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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权-第3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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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了，北方虽然并入大明版图多年，但是一向是自治状态，这里的人大部分对朝廷的忠诚度不算太高，想到这里，随即释然。
陈亨说道：“从前一段朝廷的态度，可以分明地看出，就算是认罪，朝廷也不接受了，与其这样，还不如自己杀出一片天地，在知道袁大人要来时，我已经遣人去探了路，辽东都司的兵马，大部分集中在镇江堡沿线，还未撤回。我有几个心腹在那一带地形很熟悉。只要绕过去就可以保证兵不刃血，但是兵贵神速。还请世子殿下早下决断。”
袁容权衡了利害，觉得陈亨没有必要说谎。于是就下定决心相信，为了保险起见，还讨要了陈亨的亲笔书信。这也是朱高炽和金忠下决心的主要原因，两军合并，十余万大军，到那里生存不得，非要在北平等死吗？
经这一天的折腾，虽说金忠说要绝对保密，但整个燕王府也被搅成一片混乱。人心不安了。秩序也乱了，不过朱高炽只有一个妃子，并无子女，也算得上了无牵挂。要不早就被折腾得心灰意冷。
第二天一早，他就安排着妃子内侍们随着朱能的大军先行，袁容和李让及其家眷随行，负责护送之责，也算是在异乡多了几个亲戚，同时算是给两位姐夫要了一些兵权。不能尽是让外人掌握兵马，否则一点安全感也没有。金忠也没有什么意见，他自己有私军，而且燕山护卫所属。本来只是名誉上听他的号令，真的有什么事情，还是看朱高炽的眼色行事。他也不屑于贪图那点不属于自己嫡系的兵马。
涿州城已被定**占领了好几天。耿炳文将大本营扎在这里后，又令先头部队伸展到北平城郊十几里地的卢沟桥附近。铁铉受命清剿永平府的叛逆并抚慰百姓。李景隆在大房山上可以看到北平的城墙。 宋忠也攻下了居庸关，各路大军都出乎预料的顺利。
耿炳文有意的压制着兵马行进的节奏。景泰三年十一月间，当得知朱高炽等人已经逃离北平城的消息后，才下令发起对北平城的军事行动。他派了驸马都尉李坚和大将徐晓率领一个师的兵力进驻北平城，首先受到了以郭资为首的官员欢迎。朱高炽转移了，带走了可以带走的兵马，整个北平，没有了反抗朝廷大军的力量了。
于是，十二月初五这一天，天气晴朗，冬风虽冷但却让定**的将士十分高兴，北平城大门洞开，的的确确，没有抵抗，没有厮杀，当然也没有流血。在这种和和平平的气氛中，耿炳文骑在高头大马上，随着威武雄壮的骑兵队伍进城。
就这样，历时不到一年的靖难，便简单而静悄悄地、戏剧般的宣告结束了。
北平轻易收复，本就是在朱标和满朝文武的预料之中，出于某种目的，朱标在旨意中并未催促耿炳文联合大宁、辽东都司穷追不舍，而是有计划的将其引导过鸭绿江，而正好方明谦受命剿灭海匪，率领水师离开镇江堡沿线，前往皮岛一带明说剿匪，其实是为了给高丽压力。如此给了朱高炽等人过江的时机。
李芳远得到消息，心知一个小小的半岛，怎么能容纳这么多军队，想要婉拒时，朱高炽率领大军已经北上在图们江流域，朔州、咸兴等地驻扎下来，为了表示无侵犯之意，所以并不进入高丽已经驻兵把守的义州等地，只是双方对持相互戒备着，等待着李芳远做出决定。
不几日，高丽议政李居易率领慰问使团匆匆赶到，在送上部分犒军物资后，指责大军不应该擅闯高丽领土，道衍不知去向，而袁珙身亡，此时也就是金忠和高丽原来有些来往，负责接待李居易，明明的背叛朝廷，此时却拿出了大明的谕旨，说是本来大明就要在铁岭设置卫所，如今世子得知消息，害怕朝廷派遣来的将领会和高丽发生争执，所以才不辞劳苦的远奔辽东。
