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撵(子峭)-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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撵
作者：子峭
1。…前言：“我”为什么要杀人？
加缪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这话经过一番还原，其基调还是柏拉图那句话：哲学就是预习死亡。我敢说，如果没有死亡这回事，就绝不会有哲学，就像没有生命就不会有生命科学一样。正是死亡催促人们追问意义，要不然，人如果可以永远活下去，思考意义就属于多此一举，甚至根本就不可能了：追问意义的前提是人的生命的有限性。
导致死亡的非正常方式除了自杀，还有更常见的方式：他杀，即杀人。如果自杀是个严肃的哲学问题，则杀人又何尝不是？反正只要与死亡相关，就注定与哲学脱不了干系。于是问题就来了：人到底有没有权力自杀？以及：人到底有没有权力杀人？对这两个问题，我的回答是：人没有权力自杀，但有权力杀人。
这回答可能会让一些人大跌眼镜。我这样说，不是故作奇论，而是基于如此这般的思考：生命是一件很神秘的事情，对于神秘之事，我们只能诉之于天，也就是说，生命的到来乃是天意，人对此无能为力。虽然傻瓜都晓得，一对男女只要愿意，可以通过性的结合而创造生命，可是准确说来，这“创造”与其说是创造，还不如说是行使天意：男人和女人不过是生命到来的一座桥梁——这桥梁本身乃是天意的体现，精子和卵子也不过是命运的使者罢了。——天是什么？天就是那个至高无上的无限，不可穷极者。而人作为有限的存在，如何能违背那个无限的旨意？天让我生我就生，天让我死我就死，天让我是男人我就是男人，天让我是女人我就是女人，天让我长成如此这般我就长成如此这般而不是如彼那般。只要你愿意，你也可以把天称为命运或天命。你什么时候生，这是天意，是你的命运，你什么时候死，这也是天意，是你的命运。只有傻里傻气的浅薄鬼才敢妄称可以主宰命运。可以被主宰的不叫命运，而叫奴隶。命运若降格为奴隶，那人们就没有任何必要发明命运这个词，可以用奥卡姆剃刀毫不留情剃掉。
当然，我说人没有权力自杀，不等于说人没有能力自杀。只要你想，你可以随时采取各种方式了结自己的生命：跳楼啊，投水啊，上吊啊，吃毒药啊，吃安眠药啊，把头撞墙啊，把刀架在脖子上啊，或者把手枪瞄准太阳穴啊，诸如此类。不管怎样，我以为这些方式都是违背天意，逆天而行。一句话，人没有权力自杀，因为生命不仅仅是你自己的，还是上天的。人如果自杀，那就是僭越上天之权，视神力为无物。
可为什么人又有权力杀人呢？
我说人没有权力自杀，这个权力直接与天相关，神圣不可冒犯。而我说人有权力杀人，这个权力不与上天相关，不是什么天赋人权。直说了，“人有权力杀人”中的“权力”，不是天赋的，也不是自封的，而是被杀者赋予杀人者的一项权力。从此意义说，这项权力是一种政治权力，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来。这种关系，可以说是一种地狱般的关系（所谓他人即地狱），否则也不会导致杀人这种极端的政治关系。当然，这里所说的政治，不是在利益的意义上而是在尊严的意义上。尊严之为尊严，本身就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政治关系。简言之，杀人者的杀人权来自于被杀者，是被杀者赋予杀人者的一项特别权力——这“赋予”可以是无意识的，也可以是有意识的。我确信这是一个极其复杂微妙的过程，可以是心理过程，可以是思想过程，可以是情绪过程，可以三者都是，横竖三言两语说不清。正因此，我才起了通过一部小说来说明这一过程的念头，具体展现被杀者赋予杀人者以杀人权并行使杀人权的详细过程。
