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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1857-第2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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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敬伦不由的想，是不是方山因为自己家族的情况，所以对科举十分拥护，才反对公局委任官吏呢？
方山考虑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如何将公务员体系跟行政官员体系相融合，向来都是一个问题。美国战争前才完成了官改革，学习英国进行公务员考试选拔公务员，在之前各级官员都是由当选官员分派，往往任命的就是一群自己的亲信，或者在自己选举期间出过力，捐过钱的富豪，或者是自己党派成员。历史上称之为赢者通吃的政党分赃机制，带来了巨大的腐敗问题。
但赫德方案中，显然是考虑过这种问题的，英国完成公务员该给已经四十年了，形成了良好的结合体系，赫德借鉴了很多方法。公局委派的官员，也只不过是主官，公务员的升迁依然有固有的一套程序，即便是这些新官上任，也必须按照程序提拔或免职官员，不可能做到随心所欲。
朱敬伦认为方山恐怕是过于紧张了。
“不管他什么图谋，让他试一试吧。现在约束的还不是朝廷的权力，只是地方政府的权力罢了。这样一步步来，出不了大事。看看效果如何，效果不好还可以改，效果好的话，在推广不迟。”
朱敬伦都这么说了，方山也就没什么反驳的了。
其实俩人都想错了一些，赫德确实有私心，他确实想通过建立一套英国式的议会制度，限制皇权。但目前第一步还到不了那种程度，赫德也不敢贸然提升公局地位到能够限制皇权的程度，那样不但不可能通过，未来的风险也太大。赫德现在给公局一部分权力，其实是有一些拉拢地方精英阶层的目的。他的地位非常不稳，大明跟英国关系持续下滑，民间反对他的声浪就越来越大。通过赋予地方公局一定的政治权力，可以拉拢这些地方精英阶层。
赫德又不完全是出于私心，作为一个英国人，他天然认为议会民主制度，是世界上最优越的制度，既不会像法国那样的共和政治混乱不堪，极不稳定，又不会像德国、俄国这样的**制度，腐朽透顶，矛盾丛生。
所以通过逐步引入英式议会，会很好的改善中国的政治，对中国有好处，对他本人有好处，甚至对英国也有好处，因为一旦建立议会，政府决策就不那么严重依赖皇帝个人的态度，中国政府的许多政策也会变得更加透明，更加可以预测，不会像现在这样，皇帝想要干什么，都得你去猜，而且皇帝想干的话，真的什么事都能干成，比如发动战争。
但赫德自己都有顾虑，通过议会来限制皇权，本质上是限制的政府公权力，要达到限制皇帝那一层级，首先要限制官政府和官僚集团的权力，他这个首相的权力，肯定要在皇帝之前就受到限制。
不过赫德还是选择了推动公局扩大的方案，因为这是除了战争之外，能让他进入历史，并且在当代就能得到西方赞扬的不多的方法之一，将西方明带给其他地区的国家，始终是有浓厚传教化的西方列强非常支持的，尤其是西方精英推崇的。
他赫德如果能做到让中国变为一个宪政议会制政府，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将前所为的提高。
赫德退出的公局扩**案在朱敬伦的支持下，10月份就通过了，乡村自治性质的公局，有史以来第一次，从政府手里得到了权力，顿时公局的局董就变成了一种热门职务。而赫德方案中，也对公局局董的选拔制定了标准程序，必须是区域中所有成年男人推选，采用一人一票，基本上照搬了英国的地方议会制度。
公局权力扩大的影响暂时还看不到。
国外很快就发生了一些情况，日本和德俄两国，在朝鲜的矛盾集中爆发，日本人派军舰在釜山外海游弋威胁。
事情是从去年开始的。
去年年初，在德俄进入朝鲜的压力下，日本加快了让朝鲜变成一个“独立”国的行动，先是推动朝鲜王国改名为大韩帝国。
对于这个独立于中国的大韩帝国名号，朝鲜君臣还是很高兴的，似乎这一改名字，他们就真的成为一个大帝国了。