现在北平大军屯扎铁岭一带，正好可以为高丽遮挡大明的怒火，有一个善意的邻居，总比有一个随时想要吞并高丽的邻居要好吧！
金忠巧舌如簧，硬是把黑的也说成白的，李居易虽然在高丽素有才名，但怎么能比得上中华上下几千年的辩论精华，硬是被金忠说的无言以对，不过就算是有意见也没有用，罄尽高丽上下，也不过筹备二十万人马，那已经是高丽的极限了，还要分守高丽各地，过半的水军，是因为高丽的边界大部分是海岸线。
这样的军事力量和已经拉到家门口的北平军相比，真的不在一个档次上，更何况听探子说，北平军队打得可是代国伐罪的名誉。李居易从金忠不怀好意的眼神中，似乎看出了不介意将这种事情假戏真做的念头。不由打了一个寒噤，说了一些没有营养的话之后。就连忙回到汉城向李芳远汇报去了。
朱高炽他们攻击十二万人，驻扎在这一片地区倒是十分拥挤，不过有从北平和陈亨从大宁带来的粮草，足可以撑过这个寒冬，只是行辕要建设，卫所防御要建设，还要招募周围的女真部落，诸事缠身，也没有空去和高丽的那些人纠缠。只是派了李让作为回放使节，去那里阐述自己的诚意，一个畸形的形式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朱标可不管什么畸形不畸形的，反正这次不成熟的靖难已经无疾而终，将朱高炽的军队逼到高丽也是他心中所愿，遂诏命耿瓛为后军都督掌北平都司事，吏部侍郎高巍为北平布政司，宋忠率三万兵换防山海关，以备边为名。敕令铁铉在开平一带整顿兵马，驻守边关。
耿炳文、冯胜毫无例外的被召回京师，而傅友德意外的被留在大宁，然后从李景隆所部抽出一个师的兵力协助颖国公整顿辽东兵马。敕令傅友德领大将军衔，在辽东都司、大宁军马的基础上，成立定北军。军制仿造定**制。
处理了这一系列事情后，景泰三年基本上也就过去了。大明出现了短暂的表面太平，但是身为皇帝的朱标却是知道。一切都只是表面现象而已，不把在京师中开会的这些叔叔们搞定，估计以后还会有意外的发生。
这次北平之事，他也是无奈之下的选择，如果没有靖难，他无法分辨出在北平到底有多少人忠于朝廷，有多少人忠于燕王，毕竟朱棣在那里经营了二十多年，就连宁王、辽王的封地，原来也是由朱棣管辖，从另一个时空中，朱棣可以轻易的吞并辽王、宁王的封地可以看出，在整个辽东，是朱棣的势力所在，盘根错节，不可清除。
所以这次索性利用靖难之际，将他们一股脑的全部赶到高丽去，相信在那个狭小的地带，双方为了争夺资源一定会产生矛盾，倒是只要朝廷的天平稍微倾斜一点，李芳远这个不被承认的势力就会消亡在历史长河之中，这也正是朱标计划的一部分。
而日本，朱标却没有想到足利义满对大明保持了相当高的热情，可能是通过江南海商们得到的消息，推测出大明即将开放海禁，不顾国内正在全力对大内氏的战争，反而派遣商人肥富和僧人祖阿为使节前来大明，发送国书，欲和大明正式建立国交。声称室町幕府将军愿意接受大明皇帝册封为“日本国王”称号，并对大明朝贡。
请大明向日本颁发贸易许可证“勘合符”以区别于倭寇，贸易仅限于以此确认的正式遣明使船，首先对于大明皇帝朱标的底线进行了试探。
从回到大明之后，就在脑海里徘徊着海外贸易的朱标早已经了解了之前的日本和大明的贸易情况，明初实行海禁后，只允许外国与明朝廷进行有时间、地点规定的朝贡贸易。外国商船载贡品及各自方物土产来华，朝廷收贡品、购方物后，以“国赐”形式回酬外商所需中国物品。各国贡期或三年或五年。对日本则规定十年一贡。贡舶必须持有朝廷事先所颁“勘合符”。也就是相当于另一个时空的护照签证之类的东西作为凭据。
其实大明发生胡惟庸案，明廷怀疑胡惟庸私通日本，以谋造反，所以基本上是断绝了和日本的官方往来，在朱标回到大明之后，无论是朱元璋或者是朱标登基之后，一次勘合符也没有发放过。由于从事海上贸易获利甚巨，这样以来刺激了民间走私和海盗活动，甚至成了“倭患”加剧的部分原因。
朱标此时也头痛，对于日本从心里发出的愤恨使他不愿意和其发生一点点关系，但是出于不想为了那些杂碎图耗国力，正想办法能够最小损失的打击日本时，足利义满提出这样的想法，同时为了表示诚意，随着使团被押送过来二百五十七个据说是倭寇的俘虏，显示了对大明贸易的期盼。
