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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痕记-第1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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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烈寻求的具体和实用的好处。藏传佛教对巫术的重视、它的色彩以及它的游方都令忽必烈十分喜欢，但是它最有吸引力的特点是它在政治上的介入。许多藏传佛教派别在传统上一直在世俗事务中发挥作用。他们的宗教高僧同时也是世俗领袖，而佛教寺院通常是地方权力中心。藏传佛教派别并不像禅宗那样不问政治。吐蕃萨迦派的八思巴喇嘛被证明是一个很有用的人物，他极力支持忽必烈成为中国正统君主的雄心。通过和蒙古人的长期交往，八思巴吸取了他们的许多价值观念。但是，作为萨迦派主要领袖的侄子，同时也作为一个僧人，他受到了许多僧侣的尊重。忽必烈的另一个著名的僧侣盟友噶玛巴希，被指控曾协助阿里不哥反对忽必烈，因此，八思巴喇嘛比较可靠。道教是忽必烈寻求认可和帮助的另一个宗教。忽必烈介入佛、道辩论自然使得道教界对他没有什么好感，但是忽必烈和道士们彼此都需要对方的支持。忽必烈对道士们著名的法术，他们宣称所拥有的呼灵唤鬼的能力，以及他们在方术和占星术方面的实验等极感兴趣。而且，他知道道士们对社会底层阶级很有影响力，而他也同样需要吸引这些人支持他。一些道教领袖认识到，他们需要与儒士和僧人达成和解，以避免儒、释、道之间无谓的争执所带来的破坏，自从蒙古人来到中国就一直存在这种争执，其结果是毁灭性的。有几位道士甚至试图调和三教。忽必烈为各种各样的道教派别提供了诱饵，以换取他们的支持。他提供资金修建道观，特别是给那些属于全真教派的，这是一个自从成吉思汗时代起就受到蒙古人青睐的道教派别。长春观是以成吉思汗所敬佩的道教大师长春真人的名字命名的，是由忽必烈资助的主要道观之一。全真道领袖张志敬从元廷接受了几批款项，用以修造道观，以及增加该道教派别的利益。道士们对这些厚待心存感激，便不遗余力地为忽必烈统治的正统性提供证明，并帮助他尽中国皇帝所当尽的某些职责。八思巴是萨思迦派首领萨班的侄儿，七岁时即能诵经数十万言，国人号之圣童，故名曰八思巴。萨班去世后，这位少年便被拥戴为萨迦派第五位教主。1252年，八思巴在六盘山与时任总领漠南军事的蒙哥汗之弟忽必烈相见。由于要行军经过藏地，忽必烈把八思巴请来，本是想让他协助蒙军到藏地征集军需物资。八思巴婉拒，表示说藏地地广人稀，财源稀少。忽必烈恼怒，便想马上打发八思巴回老家。但是，由于忽必烈的正妻察必信奉密宗，便劝夫君说，八思巴功德盛大，应该把他留下。此前，察必刚刚接受了八思巴的喜金钢灌顶，灌顶本是古印度一种宗教仪式，即取四海之水灌洒于国王头顶以致福运，后为密宗借用，常以此仪式向人行传法灌顶和结缘灌顶。女人喜欢这些奇怪的仪式，察必受灌后把自己价值连城的一粒硕大珍珠贡献给八思巴，崇敬得不行。枕边风最硬，忽必烈又传八思巴入见。为了保住萨思迦派在藏的优势，八思巴历数自己宗族教派长期以来在吐蕃、西夏、印度等地的崇高地位。派人察问，一切属实，忽必烈大悦，与八思巴日见亲近。