这个念头早在八年前（2002）我第一次读《罪与罚》时就产生了，那时候我上大三。这本书虽然以“罪与罚”命名，似乎“罪”与“罚”处于一种对等关系，实则陀思妥耶夫斯基重点描写的还是“罚”——杀人后的心理，而对“罪”——杀人前及杀人过程——的刻画较为简略，只占不到四分之一的篇幅。这令我颇感遗憾。当然，篇幅不说明问题，只要写得精彩，哪怕只占十分之一也好。可是，我读《罪与罚》却读不出拉斯科尔尼科夫杀人的必然性，不管是心理上的必然性，思想上的必然性，还是情绪上的必然性：总之，其间的因果关系没有充足的说服力。也就是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杀人前的心理铺垫还没达到说服读者（至少是我）的程度。当然，对杀人后的心理描画，那是相当精彩的，这另当别论。
有鉴于此，我想写一部具有充分说服力的杀人小说，要把杀人的细腻心理过程展现出来。可是，这对于我难道不是一件异想天开的事吗？毕竟上帝一清二楚：我没有杀过人，甚至连一只鸡都没杀过，有时候还因为踩死一只蚂蚁而忏悔半天，老天爷，一个如我这般的人，现在却要写“一部具有充分说服力的杀人小说”，这不是天方夜谭吗？
两年后（2004），仿佛冥冥中有一个力量为了让我获得素材，云南大学发生了马加爵杀人事件。在万千杀人事件中，这件事一枝独秀凸立在我印象中，对我触动极大。当时我即将毕业，还记得中山大学周围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公安部发布的A级通缉令：悬赏20万元人民币全国通缉马加爵。看了那触目惊心的通缉令，还有媒体对马加爵杀人的大肆渲染，我一时又动起了写小说的念头；只可惜由于诸多原因，不得不暂且放下。来日方长，等以后吧，反正在死亡这个不速之客到来之前我要写这样一部小说。
今年重读《存在与时间》，时隔六年再读，感触又不一样。读到后面“良知”一节，心灵突受震动，一瞬间又想起了马加爵案件。马加爵杀人的心理一直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心理要是合理起来那才怪呢），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这种不可思议，我以为仅仅通过心理学或社会学是找不到答案的，必须诉诸哲学。而要把这种心理过程详尽展现出来，哲学又难免捉襟见肘，必须求助于文学。几乎在一秒钟内，我就决定了尽快动笔写这部怀胎已久的小说。怀胎七八年，再不写肯定要难产。当时是3月11日，我决定构思二十来天，4月正式动笔。结果两天后，我肚子里的“孩子”就搞得我身心动荡，呼之欲出：我实在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立马动笔了。当时我尚在写另一部小说，但对杀人的想象完全攫住了我，支配了我所有的注意力，以至于不得不暂停那一部小说的写作，而开始新小说的写作。我相信这就是命运，就是机缘：任何事情总有自己的时机，迟不得，早不得，快不得，慢不得，这就是“中庸”的奥妙，信不信由你。
需要指出的是，马加爵事件直接触发了我写这部小说，也对我构思小说情节有一定的启示，但我所写的与马加爵案件只是形似，而非神同，可以说形似而神迥。我想在这部小说里具体展现杀人是怎么一回事，也就是说，展现被杀者赋予杀人者以杀人权并行使杀人权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要不是滥杀无辜，我相信杀人必有其因，必是被杀者赋予杀人者的一项权力，一项因尊严而来的权力。因此也可以说，一个人被杀，其实是“借刀杀人”，准确说是“借刀杀己”——借别人的刀来杀掉自己。可是这个“别人”因为杀人也成了牺牲品，马加爵就是这样的牺牲品。我把杀人作如此定义，相信马加爵在天有灵听到了，一定感到欣慰，同时也感到痛惜。