这个动作一时间赢得了京师中不少大臣的称赞，因为日本的这种举动，对于那些饱读圣贤之书的儒生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更加证明了他们一向鼓吹的“勤修德政。自然八方来朝”的说法。
在朝堂之上，极力赞同对于日本实施勘合贸易。以为日本小国寡民，只会逐利，为了使四夷臣服，不妨表示天朝上国的恩德和威严，不妨施与“国赐”，以彰显大明宽容。
这种呼声很高，加上肥富乃是日本商人，原来热衷于走私以及从倭寇手里收购物品，算是对于大明的风土人情。以及朝廷的形式十分了解，通过行贿等手段，倒是赢得了很多的支持，眼看着让皇上广施恩德的呼声愈来愈高，朱标这才重视起来。
锦衣卫负责监视日本使节的动向，早就将肥富的一举一动记载下来，待到皇上问起，朱标才猛然惊醒，这种手法。曾几何时是那么的熟悉，用金钱打通上层关节，来谋取更大的好处，根本就是包藏祸心。
同时更是知道了。日本僧人祖阿在京师附近的寺院中流连多时，通过僧侣的关系，结交了很多达官贵人。因为先帝朱元璋曾经出家为僧过，所以在整个洪武年间。僧侣虽然没有蒙元那么泛滥，但是也有着一定的地位。同时不少文人雅士都以结交僧侣为荣，比如说现在已经逃跑的道衍，也就是姚广孝，就曾经和大明名士宋濂、高启等人关系甚好。
在文人雅士之中，以结交名僧、大师为荣，那基本上就是身份的象征，而朱元璋曾经出家度日，对于佛门也不算排斥，所以造就了这一种风气。
这些都没有什么，但是朱标听齐泰的汇报，越听心里越是生出一股怒气来，日本为了达到目的，不但通过行贿的手段让部分朝臣替他说话，而且在民间，他们通过僧侣结交名士，再通过百姓对于佛教的的痴迷，和对于所谓名士的盲从。达到间接替日本宣传的手段。
也难怪在一段时间内，朝廷上下赞成恢复“国赐”的呼声越来越高，就连朱标起家所创办的六艺学院，也仗着自己是天子门生，曾经联名上书，请求皇上怜悯日本国小位卑，要施以教化和抚慰等等。
日本人的手，伸的也太长了吧。
朱标这样想着，却不动声色，最后的一点怜悯也消失了，遂召见祖珂和尚和肥富觐见，一反往常的爱理不理，反而和颜悦色起来，对于日本提出的贸易请求，答应给予考虑，让他们和杨杰派出的人具体商议，然后上个奏表发于朝议。
祖珂和肥富大喜过望，没有想到会有这般的好事，接着又听皇帝定下基调，除了要日本国王年年进贡的表面文章外，还可以考虑开放宁波为专用通商港口，设为自由港，约定双方商人可以自由往来。希望日本能够开放堺港等地作为通商码头等等。
一番话说下来，祖珂还没有什么，那肥富本来就是商人出身，那里经得起这般诱惑，马上就趴在地上不住的叩头谢恩等等，朱标不愿意看见他那种丑态，让他们退下，由杨杰负责选择与其身份对等的人双方进行谈判。
随后，就召集傅雍等一众内厂人员，开始调查大明现在的僧侣状况。
在做储君的期间，朱标就听说了朱元璋对于佛教有一定的情结，从几个方面可以看出来，首先就是马皇后死后，也就是洪武十五年，朱元璋选高僧侍诸王，为已故马皇后诵经荐福。而道衍就是那时候结识的朱棣，由此开始了另一个时空的改朝换代。
这些还不算，在他还是太子时，母亲吕氏也十分信奉佛教，并且劝朱标也要礼佛，为了使儿子相信，曾经给他讲个故事，说是在姚州有个和尚叫玘太璞，他专心致志地研究禅学，藏经就达五千四百卷，没有不会背诵的，皇帝听说后，十分感兴趣，下令召见了玘太璞，并十分喜欢这位佛学大师。
有一天，皇帝问玘太璞：“一个人做和尚没做到底，会得到什么报应？”玘太璞回答说：“做和尚没做到底，那要永远坠落在阿鼻地狱。”皇帝又问：“出自哪里？”玘太璞说：“出自藏经第几卷。”都御史詹同目睹这个场景，他就开始责怪起玘太璞：“你为什么要那样跟皇帝陛下说呢？”玘太璞说：“我是一个佛教徒，我不敢违背佛教教义，也不敢欺骗皇帝陛下。”在听完玘太璞与詹同的那些对话后，皇帝再次追问玘太璞，玘太璞以实相告。
