。
在无计可施之下，只能默默的想朝廷，也就是现在的皇上做出反抗的事情。
但是皇帝的权威是不可撼动的，特别是开国太祖，手握着扫平天下的精兵，哪里怕什么小小的动乱，你没有看到，所谓的铲平王，所谓的彭普贵，所谓的云南梁王，所谓的辽东，都被朕的精兵扫平了吗？
那里还怕你忙这些手无束鸡之力，只是靠民脂民膏尾声的蛀虫呢？
但是作为蛀虫，偏偏也还还有作为蛀虫的思想，有了自主思想的蛀虫，看见皇威不可撼动，于是也只好悻悻作罢，但是在失望之余，却看到了一些曙光。
皇威不可撼动，但是皇帝身边的人呢？总是要吃饭吧，总是要贪财吧，特别在大明立国之初的十几年时间，由于停了科举，没有了人才的来源，那么朱元璋索性就任用了大批的蒙元旧官僚。
光是想着这些官员们既然曾经做过官，所以肯定能够很快的上手，熟悉政务，替朱元璋治理好天下，但是这些官员在秉承着新皇帝命令的同时，也将在蒙元时期的陋习也带到了大明王朝的每一个角落。
对于这一点，朱元璋依旧还没有醒悟过来，只是叹息到，朕如此严厉惩处贪赃枉法之徒，这些鸟人怎么就不怕死呢？
但是这其中的矛盾，却被从另一个时空中穿越而来的庞煌看得一清二楚，庞煌这十几年来是成功的。他很满意自己的策略。他采用的是中庸之道，既同流，又不合污。他在政治上紧随皇帝朱元璋，但生活上却与因为自己驸马都尉的身份之关系，从不拈花惹草，也不花天酒地，大明上下一起称颂的正派人物。
就是在官场上，他也是对皇帝朱元璋依而不赖，做得含而不露。所以人们虽也知道他是皇帝的人，却并不觉露骨，还常给人以他并非皇帝之弄臣的错觉。特别是在很多事情上，他从来不出面，这次郭桓案，在一片责难声中，庞煌也向皇上进了言，说这完全是人之贪婪成性，请皇帝速杀郭桓。这次的表态，做得不温不火，恰到好处。郭桓注定的要被斩首，他自己也给皇上留下一个刚正无私的印象。
但是郭桓案的延续，却是几乎让庞煌喘不过气来，因为随着徐达葬礼的结束，皇帝依然没有让他回到锦衣卫的序列之中，而是仍旧诏命他前往苏杭等地视察学政，没有让他在京师中呆多久。
甚至没有怜悯，洪武十九年就要过去了，洪武二十年的春节即将来临，连让庞煌在京师中过年的意思都没有，因为这次倒也干脆，直接将临安公主也放回了杭州所封赠的庄园，也就是葛岭去了。
葛岭在临安也就是杭州城边的西湖北面，哪里有一座相当豪华的私宅，曾经是历史上有名的奸臣贾似道的故居。当初被蒙元的贵族占据，稍后被张士诚送给了他弟弟。之后，张士诚覆灭。落到了大明的官府手中，竟然是谁也不敢占据，只能收归皇家所有，临安公主被封之后，就送于临安公主作为别院，连同周围二百顷的土地，都算是临安公主的私产。
这处豪华的私宅在宋时叫做“半闲堂”，说起“半闲堂”，倒是有点来历。传说这是晋代儒士葛洪修仙炼丹的地方。所以取名为葛岭。
在南宋末年，这所宅第原属皇产，度宗皇帝为了笼络、犒赏贾似道，特意将这所房子赏赐给他。享受这种殊荣，对贾似道来说，这已是第二次了。早在景定三年，理宗皇帝就曾将高宗在西湖享用过的集芳园赐给他作别墅，那是御用的别宫，豪华舒适。自不待说。现又赐新居，可以推想，这葛岭的宅第豪华程度定在集芳园之上。
但贾似道仍不满足，还要大兴土木。增建楼台亭榭，处心积虑地在这风光旖旎的西子湖畔，营造了一个仙境也似的享乐窝。为着贪婪的需要。贾似道专建了一座“多宝阁”，用来收藏从全国各地攫取来的古玩珍宝。他的掠夺手段是相当残暴狠毒的。远远超出强抢恶要的程度。
为了夺取他所心爱的珍稀，他不惜置人于死地。有一次。他听说已故的兵部侍郎家里有条玉带，是稀世珍宝。垂涎三尺的他，立即派亲信去余家索取。余家回答说，玉带已和主人一道殉葬了。他听了极不心甘，竟派人将余？的坟墓挖开，将玉带夺到手里。
所以“半闲堂”在杭州人心目之中的印象并不好，都以贾似道在这里住过而深深感到耻辱，也可能这也正是葛岭最后没有人要，变成了皇家产业的缘故吧。
政治确乎是个怪物。上下数千年，历朝历代，都不乏出现大大小小贾似道式的人物。他们无才无德，也无特别的来历，有的甚至是獐头鼠目、没个人样，却官运亨通，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贵，操管着国运大权。偏偏这类人有权尽为个人的发财、作福、作威、享乐上用，从不顾及国家的存亡，百姓的死活。就是因为常常出了这种人，才有了朝纲的败乱，政权的倾覆，黎民百姓的遭殃。而这类人物的产生，又常常是与昏庸、**、无能的国君连系在一起的。贾似道这个奸臣的出现，正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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