当然，我也不是仅仅为了写杀人而写杀人；我还想通过小说来探讨我心中一直苦苦思索的问题，这都是些要命的哲学问题，可是要展现这些问题除了以小说的形式，我还没找到更好的办法。譬如，一直萦绕我心中的一些问题是：良心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来自何处？它如何作用于人？这些问题连康德都以为神秘难解，与头顶的星空一并被奉为敬畏的对象。我相信，小说即便不能解答这些问题（事实上小说不是解答问题的），也能极尽可能把问题展现出来。这一点小说与音乐一样，你不要奢望《命运交响曲》或《圣母颂》能解决什么问题，它只会让你心灵荡漾起来，这就够了。在这个时代，让心灵荡漾起来可不是一件常见的事。
好了，“我”为什么要杀人？这在上面已经略有交代了。当然，详细的情节还有待小说来展现。这个“我”是谁呢？“我”不是正在写作此文的这个我，而是小说的主人公，名字叫孟荦荦。我很喜欢这个名字。事实上，这是我多年前写的另一部小说的主人公的名字。我是那么喜欢这个名字，以至于这部小说也用它，懒得再想一个名字了。这倒不是什么首创，早就有过先例了：巴尔扎克的同一个主人公就出现在多部小说中。
多年前，在那部未完成的小说中，我为“孟荦荦”特别写了一段韵文，用以说明其意蕴。不妨把这段韵文转录如下：
名为荦荦，实则落落。性爱子虚，情偏乌有。身为形下人，心常形上走；走而无头绪，唯独有忧郁。怎见得？——蛾眉频蹙兮，如愁云聚敛；杏眼常凝兮，似曲径通幽；傲骨挺立兮，如梅笑冬雪；瘦身欲飘兮，若竹舞秋风。率性纵情兮，常吟风弄月；心旷意远兮，每卧酒眠诗。其闲若何？寒江钓雪；其逸若何？野鹤唳天；其狂若何？腾云驾雾；其迈若何？登高临渊；其清若何？天凉月皎；其躁如何？海啸山崩；其呆若何？牛耘沃野；其忿若何？狼啸莽原。奇矣乎，出世复而入世！窘矣哉，骑驴却又觅驴！（选自小说《鸢路》第一章）
我用闲、逸、狂、迈、清、躁、呆、忿八个字来描画孟荦荦的性情，并归之以奇、窘二字，点画其存在状态。仅从这段文字就可以看出，孟荦荦与马加爵不管在外貌、性格还是思想上，均迥然有别，不可同日而语，二者杀人的心理亦必大异其趣，何啻天壤。
我把这部杀人小说命名为《撵》，虽就一个字，却大有深意存焉。具体是什么深意，就不需我饶舌了，留给读者细细玩味吧，——我对读者的智商充满了信心。
以下是马加爵杀人事件与孟荦荦杀人事件的比照，聊当故事梗概一览。
马加爵杀人事件
杀人者：马加爵；所学专业：生命科学
杀人地：云南大学（昆明）
杀人宿舍号：317
杀人时间：2004年2月13—15日
被杀者：唐学李、邵瑞杰、杨开红、龚博
杀人工具：铁锤
假身份证姓名：陈芬良
逃亡路线：昆明——广州——三亚（被捕）
被捕时间：2004年3月15日
狱中文字：写了一封自白书、一封忏悔信和家信
庭审上诉否：不上诉
被执行死刑枪决时间：2004年6月17日
枪决地点：昆明
孟荦荦杀人事件
杀人者：孟荦荦；所学专业：心理学
杀人地：ZS大学（广州）
杀人宿舍号：417
杀人时间：2004年2月13—15日
被杀者：贾力勍、关亨、金以恕、沈优子（女）
杀人工具：铁锤
假身份证姓名：彭皓人
逃亡路线：广州——重庆——贵阳——凯里——雷公山——三都——荔波——月亮山——榕江——黎平——镇远——岑巩——铜仁（在前去梵净山途中被捕）
被捕时间：2004年7月21日
狱中文字：写小说和两封信：一封给亲人一封给女友
庭审上诉否：上诉（为了争取时间完成小说）
被执行死刑枪决时间：2004年11月27日
枪决地点：广州
2。…第一章
你敢肯定一百万年后，地球依然存在，依然绕着太阳运行吗？
我不敢肯定。我只敢肯定这一点：到那时候如果还有“人们”的话，那“人们”早就把我忘掉咯。就算偶尔提起我，也多半是作为犯罪学的一个标本。孟荦荦？噢，想起来了，就是那个制造了震惊全国的“2•；23”大学杀人案的恶魔！冷血动物！自大狂！这种人还提他做什么！
人们准会这样说，我敢打赌。
甚至出于某种道义上的情愫，人们还会喷出一连串色彩飞扬的话来，冷漠呀，变态呀，怪僻呀，反社会呀，偏执狂呀，神经质呀，自以为是呀，自我封闭呀，自我中心主义呀，因贫穷而自卑、又因自卑而极度自尊呀，诸如此类。我仿佛看到一顶顶奇形怪状的帽子，纷纷投向我的脑袋。
