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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当空照中华-第3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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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在华传教士里占了一定比例的意大利人、德意志人，此时他们自己的祖国都是一盘散沙，根本无力深入遥远的东方。
也因此，在利玛窦、龙华民之后，能够主导耶稣会的只能是荷兰人或者西班牙人。
崇祯皇帝正是算准了这一点，才会在当初同意在华的耶稣会到西北组建什么保安团，协助大明朝西北的官军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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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七五章 身在局中
耶稣会在华传教士的头头康迪纽斯，慷慨激昂地说出了心中的志愿，崇祯皇帝虽然觉得他是在夸夸其谈，而且骄傲自大得可笑，但终究还是对他的所谓志向表示了赞赏。
宗教的问题，或许到最后也只能用宗教的手段去解决。
当佛教、道教都已经丧失了进取心，丧失了战斗性的时候，引入耶稣会的天主教往西，正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
与木速蛮信奉的大食教相比，耶稣会在大明朝，尤其是在西北毫无根基可言，不需要他们的时候，只要一道朝廷的禁令，就能让他们无以为继，翻不了身。
也因此，崇祯皇帝同意了他的那些请求，不仅同意了将龙华民等人安葬在京师天主堂并立碑记其生平事迹的请求，而且也同意了康迪纽斯带着这些新招募的教士和志士尽快前往西北与木速蛮作战的请求。
只不过他想要的火枪弹药，却只能先在京师这边给武备院付了钱，然后等人到了西北之后，再从三边总督袁崇焕那里领取。
对于崇祯皇帝和武备院这样的安排，康迪纽斯只能选择接受，而从巴达维亚、濠镜澳、热拦遮，以及在大明朝经商的这些西方人手里所募集到的资金，也一下子就花掉了一大半。
就这样，八月十一日，康迪纽斯将耶稣会在京的事务，委托给了这一次从濠镜澳随他前来大明传教的耶稣会士金尼阁，然后领了理藩院开具的凭证，离京西进，去解救那几个困在兰州的传教士了。
而跟随他一同前去的泰西夷人当中，除了两个教士之外，其他的全都是受雇而来的红毛番。
荷兰传教士范德烈为天津大沽口船厂招揽的那些夷人，倒有不少滥竽充数半瓶水的混子，转而受雇于康迪纽斯的耶稣会保安团了。
与此同时，利玛窦在京师传教多年感化的那些信众和教友，这一次，也被崇祯皇帝恩准，只要愿意，全都可以跟着去往西北献身天主了。
他们中有不少人的亲友，当初跟着龙华民等人去了西北，如今全都死在了洮州教难等一系列所谓的教难之中。
既然西北发生了惨绝人寰的教难，作为耶稣会的教友又岂能独善其身而不去救援？
康迪纽斯的这个观点，被崇祯皇帝知道以后，简直对他更是刮目想看，很快就予以支持。
同样作为天主教徒、耶稣会教友的徐光启，虽然看出这其中的巨大风险，却不能对皇帝的安排多说什么。
徐光启身兼礼部尚书，也知道自己的身份有些尴尬，如今在涉及到耶稣会在华传教的问题上从不主动出声。
因为如今的徐光启，已经知道了崇祯皇帝对待耶稣会的真实态度，知道稍有一个不慎，恐怕整个天主教会都会在大明朝的境内被查禁了。
作为一个在大明朝的官场上宦海沉浮多年，先后经历过万历皇帝、泰昌皇帝、天启皇帝统治时期的老臣，徐光启很清楚，当今的皇帝陛下虽然对外来的一切，都持开放开明的态度，但在华夷之辨、夷夏之防、尊华攘夷的问题上，却比之前的任何一个大明皇帝都更加坚决。
对于如今的耶稣会传教士们，当今的这位皇帝陛下，只是纯粹的利用罢了，一旦他们失去了利用的价值，恐怕立刻就会被抛弃。
若单纯只是抛弃而不用，还算好的，但是照龙华民等人的遭遇来看，真到了那时候，身在局中的这些人恐怕退也退不得了。
