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1857-第2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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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已经是1901年代了，各种经济学理论已经出现，老马的资本论都发行几十年了。

　　　　赫德和一些接受了西方经济力量的技术官僚集体反对，认为朱敬伦所认为的，建立福利制度是效仿德国，在中国很难实行下去，他们的道理很简单，如果人不工作也能得到收入，只会养一大群懒汉，而且他们天然认为，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自然规律，放之四海而皆准。

　　　　朱敬伦跟他进行激烈的讨论，告诉大家说，他建立福利制度的目的，不是德国的目的，不是俾斯麦说的，“期待拿退休金的人最好统治”，真正的目的是富民，让人人富足。

　　　　可依然很难说服官员们。他们私下里说，这是皇帝做了一个美梦，却想拿来治国。

　　　　朱敬伦感叹，他所打造的政府早就变了，他突然有些怀念当年那群迂腐的士大夫组成的政府，他们迂腐，但他们有民本主义精神，哪怕不做，他们也会感叹民穷民弱。现在倒好，这些官员对穷人没有一丝怜悯，认为人穷是因为懒惰，是因为天生蠢笨，活该受穷。

　　　　他们的思想不是传统的“民为邦本”的思想，而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不能怪他们，全世界的政客大多如此，这是世界流行观念。对抗这种观念的，恰恰是从工人文化中诞生的社会思潮。有的国家，两种观念都走向极端，最后爆发革命，有的国家，两种观念进行了妥协，最后进入福利社会。

　　　　革命始终是成本最高的变革方式，能避免的情况下，朱敬伦绝对不想看到。

　　　　现在这种迹象的苗头已经产生了，日本1880年代开始出现工人摆工等运动，中国在90年代也开始了，工人中大大小小的组织已经出现，有的抱着西方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想，有的甚至抱着革命思想。

　　　　这些组织，并不仅仅是穷苦工人自发建立的，恰恰相反，大多数组织，其实是生活比较富足的精英参与建立的。最早的一批工会，是工厂中一些来自西方的技术专家，以及从西方留学回来的技术骨干建立的。

　　　　这些精英建立的组织，大多数也并不打算革命，他们只是想通过谈判的方式改善工人待遇，提高工作，改善工作条件。

　　　　一旦这些理性的组织的目的不被满足，那些极端的组织就会站出来，甚至看不到希望的理性组织也开始走向极端。

　　　　朱敬伦赫然发现，在思想上，富有良知的精英，不管是新知识精英，还是传统士大夫，他们的思想竟然殊途同归。

　　　　或者真的是胡适所说的，在一切人类美好道德层面上，各国传统美德都是互通的，儒家的仁政思想，忠孝礼仪文化，并不是中国人独有的，而是全世界各民族文化中普遍存在的。

　　　　朱敬伦发现，靠说服已经很难让目前这些技术派官员跟自己站在同一阵线，即便强行通过一些政策，没有他们的主动支持，最后也很难收到良好的效果。

　　　　三思之后，他决定将陈芝廷请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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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百一十七节　让城里人回农村

　　　　陈芝廷已经七十三岁了，他说今年是他的一个坎。

　　　　他的身体没有出现问题，远离了政治的尔虞我诈，这些年修身养性，反而更健康了。

　　　　他不是一个强硬的人，当年跟朱敬伦的政治斗争，也主要出自于执政理念的不和，而不是对权力的争斗，所以最后他被朱敬伦排挤出官场，他并不恨这个皇帝，相反，他自始至终坚信这个皇帝是一个千古名君，生在这个时代，成为这个人的臣子，是一件幸事。

　　　　试问，哪朝哪代的皇帝，敢像这个皇帝一样，将农民的赋税全都免除，哪个皇帝会为了救灾而亲自耕田。

　　　　道德上，朱敬伦是无可挑剔的，他不崇尚享乐，他的皇宫比不上洪秀全的天王宫，比不上清廷的紫禁城，甚至就是江南一些豪门的私家园林都比朱敬伦的皇宫豪奢。

　　　　心胸上，朱敬伦也是无可挑剔，他有容人之量，当年即便无法容忍陈芝廷的时候，也是主动逼他离开，没有通过任何流血的方式发动政变。平时除了个别施政之外，能将国事全部托付给文官，这在宋朝之后的中国，已经消失很久了。

