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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权-第18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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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曹伯轻轻一笑，“那么多国家大事，皇上还忙不过来呢，怎么会理会咱们这些升斗小民的事情，更何况，一看身材，就知道谁是……。。”
话还未说完，外面由远至近传来沉重的脚步声，顾匡回来了，曹伯向周贤侄使了一个眼色，分明是说，这次千万不要让他给跑了。
周贤侄会意。悄悄的将身影移到门口的位置，片刻。便传来敲门声，打开门。一个矮胖的中年人立刻走了进来，嚷道：“我说怎么等不到你们，原来你们先回来了！怎么，人抓到没有？”
曹伯抚须摇头不语，面沉如水。
“没事，我刚才已经去镖局下了赏钱，让京师本地的人去找，总比咱们人生地不熟的强，好了。我去睡了，今天可累死老子了。”
说罢，转身就要回自己房间休息，谁知那周贤侄却是一动不动的站在门口不让开，然后身后传过来曹伯的声音，说：“顾里长，好汉做事好汉当，事到如今，明天你就随我们去衙门吧。”
还没有搞明白是怎么回事。顾匡就觉得有人抓住了自己的双臂。不由大惊，回头看却是自己的同伴，好像明白了一些什么，不过还是不甘心的大叫道：“周官。你小子想做什么？想抓老子做替死鬼，明天到了大堂之上，就不怕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抖露出来。到时候谁也跑不了。”
周官好像心里有些不安，也不答话。只是牢牢的抓住顾匡，那边曹伯说道：“顾里长。你就不要再多说话了，留些力气明天上堂说吧，你是聪明人，平日里为祸乡里的是谁，衙门一查就知道，看衙门信你还是信嘉定那些被你欺压过的乡亲。”
“若是你明天老老实实的招供，为祸乡里也不算是什么死罪，最多流放，我们到时候还可以帮你求情，甚至回到嘉定，老夫可以号召乡亲照顾你的家小。要是你什么都不顾，老夫无所谓，已经六十多了，什么时间死都行，但是你顾里长可是少不得一个抄家灭族，断子绝孙。”
听到这话，顾匡还没有反应过来，后面的周官却是心里颤了一下，再也平静不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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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事情过程就像一场荒诞的闹剧，不过这样的闹剧就算是放在另一个时空的几百年后，也不算多见。
嘉定县百姓沈显受到欺压，和邻居周官一起，把祸害本地百姓的里长顾匡捆绑起来，准备送往京城。正要出发时，当地德高望重的老人曹贵出来给他们讲和，沈显收下十五贯银钞、一匹绸缎和一些银钗、银镯后，当场把顾匡给放了。
这本来是一个十分完美的结局，恶霸痛思己过，百姓良善大度。恩怨情仇，一笔勾销。而德高望重的老人曹贵也是功德圆满，为自己人生旅途的最后时光添上了得意一笔。
可是偏偏有个枷锁紧紧的卡在众人的心里，这副枷锁就是《大诰续编》里的“互相知丁”。皇帝诏令：百姓们要互相知丁。市井村镇中的老百姓对自己的邻居，一定要做到“互知业务”，也就是知道他们平日里从事何种职业；还要做到知道邻居家里几口人，几个人从事农业，几个人读书，几个人从事手工业或者商业；对于读书的邻居，一定要知道他的老师是谁，在哪里上学；给别人做老师的，也必须知道他所教的学生都是谁。
顾匡回家之后，思前想后，胆战心惊，觉得在彼此监视、满地密探的当时，事情终究还是会败露。最后，他决定化被动为主动，去京城自首，觉得这样也许可以逃过一死。曹贵得到这个消息，心中思量：“我是劝和人，必然也会有连累。”于是决定与顾匡一同去自首。周官随后得到消息，也表示愿意同行。四人当中，沈显最后得知消息。听说三人已经出发，沈显星夜追赶，终于在淳化镇赶上。沈显提出也一同去自首。
