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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当空照中华-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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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五章 文武进士
在崇祯元年恩科会试主考官的问题上，朱大明并没有想太多，在他看来，徐光启身上的西学背景要比别人更适合来挑选自己想要的人才。
朱大明要的是经世致用之学，而不是如今翰林院中只会写文章谈道德的文人士大夫。
事实也证明，过去主持科举的都是正宗儒臣，其中不乏儒学宗师级的人物，但是挑选出来的进士们又有多少有用呢。
历史上这一科，是周延儒在主持，但是周延儒这个人，朱大明并不打算重用，所以不可能让他主持。
想到这里，朱大明接着说道：“至于武举的总裁官，就由孙爱卿来做，副总裁官由军机大臣李爱卿和英国公张惟贤一起来做。务必为朕选出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武进士。”
孙承宗、李邦华闻言，立刻躬身行礼领旨谢恩。能够成为科举的总裁官，是这些人自打考进士当官开始就有过的梦想，只是很少有人能够美梦成真罢了。
看徐光启、孙承宗、李邦华都有些小小的兴奋，朱大明接着说道：“主持科举，不管是听着光鲜，也意味着莫大的责任。诸位爱卿既然领旨，就要尽到责任。八股取士是朝廷的规矩，但是朕以为，这次恩科要注重选取经世致用之才，经义上的功夫当然要看，但策论的地位更要提升，若是策论不行，不能选取，若是经义上差点，而策论可以，那就不必纠结于经义。”
徐光启听了赶紧领旨，这也是他多少年的想法，自然没有赞同的道理。
接着，朱大明又说道：“凡天下举人，皆可赴京参加会试，若是因为家贫而不能赴京应试，天下各州府学官皆有义务接济，一应差旅开销，都有官府支应，不得使任何一个有志于报效朝廷的举子，因家贫而错失良机。往年会试，朝廷录取多在三百位以内，本次既然称为恩科，朕决意取够五百之数，不使任何一个可用之才，流落朝廷体制之外。”
明朝末年，的确有不少文人从贼，投靠李自成或者张献忠，为其设官职、安百姓，但是其中功名最高的也多是举人，比如牛金星、李岩，很少有进士投贼，至少在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之前，很少有真正的进士投靠李自成。
因为一个人读书读到了进士，总体上就是大明朝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或者说是统治阶级也不为过。这样的投靠新朝又能得到什么。何况读书读到了进士及第，儒家的忠孝节义基本上都是深入骨髓了，都会成为现行体制最自觉最坚定的维护者。
当然了，到了满清入关，明朝大势已去的时候，文人进士投降满清，则又另当别论了。目前朱大明所能做的，就是尽量把天下英才笼络到朝廷这边来，即便是一时半会用不上，也不能让他们最后走向朝廷的对立面，帮助流贼去造自己的反。
比如牛金星这样的人，本来是天启七年的新科举人，后来考进士没考上，又没有当上官，所以只好在老家宝丰开个私塾，教授学生，到崇祯十年的时候，因为得罪了一个地方小官，最后竟然被夺去了举人的功名，还被充军到卢氏，充军三年，吃尽了苦头。
到了崇祯十三年，李自成带着农民军躲进了豫陕交界地区的卢氏山中，被剥夺了举人功名的牛金星很自然地就成了大明朝的反对者，卢氏的官军都逃了，何况他这个充军过来的罪犯，所以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投奔了农民军，很快帮着李自成摆脱了流寇的做法，建立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大顺政权。