　　　　能力上，朱敬伦更是无可挑剔，当年朱敬伦用一句“陈芝廷来当皇帝，我当首相”的话逼陈芝廷辞官，但这句话本身，陈芝廷甚至认为很合理。他真的认为自己的能力，根本就比不上皇帝。

　　　　所以他辞官回家之后，并不恨皇帝，但他有遗憾。他无法做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孑然一身，他看到了太多跟他观念不一样的变化，这让他很忧虑，他是一个典型的士大夫，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但陈芝廷也没有干预朝政，他是有这个影响力的，从尚书令上退下来后，他就成了乡下的名望，传统乡贤文化下，他是当地当之无愧的乡村士大夫领袖。

　　　　多次公局请他出任局总，他都拒绝了，因为他进入了公局，原本是配合地方官府的公局，很可能凌驾于当地县衙之上，他这个局总的话，恐怕比当地县令的还要好使，这是给官府惹麻烦，最后官府跟公局关系会变差，改变现在的合作局面，开始争斗。

　　　　这些潜在危险，他一个做了几十年尚书令的人还是看的出来的，所以他安安分分在乡村做一些事情，做的最多的，就是改善乡村教育，发动当地士大夫搞一些善事，他捐出了很多俸禄，给新安县修了很多条路，修缮了不少学堂，甚至还当了一年的乡村教师，但发现很多百姓将孩子想方设法转入他所在的乡村学校后，他就辞任了。

　　　　本以为自己会就此终老，可没想到皇帝又召见他，陈芝廷心中一团火焰再次燃了起来。

　　　　他有太多的问题想告诉皇帝了，他有太多的观念想要表达了，他甚至觉得，如今的国家正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而最大的错误，就是教育。

　　　　坐着火车到了南京后，陈芝廷顾不得鞍马劳顿，第一时间进宫拜会皇帝，将自己的担忧一股脑的道了出来。

　　　　“陛下，我们的学堂，书本它都歪了。它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它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它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它教人分利不生利；它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它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它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

　　　　朱敬伦点点头，他赫然发现，陈芝廷所说的这些道理，跟以前又有所不同了，以前的陈芝廷是不可能关心这些的，不是没有爱民的意识，而是当时是以国为重，当时面对的是西方列强侵凌的压力，但是必须增强国力。

　　　　现在这些压力已经解除，中国自身就已经是一个列强，不但不用惧怕西方列强的侵略，还能跟西方列强一起参与瓜分世界，所以救国的危机感已经不存在了。

　　　　现在陈芝廷坚持的，不是救国，而是救民。

　　　　但陈芝廷有些偏颇了，人口往城市流动，这不是教育的问题，而是一种经济规律，工业化必然伴随城市化，如果教育有这种问题，也只是适应了工业化的需求而已。中国传统文化是基于乡村的农业文化，显然在看到人都向往城市，向往奢华和享乐的时候，士大夫阶层会变得忧虑，会觉得百姓失去了淳朴的心态。

　　　　种粮吃饭，种棉穿衣，这是传统的男耕女织文化，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这本就是工业时代专业化分工的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

　　　　但工业化的结果确实是让农村“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因为资源在往城市聚集，即便给农民免税了，城市的工商业还是可以通过贸易，将成本转嫁回农村，农业为工业提供原始积累，这本就是一种经济现象。

　　　　十多年没见，陈芝廷的观念不但没有改变，长期留在农村，反而让他变得更加保守了。

　　　　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那颗为民请命的心没变，重要的是他士大夫的精神没有消退。

　　　　政治上用保守派并不是什么大的错误，西方国家的保守党实力强大，也没见西方衰败。

　　　　所以朱敬伦不关心陈芝廷的思想问题。

　　　　反而问道：“陈大人，身子骨可还康健？”

　　　　陈芝廷道：“谢陛下挂念，草民吃得饱，睡的足，且能活些年呢。”

　　　　在家乡的时候，他常跟他感叹说他老了，在朱敬伦面前，他却要表现出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状态。

　　　　朱敬伦笑了笑：“那就好。我还担心陈大人年事已高，不能出山了呢。”

