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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辈的人生-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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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周洪君、于六、李凤起等人看在本小队没有人说我父亲的坏话，就伙同上营子的几个积极分子，在1968年的农历腊月初七，把我父亲和后院的我七爷爷、八爷爷，还有三队的刘景玉我大叔等四人，一起关进大队三间破土房里。窗上的玻璃都打的七零八落，四面透风，那可是三九天啊，俗话说腊七腊八冻死俩仨，我父亲正是在这天寒地冻的腊月初七被抓的，这可能都是于六出的坏主意，他们是想要我父亲等四人的命啊。
我父亲他们四人白天挨一天冻，到了晚上他们召开全村的积干民兵会，让父亲低头、弯腰，拳打脚踢，我父亲根本没有问题，向他们交代什么，他们见我父亲和刘大叔不按他们的指令说，就把四条腿的板凳，一头架在我父亲和脖子上，另一头架在刘大叔的脖子上，李凤起、于六等人把一搬一块的上百斤的大煤抬起放在凳子上，压的父亲和刘大叔两手着地，他们还不让，用脚狠狠的踢父亲和刘大叔的胳膊，把父亲和刘大叔最后压的趴在了地上起不来。他们才肯罢手。开会的时候屋里生着火炉子，散会以后，他们又用冷水把炉火全都浇灭，把父亲和在一起关押的几个人冻的坐在凳子上背靠背的取暖。
我那年16岁，一天三顿饭我给父亲送，我看父亲被冻的哆哆嗦嗦，回家和我母亲说啦。腊月二十的那天早晨，母亲让我把我们家一件破皮袄给父亲拿去，被周洪君看见，他恶狠狠地说：“还给他拿皮袄来，让他来享福来啦，给他扔出去！”说着就拎起那件皮袄扔出了屋外。当时我心如刀割，眼泪夺眶而出，又是恨，又是气，父亲见状，小声对我说：“他们既然不让，你就把皮袄拿回去吧，不用着急，会好的。”父亲还怕母亲在家着急，嘱咐我，让我回家告诉我母亲就说父亲在大队挺好的，让我母亲千万不要着急。
那个年代，家庭都很困难，我的母亲整天是以泪洗面，怕我父亲吃硬了对胃不好，就把玉米面、高粱面用箩筛成细面做汤，有时熬点小米粥，让我给父亲送去。父亲怕母亲担心，我哪顿送去的饭都是强往肚里咽，怕剩下饭拿回去让母亲担心。总是不断的嘱咐我，让我告诉母亲说他没事，让母亲不用挂念。
我的父亲在大队身心受尽折磨和摧残，但是他对党和人民的信任从没产生过动摇。和父亲同在一起关押的刘大叔觉得实在受不了挨打、受冻的折磨，就对父亲说：“三哥，咱们不能活了，我们不被他们打死，也得冻死呀，不如想办法死了算了，可别受这个罪啦。”说着两眼的泪水直往下流，我父亲看了看刘大叔，和蔼的对他说：“兄弟呀，我们不能就这么死呀，我们就这么死了，算啥呀，不明不白的，我们没有问题怕啥呀，他们只要不把我们整死，我们就好好地活着，总有一天，我们会被洗清的，我觉得**不会冤枉好人，现在这么搞，是个别人干的，我们一定要活下去，等待平反的那一天。”
快过年了，到了腊月二十八。于六、周洪君等人看也榨不出什么油来，才把我父亲和刘景玉大叔、七爷爷李春阳、八爷爷李春和放回了家。
我父亲被放回来啦，我和父亲、母亲和我弟弟抱头痛哭一场。父亲说：“不要哭啦，会好的。”大年三十，于六、李凤起等人还让我父亲去饲养所扫院子，连年都不让我们过好。
虽然父亲没被扣上富农分子帽子，但那几年在生产队总是受气，小队有什么脏活累活都让父亲去干，如挑大粪、和大粪、翻牲畜圈。有一回小队的辕马被车辕子砸断了腿，有个兽医说能接上，把马腿用板子绑上，吊在村公所的厂棚里，黑夜就让父亲去看着，只能在一个破车棚子上躺着睡一会，整整看了一个月，那马腿也没接上，最后把马杀了。那几年我父亲受尽了常人难以忍受的折磨和摧残。