皇帝马上脸色都变了，他又问玘太璞：“照这样说的话，朕应该要受到报应了？”玘太璞赶紧磕头说：“皇帝陛下您是天生圣人，是天下黎民百姓的主宰，哪能同普通人一个样呢？”皇帝听后，脸上马上多云转晴，并好奇地问道：“你这样的说法又出自藏经的哪一卷？”玘太璞说：“出自藏经第几卷。”皇帝朱元璋不信，赶紧叫人去取藏经来查看，结果发现果然如此。于是他龙颜大悦，召集大臣，对他们说：“诸位大臣你们虽然各自都很有才，但不如这个和尚忠诚啊。”（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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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 庞煌心中的吏治（上）
玘太璞后来临终前沐浴更衣，来到明皇宫向皇帝朱元璋道别，刚好那天朱元璋有事外出，两人没碰着，玘太璞只好对着皇帝的御座叩首说道：“臣跟皇帝您有生缘而无死缘。”拜完了，他站起来，回去了。后来皇帝朱元璋听人说起了事情的整个经过和玘太璞说过的话，他马上断定：“嗨，玘太璞已经死了。”于是赶紧派人到玘太璞的住处，发现那和尚果然死了。朱元璋就叫人前去祭祀玘太璞，而且动用了他从不轻易使用的驿路将和尚玘太璞送回了他的故乡。
尽管听说这个故事的时候十分虔诚，但是朱标当初并不相信。觉得说的太神了，哪有这么巧合的事情。这个故事不算，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老朱对佛教的迷恋似乎随着年纪的老去而越来越重，也许正是他对因果报应的恐惧，也许是他到了晚年之际对自己一生滥杀的内心反思而引发的心灵彷徨，也许是他想弥补一生的缺憾。
因为朱标知道，虽说朱元璋力主以儒治国，但实际上朱元璋是“杂家”，口头唱的是儒家的曲子，手里拿了法家的刑具，魂系在佛家因果报应的循环圈里。没有多少宗教观念，只是他毕竟投身过佛门，对其教义要熟悉多而已，朱元璋什么都不相信，就相信自己而已。
经过月余的内厂多方调查与论证，由于那时洪武年间先帝对佛教青睐有加，而朱标也未曾注意过这些，佛道在洪武的最后那么多年有了迅猛发展。它们广占田地，不向朝廷缴纳赋税。这在无形之中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最为严重的是洪武晚年的江南地区。许多腴沃之地被僧院道观所占有，个别寺院甚至田连阡陌，横跨数十里。
不由有些惭愧，这几年，注意力一直放在北方，竟然没有注意到江南的鱼米之乡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蛀虫，佛教这东西，朱标认为，只能做一个娱乐性的东西消遣。是绝对不能痴迷的，对于道衍的顾忌，他曾经下过类似限制佛教发展的旨意，不过那是在监国期间，出于朱元璋的意思，自己的旨意很快的被掩埋在老朱的威风中，现在看来是要管一管这些不事生产的神棍了。
这是杨杰所派遣的鸿胪寺官员和日本使节的谈判也即将结束，得到皇帝暗示，杨杰只是让鸿胪寺官员陪着祖珂和肥富等人瞎扯一通。以此来限制他们的活动范围，以方便朱标调查，现在调查基本完毕，当然也不用再浪费时间了。
皇帝下诏。鉴于日本国王足利义满的诚意，朝廷基本同意日本提出的贸易请求，但是海上盗匪、倭寇盛行。为了不影响双边贸易，大家要互相清剿海匪。对于日本，大明曾经做过详细调查。知道倭寇基本都是由日本九州大内氏所主导的，现在时局不稳，商议之条件暂时搁置，大明清剿海匪，而希望日本国王再表示诚意，彻底剿灭大内氏，为双方贸易打下基础为盼。
也就是告诉日本，你什么时间把大内氏灭了，咱们贸易什么时间开始，同时，又由锦衣卫指挥使齐泰单独接见肥富，把日本大内氏袭击大明水师所造成的伤亡以及证据复制了一份让他带回本土，表示了大明对于此事的愤怒，并隐约暗示，如果日本没有能力，大明将纠集水师，亲自报仇。