　　　　陈芝廷挺直了腰杆，心中一颗石头落地，朱敬伦召见他，果然还是要他出来做事的。

　　　　他也不表态，就仔细听着。

　　　　接着朱敬伦将自己对社会的担忧，还有自己的想法跟陈芝廷说了一遍。

　　　　结果陈芝廷的想法把朱敬伦吓了一跳，朱敬伦打算建立福利制度，陈芝廷却表示，应该将城里容纳不下的人，都迁回农村去，他将城里的无产阶层工人看作是过去的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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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中“穿衣不种棉”一段话，是引用叶圣陶先生的，这种文人士大夫的思想虽然反工业，但对人的关心，是值得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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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百一十七节　士大夫的救民策

　　　　如果不是欣赏陈芝廷这样的士大夫身上的民本主义思想，朱敬伦甚至都会将他轰出去。

　　　　陈芝廷的说服，初听之下完全是胡说八道。

　　　　城市工人阶层，作为摆脱了农村束缚的一个群体，在传统观念中，确实跟流民无异。

　　　　王朝时代，对流民的处理，一般是择地安置，重新将他们纳入农村共同体之中，用土地束缚住他们。

　　　　但现在是工业时代，怎么看，这些工人的生产力都远高于农民，朱敬伦想要的，是给工人建立基本的保障体系，让他们在社会危机中不至于生活无着，走向伟大的革命道路，可以说朱敬伦的考虑在革命者看来，是反勭的，是打算用福利收买工人。

　　　　可陈芝廷竟然表示应该将这些工人重新迁回农村，让他们重新变成农民，这简直就是不可理喻，朱敬伦一瞬间感觉到自己竟然跟这样的人共事了几十年，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但是慢慢听陈芝廷的说法，竟然也听出了一些道理来。

　　　　“前些年城里市面不景气，很多城里人回乡，城里市面好了，就又回去了。所以城里市面不景气，官府就该让这些农民返乡，而不是给他们发救济。人都留在城里，没有活干，不管有没有救济，迟早都要出问题的。”

　　　　陈芝廷的说法让朱敬伦也不由得点点头。

　　　　这是一个事实，这些年每次经济危机，都是农村容纳了最大量的失业群体，没有完全破坏的乡村传统社会，给了第一代进入城市的工人一条后路，这种现象在后世也经常发生，农村被称作城市的劳动力蓄水池，也是城市危机的最大缓冲地。

　　　　工人在城里失业，活不下去了，回农村就能生活，原因无非那么几条：一种是可以依靠宗族和亲戚救济；一种是自家在农村还有土地，或者一两亩，种地虽然富不了，但在经济危机时期也饿不死；一种是在城市工作多少有些积蓄，在城里生活成本太高，回农村可以享受到低生活成本，更能挺过经济危机时期。

　　　　社会关系表现上，一些人是个人进城，也就是农民工形势，兄弟姐妹甚至老婆孩子都在乡下务农；一些人是自耕农家庭，但却没有变卖土地，将土地免费借给或者租给别人耕种，城里过不下去了，一家老小回农村还有后路；还有一些人，在农村的时候，种的是宗族里的公地，城里活不下去了，回农村，宗族还会给他们分地。

　　　　这样的情况十分普遍，因为自耕农本就很普遍，宗族现象也很普遍。

　　　　真正那些在农村没有地的纯粹佃农，进入城里成为产业工人，这才是纯粹的无产阶级。可即便是这样的无产人群，真的在农村连一个亲戚都没有的，其实也很少。

　　　　所以这些年农村才成了经济危机期间，城市最大的稳定器。

　　　　“所以，没几个工人真正找不到饭吃。一百个人里，在城里没有活干，在乡下没有亲戚，没有宗族的，也没几个。官府要管的，就这么几个人。”

　　　　陈芝廷说着，朱敬伦越来越觉得有道理。

　　　　但他还有疑问：“可要是城里人回乡，他们的族人、同乡不愿意分地给他们怎么办？农村的地也是不够分的吧。”

　　　　农村土地不够种，这才是农村人进城最大的动力，这种动力来自于生存的压力，而不是城里富庶生活的拉力，说不好听点，工业化初期，城里的生活并不值得羡慕。

　　　　陈芝廷说道：“确实有这些现象，有的家族不太和睦。这就得让官府出面了，找他们的族长说情，总得让人活着啊，更何况是自家亲戚。”