事情要是按照这样的发展，如果四人能够同时来到京师向皇上自首的话，想必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结局，朱元璋要是得到这种结果，想来不但不会怪罪于四人，反而会觉得自己治下之民明法懂礼，在帝王的个人喜好之下，能获得赏赐也不一定。
万万没有想到，事情竟然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也许是顾、周、曹三人在同往京师自首的路上惺惺相惜，也许是同病相怜，也许是对事情的始作俑者沈显起了怨恨之意……。这一切谁能猜的到呢？
在淳化镇当沈显赶上他们要一起自首时。顾匡、周官、曹贵三人却设计将他绑了起来。决定把“罪魁祸首”沈显当作“害民豪强”押往京城。
沈显自知若是被这样送到京师衙门。在本地里长顾匡、长者曹贵和邻居周官共同指正下，将会百口莫辩。但是又逃脱不得。只好暂时虚与委蛇。四个人进了京城后，在押解“害民豪强”的状纸刚刚递送上去的节骨眼儿上。沈显趁着三人防备之心大减，借口如厕的机会跑掉了。
这件事情，到了这里也算是告了一个段落，本来没有什么大不了，既然被告人没有了，那就不告状了不就行了，这种事情通政司一般也不会自找麻烦，但是偏偏又出了一些状况，几年前塑造了一个陈寿之后。好久没有关注过通政司的皇帝朱元璋正好在这个关口，关心了通政司的案件一下。
通政司通政使吴公达却是见到这个案件，和当年皇上所赏识的陈寿告状一案相仿，于是就符合圣意的将这一纸诉状呈送到了皇上的案头，果然引起了皇帝的兴趣，于是朱元璋准备驾临通政司，专门听审，也算是对于自己的一个肯定。
通政司却受到皇帝朱元璋的授意，让他们从速将“害民豪强”押到衙门里去受审。无奈之余，于是出现了客栈的那一幕，只得又将真正的“害民豪强”，即里长顾匡绑了起来送往通政司。
昨日接到的状纸还未暖热。原本是良民的顾匡，现在却跪在堂下，成了“害民豪强”。所以吴公达在审问时发出惊讶的“咦”声。问周、曹二人：“你们不是解送嘉定欺压百姓、横行乡里的沈显上京吗？为甚此刻却变成了嘉定里长顾匡？”
待到将顾匡、周官、曹贵三人提到后堂，还未施展出什么天子威严。心里承受能力本来就不强的周官，看到事情不妙。皇上居然也知晓此事，于是就来个竹筒倒豆子，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个清楚明白。
在朱元璋盘问人犯的时间，大家就需要恶补了一下所谓的“互相知丁”。因为这个名词在这个案子中起到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要不是知丁法的威慑，想来这几个人也不会傻到前来自首的地步，由此可见其的关键。
朱元璋按照古圣贤的分类，老百姓可以从事士、农、工、商四种生计。在圣人们的教导下，老百姓谨守这四业，所以天下太平康乐。因为朱元璋认为，不在“四业”范围之内的谋生者，没有不违法犯罪的。
“知丁法”起初的目的，就是为了抓出那些不务四业的害群之马，也就是那些游手好闲所谓的“逸夫”，罗织词讼，勾结胥吏，弄权官府，实在是社会的毒瘤。
“知丁法”推广开来之后，百姓们把自己了解的邻里情况上报里甲，里甲再把情况向县衙报告，如此向上一级级地备案，那些“逸夫”就无处遁形了。
知丁法规定，一里之间，百户之内还有“逸夫”，里甲坐视，邻里亲戚不抓，任凭这些“逸夫”游荡在公门、市井之中，为非作歹，被官府抓住的话，“逸夫”处死，里甲和四邻全家流放边疆！
对于不同职业的百姓，还有更具体的规定：如果你是农民，没有特别申请的“路引”，每日里不得离开自家方圆一里。早上何时出门耕作，晚上何时回来，都必须让邻居知晓。
如果你是工匠，出远门做工，则必须在路引上标明目的地；在本地做工，则要让邻居知道你的具体所在。归来或早或迟，也要说与邻居知道。
经商者，本钱有多有少，货物有轻有重，所行有远有近，走水路还是走陆路，这些都要详细注明在“路引”当中。归来的大致期限，邻里务必知晓。若一年没有消息，两年未曾归来，邻里必须去其家中调查原因。如此，一旦对方借经商之名，在外胡作非为，邻里就不必承担连带责任。