忽必烈支持密宗、推崇藏传佛教的最初出发点，无非是想因其俗而柔其人，统战手段而已。但蒙古人一直缺乏健全的、高级的精神生活，佛教又博大精深，忽必烈很快就成为真正虔诚的佛教徒。由于八思巴受到如此宠遇，蕃僧在元朝国内的地位日益提高。这些人自恃能为蒙古帝王祈祷行愿，恃恩恣行，成为色目人中势力最大的一伙儿。忽必烈即位不久即颁诏书，下令各级官员、军队对藏僧皆不准欺凌，不准摊派兵役、赋税和劳役。密宗的殿舍，金牌使者也不能占宿，更不准向喇嘛庙索取饮食和乌拉差役，并且详细列明密宗寺庙不能占用的财产名目。至于施舍赏赐方面，元朝皇帝对密宗僧人的滥赏，数目之巨，骇人心目。仅忽必烈对八思巴一人的赏赐，就令当时的汉人大臣感慨，国家财赋，半入西蕃。而且，元朝基本上每位皇帝即位前，都要接受形式繁琐的藏传佛教仪式，先受佛戒，方正大宝。由此，元朝皇帝对藏僧赐物赐田，不计其数。由于地位尊崇，有地可图，藏僧来内地也络绎不绝。佛以清净为本，而僧徒包括内地的汉僧贪慕货利，一事所需，金帛无算。生民脂膏，纵其所欲。又复畜养妻子，行不修法，适足以亵慢天神。比来佛事愈烦，累朝享国不永。特别可恶的是，不少藏僧身佩金虎圆符，络绎道路，驺骑数百，驿舍至不能容。气焰嚣张之外，还常常霸占民房，逼淫妇女，没有一点佛家子弟气象。和尚平日酒肉不离口，营养丰富，吃嘛嘛香，身体特棒，自然踊跃兴奋地为淫民服务，满足那些寡居久旷的贵族妇女欲求。由此，他们又会得到更多的物质回报。为其徒者，怙势恣睢，日新月盛，气焰薰灼，延于四方，为害不可胜言。最嚣张时，不仅藏僧敢从监狱抢人，连宗王王妃也敢因争道而拉之下马，痛打恶骂，胆大包天。事闻，诏释不问。
虽然忽必烈接到了蒙哥汗的命令，但是直到做了非常详尽的准备工作，军队做好一切准备，才进攻大理。在他年届三十六岁的时候，他终于承担起了一个军事重任。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是在十几岁或者二十岁刚刚出头便担任了远征军的领导任务。由于忽必烈直到成年才得到一个展示自己领导才能的机会，因此他绝不希望失去这个机会。蒙古领土上两位最有才能的人物跟随他开往大理，一个是兀良哈台，成吉思汗四杰之一速不台的儿子，他接受命令，将率领一支军队进攻西南；而儒学老师姚枢则与他的保护者和主人忽必烈一起前往大理。兀良哈台的作战经验远比忽必烈丰富，而他在战斗中的表现证明了他的价值。忽必烈认为他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可以去完成他的使命了。于是他在临洮集结军队，然后开始向南进军。在到达云贵高原之前，他和他的军队必须横越崎岖不平的山地。他们需要穿越四川才能到达大理王国的河谷地带。三条大江环绕着大理王国，它们是萨尔温江湄公河上游和长江。从临洮出发前，忽必烈派遣了一个由三位使节组成的使团前往大理，要求大理国王投降。大理国王段兴智实际上只是一个傀儡，实权掌握在大臣高泰祥手里。使者的被杀更加刺激忽必烈下定决心，一定要严惩这些西南人。他征服大理的战略既简单又富于欺骗性，兀良哈台率领他的军队从西部开往大理，忽必烈则直接与敌人交战，几位亲王则率领部队从东部发动攻击。高泰祥坚决拒绝向蒙古军队投降，他集结他的部队，在金沙江岸边迎击敌人。忽必烈并没有为貌似强大的敌方军队所吓倒，命令士兵制造羊皮筏子横渡大江。负责监造羊皮筏的是这次随行出征的一位将军伯颜。