我知道我的末日快到了。我现在只求一死，血债血偿。要不是我的代理律师多次怂恿，我绝不想表露自己的内心，任由人们猜测去。从被捕到现在，我的律师跟我谈了三次话，最后一次聊了很长时间，差不多两个钟头吧。我这个律师戴副眼镜，看起来比我大不了几岁，可能二十八九，捧起律师这个饭碗估计没多久，应该是初出茅庐，正想大干一番的样子。可是他言谈中总喜欢显示自己很老练，对专业问题游刃有余，这多少让我觉得有点滑稽。
我们第一次聊天有点紧张；这主要是他，那时候他还不了解我，我知道他心里老横着“杀人犯”这鸟念头。虽然他故意显得没那么回事，可惜这种故意被我看出来了。后两次聊天就随意多了。他发觉我这人还蛮有点意思，问了我很多超出他职业范围外的问题。可是我得说，就凭他那律师的脑子，不可能理解我，更别说进入我的内心。话说回来，这律师人还是蛮不错的，至少他跟我说话不摆那种臭职业架子，不弄出好像他是社会正义的伸张者和维护者，我的生死都在他一张利嘴上，其实只是他妈想多挣点钱，或者借我这案子的影响捞一个混账知名度。
可以说我们无话不谈，看守所对我还是网开一面，不刻意限制我们谈话的内容。当然咯，公务还是首要的。比如我律师说，只要我愿意，他可以尽力为我辩护，争取弄个无期徒刑或死缓，虽然这大有难度（他说到“难度”时有一种架势，就好像他做这行就是要挑战难度，迎难而上似的）。他还劝我在初审判决出来后一定要上诉，这是体现法律公平性的一个必要程序，即便无法改变初审判决（他说初审定罪铁定是死刑），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至少可以拖一拖时间。当然，他最关注也最感兴趣的，还是想通过谈话找到我精神有问题的迹象和证据。可惜没有找到，谈下来他反而发觉我思维敏捷，逻辑缜密。本来就是嘛，我一向就是一个正常人，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了。要是他竟然发现我精神有问题，那我敢说全世界的人精神都有问题。
律师找不到我精神有问题的证据，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在他观念里，一个精神没有问题的人做出杀人这种事，是不可理解的。越是不可理解，他越是对我的人生观起了兴趣。他转而想从人生观上找到一个解释的途径，也就是说，他想通过思想层面来追问我杀人的动机。总之，一定要找出一个动机，甚至我看他那架势，就算没有动机也要造出一个来，因为凭他所学，没有动机在犯罪学上说不过去。他说他看过一些犯罪心理学的教科书；我不用问就知道是些什么混账书。
顺便一说，我在大学所学的专业正是心理学。在我看来，那些教科学全他妈是瞎扯淡，那帮脑残的鸟人为了混个教授，你抄我我抄你东挪西凑胡编的，拣人家吃过的剩饭，自己的东西一点也没有。真正的经典却没几个人去读，比如我最欣赏的心理学家是弗洛伊德，可是一提到弗洛伊德，人们就把他说成是泛性论者，搞得弗洛伊德这名字简直成了性的代名词。其实这些鸟人压根儿就不懂什么是性，一说到性就全他妈想到男女之间那些混账鸟事上。
“作案总得有个动机呀！”这律师说（他坐在我对面一米五左右，以便近距离观察我），“你这样做究竟为了什么？”
“我没有动机。”我说，望着地面，“你看的那些书全是扯淡。”
“扯淡？”他笑了一下，“当然，我知道你学心理学的，不过……”他又笑了起来，仿佛在提醒我一个基本的常识：“杀人怎么能没有动机？”
“没有动机，——什么动机都没有，”我说，依然望着地面——近来我和人谈话总喜欢呆望地面，只偶尔抬头瞟一眼对方。
“那你怎么解释这一切，嗯？”律师问，顶了一下眼镜——他每半分钟要顶一下那混账眼镜。
“一定要解释？”我抬头看了他一眼。
“当然，这是我的职业习惯，也是分内之事嘛。”
我只能向他说，在我看来，人的行为不一定非得有一个动机；我干掉那四个同学完全是出于一时的情绪，傻瓜都知道情绪不可能有什么鸟动机，就像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憋久了要透口气一样，完全发自一种本能。