甚至如果商人们的路引虽未过期，但身边却未带任何货物，里甲村店必须将其当作“逸夫”、“游食者”捉拿送官，重则杀身。轻则流放边疆。若里甲店主不抓，而被其他人抓住。与“逸夫”同罪！
这些细节规定，让人听到后顿时肯定会觉得毛骨悚然。朱元璋对老百姓们日常生活的细节性干涉，几乎已经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这种做法，曾经在另一个时空几百年后的苏联盛行过一段时间，而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段，中华大地上也有过类似的行为，甚至很久一段时间之内，在某个半岛的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的。
但是老朱此举，可谓眼光超前的很。很显然，若严格执行朱元璋的想法，只可能得到一个互相监视、遍地特务的社会，不过这个社会极其缺乏活力，因为百姓们都被牢牢地捆绑在了各自的职业当中。
这也许是儒家治国理念的一贯原则，就是以损害社会活力为代价来换取社会的安定，而对当时的生产力落后，对于治理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农业国家来说，这几乎是唯一的办法。
朱元璋慢慢的听完这个案子的经过。没有做出任何判决，只是让通政使吴公达自行裁决，按照大明律办案就是，然后就出了通政司。摆驾回宫了。
一个时辰之后的御书房依然一片寂静，看到太子朱标听完整个案情之后的疑惑，朱元璋说：“那几个刁民说话。一会儿一套，实在是太奸诈了。谁也捉摸不透他们心里的诡计，朕真的想命令将其全部枭首示众！但是仔细想想。难道真的是朕做错了什么吗？”
很意外会是这样的结果，太子朱标对于老朱的做事方法已经是见怪不怪了。这几个人能逃得性命，那才是最令人感到奇怪的。什么时间，父皇变得如此好说话，如此多愁善感了呢？朱标有些想不明白。
默默地走到朱元璋的面前，跪下行个礼，然后说道：“父皇请息怒，儿臣觉得，此事是他们咎由自取，万千大明子民还是遵纪守法，听从父皇诏令的。”
“不！”朱元璋否定道：“也许是朕错了，可是朕真的想不透，为什么朕给这些刁民天大的权利，他们偏偏要用在旁门左道上呢？”
“如果真的是朕错了，但是朕该怎么做，才能算是对呢？”朱元璋喃喃自语，太子朱标心里恻然，不敢回应，仔细问问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对于这样的事情，其实是无解的。也可以说是不用去理解的，只是一个片面的事情，但是为什么父皇看的如此严重呢？
按说朱元璋以一介农夫，出身草莽，能做到这样的地步已经是不错了，关于治国之道，古往今来，不知道有多少饱学之士提出见解，一直到了几百年后的二十一世纪，依然是一个未知之数，更何况落后了六百年的洪武大明呢？
满心希望种下的西瓜，却没有想到收获的却是一颗畸形的豆子。卡在朱元璋的脖颈，使他不吐不快。原来，这种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接下来，朱元璋又为太子朱标讲述了几个看似啼笑皆非，但又无可奈何的案例。
安吉县佃户金方租种了本县地主潘俊的一亩二分地，连续两年没有交田租。潘俊二到金方家里去索讨，结果，金方“响应”皇帝的号召，把潘俊当作祸害百姓的豪强绑了起来，还勒索他黄牛一头、肥猪一口。在逼着潘俊二写完已经收取田租、不曾被勒索等三张文书之后，金方大摇大摆将其绑到了京城。
乌程县百姓余仁，是本县富户游茂玉家的佃户。水灾期间，游茂玉同情余仁生活困顿，借给他许多米粮。事后，余仁非但不想着还粮，反而勾结刁民一百余人，跑到游茂玉家里打、砸、抢。在搜出所有的借米凭据之后，余仁三等人将游茂玉当作“害民豪强”捆绑起来押送到了京城。
但金方和余仁的运气不太好，他们的伎俩被通政司的人识破了，最后落了个枭首示众、全家流放的下场。