　　　　朱敬伦笑道：“光说情怕是不行，可以立法。宗族土地本就是公田，是他们祖先留下的，每一个族人都有权力种。平常时候不算，经济危机的时候，这些族人有权要求重新分地。”

　　　　朱敬伦暗想，这样就解决了一大半城市工人经济危机期间的生活。

　　　　可问题是：“那些不是宗族的田产怎么办？进城的佃户怎么回去？”

　　　　纯粹的地主和佃户组成的农村数量也不少。

　　　　陈芝廷道：“重新厘定田产，只要城里人回乡，土地均分耕种。”

　　　　这倒是一个办法，尽管可能把土地划分的更小，原本就一人一亩多的，可能降到一亩以下，但经济危机时期，是选择让一部分人饿死，还是选择让大家一块挨饿，但所有人都饿不死，这不是一个问题。

　　　　朱敬伦还有一个问题：“那外乡人呢，现在九龙、赤湾这样的大城市里，有大量的外地人。”

　　　　陈芝廷道：“回原籍！”

　　　　朱敬伦摆摆手，这好像不是一个问题，这年头只有籍贯，可没有户口。

　　　　如果能通过现代化的管理能力，将农村人送回原籍生活，可以说经济危机期间，农村能平衡绝大都数社会问题，即便有个别彻底失去原籍关系的城市第二代，第三代工人，经济危机期间城市也不至于瘫痪，总有一些工作机会给他们的。再大的经济危机，也不可能发生大部分人失业的情况。而农村可以容纳绝大部分人回去，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没有破坏的巨大福利。08经济危机的时候，几千万农民工返乡，也没见中国怎么样，这是西方任何国家都做不到的，不管多么先进的福利体系都承受不了。

　　　　但朱敬伦的目的不仅仅是在经济危机期间，解决社会动乱问题，他的根本目的是富民。

　　　　“如何富民？”

　　　　说道富民问题，陈芝廷目光一闪，显然他的观念，让他对这个问题极为敏感。

　　　　但他遇到的问题又太复杂。

　　　　叹了口气：“难矣！”

　　　　长叹一声后道：“草民这些年与乡民长谈，百姓苦矣。佃农最苦。官府虽不征税，但地租极重，所产半者归地主。一户小农，耕地六七亩，所得不过两三亩，一家三口尚能糊口，四口之家就要挨饿。若遇灾荒年景，少不得借债度日，常年背上高利贷。官府虽然不许，但卖儿卖女乃是常事。”

　　　　朱敬伦皱起眉头，卖儿卖女的问题他知道，官府管不过来，而且农村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行为，规避了法律禁令，法律不准买卖人口，但大量的童养媳出现了，他家养不起，放在我家养，给我儿子当媳妇，这官府也要管？

　　　　这些童养媳从小给人干活，挨打挨骂，张大了给人当媳妇，说不好听点，跟大户人家过去的下人没什么不同，而且还不好管理，认定这算买卖人口吧，确实很多穷人养不起女儿，给大户人家当童养媳，总好过溺婴，或者遗弃。

　　　　“必须减租减息啊！”

　　　　朱敬伦叹道，这让他想起了历史上的减租减息运动，得到的民心支持，可以让某组织从农村起步，干掉蒋家王朝，这说明老百姓是多么的渴望能够减少租息啊。

　　　　陈芝廷叹道：“谈何容易啊。我见过许多户地主，就是靠吃佃户的租息过活。我问过他们，何不减少租息，他们说，没有租息，他们凭什么要放债？如果不让地主吃租息，老百姓灾年就借不到粮食，到头来苦的还是百姓。”

　　　　陈芝廷说的是真心话，因为这跟陈家没有厉害关系，他们是典型的宗族，而不是地主，陈家的土地是陈姓人家在种，大多数都是公田，即便也有租出去的，也是租给同族，租息不是用来享乐，租息是也是公产，除了用于祭祀祖宗，还用于学堂和赡养孤寡的善堂。

　　　　“你有没有主意？”

　　　　朱敬伦问道，陈芝廷显然比他更了解农村，又在乡下蛰伏了十几年，相比考虑过相关的问题。

　　　　陈芝廷道：“唯有放公债。灾难官府救济，寻常年间，佃户遇到点小灾小病的，不能让他们借地主的高利贷。官府给他们放低息公债，将来能免则免，能减则减。只是怕财政上吃不消。”