如果牛金星考上了进士，他还会去投奔李自成吗？或者哪怕是没有被剥夺举人功名，他对大明朝廷也不会失望到绝望的地步。
当然了，有人会说，这种原本考不上进士的人，你让他考上近进士了，那不是对科举制度的不尊重吗？这话貌似有道理。但是每次科举录取二百多将近三百个进士，其中没有什么用的无能之辈至少占一半。
再说了，如果大明朝都灭亡了，朱大明要那些文章写得花团锦簇的进士又有什么用呢。或许多招二百人也不一定能把牛金星、李岩这样的人招进来，但那不是朱大明考虑的问题了。
不管怎么样，多招二百人，朱大明至少多了二百个天然的盟友和追随者，或许其中还有一些可用之才呢，比如说后世大名鼎鼎的宋应星，万历四十三年就高中举人了，接下来的十多年间五次进京赶考，次次落榜，最后不得已以举人的身份，做了江西一个县的教谕。
就在崇祯元年，也就是明年，公元一六二八年，宋应星和他的哥哥宋应升一起，参加了他一生中五次失败会试中的第四次，也是第四次失败。
当然了，这个时空中，朱大明不会让他失败。如果多取的二百人之中，哪怕只有宋应星一个有用的，那也值了。
四位阁臣皆是十年寒窗出身，自然知道考上进士对一个文人士子来说有多重要。皇帝愿意多录，对天下士林来说，这绝对是崇祯元年最大的善政。既然如此，谁又愿意反对，谁又敢于反对呢。
在四位阁臣的称颂之声中，朱大明接着说道：“武举也是一样。朝廷重开武举的旨意，也要在改元的大典上公布。京营及九边各镇，自士卒至官佐，由各镇监军御史先行遴选，通过遴选后皆可进京应试，五军都督府考试先取三百人，皆授武举人出身，武会试由军机处会同兵部负责，选取二百人，皆授武进士出身。在籍士卒武官，南北直隶和天下各省要遴选举荐一批武举赴京应试，名额不限。”
说完这个，朱大明看着孙承宗、李邦华，两人皆是躬身领旨。对他们二人来说，这是好事。
孙承宗曾经督师蓟辽，对军中情况非常了解，武官多数都是世袭，有的生来就有千户、百户，甚至指挥使、都督同知等武将官衔，但是上不得马、张不得弓，什么都不懂，把军队交给这样的人，怎能不打败仗。同时他们也知道，很有一些作战勇敢、武艺超群的士卒，晋升没有门路，始终沉沦下僚。如今皇帝大开武举，无异是给这些猛将苗子打开了进身之阶，将来也不至于无人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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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章 通州军校
朱大明与众位阁臣说完恩科武举的事情之后，孙承宗突然问道：“陛下，此前军机处传陛下旨意，着九边各镇及天下各省都司衙门，推荐一批将校官佐，赴京师入讲武堂进学，如今讲武堂各项筹办事宜进展顺利，这些人何时入学，明年朝廷开武举，这些人是否参加？”
这个问题倒是朱大明没想过的，他也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先问了问讲武堂的情况。孙承宗趁机也是赶紧把讲武堂的筹备事宜禀报给皇帝。
当初把筹办讲武堂的事情安排下去之后，茅元仪倒是呈过折子，孙承宗也曾谈起过，但朝廷的大事一件接着一件，朱大明也一直没时间过问。
茅元仪奉命到通州建讲武堂，先是遣人带着皇帝的旨意，到登州招来戚元功、戚元辅、戚元弼三兄弟，三兄弟都有世袭武职，又皆习武事，老大精通兵法，老二精通阵法，老三则是精通枪棒武艺，茅元仪请示讲武堂总办孙承宗，对三兄弟皆委以讲武堂教授之职。
除了皇帝钦定的孙元化、茅元仪等讲武堂教习，孙承宗又写信请来了当年跟随自己征战辽东，如今罢官在家闲居仍练武不辍的心腹爱将马世龙、江应诏等人，任为讲武堂的左右总教习，并通过兵部传令，请石柱总兵秦良玉的侄子秦翼明，为讲武堂步兵科主教官，专教石柱土司白杆兵的长枪大阵。
与此同时，孙承宗还请来了当年跟随自己征战辽东，后来随着自己的倒台而被夺官免职的旧将尤世禄、孟乔芳，作为讲武堂骑兵科的左右主教官。
尤世禄，陕西榆林卫人，出身明朝武将世家，他的大哥名叫尤世功，袁应泰督师蓟辽的时候，用之为辽东总兵官，不久就在与建虏后金军队的作战中战死沙场。