就在来自荷兰的耶稣会士康迪纽斯，带着东拼西凑的数百人，踏上前往西北的路途之时，崇祯皇帝将军机大臣孙承宗、兵部尚书南居益，工部尚书毕懋康、兵部侍郎武备院总监孙元化这几个重臣，以及在武备院任职的孙和鼎、孙和斗、刘汉等人，一起叫到了乾清宫的御书房之中。
崇祯皇帝郑重其事地将康迪纽斯这次带来的前装燧发线膛枪，展示给这些人看，并向他们认真讲解滑膛枪与线膛枪的巨大差别。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在后世的时候当然不是什么枪械专家，但是作为来自后世的穿越者，对于膛线的重要性还是知道的。
虽然这一次康迪纽斯从巴达维亚带来的线膛枪，属于最基本的直线型线膛枪，与螺旋形膛线的线膛枪相比，可是差远了，但是对于大明朝的枪械制造来说，线膛枪的出现，却是一个巨大的门槛。
迈过了这个门槛，从今往后，就相当于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甚至是新的时代，等于是追上了此时西方的枪械制造工艺，至少不再落后于他们。
说起来，这个时代的欧洲，已经出现了螺旋形膛线的线膛枪。
但是螺旋形的膛线工艺，比直膛线的制造工艺复杂，在这个时代的欧洲，也只是出现在德意志各邦国个别的地方。
若从崇祯年间算起，要到百余年后，欧洲才会涌现出制造工艺成熟大批量装备军队的螺旋型线膛枪。
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当然早就知道膛线对于火枪的重要性，但是对他来说，光是自己知道是没有用的，你得能够向身边的这些人说清楚其中的原理。
但是始终没有一个实物作为参照，崇祯皇帝自己尽管知道膛线的重要性，却偏偏有口难言。
毕竟他不是枪械专家，也不懂什么膛线工艺，并不知道在枪管内部刻上膛线应该怎么做。
包括当初燧发枪的制造工艺，也是因为来自濠镜澳的枪炮匠罗德里格斯，将一杆前装燧发滑膛枪作为礼物送给他，他才能够借着这个实物，要求兵部立刻组织人马仿造。
这才有了如今已经大批量装备军队的崇祯一式前装燧发滑膛枪。
要不然的话，恐怕就真得像历史上那样，等到好几年以后，才由毕懋康这个大明枪械专家靠着自己的摸索制造出来了。
这一次，有了康迪纽斯这个荷兰传教士作为礼物带到大明京师来的直线式线膛枪，崇祯皇帝当然更要下旨给兵部和工部尽快仿造了。
崇祯皇帝向孙承宗、南居益、毕懋康、孙元化等人讲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之后，最后对他们说道：
“火枪的枪管里面有了膛线，射程与精度都将大增！这一点意味着什么，想必卿等比朕更加清楚！
“朕听说膛线有直线式与螺旋式的区别，螺旋式的膛线，朕没有见过，你们可以组织人手摸索着试制和仿造！
“不过，这种直线式线膛枪却是现成的样枪，要立刻提上仿制的日程！就照此仿制，取直线式阴线，是刻，是铰，是铸造，你们来琢磨！
“至于其口径大小，与弹丸大小，可参考目前武备院主产一式前装燧发枪，便于今后弹药补给配送！
“朕今日即令内务府拨款给武备院，工部与武备院合作，于白冶城另设一第三枪炮厂，抽调通州枪炮厂与白冶城枪炮厂精干匠师进行仿制，一旦仿造成功，朕将亲临白冶城试用！”
说完了这些话，崇祯皇帝更是亲手将其中的两支直线式线膛枪，郑重其事地交给了工部尚书毕懋康和兵部侍郎武备院总监孙元化。
崇祯皇帝之所以下令仿造直线式的线膛枪，而不是一步到位直接跨到螺旋式的线膛枪，是因为他知道螺旋式的线膛枪制造工艺繁复，成本高，周期长，在手工作坊式的工业生产时代，想要大批量地装备军队不太现实。
同时，螺旋式的线膛枪，采用的基本上都是柱形尖头弹，制造成本高不说，弹药装填也慢。
同样是前装燧发枪，滑膛枪的弹药装填速度普遍要比线膛枪快上一点，而在线膛枪中，直线式的线膛枪比起螺旋式的线膛枪则也要快上不少。
因此，在同样的口径与倍径条件下，前装燧发类火枪，在这个时代单论射程和精度，螺旋式的线膛枪肯定是第一。
但是若论装填的速度，在前装枪的时代，滑膛枪始终是第一。