我本身也受到了打击，我从9岁上学读书，在父亲和母亲的教育和影响下，学习刻苦成绩突出，从一年级到初中都是我们班的班长。但1966年搞起了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到1968年学校根本不上课，搞停课闹革命耽误了二年多，1970年初中毕业，我的考试成绩名列前茅，但受家庭和维成份论的影响，学习成绩再好也没用，我们村五名初中毕业生，高中只能要两名，其中一名五七战士子弟无条件升高中，剩我们四个要一个，我们家是中农成分，文化大革命又挨整，我的学习成绩虽好，但那时说什么‘宁要无产阶级的草，也不要资产阶级的苗’。得先让贫下中农的子女上高中，所以连高中都没让我上，我的远大理想也就此破灭。我的班主任李德老师看我没上高中很是可惜，那时乡政府正好找搞测查的人，我们老师就和乡政府的领导推荐让我去搞了二年测查，每月工资29元，后来又在王素云老师的推荐下，当了六年民办教师，后来又到供销社参加工作，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
1971年**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汉。1976年我们党粉碎了四人帮***集团，实现了拨乱反正，结束了‘文化大革命’那场灾难，审查解决了全国一大批重大冤假错案，洗清了强加在我们家的不白之冤，党和政府给我父亲平反昭雪，并根据父亲受的伤害定了残，发给残疾证，给了一定的补偿。
我觉得我父亲的一生是只有奉献，没有索取的一生，他爱憎分明，意志坚定，对所有的事情都看的清楚。旧社会地主张玉让父亲当甲长，还给俸禄，父亲恨日本鬼子、恨国民党反动派和汉奸走狗，不愿当亡国奴，他说啥也不当那个伪甲长。1944年解放后，他看**、八路军才是救国救民的救星，冒着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头的危险，在一分钱不挣的情况下，心甘情愿的当了十年农会干部。在家庭里，他宁可自己吃苦受累，也供我们读书，那时候在生产队，是以劳动工分向家中带口粮，父亲一天工都不舍得耽误，一年360天能挣3600多工分，那时每天在生产队耪一天地才挣10分工，他就有时搞夜战，加班加点的干。冬天大多数人都猫冬，可父亲还套着轧地轴给生产队轧地，为的是多挣点工分，也舍不得让我们耽误一天功课，所以我们哥四个都通过读书参加了工作。
1978年，在天义工作的大哥给我父亲找了一个到红卫旅社打更的工作，父亲才离开了农村。
在红卫旅社打更也是兢兢业业，扎扎实实，公司经理和红卫旅社的经理很满意。旅客有时候落下东西就走啦，父亲就认真给他保管，有的一年多再来住旅社，父亲都给他，旅客也都赞赏父亲拾金不昧的精神。
父亲也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什么事都自力更生，从不和我们要。1984年他辞去旅社打更的工作，就炒葵花籽、蒸豆包，开面包推着小车在天义街里叫卖。那时我们也很困难，有时给他点钱，他都推脱说：“不用给，我有钱花。”我得父亲、母亲对我们的贡献也太大了，我们哥四个十三、四个孩子都是我母亲和父亲带大，都八十多岁了还为我们带孩子。
2013年，我父亲刚好100虚岁，很多人都很羡慕，看见他100岁身体还很好，都很惊奇，宁城县电视台的记者也前来采访，并且在宁城县电视台播放了好几天，全县人民都在电视上看见父亲100岁，身体还很好，还在有条有理的讲话，很是称赞。宁城县老年体协也把父亲的健康情况做了采访，并上报全国老年体协。在2013年10月为父亲颁发了健康老人的奖牌和证书。赤峰红山晚报的记者也前来采访，在2013年的3月7日的红山晚报上发表了“百岁老人还能骑三轮车遛弯”的报道，很多人看后都很惊奇，不少亲朋好友、父老乡亲更是称赞。近二年每逢父亲的寿诞之日，都前来祝贺，问父亲的长寿秘诀是什么，父亲总是笑着回答他们说：“我长寿的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现在我赶上了好社会，我这一生经历了前中华民国，日本鬼子统治下的满洲国和**领导的新中国。国民党和日本鬼子统治时期，人民受压迫，受剥削，吃苦受累没有一天好日子。现在多好啊，当了家做了主，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想吃啥有啥，真是享福了。第二条就是我有几个好儿女，他们孝顺，对我伺候有佳，从不惹我生气，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我天天乐乐呵呵的能不长寿吗？，另外我也总结了四句话，就是‘酒色财气一堵墙，人人都在里面藏，谁能从中跳过去，不是神仙也寿长。’你们说对不对。”说完总是乐的合不拢嘴。