尤世禄的二哥，叫尤世威，如今正在山海镇总兵官赵率教的手下做着副总兵。
至于孟乔芳，则是北直隶永平府人，也是军户世家出身，在孙承宗督师蓟辽的期间，做到了参将的职务，后来随着孙承宗的罢官，辽事急转直下，孟乔芳也随之辞官归家。
当然了，后来满清入关侵扰京畿之时，永平陷落，这个孟乔芳在曾经同僚的劝降下，投降了满清，当上了总兵，并且最后跟着满清军队入关，打着为崇祯皇帝报仇的旗号，与吴三桂一起，一路向西追击李自成，并在顺治时期，官至满清朝廷的陕甘总督。
说起来，孟乔芳也是一个人才，可惜的是缺乏气节，如今恢复参将官衔，被孙承宗召至通州，出任讲武堂骑兵主教官之一，他将来的人生轨迹自然也就跟着改变了。
至于炮兵科的主教官，当然是皇帝钦定的孙元化，至于教授、训导官则有精通西学的李之藻、李天经，还有孙元化奉旨联络，并从西安找回来的德国鬼子汤若望。
李之藻，是徐光启的老友，也是如同徐光启这样的大神级人物，上通天文，下知地理，数学物理也是无所不知，老先生如今六十多岁，早已致仕在家。孙元化请徐光启写了信，并派人去请，终于请动了这尊大神。
至于李天经和汤若望，孙元化通过徐光启也都请了过来，如今都是在编写炮兵科教学的讲义。对他们来说，讲义一成，就是一部兵书，而这几个人在历史上确实都写有这种介绍西洋火器战法的兵书。
除此之外，由于皇帝的提醒，讲武堂还设有工兵科，这个则由已经写完了《武备志》，对车营阵法战法都有研究的茅元仪亲自担任总务官，而其他的讲官教席在继续联络和聘请过程中。
讲武堂的校址，是孙承宗与张惟贤亲自选定，报给皇帝以后，很快就被皇帝批准同意，同时从内库拨银五十万两用作建造费用。
有了这笔银子，茅元仪一出手自然都是大手笔，一个月内，先花两万两，建起了一圈南北长五里、东西宽三里，周长共十六里的砖石夯土围墙，整个大院坐北朝南，大门朝南开，院内当然是有山有水有平地。然后是在院内接近围墙平地上盖馆舍，规划是沿着围墙，先盖起四排长短不一的传统青砖大瓦房，要先盖个三百来间。
那个时代青砖瓦房，盖一间三两银子足以，又有源源不断的难民到通州应募屯垦，农闲时节给吃饱就干活，也是省了不少银子。
只是如今还只盖起了南舍，南舍又分为东西两部分，两部中间是预留大路，通向讲武堂大院的正门南门。左右各四栋，每栋各十间，每两间为一户。先盖起来的南舍，自然是如今讲武堂办事人员居住的地方，都带有前后的院落，也还算是方便。当然了，给教习讲官住的就是南舍。
至于拟建的北舍将来要作为讲堂，至于正在建设中的东西舍，才是将来入学的讲武堂学员们的宿舍。
听完孙承宗的禀报，朱大明很想亲自去看看讲武堂的校址，看看已经建成部分的样子，至少要借接见一下这些讲武堂的教习讲官们，以示皇帝对他们的重视。
但是作为皇帝并不是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的，来到这个世界已经几个月了，每天都是绞尽脑汁布局各种人事和财政问题，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考虑出城看看的问题。别说去看看这个时代的北京城了，就是这个时代的紫禁城，他也没有时间好好走走看看。
想到这里，朱大明略显无奈地对孙承宗说道：“听了爱卿所说的情况，朕都想亲自去讲武堂看看了。将来吧，等到讲武堂正式开学以后，朕一定要找个时间去看看。”
然后不等几个人有所表示，朱大明又接着说道：“至于讲武堂的工期，你们要视情况而定，但是到明年的四月，教习和讲官要全部到位，第一期进学的将校官佐，也要有地方食宿。”孙承宗躬身领旨。
朱大明继续说道：“至于京营、九边及各省都指挥使司，把总以上、参将以下，皆在遴选推荐之列。京营及九边各镇，每镇不少于十人，每个都指挥使司推荐不少于五人。此外，内阁大臣、尚书九卿、六部侍郎，以及各省督抚，皆可推荐一两名宗族、亲友子弟，或者其他青年才俊，入读讲武堂，结业即授官，为朝廷服务。这个旨意，也要在改元大殿之日昭告天下。”