这是忽必烈和伯颜之间的第一次联合行动，伯颜后来成为忽必烈最信赖和最能干的军事助手。在这关键时刻，伯颜率领他的队伍在夜幕掩护下勇敢地渡过了金沙江。蒙古军迅速地击败了惊慌失措的敌人，迫使高泰祥仓皇逃回都城，并消灭了高的大部分军队。他的最强大的敌人现在已经陷入混乱之中，忽必烈可以集中力量对大理发起最后的攻击了。根据汉文资料，这次战役中真正的英雄当属姚枢。作为一位优秀的儒士，他希望能使当地居民避免一场蒙古人的大屠杀。他以典型的儒家方式，用历史事实向忽必烈证明采取非血腥策略的重要性。姚枢对忽必烈说，曹彬是宋朝的一位著名将领。宋朝建立之初，急于加强对全国的统治。宋太祖派遣曹彬去平定南唐，途中，曹彬佯装生病。当他的下属聚集在他周围询问病因时，他告诉他们，只有他们保证不抢掠江宁府，不屠杀百姓，他的病才会好起来。他们同意了，于是江宁府以和平手段被征服了。姚枢敦促忽必烈效法曹彬的模式，并建议派遣一个先遣队到大理，宣告他们不会肆意杀害和抢劫，他们所要求的只是大理王国接受蒙古人的统治。姚枢认为，这种非暴力的策略肯定会使大理放弃抵抗，向蒙古人称臣。姚枢所建议的这种战术实际上蒙古人早已用了几十年了。每当他们到达一个城镇，他们总是向当地居民保证，如果他们和平地投降，他们就不会摧毁这个城镇。忽必烈肯定不需要别人教导他，在充满敌意或尚未平定地区的居民向他和平地投降时该怎样做。在他之前，他的祖父曾一再用恐吓的办法迫使外国人向他屈服。通过最残酷的方式击败所有顽固抵抗的敌人，成吉思汗希望一路所向披靡，人们望风而降。而忽必烈用的正是同样的技巧。他果断地击败了大理最精锐的军队，因而已不需要对残余的抵抗者大肆屠戮，或者对大理的都城发动一次全面进攻，那样只会徒增蒙古人的伤亡代价。忽必烈遵从姚枢寻求大理和平投降的原则，命人制作了一幅丝绸旗帜，上书止杀令，向都城的人们保证，只要他们投降，他们的性命将得以保全。由于得到了这些保证，大理选择了投降。忽必烈履行了他的诺言，只处决了对杀害他的使节负有责任的人，余者盖不追究。高泰祥趁着夜幕掩护逃出城外，但没跑出多远便被擒获了。忽必烈的两位大将抓住了他，但高决不愿向敌人低头而使自己受辱。忽必烈被高的傲慢激怒了，于是命人在通往大理南门的塔下将他砍头，然后把曾参与杀害他的使节的人处决。忽必烈命令厚葬使节，并且令姚枢为他们撰写颂词忽必烈的首次军事征伐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完成了蒙哥汗托付给他的任务，他的军队并未遭受重大伤亡，然而他却使得蒙古的控制深入到了一个重要区域，既可以作为对南宋发动进攻的基地，同时又是一条与缅甸和印度拓展贸易的通道。他用蒙古人的传统方式，即通过军事行动一举成名。忽必烈的远征，虽然不是一次全方位的远征，但是其成就是不可埋没的。要想成为蒙古领袖，他首先必须显示出他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家的才能。忽必烈此时已经迈出了一大步，他将赢得蒙古贵族们的尊重。忽必烈已经在作战中显示了他的胆略，现在他需要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北方的管理上面。作为大理之战的一个成果，他的领地扩大了，包括了今天陕西省和河南省的大部分地区。