我觉的我的父亲长寿，最主要的原因是父亲那开阔的胸怀，从不斤斤计较的性格和不贪财，不惧恶的品质，遇到什么艰难困苦都不着急，尽往好处想，往远处想，不钻牛角尖，不管遇到多大的难事，都能料的开，不急不恼、不怒，在我的记忆中从没见父亲发过脾气，他在生活上也不挑剔，粗茶淡饭、不抽烟、不喝酒、热爱劳动，每天都坚持锻炼，100岁了还骑三轮车满大街遛，谁见到他都夸他是老寿星。
2014年8月4日，农历的七月初九下午四点，我的父亲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100周岁。
我父亲一生的坎坷经历，说到这也就结束了，写的不好，啰啰嗦嗦，但我觉得我父亲的一生是平凡而伟大的一生，他机智勇敢，不畏**、爱憎分明、光明磊落、胸怀坦荡、吃苦爱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和品质，是我们每一位晚辈学习的榜样，也值得我们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我的父亲是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他认准的东西说干就干。1954年冬，父亲辞去村财粮的职务回家务农，看家里的孩子多，依靠农业的收入是满足不了一家人的生活所需，他就张罗着找个木匠打花轱辘车，打了一个月，车打的很好。父亲又买来一头草黄色骡子和家里原来的一头毛驴拉车，去四龙拉煤往天义卖，起早贪黑两天一趟，一冬天卸煤赚的钱比一年的农业收入还多。但干了不到两年，1957年全国成立了人民公社，把一家一户的土地、牲畜、大车及一切农具都入了社。成立生产队搞供给制，成立食堂。在生产队干活的到食堂吃饭，不干活的也一样吃饭。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从1959年到1961年又连续遭受三年的自然灾害，闹了全国性的灾荒，人们没有粮食吃，每个人一天才分二两粮食，肉、蛋、菜更是一丁点也没有。把人们饿的把树上的树叶都捋光充饥，谷子不去皮还得掺上糠用碾子轧成细面熬粥喝，蒸出的窝窝头都不成个，用手一拿就散了。地里的苣荬菜都挖光了，荞麦花、王玉糊、玉米秸人们都用来充饥。父亲母亲疼我们这些儿女，让我们吃含粮食多一点的干粮和粥，他们确用糠菜充饥。把父亲饿的连一挑子水都挑不动。钱也不顶用，一挑子干白菜，就得好几十元钱，那还买不到。多亏了1961年实行了自留地，每口人分四分、五分的土地，由各家自己耕种，到秋天打下了粮食，人们才逐渐有了点粮食吃。
我的父亲在生产队赶过车，放过羊、修过红山水库、钓鱼台水库、打虎石水库、甸子灌渠，生产队里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特别是我们村在四龙建一个小煤矿，小队的社员到小煤矿干活，八小时一班，三班倒，煤矿井上干活的，每人每班挣十分工，补助三角钱。井下干活的每人每天补助八角钱，挣十分工。（当时十分工好年景最多值五角钱，不好的年景十分工才值几分钱）父亲在冬天农闲时就去小煤矿干活，在井上推磨车，早晨起早拿着两个干粮和咸菜走十多里路，到煤矿推一天磨车，中午吃口干粮和咸菜，晚上下班，还得走十多里路回家，累得父亲晚上睡觉直打咳声。母亲看父亲累的那样，劝父亲休息两天，父亲为了我们这个家能还上口粮款，一天工都舍不得耽误。
1966年在全国内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两个***集团利用。**、**等人为了抢班夺权，排除异己，他们用卑鄙的手段，莫须有的罪名，打倒了***、***、、罗瑞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集团、**集团拉大旗做虎皮，打着拥护***主席的幌子，倒行逆施，尽搞篡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勾当。