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医-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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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1068～1085）时规定太医局的上舍生和内舍生应轮流治疗三学（大学、律学及武学）学生和各营将士的疾病。绍兴元年（1131年），因东京差到太医局学生九人，判太医局樊彦端奏请，按照祖宗旧法，专一医治殿前马步军、三司诸军班直，遇有缓急病患，依照太医局历来立定条法差拨，逐处医治。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军医教育与一般医学教育相通的史迹。后来全国各地驻泊医官，多由太医局选派。宋太医局分科与教学课程，有疮肿兼伤折、金疮书禁等，均与军医特别军阵外科医生的培养密切相关。
太医局医官也担任京师部队的军医工作，如1093年四月，因在京军民疾患，令太医局选派医生，按照班值军医坊巷，分认地段诊治，由开封府郡官提举合药待疾患稀少时停止此类史例尚有很多。
宋代驻屯内地与边防的驻泊（常驻）医官，也由太医局指派。大观三年（1109）尚书省会同太医令裴宗无上书，请派在京七百余名医官到各地担任驻泊医生，并提出派遣的具体措施。将医学分为大方脉、疮肿等科，并将州郡也分等（计分三京7人，帅府6人，上州4人，中下州各3人，次远州及远州各2人），依照科别及考试成绩分配，以解决地方驻军医生的不足。
宋代内地与边防的驻泊军医，经过这次补充调整有一定的改进，但北宋全盛时代有23路326州七百余名翰林医官，加上原有驻泊医官，仍不过八百多名，每州还分配不到三名，何况还要为州府的吏民医疗。
二、“医药院”（地方军医院）的设立
地方军医的组织始于宋代，仁宗景祐三年（1036）已载有在广南地区为兵民设置医药的事。比较具体而确属地方设立的军医院，为河北磁州知州赵将之设立的“医药院”。靖康元年（1126）金人大举进攻南宋，北方州郡先后多被残破，军民遭受严重的伤害。在磁州（河北磁县）由赵将之首先创立“医药院”收容溃散的伤病员。赵将之向朝廷提出各州郡应设立地方军医院，原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可惜当时北宋已频于覆亡的前夕，虽然政府同意这一建议，但不久汴京沦陷，徽宗、钦宗被虏。除在磁州设立外，并未见其它路府州郡实行。但赵将之所设医药院，可以说是由地方设立军医院之始。
三、预防中毒、饮水选择及军粮保管
战争中为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是不择任何手段的。投毒及中毒的事时有发生，所以防毒与解毒也是古代军医的一项重要任务。除饮水外，也有在食物中置毒的。因此，历代兵书多记载：凡为行军指挥官，在驻扎敌人下游之地，或占领敌人城池之前，首先应发出的号令就是防毒。
《武经总要》提出：“凡敌人遗饮馔者，受之不得辄食；民间沽卖酒肉脯醢麸豆之类，亦须审试，方可食之”。《虎铃经》对水土美恶，水泉的来源，和四周环境都极注意：“领军之地，水流而清澈者，食之上也；水流而黄未有沙者，食之次也；五之黑者，食之下也（原注：水黄黑以胶投之，可以得清）。设或水停而不流者，勿食，食者病。水上有狗彘之尸者，勿食。如无水可良，当于其侧（凿井）以汲”。
对于军粮的保管，正史上很少记载。但在北宋时，因政府准备征伐契丹，将许多军队移驻北方边境，为了保证军食的充裕，每年命令藏有粮秣的军队负责人认真领导曝晒军粮，政府派大员监视。每年曝晒及除旧换新的保管政策，对军粮营养价值的保存及防止霉烂的确是一项重要措施。
四、部队疫病的防治及药物的供给
《虎铃经》在卷十中专门列有“疫气统论”，指出驻扎卑湿之地，水土不服及饮食不宜三者，是军队发生疫病的主要原因。