没有想到谈了月余是这个结果，肥富对于坏了日本贸易大事的大内氏窃骂不已，眼看着已经谈拢的协议只能放在那里看着，心里充满遗憾，但是皇帝既然定性，他也没有办法。只好回国之后，继续鼓动足利义满加大对大内氏的打击，争取和明朝的贸易能够成功。
景泰三年岁末，朱标不顾群臣的反对，下诏规定：天下寺院道观，每僧道一人各存田五亩，免其租税，以供香火费，余田入官，均给平民，并且严令全国臣民，禁止私自剃度为僧尼，限制佛道势力的发展。
赶走了日本使节，又处理了关于限制僧侣发展的事情之后，国内的事情就可以暂时的平稳一段，而此时的朱标却将目光转向自己已经宽松了很久的吏治上来。关于吏治的事情，却是庞煌首先倡导出来的。
经过老朱的严苛压抑，在经过朱标登基近四年来的刻意放松，朝中的官员们已经到了一个爆发的临界点，而庞煌从日本使节那么容易的行贿中就可以看出，大臣们的思想已经完全被景泰天下的文治陶醉。
京师里面的官员如此，那地方上的吏治更不要说，在当今大明虽然有了似似而非的《大明周报》，自己也算是掌握住了朝廷的口舌，但是毕竟比不上另一个时空中那种信息爆炸的时代，皇权的威慑在庞煌看来，只是限于百姓的盲目崇拜和官员的升迁上面，真正能够深入百姓心里的，恐怕还不如地方官的一纸通告。“县官不如现管”这句话，在这时的大明得到充分的体现。
虽然没有明旨，但是内厂还是源源不断的提供出关于官吏贪赃枉法的情报，看来，随着各地“皮场庙”的冷清，官员们的脑筋开始热络，那颗不安分的心也开始剧烈的跳动起来。
通过这些情报，庞煌知道，要是不想重蹈朱元璋那时的杀戮，就必须提前行动，把隐患尽量的压制在最低限度，这不由使他想起朱元璋临终那几天对他说的话来：“朕以猛治国，意在长治久安，稳固朱家万世基业。可是那班功臣宿将恃功居傲，心怀叵测，威慑朝廷。朕如此费心驾驭尚且百弊丛生，子孙稍有等闲，又焉能控驭他们？朕自然要效法汉高祖，清除隐患。那贪官污吏，更是可恶可恨，残害百姓。危害国家，不以重刑。何以镇之？朕受天命以来，官衣吁食。未曾逞懈，法令严明，事必躬亲，就这样，奸佞贪官竟然朝杀暮犯，令朕忧虑深心，愤恨已极，又如何叫朕清心寡欲呢？”
这是庞煌劝慰老朱宽心时，老朱说的话。而比老朱多了几百年历史知识的庞煌，更是知道关于贪官的难以惩治，无论是朱元璋的嗜杀，还是另一个时空中的高薪养廉，都杜绝不了蛀虫的滋生。所以庞煌也没有奢望能够让贪官污吏在自己手中断绝，不过，有一点他是非常想做到的。
无论是下一步开海禁，还是发展工商，或者是大力倡导科学。那都是油水比较足的差事，作为皇帝的他，可不想让自己的改革变成滋生蛀虫的温床。至少在他准备改革之初，不想看到类似的情况发生。他不想看到经济还没有发展上去。却让官员们学会了更多的贪赃方法，有了更多的枉法名目。
对于这个问题，庞煌也曾经考虑过关于在另一个时空存在过的高薪养廉。因为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大明的官员薪水俸禄低的可怜。官员们不贪污一点，连养家糊口也没有办法达成。
但是庞煌在仔细翻阅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五年八月颁布的《醒贪简要录》。里面详细地计算官员所得的俸米如果折合成稻谷是多少、按照平均亩产折算需要多少亩地、农民耕种这些地需要花费多少劳力等等。
记载正一品官员俸禄是每月支米八十七石，一年一千零四十四石。折算成稻谷，需要两千六百二十石。要生产这么多的稻谷，需要用田八百多亩。劳作的人力，按一个人种田十五亩计算，需要五十七个人耕种。收割之后，农夫挑一担稻禾只能出四斗稻谷，所以需要六千五百五十挑。如果从田里把稻禾挑到打谷场是一里路，再回去挑也要走一里路，来回就是两里，这样算下来为了挑担就得走一万三千一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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