发动群众斗群众，砸烂了公、检、法，各地都打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旗号，搞派性斗争，张贴大字报，互相指责甚至谩骂。学校也搞起了停课闹革命，搞全国性的大串联，红卫兵坐火车不花钱，到哪吃哪、住哪不用花一分钱。农村也搞起了什么红色革命，把各家的土院墙用沙泥横着抹一长条裙带，用红漆写上**语录，用油毡纸刷上红漆，用黄漆写上**语录，钉上木框和腿，立在大街小巷两旁，用谷草扎两个草人，弄得非常难看，立在十字路口上，用来丑化***主席和***主席。还说什么要从革命队伍中揪出混进革命队伍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挖什么内人党。有些坏人趁机兴风作浪，公报私仇，我们村在土改时搞假斗争打死人的光棍于六、周洪君、李凤起等人，他们又把土改搞假斗争的那一套搬了出来，今天整这个，明天整那个，就好像全村就他们是好人，别人都是坏人似得。天天晚上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批斗，把整个村子弄得乌烟瘴气。
因为父亲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解放后又当了十多年村上的财粮，父亲工作又认真，不徇私情，不可避免的得罪了一些小人。父亲有一远房叔叔就是在父亲当财粮时，上级下来几个给贫困户补助的指标，父亲的这个远房叔叔觉得父亲是村上的财粮，就找父亲让把他家评成贫困户，也得些救济粮。那时全村比父亲这个远房叔叔困难的户多啦，他根本不符合条件，父亲就没有给他这个贫困指标。不巧不成书，偏在这时父亲的这个远房叔叔的老伴熬杏核子粥，边扬边尝，让杏核子粥药死了（说是熬杏核子粥锅内熬着，得用瓢扬够一百下，才不药人，父亲的这个婶子边扬边尝，尝多了就药死啦）这下我父亲算是得罪了他的这个远房叔叔。还有于六等人，他们趁这文化大革命的机会，给我父亲总结黑材料，编造事实。特别是于六，他又把假斗争的手段搬出来，说我父亲不应该是中农成份，是土改漏掉的富农，应该给父亲扣上富农分子的帽子，把我两个在城里工作的哥哥都整回来，归他们管制。还说父亲在旧社会就有胶车、有大烟、有现大洋等，把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扣在了父亲的头上，召开群众大会，让我父亲交待。俗话说的好“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们”我父亲也是刚正不阿，光明磊落，胸怀坦荡之人，哪怕他们这些跳梁小丑。就义正词严的说：“我李景文有什么事，旧社会我没有任何历史问题，我受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比任何人都多，年轻的不知道，上岁数的哪个不知道，旧社会我都被日本鬼子折腾穷啦，没过一天好日子，我还有什么现大洋、大烟啊，有人还说我有胶车，我要有胶车还能赶着花轱辘车卸煤吗，胶车也不是怀揣腰掖的东西，我要有我能把它藏到哪去，土改时有些人就说我们是富农，开了假斗争，区政府的王政委说没顾过活，没剥削人就不能是地主富农，我们不但没有顾过活，我二哥还常年给地主扛活，受别人的剥削，我们那时虽然有几十亩土地，但土改平分土地时，我们家11口人每口人分土地八亩，我们应该得土地88亩，解放前我们才75亩地，土改时我们还进了13亩土地呢，我们怎么是富农了呢？解放以后，1944年至1946年，国民党的中央军和八路军来回对拉着打仗，中央军有时也打过来见着农会干部就杀，我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一分钱不挣当了十年村干部，尽为人民服务啦，我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吧！”周洪君见父亲义正辞严，越说越有劲，就忙打断父亲的话说：“你当了几年村干部还报苦呢，***、***比你的功劳大不大呀，照样被打倒。你还说你二哥给地主扛活受人剥削，我看你们那是搞副业。大家不要听他李景文的，都要揭发他的历史问题，知道啥说啥，不要怕。”广大群众都不知声，于六、李凤起等人看群众不说话，就让我父亲上会场前面站着，低头弯腰，拳打脚踢折腾了半宿才散会。