为了防止胥吏和官员祸害百姓，朱元璋还规定胥吏们不许下乡。遇到有什么事情要差遣百姓，只允许拿衙役拿差牌到百姓家里去传唤；如果传唤了三次，百姓还不来，才准许派皂隶去捉拿。若胥吏们为了敲诈百姓，故意下乡扰民，当地百姓也可以将他们抓起来绑送京城！
然而就因为这一条，太康县余永延等人故意抗拒，不服从差牌召唤，当地三次发牌不到的人家，居然多达二百五十一户，类似的事情，还有刁民刘以能，不但三次发牌不到，居然还鼓动群众，将送差牌下乡的衙役绑起来，当作‘害民豪强’押解到京城。
朱元璋陷入了困惑之中。他信任穷苦的百姓，发动他们去抓污吏和游民，结果他们自己反倒去敲诈邻居、胥吏，成了刁民。为了打击官吏们的贪婪，却滋长了顽民刁民的气焰；如果一味打击顽民刁民，又为官吏们的贪污**大开方便之门。
沈显等四人的案件，又触动了老朱的心事，在那里絮絮叨叨的为太子朱标讲解着自己心里的不愉，朱标才发现，从神坛上跌下的父皇，此时变的如同乡下歉收的老农一样，不断的诉说自己辛苦的付出却得到了不应该的回报。（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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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召见太子
在庞煌刚刚穿越而来之初，大家就知道大明的衙门基本依据蒙元制，有“三班六房”，所谓“三班”，即负责缉捕罪犯、看守牢狱、站堂行刑等职务的快、皂、壮三班；所谓“六房”，则是与国家六部相对应的吏、户、礼、兵、刑、工六房。三班里设有衙役，六房则由胥吏负责。
但是蒙古人占领中原，与汉人风俗、语言各异，又不通文墨，所以凡事都倚仗胥吏。以至于在相当的程度下，蒙元的各地政务把持在胥吏手里。自古以来贵贤臣而轻胥吏的传统，竟然丧失殆尽！
胥吏在整个官府体系内属于最基层人员，地位甚低，甚或毫无地位，所以大家通常将他们大都忽略掉。但是由于蒙古人的无知，导致了地方政务其实是由最基层人员也就是胥吏所操纵，其严重程度远超出以往学者的想像。
由于这些基层僚属一方面惯于使用欺骗、蒙蔽、行诈、勾结等技巧，选择性地执行分派给他们的任务，一方面又精熟行政细节和运作程序，他们遂能够蒙蔽、妨碍、误导，甚至胁迫比他们更具声望的上司。
然而大明建朝后，重胥吏而轻官府的传统竟仍在继续，大明所任命的各地官员，大部分人终日袖手高坐，一应事务任凭胥吏处置。胥吏不把官员放在眼里的现象，在洪武初年是很普遍的。譬如常熟县胥吏沈尚，衡州开化县胥吏徐文亮，就把各自的上级。也就是当地的县官，揪倒在政厅里拳打脚踢。
为此作为皇帝的朱元璋气得七窍冒烟。恨铁不成钢地大骂：“那些胥吏当然统统该死，可你们这些做官的如此任人侮辱。难道都是饭桶？！”殴打县令还算情节比较轻的，苏州昆山县的皂隶朱升，已完全脱离本县县官的约束，纠结同伙，居然连钦差的旗军都敢当众殴打。
在教化不起作用之后，朱元璋终于采取了四编《大诰》这种惊世骇俗的雷霆手段，来对付这些骄横了近一个世纪的胥吏们。
号召当地“高年有德耆民及年壮豪杰者”，来帮助朝廷治贪，比如：“今后所在有司官吏。若将刑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被冤枉者告及四邻，旁入公门，将刑房该吏拿赴京来。”
“若私下和买诸物，不还价钱，将礼房该吏拿来。”
“若赋役不均，差贫卖富，将户房该吏拿来。”
“若举保人材。扰害于民，将吏房该吏拿来。”
“若勾捕逃军力士，卖放正身，拿解同姓名者。邻里众证明白，助被害之家将兵房该吏拿来。”
“若造作科敛，若起解轮班人匠卖放。将工房该吏拿来。”
这些都是《大诰》中所倡导的，说得很清楚。受贪官污吏欺压盘剥的百姓们，可以“旁入公门”。从小门冲进去，把与自己的冤屈相对应的六房的胥吏抓起来拿送京城。如果官员们试图阻止百姓们抓污吏，就会遭到族诛。这一手段的目的，就是为了彻底摧毁蒙元以来重胥吏而轻官府的风气，重建儒家治国的理念。