要让大臣办事，当然要给好处，有了这个甜头，估计就能为开办讲武堂减少不少阻力。孙承宗等人一听，也都赶紧领旨谢恩。到了他们这个层次，谁还没有个三亲六故需要考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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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七章 西洋教士
十二月二十五，距离新的一年元旦只有五天。五天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期间袁可立再次觐见，第二天就启程南下前往淮安任职了。
袁可立陛辞的时候，朱大明又向他交代了一番从山陕豫鲁四地大量募民，然后沿河、沿淮屯垦练兵的方略，并许他截留部分运河关税用来编练漕营，同时也授予他密折奏事之权，赐予尚方剑，整顿漕运总督辖内如徐州、凤阳、淮安等江北各镇兵马，核实兵员、拣选精锐、裁汰老弱，等等。
皇帝对自己的充分信任，让袁可立自然是感激涕零。临行前，根据皇帝的意思，袁可立又去拜访了徐光启，带着徐光启的手书，到设在通州的农事院，拿到了一批甘薯、土豆和玉米种子，同时，在袁可立的邀请下，如今代替徐光启掌管农事院的王征和徐骥，还给袁可立派去了几个人，专门指导这些农作物的种植。而袁可立也承诺，要在漕运总督衙门设立一个农事所，专门负责指导和推广新型高产农作物的种植。
徐骥，是徐光启的儿子，这个不必多说。说到王征，一般人不清楚，但是朱大明恰好知道这个人。这个王征，是徐光启的忘年交，算是明末的另外一位农学家。当然这个人同时也是一位天主教徒，是明末历史上为数不多、懂点西学的学者之一。
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徐光启就是一棵高大的梧桐树，朱大明把他安排在礼部尚书的位置上之后，那些仕途不顺、倾心西学，并且擅长实务的怪才，纷纷前来北京，渐渐聚拢到了徐光启的麾下，如今的归礼部掌管的钦天监、农事院，归孙元化掌管的军械司以及所属的火药局、军器局、火器局、枪炮厂等等地方，也成了这些懂得一些西洋火枪火炮技术知识的人才汇集的地方。
对此，朱大明当然是很乐见的。所以当徐光启提出由王征这个人来做农事院知事的时候，朱大明完全赞同，而且让徐骥来做农事院的同知，并且告诉徐光启，今后钦天监、农事院的一应事务，全权交给徐光启来负责，徐光启想要在礼部职司范围内用人，五品以下皆可直授，事后报备吏部即可。
徐光启当下也是大喜，很快就写信把一些熟知西学，但是科举不顺或者仕途不畅的人才，招到了京师，比如李之藻、李天经、王征等人，就是这么来的，其中也包括一批西洋传教士，比如庞迪峨、熊三拔、阳玛诺、艾儒略、邓玉函、汤若望等人，一些安排到了钦天监，一些安排进了农事院，李之藻、李天经则在徐光启的推荐下进了讲武堂。
这些情况，徐光启事后当然都做了禀报，而在他禀报之前，朱大明也都已经知道了。这些与中国人相貌迥异的西洋传教士，尽管学会了中国话，衣着打扮也都已经跟大明的士人没有多少差别，但是想要人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京师，以前或许可以，现在则不可能，巩永固、方正化如今通过锦衣卫和东厂，对京师九门之内的情况了若指掌。
京师九门之内的东南西北中五城兵马司，也早就在对阉党的大清洗之中，牢牢掌握在了崇祯皇帝的表兄刘文炳的手中。
但是当袁可立离京赴任的第二天，徐光启前来禀报，说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已经到京，并渴望着前来宫内觐见皇帝陛下的时候，朱大明还是很高兴，很快就专门安排了时间，在乾清宫的书房内召见了汤若望。
汤若望的装扮，完全是一副大明读书人的样子，身材高大瘦削，显得十分修长，褐色的头发、黑色卷曲的胡子，四十岁上下的年纪，除了高鼻梁、深眼窝和灰色的眼珠，并没有传说中德国人金发碧眼的体貌特征。
“尊敬的大明大皇帝陛下，能够受到您的召见，鄙人感到十分的荣幸！”徐光启引荐完毕，汤若望这样说道。
听着汤若望别别扭扭地说着中国话，朱大明也是不由莞尔一笑。如果汤若望不会说汉语，那么即便是朱大明也无法与之交流。