为了防治部队疫病的发生，宋代在夏秋或疾病流行季节，常由太医局定方，配置夏药、瘴药及腊药，或令惠民和剂局支付，发给各军常备药物，并在疫情严重时，由太医局派遣医官治疗，如庆历六年（1046）六月，因湖南徭族起事，兵卒久留该地，夏秋之交常苦瘴雾之疾，令医官院命方和药，遣使以给。又如绍兴三十二年（1162）二月二十八日诏：建康（南京）、镇江府、太平江，池州屯戊军兵，多有疾病之人。令逐路转运司支破系省钱物，委逐州守臣修合要用药饵，差拨职医，分头拯救，务在实惠，不得灭裂。荆、襄、四川准此。”这次军队传染病流行地区，包括江苏、安徽、湖北、四川等省，竟占南宋国土一半以上，疫情极为严重。
至于诸路将帅、统制、统领等，则常由皇帝派使臣宣谕赐药，如绍兴九年（1139）赐陕西六路帅臣银盒药，绍兴二十七年（1157）诏知全州王彦，与赐夏、腊药等等。
宋代对部队传染病及地方病的防治，除进行医疗外，在军事行政上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将军队成员的驻地作适当的调整，将不习惯炎瘴的北方部队，从南方调到北方；而将不能耐寒的南方部队，从北方调到南方；其次，将部队从传染病或地方病高发区移至低发区，或其他地区休息；其三，屯驻部队两年一代；其四，规定每年八月至二月出戊等办法，以减少屯戌部队疫病的流行。
五、伤病员的医疗与运送
《武经总要》已提出根据伤病员病势轻重，结合当时战争环境，决定随军留治或送地方医疗，并规定每日本队将校亲巡医药，专知官以所疾申（报），大将间往临视（即随军医治）”。“如弃置病人，并养饲失所主者，皆量事决罚。气未绝而埋瘗者，斩”。此外，只要条件允许，对死亡战士的掩埋，死者家属的安抚，都应尽力作好，否则，“求士死力，不可得也。”
当时对诈病者也有惩罚条例。《武经总要》规定：“敢有诈病推避者，给以军法”其后《虎铃经》卷二在“军令第九”中，更严厉指出：“托伤诡病，以避艰难，扶伤舁死，因而之，此谓诈军，如此者，斩之。”
《虎铃经》还有专章讨论金疮、疫气及皲瘃的治疗，以及营地与水源的选择等医疗卫生问题。在“金疮统论”中总结了金疮八忌（嗔怒、喜笑、大言、劳力、妄想、热羹粥、饮酒、咸酸），九不治（伤脑户、囟门、臂中跳脉、髀中阴投、心、乳、鸠尾、小肠、五脏），和四绝症（脑髓出、脑破而咽喉中沸声哑及目直视、疼不在疮处、出血不止前赤后黑或肌肉腐臭寒冷）等经验；这说明两宋在处理金疮时，对其证候、治疗及预后有了一定的认识。该卷中还列举了不少治金疮的方药。如金疮方、金疮中风痉口不语方、中毒箭方、箭镞出后服食方、及万枪破腹肠胃突出方等。以上关于金疮的统论色及方药，代表了宋代军医和军阵外科的诊断与治疗水平。
两宋时期医学家传记
　　　　一、刘翰
刘翰（919～990），宋初沧州临津（今河北沧县）人，世医出身。曾任护**节度巡官，后周显德二年（955），因进献《经用方书》30卷、《论候》10卷、《今古治世集》20卷等医学著作，被周世宗柴荣任命为翰林医官。其书交由交馆收藏。宋大祖北征时，刘翰曾奉命随军从行。建隆初年（960），加升朝散大夫、鸿胪寺丞。建德初（963），太常寺考核翰林医官医疗技术，绌除技术不精者20余名，而刘翰考核成绩最优。开宝五年（972），未即位的宋太宗患病，刘翰、马志奉命诊视，痊愈后刘翰迁转尚药奉御，并赐钱物。开宝六年，奉诒与道士马志、医官翟照、张素、吴复圭、王光祐、陈昭遇等同编《开宝新详定本草》20卷。后又与马志修定、李昉、王祐、扈蒙等审校，完成《开宝重定本草》20卷。加官检校工部员外郎。太平兴国四年（979），命为翰林医官使，再加检校户部郎中，雍熙二年（987），因误断滑州刘遇疾病预后，坐责，降为和州团练副使。端拱初（988）起为尚药奉审御。淳化元年（990）复任翰林医官使，同年去世，年72岁，
二、孙用和孙奇孙兆
孙用和（生卒年不详），原籍宋代卫州（今河南汲县），后客居河阳（今河南孟县）。孙氏原为民间儒医，通晓经学，尤其精于医道，善于用张仲景法治伤寒，远近闻名。北宋仁宗的光献皇后入宫前，曾随其做官的叔父在河阳居住。有病时常请孙氏治疗而得愈，入宫后，一次有病，大医治疗无效，经她举荐，仁宗召孙用和治疗而获愈。孙用和被授以宣德郎尚药奉御、太医令充医师等职。仁宗在位期间（1023～1063），孙氏曾为医师讲授医经达十数年。著有《传家秘宝方》3卷。另外见于书目载录的《孙尚药方》、《传家秘宝脉证口诀并方》各3卷等，疑均为《传家秘宝方》的异名。孙用和医著在宋代《证类本草》与金代场用道《广肘后方》等书中多有引用，国内现存日本影抄本《传家秘宝脉证口诀并方》残本3卷。