对于重建帝国的儒家传统这个伟大目标，朱元璋采取的措施是官府与百姓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发动百姓们惩治污吏，就是重点针对自己所任命的官府的。这一手段的目的，是彻底摧毁元代以来重胥吏而轻官府的风气，重建儒家传统。与之同时开展的大规模的整肃贪官运动，即由朱元璋亲自主持的那些大案，如”胡惟庸案”、“郭桓贪污案”等等，都是为了重建朝廷官府的儒家传统。
儒家政治观里面以天下为己任、重义轻利等理念，一直被朱元璋高度推崇。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给官员们定下的俸禄会低到极限。这一俸禄标准，与发动群众惩治污吏，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既然严厉打击胥吏，也就等同于严厉打击了一切依附在这些胥吏身上的官场陋规。既然没有了陋规，经过朱元璋的仔细核算，官员们的工资虽低，但过上中等人家的生活，并不是什么难事。朱元璋极力想要做好的另一手，则是恢复百姓们日常生活中的儒家传统。
那就是知丁法，本来两者相乘，朱元璋以为可以达到最大的效果，可是，人杀了不少，无论是知丁法还是制裁胥吏，却都没有按照预期的方向发展，种下的西瓜，非但没有丰收，反而收获的是畸形的豆子。也难怪朱元璋这么的难受。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局面呢，其中就和庞煌当初在北平所遇到的问题基本上一样，唯一不同的，庞煌当初在北平府遭遇的是一府之地的情况，而这种情况，在全国上下都是十分普遍的。
那就是所谓的“冗员”之状况，之前已经说过了，就是那一种常见现象：官家的一个名额，总要由六七个人共用。
洪武十九年，松江府的吏卒违法害民，都察院穷追根由，揭露出一个特殊群体。
都察院近似庞煌所知道的类似于监察部一样的机构，由御史台转换而来，这一点大家都知道。松江府下辖上海县和华亭县。
朱元璋干劲十足，试图建立一个干净的社会，在审案子的时候讲究“瓜蔓抄”，刑讯逼供，内查外调，最多时一个瓜竟能牵扯出两万多个大瓜小瓜。这次在松江府顺藤摸瓜，又牵扯到苏州府，结果发现了一个二千八百七十一人的害民集团。
他发现，在松江府有一批不务正业的人，专门依附衙门里的役吏皂隶，借官府之威害民。这些人自称小牢子、野牢子、直司、主文、小官、帮虎，仅松江一府就有一千三百五十人名，苏州府还有一千五百二十一名。
这些人不知农民的艰辛。农忙时下乡生事。芒种正是栽种季节，他们拿着官府批文找到农民。从水车上把人锁下来，或者从农民手里夺下秧苗。锁人出田。
仔细查下去，发现牢子分三等，有正牢子、小牢子和野牢子。正牢子是编制内的正役，小牢子和野牢子都是不务正业之徒，这样的人仅松江府就有九百余名。
皂隶（衙门内的差役，近似法警和刑警）的职位上也有猫腻。编制外的皂隶叫“小弓兵”和“直司”。小弓兵大概相当于皂隶职位上的临时工，“直司”的地位排在小弓兵之后，可能属于二等临时工。当时的官府正式人员似乎也像很多时代一样，位子坐稳当了。就想把脏活累活交给临时工做。临时工干久了，位子也坐稳了，又会招徕和支使二等临时工，同一职位上就可以形成三个等级。
正吏的职位上也有编外人员，朱元璋提到过“主文”和“写发”。无法确定这些人的数目和身份等级，但从表面上调查所知，同一职位上也存在三个等级。松江府的正吏不过十五名，一等临时工“经书”常有二百多人，二等临时工“清书”和“小书”是经书的徒弟。统称白书，数目与师傅相近。
这些人不务士、农、工、商这四项正业，也就是说，不属于上述四大社会集团。那他们属于什么集团呢？朱元璋将他们统称为“帮闲在官”之徒。这个“闲”字用得好。本来官吏和衙役集团已经满额了。日子过得颇闲在，他们偏要去帮。不过“帮闲”二字在大明建国以前已经有主了，专指那些帮助阔人消闲的门客。朱元璋创造的术语未能普及。
朱元璋逮捕了这个害民集团的二千八百七十一人，但他认为并没有抓干净。据他估计。“若必欲搜索其尽，每府不下二千人。”
明朝初年松江一府二县。不过三个衙门，如此平均下来每个衙门就有六七百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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