而直线式线膛枪排在两者的中间，在射程与精度上比前装燧发滑膛枪强不少，弹药装填的速度上又比螺旋式线膛枪强不少。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螺旋式线膛枪虽然出现得也很早，但是却一直没有大批量地装备西方军队，直到后装击针枪时代的到来，螺旋式线膛枪才迎来它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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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七六章 移民诏书
崇祯皇帝这边刚刚紧锣密鼓事无巨细地将仿造直线式线膛枪的事情布置下去，紧接着就又不得不马上面对令他头疼万分的其他政务了。
崇祯三年的八月中旬，大明朝的京师内外，依旧干燥炎热，自春至夏连着小半年，就没下过一场雨。
从陕北到山西，再到宣大、河北、山东与京畿周边，几乎整个大明朝的北方，又一次遭遇了严重的干旱之中。
河北、山东、河南许多地方，接茬冬小麦种植的苞谷，刚刚长成一尺多高的青苗，就成片成片地干枯在了田里。
来自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州府关于旱灾、蝗灾的奏折，自从进入八月就一封接着一封地被送进了京师，然后被通政司送进了内阁。
到了最后，当然是一封接着一封地，全被送到乾清宫中的案头，将全部的压力，都推给了崇祯皇帝。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继位三年以来，虽然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了大明京师的朝局，改变了从直隶到蓟北地区的边防形势，但是对于大明北方各地的天气，他却是无能为力。
而且他也很清楚自己对于这一点确实是无能为力。
所以，当翰林院不断有官员上书，说外间百姓皆望雨，请求皇帝亲至天坛祭天求雨的时候，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只能将此类奏请留中，因为他根本不敢去。
当然，他不是因为害怕什么而不敢去，毕竟天坛也不远，也没有什么危险性。
他之所以不敢去，是因为他知道谁去了也没有用，去了也是自己打自己的脸，白白损了朝廷的威望。
历史上的崇祯皇帝听信各种劝谏，下了多少次罪己诏，向天认错，也向天下万民认错，可是改变什么了？
什么也改变不了，罪己诏既感动不了上天，也感动不了天下万民，唯一的结果是让自己一次次威严扫地。
然而不去祈雨可以，但是面对波及整个北方的干旱，他却不能不让内阁尽快采取措施。
为此，崇祯皇帝一方面让内阁行文各地，并派农事院的大小官吏们，到宣大、北直、河南、山东等地指点补种番薯与土豆等物，尽量挽回一点损失。
另一方面，则发了旨意给南京户部上书苏茂相和漕运总督袁可立，让他们从江南两广各地加倍采购夏秋两季的稻米，作为秋冬之时北方漕粮的储备。
与此同时，为了表示对北方干旱的关切，崇祯皇帝再一次下旨，减免山陕、宣大、河南、山东的夏秋两税，并昭告这几个干旱严重的省份允许百姓逃荒，并劝说辖地受灾严重的佃农、赤贫的百姓，往云贵、河中、漠南、蓟北等地逃荒移民。
有了鄂尔多斯诸部四万多人在官军的护送下千里迢迢地迁往乌斯藏地区安置的例子，崇祯皇帝心里对官方组织大规模的移民，没有以前那么担心了。
所以，在八月中下旬的十多天内，崇祯皇帝连着数日，带领着内阁首辅李国镨、户部尚书毕自肃等人，来到平常军机处议事的武英殿中，对着大明朝的地形沙盘，与众人商议和规划着北方数省旱灾移民的方向与路线。
崇祯皇帝知道，这样的事情急不得，大明朝内地的汉人百姓，除非万不得已，否则宁肯在故乡忍饥挨饿，守着祖传的一亩三分地，也不愿意移民到外地谋生。
明初的时候，因为多年战乱的原因，人口大量减少，土地大量荒芜，朝廷让人口相对较多的山西向周边几个行省移民。
按理说，山西人多地少，移民到了新的地方，按丁分田，给种子农具，这是一件好事，总比给租种地主的土地，给人当佃户打短工要好吧。
但就是这么奇怪，老百姓不相信这样的好事，以为朝廷这是要将他们发配到边疆去戍边屯垦。
在许多百姓的心目中，移民到外地去，特别是移民到边地去，就等于是充军流放了。
因此，不管朝廷和官府如何卖力地广而告之，就是没人愿意去。
到了最后没办法，地方官府为了完成移民任务，只能采取欺骗和沿途押送的方法。
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槐树移民，就是这么来的。