这样广阔的土地，稳定有序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忽必烈任命当时只有二十岁的畏兀儿人廉希宪为关西路的宣抚使。这是他的领地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地区，他要廉希宪创建一套井然有序的政府管理系统。京兆地区包括陕西和四川的一部分，这里民族众多，很难治理。套用中国历代的一个常用术语，廉希宪的任务是抑强扶弱。作为一位典型的儒士，他首先把教育看做达到他的目标的重要手段。他邀请名儒许衡负责学校事务，并选拔有才能的学者进入政府部门做官。许衡后来成为忽必烈政府中的重要人物。不仅如此，廉希宪还十分注重保护学者的利益。从窝阔台到忽必烈，蒙古大汗一直遵守一条规定：禁止把儒士当做奴隶使唤。然而，一些显贵仍然不遵守这条规定，强迫儒士做一些下贱的工作。廉希宪命令地方政府把儒士登记造册，以防止他们被虐待。他惩处了剥削平民的巫师，并加强了对他们的管理。他任命有文化的官员，促进农业发展，发行纸钞以促进商业贸易，征收赋税以满足忽必烈之需。简言之，他为忽必烈领地的繁荣和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他的领地得到有效治理的前提下，忽必烈可以着手制定更长远的计划了。从这时起，他非常倚重一个名叫刘秉忠的精明僧人，经常向他请教，寻求指导。忽必烈认识到若想有效地统治中国，他必须赢得汉人儒士的信任和支持。忽必烈命令开始兴建新都，地点选在被汉人称做中都，该城的设计风格遵循了中国模式，忽必烈希望大都能表现出他为迎合传统汉族学者和儒士而作出的努力。在忽必烈的寝殿内，悬挂着貂皮做成的帐幕，作为蒙古狩猎和游牧生活方式的一个有形提示。装饰图案的主题包括龙凤呈祥，而装饰品则流行丝绸和玉器，这些都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小山、宫殿、亭阁、小桥以及公园的布局都和一个中国城市毫无二致。汉文化的影响在这个城市最显著的标志，可能是忽必烈命令在皇宫附近建造的庙宇。对祖先的崇敬是中国人生命观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太庙的建立表明忽必烈意欲保持与祖先敬拜有关的礼仪。虽然他自己避免亲自介入，但是他打算提倡中国人的祖先崇拜，这一举措肯定会疏远比较保守的蒙古人。也许忽必烈曾担心过这样做将遇到反对，但是他显然顾不了那么多了。孔庙的建设更进一步具体体现了忽必烈为获得儒士精英支持所作出的努力。元廷代表定期向这位中国贤哲献祭，并在孔庙举行仪式。忽必烈自己并未采纳儒家体系，他希望树立一个儒君的形象，以博得汉人的支持。那时，南往的忽必烈为自己称汗作好了一切准备。
九锦台（fsktxt。com）
第一0五章
忽必烈想到国号应该体现他的治国取向，要融入中国传统的愿望，他的次子出生的前一年，就想给儿子起一个中国名字。他的佛教幕僚海云法师给他起名叫真金，即真正的金子。忽必烈决心让真金接受一流的中国式教育，因而指派他的幕僚姚枢和窦默做这个孩子的老师。后来，忽必烈还任命儒士王恂指导真金学习中国古典著作。王恂曾教导真金，许衡尝言，人心如印版，唯版本不差，则虽摹千万纸皆不差；本既差，则摹之于纸，无不差者。忽必烈对真金越来越被汉人所接纳表示欣慰，于是决定提拔他，让他担当越来越重要的责任。后来，真金为皇太子。忽必烈因而成为蒙古统治者中第一个选定自己继承人的大汗。