“你能不能描述一下那时候的情绪？”律师问。
“说不清。情绪是混沌的，语言是线性的，要用线性的语言来表达混沌的情绪，说不清楚。”
“不这么绝对吧？难道不能说是一种愤恨？”
“不是，不尽然是，——甚至就不是！”我干脆说，“我觉得人类所有的形容词都无法表达我那时候的心理。”
律师摇了摇头：“我看你是不想说吧？”
“不是。我想说，但确实说不清。愤恨呀，疯狂呀，激动呀，自尊呀，随便你用什么词来形容都不够准确，我那时候的情绪要复杂得多。”
“阿——气——”律师猛打了一个喷嚏，那眼镜差点被震飞，幸亏他手快捧住了，连忙掏一张纸巾来揩嘴，一边说：“不好意思，这两天有点感冒。”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倒不是笑他打喷嚏，而是因为我突然想起了一个比喻。律师用疑问的眼神瞟了我一眼，以为我是笑他打喷嚏呢。
我忍住笑，问他：“请问你打那个喷嚏有什么动机？”
“哈哈，”律师笑了起来，“你这家伙还有点冷幽默哩。”
“幽默感还有点，但我并不幽默。”
他愣头愣脑望着我，好像听到了一句荒谬透顶的话。我不想给他解释，只撇嘴笑了一下。要我说，幽默感和幽默其实是两回事：幽默感是一种对幽默的感觉，而幽默是一种行为。老实说，我对幽默有很好的感觉，可我他妈并不幽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概天生就这样。与其说幽默，倒不如说我更倾向一种讽刺的性格，我一碰到那些混账鸟事就想冷嘲热讽，控制不住。要是我他妈足够幽默，大概也不需要用铁锤来解决问题了。
律师揩过嘴，又取出一张纸来擦擦脸，少不得又顶一下眼镜。其实他根本不需要频频顶那混账眼镜，因为顶上去不到一秒钟那眼镜又滑下来了。说来还真是，你明明知道有些事情做了等于没做，可你偏偏要去做，顶眼镜就是这种混账事情。
“打喷嚏当然没有动机；”律师说，“不过你当时的情况恐怕不能和打喷嚏类比吧？”
“作为比方，我觉得可以。”
律师暂时不再问什么，抚弄着手中的笔记本。他好像也在反省自己，是不是追问动机的思考方式本身有问题。因为事情明摆着：我当时被那一团鸟情绪攫住了，以致有那些行动。你问我那一团情绪怎么来的，我可以搬出当时的情境来解释，可你问我那一团情绪有什么动机，那就像问突如其来的一股风到底有何贵干一样。可是有些人总喜欢带着一堆先入之见来想问题，简直就像带着地球引力来走路一样。
不光我的律师，还有一个研究犯罪心理学的，女的，是个教授还是什么，我不太关心这些，大老远从北京跑来，专门对我做了一个问卷，想从我身上获得一些说服人的研究成果。出于礼貌，经看守所允许，我配合她完成了问卷。可是说心里话，那些问卷在我看来全他妈瞎扯淡，都是一些脑子进水的先入之见，不可能调查出什么鸟成果来。如果她竟以为获得了成果，那我敢打赌，这些成果早在一万年前就已经活在人的头脑中了。说白了，那不过是一些妇孺皆知的老常识，老得掉了牙。她大可不必来调查我，干脆就坐在自己的书斋里，一边品茶一边整出一篇什么混账研究论文来还省事。
“你现在最牵挂的是什么？”一会儿后律师又问。
“我妈，”我说，“还有我女朋友……”
这是心里话。我做出这种事来，最让我痛苦的就是愧对我妈。我爹去年过世了（死于肝癌），撂下我妈跟我哥住。我妈过得不开心，因为我那鸟嫂子不怎样，做人不够大方，婆媳之间不和气。要命的是，我哥偏偏又是个怕老婆的人，至少可以说是个没立场的人，我总觉得他活在世上的最大使命就是在母亲和老婆之间左右为难。面对这种景况，你可以想象我妈多么盼望我毕业，找份什么工作，然后她来跟我生活。这也一直是我心中设想的，可是一切突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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