对于这个问题，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同样没有太好的办法来解决，但却必须要解决。
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就明末这个气候环境，你就是消灭了西北的流贼天下也不会太平，因为中原、山东、江淮地区早晚还会冒出大量的流贼。
如今这些地区已有的相对于耕地产能而言显得过剩的人口，必须转移到朝廷新开辟的边疆版图上去。
这些过剩的人口不移民，大明朝长江以北，秦晋冀鲁豫江淮地区终究安定不下来，而朝廷边军新开辟的边疆领土，也终究难以真正纳入华夏的版图之中。
当然，明末的老百姓们可不会有这么高的觉悟，他们才不管你什么华夏版图不版图的。
有些人宁肯饿死在家里，也不愿意冒风险移民到未知的地方去。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当然并不想采取过于残酷的手段，来减少这些地区的人口，之前在某种程度上放任洪承畴、孙传庭对流贼乱民的屠杀，之前在某种程度上坐视建虏突破宣大之后的大肆屠戮，包括在某种程度上放任甚至纵容袁崇焕在西北三边木速蛮聚居区的一些作为。
这些手段，其实都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听之任之的下下策。
但凡还有一点别的办法，都不能出此下策或者放任行此下策。
虽然他很清楚，这些人终究会在不久之后死去，要么死于北方频发的饥荒，要么死于北方频繁的战乱，要么死于后来肆虐这整个北方的瘟疫。
但是听任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死于自己的不作为，作为一个来自后世的人，终究会在良心上过不去。
崇祯三年的大旱，在原本的历史上，直接导致大明朝整个北方陷入大乱之中。
除了陕北的流贼如同星火燎原大肆蔓延之外，河南、山东、江淮等地各种规模民乱也是此起彼伏，完全乱了套。
而当时黄台吉率领建虏的大军，刚刚蹂躏过京师周边北直隶许多地区，大量的流民流离失所无以为生。
而各地勤王的军队又有许多都被击溃或者中途逃散。
这些同样无以为生的逃兵，随即加入了各地的民乱之中，使得整个大明朝从此急转直下，从此走上了崩溃败亡的道路。
因此说起来，明末持续的干旱，比起流贼来说，甚至比起建虏来说，都是更加致命的问题。
也因此，当大明朝北方各地旱情陆陆续续不断传来的时候，崇祯皇帝也只能在酌情减免北方各省夏秋两税，购粮备荒的同时，着手准备由各地官府进行移民了。
在崇祯皇帝的亲自主持之下，经过了内阁与户部连续多日的商议，崇祯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大明朝廷以圣旨的形式，向天下各地，正式发布了移民诏书《招垦令》：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皇明肈造且三百年，华夏百姓咸受其恩，四海之内，亿兆生民，安享太平，生生不息……
“至于今日，户口日增而人丁日众，自大河上下、长江南北，田尽而地、地尽而山，山野乡民，必求垦佃，然则户口日繁、地不胜稼！
“每遇水旱荒年，民必流离失所，尝谓四海无闲田而农夫犹饿死，正因人日增而地不变也！
“今朝廷锐意开边而拓新土，河中、漠南、塞上、蓟北，乃至于云贵西康，沃野何止千里，惜乎有土而无人……
“所谓皇恩浩荡必及于亿兆生民，今颁招垦之令，晓谕天下百姓，朝廷于河中塞北之地设官招垦，凡大明百姓，地不分东南西北，人不计士农工商，口不分老弱妇孺，皆可闻令前往，开荒垦田，永为世业。
“天下官吏军民，能招民开垦边地至百名者，文授县丞、主薄，武授百户、把总；能招民开垦边地至千名者，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户、守备；招民数量尤多者，授官按数加级……”
与这个公开昭告天下的诏书一同发往天下各省督抚镇臣手中的，还有崇祯皇帝与内阁反复商议之后形成的另外一道不公开的旨意。
除了晓谕天下百姓，可以自行前往边地开荒垦田之外，崇祯皇帝为了避免无人应招，同时也防备着北方各省的干旱如同历史上那样引发各地的民乱，还特别圣旨定下了崇祯三年年内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五地巡抚衙门和布政使司的移民任务：