孙奇为孙用和长子，与其弟孙兆都是进士出身，孙奇官尚书部官员外郎，孙兆官将仁郎守殿中丞，尚药奉御丞等，均通晓医道，仁宗嘉祐二年（1057），设“校正医书局”，孙奇与孙兆均为主要成员，参与校正的医书有《伤寒论》、《金匮要略》、《金匮玉函经》、《千会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
三、洛钦。仁钦桑布
洛钦。仁钦桑布（958～1055）藏族著名翻译家，兼通医学，于藏历第一铙穷的土马年，即公元958年生于阿里古格地区恰娘汪拉纳，其父名耶协畏。仁钦桑布幼即聪颖，十七岁时到印度留学，达十年之久。他拜纳洛达巴等学者为师，学问大增，学到了各种佛学知识，包括讲述、辩论、著作及翻译的技巧，各种知识都十分纯熟。回藏后，他就从事翻译工作。开始时，主要是译各种佛经，成为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屈指可数的大译师。
当时，他受到学者拉桑的鼓励，将印度的著名的论师马鸣（梵名阿湿傅窭沙）所著的《八支集要》一书和克汁米尔迦湿弥罗学者班钦达瓦文戛哇对该书的注本《八支要要广注》、《词义月光》（简称《月光》）两部医学书译成藏文，影响很大。
四、王惟一
王惟一，或名惟德，约生活于987～1067年间，里贯无可考。曾任翰林医官、殿中省尚药奉御等职，并在太医局教授医学，王惟一精于针灸，《宋史。艺文志》载有王氏《明堂经》3卷，惜未传世，天圣四年（1026），宋政府再次征集、校订医书，王惟一奉诏竭心，考订针灸著作。仁宗以为“古经训庆至精，学者执封多失，传心岂如会目，著辞不若案形，复令创铸铜人为式。”（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夏竦序》中国书店影印本，1987），于是王惟一负责设计，政府组织工匠，于天圣五年（1927）以精铜铸成*人体模型两具，王氏新撰针灸著作遂名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该书由政府颁行全国，与针灸铜人相辅行世。
作为官书问世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对宋代以前的针灸学成就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总结，对宋代及后世针灸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针灸铜人的设计和制造，更是医学史上的一大创举，两具铜人作为最早的人体模型和针灸直观教具，在医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王惟一为此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五、许希
许希生卒年不详。宋。河南开封人，初以行医为业，擅长针灸，后来补入翰林医学，景祐元年（1034），宋仁宗患病，侍医屡次进药无效。冀国大长公主听说许希的名声，就推荐他诊治。许氏认为应针别心下包络之间，经针刺三次而仁宗病愈。于是许希被任命为翰林医官，赐绯衣、银鱼及金币。许氏用所得赏赐，在开封城西隅修建“扁鹊庙”，并在庙中从事医学教育工作，当时很多人纷纷随他学习医术。后来，朝廷就把太医局设在庙旁，许希后官至殿中省尚药奉御。著有《神应针灸要诀》1卷行于世，今佚。
六、掌禹锡
掌禹锡（992～1068），字唐卿，北宋许州郾城（今河南郾城县）人，天禧进士，历官道州司理参军、尚书屯田员外郎、井州通判、集贤院校理、崇文院检讨、光禄卿、直秘阁学士。官至太子宾客，博学多闻，好储书，于《易经》、地域、医药诸学均有研究，著述颇多，曾参与编修《皇祐方域图志》、《地理新书》著有《郡国手鉴》等，嘉祐二年（1057），奉敕与林亿、苏颂、张洞等共同修订《开宝本草》。掌禹锡等又会同医宫嘉宗古、朱有章等，以《开宝本草》为蓝本，参考诸家本草进行校正补充，编撰《嘉祐补注神农本草》20卷，于嘉祐五年（1060）成书。