其实，忽必烈并不需要有人劝导他给自己的朝代取一个汉文名字，或恢复中国宫廷礼仪。他也不需要有人指点他把真金培养成为中国皇位的继承人。忽必烈几乎本能地认识到，一个精通中国经典、熟悉汉人风俗和礼仪、通过太子太保学习过儒学和中国其他宗教教义的蒙古人，将受到汉人的普遍欢迎，并能帮助忽必烈获得他们的效忠。因此他有意以此方法教育真金，以便吸引他的中国臣民追随他。忽必烈想到以后他称汗如何治国，他不想象过去的先祖那样征到哪就杀到哪。他和知道中兴府之战是西夏最后的战争，蒙古军围困中兴府，右丞相高良惠领兵抵抗，日夜拒守，积劳成疾，最后劳累过度而死。祸不单行，中兴府发生强烈地震，房屋倒塌，瘟疫流行。被蒙古军队围困达半年之久的中兴府粮尽援绝，军民多患病，已失去了抵抗的能力，末主李走投无路，只得派遣使节向成吉思汗请求宽限一个月献城投降。成吉思汗考虑到历代西夏国主的狡诈反复，恐其死后生变，遗嘱死后秘不发丧，待夏主献城投降时，将他与中兴府的军民全部杀掉。不久，蒙古军队随即冲向中兴府，屠杀城内西夏军民，无论老幼不留遗。毁掉城池、宫殿、文牒，夷灭中兴府。西夏亡国时，由于蒙古军的征服和无情杀戮，多数党项族人举族而亡，少数党项人被迫四处逃亡，隐名埋姓，改族易服。那时，拔都大军一路打到亚德里亚海的威尼斯国边界，征服整个欧洲大陆的计划指日可待。后来窝阔台大汗去世的消息从远方的草原传来，贵由和蒙哥率先回到了蒙古。窝阔台承生长在战乱不断的时代，从小就得到了骑马射箭的锻炼和熏陶，随父成吉思汗参加了多次战役，这其中不乏西征和攻金这样的关键之战，经过历次战役的历练，他逐渐成为一位骁勇善战、足智多谋的将领。更为突出的是他治国的才能也超过了其他的兄弟，这一点成吉思汗是看在眼中的，他深知窝阔台的才能比他最为疼爱的拖雷更为全面。成吉思汗改变了当时蒙古幼子继承汗位的旧传统习俗，擢升三子窝阔台为继承人。此事传出后，术赤与察合台发生了争执，于是二人共推敦厚的窝阔台，通过商议便通过此提议。按照蒙古习俗，幼子为守产之子，理应继承父亲的财产和牛羊。作为幼子的拖雷又是成吉思汗最为疼爱的儿子心中肯定是愤愤不平。成吉思汗曾经让拖雷担任监国，还曾经将拖雷称为自己的那可尔。可见，成吉思汗对拖雷的喜爱是不言而喻。成吉思汗曾经想将帝位传给拖雷，但是有了前面的家族内部纷争，他最后决定将帝位传给嫡三子窝阔台。其实更为主要的原因可能成吉思汗还是觉得窝阔台在掌控大局等方面更适合作为一国之君。从这点可以看出成吉思汗在大事的决断上还是非常理性的，并没有因个人的偏好而耽误整个蒙古帝国的前程。窝阔台与其父西征。当时蒙古军西征分路：一路由窝阔台、察合台指挥进攻讹答剌，另一路由术赤指挥沿忽章河而下取毡的，又一路由阿剌黑那颜率领南下，再一路由成吉思汗和拖雷统率主力越过沙漠，直趋不花剌。窝阔台、察合台在统兵攻打讹答剌时，该城防御工事坚固，储粮充足。因此攻防之战极为激烈，直到数月后城中在粮尽援绝时，城中部分军士想突围出走，又被全部围歼，最后攻陷了讹答剌。窝阔台很好的调解了兄弟之间矛盾，严整了军纪。西征后，窝阔台被成吉思汗受封于今额尔齐斯河上游和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封为窝阔台汗国。成吉思汗在临死前召见诸子，告诫他们由窝阔台继承汗位，要他们精诚团结，服从窝阔台的指挥，由拖雷监摄国政。由拖雷主持，由耶律楚材从中周旋，经过议论考量将汗位给予窝阔台。