后世的朱大明当然懂一点英语，简单的交流也可以，但可惜的是，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时候，英国还远远不是后世的所谓日不落帝国，而英语也只不过是欧洲一个偏僻岛屿上的方言罢了。
此时的欧洲盛行的是拉丁语和法语。而这两种语言，对朱大明来说，那可是真正的外语。
徐光启对于皇帝同意亲自召见汤若望，本来就已经感到很意外了，但是看了皇帝召见汤若望时的表现，就更加意外了。他以为皇帝对于西洋人的相貌，一定会感到几分惊讶，毕竟这个皇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阉宦之手，从来没有离开过北京，也从来没见过西洋人。
但是事到临头，他发现朱大明完全是一副轻松自然的样子，并没有普通中国人初见西方传教士时那种或惧怕或厌恶的表现。
汤若望像中国的大臣一样向皇帝行礼，而皇帝也表现出了对西洋传教士的尊重。看着皇帝与汤若望轻松愉快的交谈，徐光启仿佛有种错觉，总觉得这一切不太现实。
从利玛窦到如今，西洋传教士来中国已经多年了，但是上至皇帝，下到庶民，很少有人把西洋传教士当回事，有的更是把他们当成了骗子。
如今皇帝的表现，让徐光启这个自以为已经洞察了人生世事的学问家，突然有点开始相信西洋人所谓天赋观念论的学说了。
能和一个半现代人交流，让朱大明也有一种再次穿越的感觉。这个时代的西方人还没有看不起或者轻视东方民族的毛病，相反，倒是这个时代的多数中国人看不上西方人的文明程度。
当然，别人或许会低估这些西洋传教士的能量，但来自后世的朱大明却不会低估他们。这些西洋传教士能够来到中国，每一个都是罗马教廷千挑万选的人才。
这个年代的欧洲，正处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如日中天的时代，而且对遥远的东方学问十分崇拜，唯恐派来的传教士丢了欧洲人的脸面，所以精心挑选的志愿者，多数都是天文地理农工都很明白的学者型、专家型传教士。
比如说，历史上在崇祯三年进入钦天监任职的汤若望，不仅将伽利略的《远镜说》译成了中文，介绍进中国，而且还懂得火炮制造，写出了《火攻挈要》这本明末有关铸造西洋大炮最权威的专著，把当时欧洲关于火炮的制造方法与火攻策略全数传入中国，到了崇祯十一年，即公元1638年的时候，与前面提起过的中国学者李天经，合作翻译出版了欧洲16世纪矿业开采和冶炼技术的集大成著作《矿业全书》，中文译名叫作《坤舆格致》。
除了汤若望，其他几个西洋传教士，也是一个比一个牛，在十七世纪的中国，绝对找不到比他们更近代或者更现代的人了。
既然他们就在中国，而且也愿意为朝廷所用，那么不用他们岂不是典型的暴殄天物？当然，这些西洋传教士也不是纯粹的好心，他们自然有私心，有他们的目的，但是对于这一点，朱大明一点都不担心，中国人在内心深处对宗教究竟是个什么态度，他比当时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清楚，一点也不担心这几个传教士会把中国人已经绵延几千年的文化带偏了方向。
所以对罗马教廷派来的德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家的传教士，朱大明不仅一点也不嫌多。召见结束的时候，朱大明告诉汤若望，也让徐光启跟那些传教士说，让他们写信给教皇或者给亲友，为大明皇帝陛下招募一些矿业开采、火器制造和军事指挥等方面的人才，大明皇帝不仅要支付可观的报酬，而且会根据其才能授予一定的官职和爵位。
大明皇帝的话，经过徐光启、汤若望的转达，很快就在这些传教士中间传开了。此时在京师的耶稣会士们，更是把大明皇帝接见汤若望这件事，当作了耶稣会来中国传教的一个里程碑，于是纷纷写信教皇，或者给自己国家的国王，大肆宣扬大明皇帝要比他们想象中的更加开明，请求帮忙招募一批如今在欧洲已经严重过盛的教士、退役军官或者濒临破产倒闭的军火商们，到大明这个富裕的东方帝国，来传播欧洲文明。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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