　　　　朱敬伦道：“是啊，几亿农民，哪年没个千万人遇到点事。都靠财政，财政得破产。”

　　　　但这事不能不做，朱敬伦脑子里飞快的想着，将地主从农村高利贷中排除出去简单，但之所以是高利贷，不是低息贷款，从经济学上看，是以为风险高，一个个一穷二白的佃户，想低息借贷是不可能的，没有银行会做这种生意。所以能控制佃户人身的地主成了大债主，他们能保证收回来。

　　　　用公益来做这件事的话，巨大的成本是一个考虑，财政是支持不住的，必须降低每年几千万人可能借债的风险，这需要一笔巨大的低成本资金。

　　　　“保险！”

　　　　朱敬伦说道，什么样的资金成本最低，当然是保险基金了。难怪后世各国都将福利保险化，没有一个国家说用财政来给全民养老。

　　　　中国现在的情况，还牵扯不到养老，因为老百姓的观念是养儿防老，政府不给他们养老，他们恨不到政府头上。现在要关心的是，很多人因病而穷，因灾而穷，是抗风性能力差的问题。

　　　　“保险？找何人保险？”

　　　　保险陈芝廷并不陌生，社会上早就出现了很多保险公司，比如徐润等大买办都在经营水火保险等业务，最早是洋人办的，现在都是中国资本家在办，很多银行都在办。

　　　　让几亿农民找这些保险公司，朱敬伦相信如果政府给特权，有的是人愿意办，但问题是商业保险自身的风险，让政府不敢放心交给他们。一旦他破产，几千万农民受累。所以必须是一个不会破产的保险公司来办。

　　　　“不找别人，我们自己办！”

　　　　朱敬伦设想的是政府出面来办，政府不会破产，这保险公司也就不会破产，同样也不会去经营风险性的商业投资。

　　　　陈芝廷叹道：“可佃户买不起保险啊？”

　　　　朱敬伦道：“这都不是问题。佃户才有多少。农民中完全没有自己土地的，没有公田耕种的，只租种地主土地的佃户，怕十人中只有一两个罢了。用十个农民承担这一两个佃户的保费还是绰绰有余的。况且一旦办了保险，也就不用担心地主灾年不放贷了，减租减息的收益也可以放进保险中。”

　　　　朱敬伦已经觉得强令大地主减租减息了，那么减少的租息，除了一部分归还佃户，大部分他都打算放进保险基金中，预防这些佃户在遇到灾荒。

　　　　到这里，朱敬伦的乡村政策已经明确了，那就是从吃租息的食利地主身上剥夺资源，再分配到最穷的佃农身上。这对大地主是不公平的，他们的土地也不是白来的，而是他们的奋斗或者他们祖宗的奋斗得来的，比如伍崇曜家族在乡下也有庞大的地产，他们是靠经商得来的财富。现在限制他们财富的增值，这对他们公平吗？

　　　　在西方尤其是英美倡导的私产神圣观念中，这是最大的不公平，可是对千千万万穷人来说，谁为他们想过。说白了，这还是少部分人的公平与大部分人的公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朱敬伦坚决站在大部分人一边考虑问题。

　　　　陈芝廷道：“不知这保险都保些什么？”

　　　　朱敬伦道：“保的是孤寡没人养老，保的是孤贫看不起病，保的是穷人吃不起饭。”

　　　　陈芝廷一愣：“这不就是个善堂吗？”

　　　　朱敬伦笑道：“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大号的善堂。但跟善堂不一样，善堂是一些善人办的，救济是随心所欲的，是他们说了算的。但农村保险不一样，得有严密的章程，得让真正需要的人受益。而且现在不是救贫，不是救苦，现在我们还只能做到救死。让那些活不下去的人能活下去，所以只能救最穷，最苦的人。”

　　　　朱敬伦的想法中，只需要让社会最底层的十分之一的佃农，能够做到不卖儿卖女也能活着，让他们的基本生活跟那些自耕农看齐，能吃饱饭，每年还能扯几尺布做衣服。这是最基本的再分配了。

　　　　至于更高层面的，还得等制度建立起来后，慢慢发展。

　　　　“皇上圣明！”

　　　　陈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