但日本一力支持朝鲜成为一个帝国，并没有借此拉近跟朝鲜的关系，新成立的大韩帝国，依然在德俄日三方周旋，甚至跟大明也加强了联系。
大韩帝国成立典礼上，德俄和中国都派去了特使祝贺。但是之后，德国和俄国，同时扩大了在朝鲜的权力，绕过大韩帝国的朝议，大韩帝国皇帝批准了俄国和德国在朝鲜半岛修建铁路的权力。
俄国获得了一条从海参崴延伸铁路进入朝鲜的平壤和汉城的权力，将海参崴从高纬度地区，向南渗透到了温暖的渤海海域，除了葫芦岛之外，拥抱了条件更好的大浦和仁川这样的不冻港。德国则获得了修建釜山经过汉城、平壤到中国东北边境的铁路。
两国获得在朝鲜半岛徐建铁路的权力，让日本极为不满，斥责朝鲜的大韩皇帝，要他收回成命，但一心打算以夷制夷的朝鲜君臣，根本不顾日本的反对，反而借助的饿的力量，让日本很被动。最后恼羞成怒，仗着自己海军强大，在仁川港外巡航威示！
朝鲜半岛的局势，因为极大列强的利益之争，渐渐呈白热状态，似乎随时都可能爆发战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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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百零二节 东亚火药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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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之前，在朝鲜有影响力的国家，一共就三个，一个是老大帝国满清，一个是日本，一个就是俄国。
满清跟朝鲜的关系十分复杂，极有传统的宗藩体系，后来也签订了治外法权等条约，但相比来说，满清跟朝鲜官方和民间的关系相对比较融洽，因为这种传统关系持续了几百年，双方都习惯了，都各自找到了自己的地位。
朝鲜官方对满清相对来说更加信任，大院君这样的权臣，哪怕是被日本人扶持上位，在日本和满清开战的时候，也想方设法向满清传递情报；东学党起义这种民族主义式的运动，要求驱逐的人中，甚至都不包括中国人。这是一种后世难以想象的心理亲近感。同样的感情在越南身上也有。所谓同文同种，并不仅仅是一种口号，是真真切切能够影响人的心理的。西方国家二战之后也开始发展这种世界观外交，到处打价值观等外交牌。
即便是日本，他们沾染了西方民族观的精英，也需要不断的向民间宣传，才能让民间保定决心跟满清开战。
当然不和谐的东西肯定有，比如朝鲜人也有自己的小九九，当看到日本打败了满清后，朝鲜朝廷甚至也做起了入主中原的美梦，朝鲜国王幻想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君临天下。要说越南肯定也有这种想法。但这种想法，又从反面证明了，他们其实天然将自己当作跟中国人一样的人。
在越南的官方记录中，如果是对中原国家的国书，则将越南华人称之为华人，将越南人称之为越人，可在他们本国的记录中，他们是将越南人称作华人，而当地的华人他们称之为唐人。
朝鲜人也自称是小中华，怎么可能没有入主中原，将自己变成大中华的野心呢。
所以在日本人的推动下，他们改国号为大韩帝国的时候，那是真心高兴的，他们现在做到跟中原国家平起平坐了，那下一步就是要君临天下。他们丝毫都没有对自己的处境感到危机感，这一点到真的是沾染了老大帝国的风格。
同样从老大帝国身上学到的本事叫做以夷制夷，在面对列强瓜分的危险的时候，朝鲜也出现了类似中国洋务派的派系，叫做开化党，但跟中国的洋务派秉持以夷制夷思想不同的是，朝鲜的开化党完全是亲日派，他们从日本神身上看到了改革的力量，看到了西化的力量，于是他们一边借助日本的力量，在政治上谋求权力，一边试图推动朝鲜效仿日本全面西化。
与开化党对立的，则是大院君为首的顽固派，他们过去一度叫做事大党，坚持事大主义，采取亲近、效忠宗主国清朝的立场。