“陕西布政使司下向陇西天水与河中移民，不拘男女老幼两万口。
“河南布政使司下须向河中、归化、云贵移民，不拘男女老幼三万口。
“山西布政使司下须河中、归化、宣大移民，不拘男女老幼两万口。
“河北巡抚治下各州府须向宣府、热河移民，不拘男女老幼两万口。
“山东布政使司下须向热河、旅顺、东江治下移民，不拘男女老幼五万口……”
五个省级地区一共十四万人，分配到了各地下面的府、州、县，算起来每个地方分摊的人口数其实并不多。
若是这五省的巡抚和布政使司，将自愿前往垦荒的移民和官府分派遣送的移民合二为一的话，那么这个移任务应该能够轻松完成。
这是崇祯皇帝给北方各省官府明确布置的第一次移民任务，所以，尽管他心里很急，但还是坚持了以小心谨慎为上，打算先试试水，如果顺利完成，那么崇祯四年就适当加大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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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七七章 喜比忧多
进入崇祯三年以来，一直到八月为止，对崇祯皇帝来说，大明朝的内外形势有喜有忧，但终究还是喜多一些。
周皇后生了皇长子，紫禁城内的后宫，从此算是真正安定了下来。
不仅皇后周氏不用再老是忧心忡忡地担心将来宫中纷争的问题了，其他的后宫诸妃，也都随之各安其位。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原本想着子嗣的问题并不着急，皇后周氏与其他嫔妃的年纪都比自己还小，十七八岁甚至十六七岁的年纪就生孩子，恐怕质量也不会太高。
但是后来却发现，子嗣的问题对于皇室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子嗣的质量可以不高，但却绝对不能没有。
继位三年而没有子嗣，不只是紫禁城里的后宫会逐渐不稳，就是紫禁城外的朝堂之上，也会渐渐地对自己不利。
如今周皇后生子，而且是嫡长子，所有这方面的问题，就全都迎刃而解了。
与昭仁公主出生时获得的待遇一样，新生的皇子朱慈烺，由生母皇后周氏在坤宁宫中亲自照顾，而不是像过去宫中的旧例那样，交给选定的乳婆奶娘们看护。
除了皇后生子后宫安定这样的喜事之外，崇祯皇帝一直都在计划着进行的五军都督府的改制重组，也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之中。
京师五军都督府改制重组的旨意，到了八月中旬的时候，全部抵达了大明朝东南西北中各地的督、抚、布政、总兵、都指的手中。
身在紫禁城中的崇祯皇帝，也开始陆陆续续地收到各地督抚边镇奉旨转隶的上表。
一些督抚边镇的上表虽然还在路上，但是已经收到的这些，就已经让崇祯皇帝感到心安和踏实了。
东江大帅安东侯毛文龙原来兼领的左军都督府左都督头衔，在这一次五军都督府的改制重组之中被拿掉了。
当然，被拿掉这种头衔的勋贵和将帅，并不止他一个人。
在崇祯皇帝的设想中，今后像五军都督府左右都督这样的职位，是必须本人实际到任才能授予的职位。
让边镇的将帅遥领这样的职务，固然能够显出皇帝或者朝廷对这些边镇将帅超常的信任与倚重，但是这样做本身，对于五军都督府的权威来说，却是一种损害。
所以这一次，在五军都督府改制重组的过程中，崇祯皇帝默许兵部，收回了毛文龙兼领的左军都督府左都督的头衔。
也因此，当朝廷重组五军都督府的旨意分送天下各地之后，崇祯皇帝的心中，对于东江方向始终有所忧虑，担心素来桀骜不驯的安东侯误判了朝廷的举措，搞出什么自己不愿看见的小动作来。
事实证明，倒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自己想得多了。
朝廷的旨意到了东江镇之后，安东侯毛文龙很快就上表称颂皇帝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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