由于拖雷的实力实在太雄厚，虽然他已经点头应允，窝阔台仍然颇为踌躇，又经过多次推让后，窝阔台终于被二哥察合台、弟弟拖雷、叔父斡惕赤斤一起又推又拉地登上了蒙古帝国的大汗宝座。窝阔台登上帝位之后，拖雷遵守诺言，尽心尽力地辅佐他。成吉思汗未能实现攻灭金朝的宿愿，遂在临终遗嘱中诏示后人借道于宋，迂回至唐、邓，联合宋朝，直捣金朝都城南京的灭金方略。在木华黎死后，蒙古由于各种原因在抗金方面处于了低潮时期。于是，金国收复了一些失地。血管中仍有力地流动着通古斯人血液的这支古代女真民族显示出了惊人的活力。他们不仅继续呆在河南省，即新都开封周围，而且还收复了陕西中部的几乎整个渭水流域，包括扼守通往河南的要塞潼关。他们还夺取了山西西南角、黄河以北、与潼关相对的河中要塞。金末代皇帝金哀宗又燃起了金国新的希望，这种暂时性恢复的假象，并没有使金哀宗意识到潜在的威胁，这只是他们最后的回光返照。窝阔台即位继位后明确了要完成先父的遗愿，尽快扫平金国。他与拖雷率军渡过大漠南进，率军攻金。金朝急忙调整部署，增加凤翔、京兆州府守城兵力，抽调忠孝马军入关，加强京畿外围突击力量，改陕西西路行省及陕西东路行省为陕西两路行省，置于阌乡增强潼关防御。窝阔台采纳拖雷之策分三路进攻，窝阔台汗统中路军由碗子城南下渡河，由洛阳进攻，斡惕赤斤那颜统左路军由济南进攻，拖雷此时正统右路军穿过西南方形成了大包抄之势。拖雷有意穿过宋境，从渭水流域进入汉水上游流域，夺取汉中（继续沿四川嘉陵江流域前进，在四川洗劫了宝宁地区。然后，回师东北，过汉水中游流域突然出现在河南南部南阳附近的金境内。窝阔台命速不台去围攻南京，南京军民奋力抗战，用震天雷、飞火枪火药武器打击蒙古军。而金哀宗却遣使议和，南京城内一片混乱，最后，金西面元帅崔立杀死留守完颜奴申、完颜习捏阿布，献城投降。在南京城被陷之前，金哀宗已逃出城，企图在开封城外的其他地区组织抵抗。金哀宗见宋助蒙攻金，派皇族完颜阿虎去宋朝和谈说，蒙古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联合，所以为我也是为宋也。对此，宋朝加以拒绝。当蒙古人发动最后的攻击时金哀宗见蔡州无法守住，便说，我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入主十年，自知无大过恶，死而无恨，只恨祖宗传国百年，至我而绝。随后便在幽兰轩自缢而死。蔡州的失陷完成了蒙古帝国对金国的吞并，从此，蒙古人成了宋王朝的近邻。假道于宋、联宋灭金、招降安抚、声东击西，迂回夹击，突袭歼敌，蒙古大军屡战屡胜。而金朝统治者，政治腐败，多方树敌，战法消极，士气不振，终至败亡。宋军没有经过战斗就重新占领了开封和洛阳，当然，他们的做法激起了蒙古人的不满，很快就被蒙古人驱逐。这给了蒙古人更充分发动战争的理由，从而也加快了蒙古人对其进攻的决心。在窝阔台去世消息的召唤下，各路大军都匆忙从欧洲战场赶回草原。那时，继位问题的争论似乎比西征还要让大家群情激奋。在经过各种势力的一番角逐后，贵由从中脱颖而出，成为大汗。然而这样费尽心机得来的大汗之位，却只坐了短短的两年，就病死了。看来没有好的身体即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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