另外还有一个派系，是闵妃集团，闵妃以后妃的身份取得政治权力，本身其实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倾向，当年跟事大党争权的时候，她试图采取过缓和跟日本关系的做法，罢免了一批排日的大院君势力；但后来日本对她也不满意了，他又开始任用一些新派人物，但他任用的新派人物，又不同于亲日的开化党，而是以朝鲜派往欧美的外交官为主的集团。
显然闵妃集团，又类似于慈禧的政治集团，本身没什么政治追求，唯一的追求就是权力，所以慈禧为了斗肃顺等权臣，联合过鬼子六这样的洋务派，很是支持了洋务派一把，后来又借助顽固派打击洋务派，总是让自己保持一定程度的超然，让两方都不得不依赖她。
闵妃跟慈禧的水平差了太远，所以她一次次试图组织自己的力量，一次次被斗到，虽然也多次斗争成功，但总是无法做到像慈禧那样，始终牢牢掌握政权。
朝鲜在这三派势力的斗争中，朝政混乱，别说什么改革了，连最基本的稳定都做不到，连最最基本的上层稳定都做不到。
1894到1895年甲午战争，甲午战争结束之后，日本在朝鲜就张扬了起来，该年10月，日本浪人闯入朝鲜皇宫，杀死了闵妃，大院君名义上掌权，但实际上日本扶持的亲日派官僚，已经孔子了朝鲜政权；1896年，大院君得到大明和德国的双重保证，将釜山租借给德国，但在之后的压力之下，他被罢免，日本后来虽然不得不默认了德国夺取釜山的事实，但进一步控制了朝鲜朝堂，亲日派只手遮天，以开化的名义，开始了一系列改革；但2月的时候，朝鲜国王不堪忍受日本和日本扶持的亲日派官僚金弘集的欺凌跑到俄国公使馆，一国国王离奇的在公使馆住了一年，史称俄馆播迁。
在俄国使馆期间，朝鲜国王李熙下达了逮捕五大逆臣，也就是以金弘集为首的亲日派权臣集团，朝鲜民众发动暴动杀死了金弘集，其他大臣或者死或者逃往日本。之后朝鲜建立起以金柄植为总理大臣、李完用为外部大臣的亲俄政权。
完成了对亲日派的清算后，李熙依然住在俄国公使馆，原因很简单，他的王宫实在是太不安全了，日本浪人冲入王宫杀了他老婆的事件，让他受到的刺激太大了。在不能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他是不可能回王宫的。
直到1897年，在俄国领事馆住了整整一年之后，他才得以回到王宫，因为俄国跟日本达成了协议。
至此日本在朝鲜的渗透上，不得不倒退了一步，不得不默认朝鲜朝堂被亲俄派大臣控制的现状。
但他们绝对不会甘心。
可没想到第二年，1898年，俄国跟德国就取得了在朝鲜修建铁路的权力，这是日本难以容忍的。日本没有资金在朝鲜修铁路，但也不想看到俄国和德国在朝鲜修铁路，所以他们强烈反对俄国和德国在朝鲜修建铁路，积极游说朝鲜政府收回铁路，日本表示愿意支持朝鲜自己修建铁路。
可此时朝鲜显然已经跟俄国和德国达成了某些协议，要知道此前在朝鲜取得铁路修筑权的国家可不是这三家，而是资金势力雄厚的法国，法国取得了从京师到仁川的铁路修筑权，现在这条铁路的修筑权从法国转交给了俄国。
俄国对日本根本不屑一顾，他们不理会日本的威胁，日本人派军舰赶往仁川港，俄国则派军舰从海参崴南下，进入了德国孔子的釜山，显然德国能取得从釜山到中国东北边境的铁路修建权，是跟俄国进行了利益交换的，让俄国海军使用釜山港，或许就是交换内容之一。
日本舰队只是在仁川而已，而俄国舰队却到了日本海的腹地，显然俄国对日本的威胁要大的多，日本不得不撤回舰队，在日本海跟俄国軍舰对峙。
同时俄国陆军进入汉城，与朝鲜政府达成了条件，获得了与日本同等驻军的权力。
至此俄国其实取代了过去的清王朝，在朝鲜取得了比日本更优势的地位。
倒是德国似乎在朝鲜半岛采取了一定程度的收缩，以经济利益为主，政治利益为辅，开始转为配合和支持俄国跟日本对抗。
转了一圈回来，日本人赫然发现，甲午战争的成果似乎要完全丢失，除了继续咬牙扩军备战外，别无选择。
除非日本或者俄国一方能够放弃这里的利益。
但是俄国人从来没有收缩的习惯，除非在战争中失败，他们在利益面前极为贪婪。至于日本，他们的贪婪恐怕更甚于俄国。
甲午战争之后，甚至早在甲午战争之前，朝鲜就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海外市场。
从1880年开始，日本开始向朝鲜倾销大量的棉布、食盐、烧酒、洋钉、洋伞等商品，将朝鲜传统手工业打击的濒临破产。日本则从朝鲜进口廉价农产品，导致朝鲜国内米价上涨，从1886年的每石2600文左右迅速上涨了一倍，历史上到了日俄战争前，甚至涨到了每石8589文，翻了三倍。