这周洪君、于六、李凤起等人看在本小队没有人说我父亲的坏话，就伙同上营子的几个积极分子，在1968年的农历腊月初七，把我父亲和后院的我七爷爷、八爷爷，还有三队的刘景玉我大叔等四人，一起关进大队三间破土房里。窗上的玻璃都打的七零八落，四面透风，那可是三九天啊，俗话说腊七腊八冻死俩仨，我父亲正是在这天寒地冻的腊月初七被抓的，这可能都是于六出的坏主意，他们是想要我父亲等四人的命啊。
我父亲他们四人白天挨一天冻，到了晚上他们召开全村的积干民兵会，让父亲低头、弯腰，拳打脚踢，我父亲根本没有问题，向他们交代什么，他们见我父亲和刘大叔不按他们的指令说，就把四条腿的板凳，一头架在我父亲和脖子上，另一头架在刘大叔的脖子上，李凤起、于六等人把一搬一块的上百斤的大煤抬起放在凳子上，压的父亲和刘大叔两手着地，他们还不让，用脚狠狠的踢父亲和刘大叔的胳膊，把父亲和刘大叔最后压的趴在了地上起不来。他们才肯罢手。开会的时候屋里生着火炉子，散会以后，他们又用冷水把炉火全都浇灭，把父亲和在一起关押的几个人冻的坐在凳子上背靠背的取暖。
我那年16岁，一天三顿饭我给父亲送，我看父亲被冻的哆哆嗦嗦，回家和我母亲说啦。腊月二十的那天早晨，母亲让我把我们家一件破皮袄给父亲拿去，被周洪君看见，他恶狠狠地说：“还给他拿皮袄来，让他来享福来啦，给他扔出去！”说着就拎起那件皮袄扔出了屋外。当时我心如刀割，眼泪夺眶而出，又是恨，又是气，父亲见状，小声对我说：“他们既然不让，你就把皮袄拿回去吧，不用着急，会好的。”父亲还怕母亲在家着急，嘱咐我，让我回家告诉我母亲就说父亲在大队挺好的，让我母亲千万不要着急。
那个年代，家庭都很困难，我的母亲整天是以泪洗面，怕我父亲吃硬了对胃不好，就把玉米面、高粱面用箩筛成细面做汤，有时熬点小米粥，让我给父亲送去。父亲怕母亲担心，我哪顿送去的饭都是强往肚里咽，怕剩下饭拿回去让母亲担心。总是不断的嘱咐我，让我告诉母亲说他没事，让母亲不用挂念。
我的父亲在大队身心受尽折磨和摧残，但是他对党和人民的信任从没产生过动摇。和父亲同在一起关押的刘大叔觉得实在受不了挨打、受冻的折磨，就对父亲说：“三哥，咱们不能活了，我们不被他们打死，也得冻死呀，不如想办法死了算了，可别受这个罪啦。”说着两眼的泪水直往下流，我父亲看了看刘大叔，和蔼的对他说：“兄弟呀，我们不能就这么死呀，我们就这么死了，算啥呀，不明不白的，我们没有问题怕啥呀，他们只要不把我们整死，我们就好好地活着，总有一天，我们会被洗清的，我觉得**不会冤枉好人，现在这么搞，是个别人干的，我们一定要活下去，等待平反的那一天。”
快过年了，到了腊月二十八。于六、周洪君等人看也榨不出什么油来，才把我父亲和刘景玉大叔、七爷爷李春阳、八爷爷李春和放回了家。
我父亲被放回来啦，我和父亲、母亲和我弟弟抱头痛哭一场。父亲说：“不要哭啦，会好的。”大年三十，于六、李凤起等人还让我父亲去饲养所扫院子，连年都不让我们过好。
虽然父亲没被扣上富农分子帽子，但那几年在生产队总是受气，小队有什么脏活累活都让父亲去干，如挑大粪、和大粪、翻牲畜圈。有一回小队的辕马被车辕子砸断了腿，有个兽医说能接上，把马腿用板子绑上，吊在村公所的厂棚里，黑夜就让父亲去看着，只能在一个破车棚子上躺着睡一会，整整看了一个月，那马腿也没接上，最后把马杀了。那几年我父亲受尽了常人难以忍受的折磨和摧残。
我本身也受到了打击，我从9岁上学读书，在父亲和母亲的教育和影响下，学习刻苦成绩突出，从一年级到初中都是我们班的班长。但1966年搞起了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到1968年学校根本不上课，搞停课闹革命耽误了二年多，1970年初中毕业，我的考试成绩名列前茅，但受家庭和维成份论的影响，学习成绩再好也没用，我们村五名初中毕业生，高中只能要两名，其中一名五七战士子弟无条件升高中，剩我们四个要一个，我们家是中农成分，文化大革命又挨整，我的学习成绩虽好，但那时说什么‘宁要无产阶级的草，也不要资产阶级的苗’。得先让贫下中农的子女上高中，所以连高中都没让我上，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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