日本还控制了朝鲜的金融，1895年2月，日本驻朝公使井上馨向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提交了一份关于朝鲜经济状况的报告。1894年（甲午年），朝鲜的岁入为749万日元（约合纹银4824万两）。
当时朝鲜积欠的外债竟然高达712亿日元（4585亿两），内债多达946亿日元（609亿两），主要就是向日本第一银行、横滨正金银行、清朝招商局、同顺泰票号的借款等，随着甲午战争排挤了满清势力，可以说日本成了朝鲜政府最大的债主。
日本估计朝鲜政府的债务偿还能力在每年96万日元左右，即使不计算利息，朝鲜要偿清这些外债也需要花1727年的时间。
另外缺乏白银，以铜钱为主要货币的朝鲜，完全无法抵挡日本的金融渗透，在朝鲜商业中流通的货币，已经主要为日本银行发行的银行券了。
在商业、金融控制朝鲜的情况下，日本攫取了大量的利润，根本不愿意放弃。
另一方面，甲午战争之后，承担了巨额内外债务的日本，终于爆发了经济危机，从1896年开始，一大批为军事服务的工厂开始出现经营萎缩情况，日本经济开始步入萧条，到1898年，日本的银行、铁路为主的294家大企业中有218家歇业、倒闭或者减少资本。
朝鲜本来就是日本掠夺的第一大目标，现在经济危机了，就更不愿意放弃了。
随着中国在朝鲜的收缩，俄国在朝鲜的扩张，让日本跟俄国的矛盾，超过了跟中国的矛盾，朝鲜此时已经成了一个火药桶，迟早会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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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百零三节 英国人的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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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以朝鲜为焦点，日俄矛盾迅速成为日本最大的对外矛盾，但不意味着日本就跟中国没有矛盾了，日本政府依然将中国看作他们最大的竞争对手，只不过俄国现在是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第一道绞索罢了，在挣脱这个套索之前，他们是不会跟中国动手的。
同样对俄国扩张十分警惕的英国成了日本可以依赖的外援，于是为了挣脱俄国套在他们脖子上的套索，他们愿意拴上英国送上来的狗链。
随着日俄矛盾迅速升温，英日关系迅速靠近，结盟倒还不至于。但是英国却开始为日本提供越来越多的财政支持，主要是帮助日本在伦敦发行大量低息外资，兵工厂帮助日本打造军事装备。
此时日本的经济状况，早就无力支撑他们的军事扩张，如果没有英国的帮助，别说海军竞赛这种烧钱的玩意，就是维持现在的海军水平都做不到。
历史只会记述日本打败了满清和俄国是多么的辉煌，却从未看到日本老百姓为此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和牺牲。
整个明治维新期间，日本都面对着极为不利的经济状况，国内市场狭小，资源贫乏，严重依赖国外市场和资源。
经过了极为充分的西方式的商业改革之后，严重破坏了农村传统社会的自我保护能力。导致农村的兼并现象严重，日本的土地，大量集中，地主、富农据有百分之五十以上土地，多数零散小农，所有的土地还不到百分之五十，全日本农户，半佃农占百分之四十以上，纯佃农亦占百分之三十以上。
三井等财团的银行发展迅速，网络迅速延伸到了农村社会，一方面是日本金融业的发展程度深，另一方面加剧了传统经济的崩溃速度，让人震惊的事实是，日本农民普遍学会了从银行贷款，因为每当交税的时候，不借款的情况下，日本农户普遍无法完税。而同时期，哪怕是满清同样困苦的农民，甚至都不知道银行是何物。
在土地大批集中于大地主和资本家的同时，佃农的收获，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得付给地主，地主兼为商人、高利贷者、资本家，又用投机的方式来赚取农民的生产品。在地租和商业的双重剥削之下，占农户27％以上的佃农终年在生死线上挣扎，许多半自耕农也只能勉强维生。
农村被盘剥到了极致，根据数据对比，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田赋收入约为3100万两，征收实物漕粮约250万石，合计田赋收入约为3500万两，田赋税率为16％。各级官吏实际征收的田赋约为统计数的2倍以上，因而实际征收的田赋约占农业产值的32％。日本百姓则要上交土地产出的2125％，对比之下日本农民是满清农民赋税的六倍，这就是为什么日本能在甲午战争之前将自己的财政收入提高到跟满清差不多的程度的原因。
明治维新时期，由于日本对本国农民的盘剥之狠，乃至让后世评论认为，日本农村就是日本的国内殖民地。
除了沉重的赋税之外，如果是地主还好一些，如果是佃农的话，跟满清一样，还要接受地主的盘剥，满清的农民十分困苦，日本最下层的佃农基本上都要活不下去了。
贫苦农民普遍不得不让自己的女儿、次子、三子外出做工，挣点钱补贴家用。即便这样，也最多能够谋生，一旦遇上一丁点变故，贫农抗风险的能力完全没有，中国的农民还可以通过亲戚朋友宗族的接济，依靠传统的农村共同体承担风险，日本的传统已经破坏，农民只能卖儿卖女，他们遭遇的是中国民国大乱时期的境况。
有些日本家庭由于交不起租金，就拿小女儿当作抵押。这些女孩往往会被送入院妓，日本的院妓称之为游廓，幕府时代属于公营院妓，但到了明治时期，明治政府为了财政收入，对游廓表示出了相当的支持和保护。首相伊藤博文公开表态“不希望废除游廓”，明治政府继续经营游廓产业，伊藤博文为此被日本人男人视为“唯一的英雄”。
为了积累工业化的资金，还向海外输送女妓，在海外的日本女妓数以万计，占日本海外人口的七成以上。对此日本政府不但不加以限制，反而公开支持。此时，普通的农村女孩卖给妓院只能换到十三两钱，被卖掉的女孩不能有丝毫怨言。因为她们接受到的教育就是为了家的利益，为了孝敬父母，牺牲自己的幸福是应该的，所以日本的女孩子为了家庭而被卖掉，不仅没有人鄙视，甚至还会受到人们的称赞。有一个卖了自己奉养母亲和弟弟的女子，因为“孝心奇特”受到日本官方的表彰。
与被掠夺工业化资金的农村，被称作日本国内殖民地对比，日本的女人出国卖肉，则被称呼为支持“现代日本”的“妇女奴隶”。
极度剥夺农村和农民，城市的情况会好一些吗？也不是。
城市工薪阶层同样承受着高额赋税，按照比例，日本人承担的税收相当于美国人的三倍，英国人的两倍以上。在原料无法自足的情况下，工业还需要承担进口原料的成本，在这种劣势下和欧美商品竞争，自然无法为工人提供更好的工资。涌入城市的过剩劳动力，让占日本工人多数的纺织女工的工资，比英国殖民地印度工人的工资还低。工资最高的重工业熟练工人，如果每天不做13到16小时的加班劳动，无论如何也不能维持一家数口的生活。
在城市市民也仅仅能够糊口的情况下，当然不可能支撑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消费群体，这就让日本的国内市场极为狭小。要么依赖欧美发达国家市场，为人家提供生丝、棉纱等原料，要么就是依靠朝鲜这样的殖民地市场，通过工农业剪刀差掠夺工业化利润。
后世的人只会看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光鲜，只会看到日本飞速崛起的工业，迅速现代化的成就，却看不到日本人在背后付出的代价，可以说日本人是以连奴隶都不如的生活水准，支撑了日本的现代化。
任何国家经济发展过程都必须附和一定的经济规律，没有外部市场，就只能对内掠夺，这是无法更改的，就好像21世纪当中国经济结束了外部红利之后，大家赫然发现，中国竟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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