七、林亿
林亿，生卒年不详。里贯失考，官朝散大夫，光禄卿直秘阁，精于医术，嘉祐二年（1057）宋政府设立校正医书局，林亿为主要校正者之一，他先与掌禹锡，苏颂等校定《嘉祐补注神农本草》20卷，熙宁年间（1068～1077）又与高保衡、孙奇、孙兆等人共同校定和刊印《黄帝内经素问》、《伤寒论》、《金匮玉函经》、《脉经》、《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冀方》、《外台秘要》等唐以前的重要医著。
八、郭雍
郭雍（1106～1187），字子和。祖籍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出身儒门，其父师事程颐，对《周易》研究颇深，郭雍能传其父学，通于世务。隐居峡州（今湖北省宜昌），游浪长杨山谷间，自号白云先生。乾道年间（1165～1173），经湖北帅张孝详荐于朝，旌召不就，赐号冲晦处士。孝宗知其贤，常对辅臣称道他，并命所在州郡岁时致礼存问，后又封为颐正先生。郭氏笃好仲景之书，研究日深，因感于《伤寒论》已有残缺，于是采《素问）、《难经》、《千金方》、《外台秘要》诸书所论，及朱肱、庞安时、常器之等诸家之说予以补充，于1181丰撰成《伤寒补亡论》20卷。
九、陈承
陈承，生卒年不祥，北宋元祐间（1086～1093）以医术闻世。祖籍阆中（今四川阆中），为宋初名相陈尧佐曾孙。陈承幼年丧父，与母移居辽淮间，靠行医持家。临证多奇效，喜用凉药，远近闻名。陈承曾将《嘉祐补注神农本草》、《图经本草》合并，附以古今论说和个人闻见，于元祐七年（1092）编成《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23卷，陈承还参加了大观年间（1107～1110）《印剂局方》的校正增补工作，官至将仕郎措置药同检阅方书。
十、唐慎微
唐慎微，约生活于11～12世纪间，字审元。原籍蜀州晋阳（今四川崇庆），出身于世医家庭，对经方深有研究，知名一时。元祐年间（1086～1094）应蜀帅李端伯之招，至成都行医，居于华阳（当时成都府东南郊），遂为华阳人。唐氏虽语言朴讷，容貌不扬，但睿智明敏，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患者不分贵贱，有召必往，风雨无阻。为读书人治病从不收钱，只求以名方秘录为酬，因此学者喜与交游。每于经史诸书中得一方一药，必录而相咨。从而积累了丰富的药学资料。为唐氏编撰《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增广见识，提供了有利条件。1082～1083年间，尚书左亟蒲传正看过该书初稿后，要保荐唐氏做官，但唐氏拒而不受，继续修订增补自己的本草著作，约于1098年以后定稿。完成全书31卷，反映了宋代药物学的发展水平。唐慎微以个人之力完成如此宏伟精湛的药学巨著，刊行之后，产生了重大的国内外影响。
十一、庞安时
庞安时（约1042～1099），字安常，自号蕲水道人，蕲水（今湖北浠水县）人。出身于世医家庭，自幼聪明好学，读书过目不忘。取黄帝、扁鹊脉书研读，不久即通晓其说，并能阐发新义，时年不满20，后安时病耳聋，进一步钻研《灵枢》、《太素》、《甲乙经）等医籍，经传百家与医药有关者，亦无不涉猎，融会贯通。庞安时医术精湛，能急病人之急，行医不谋私利，常让来诊者在自己家里住下亲自照料，直至治愈送走，他晚年参考诸家学说，结合亲身经验。撰成《伤寒总病论》6卷，对仲景思想做了补充和发挥。其突出特点是着意阐发温热病，主张把温病和伤寒区分开来，这对外感病学是一大发展。
庞氏对《难经》非常推崇，著有《难经辨》数万言，惜未传世。另外，还著有《主对集》、《本草补遗》，均已散佚。
十二、韩祗和
韩祗和，生卒年不详，约生活于1030～1100年间。据《伤寒微旨论》病案记载，韩氏曾于“邢磁二郡”（今河北邢台磁县），“怀卫二郡”（今河南泌县、汲县）及“滏阳”（在今河北境内）等地行医，或可推断韩氏原籍在今河北、河南两省交界地区。
韩氏对外感热病研究精深，他研习仲景《伤寒论》30余年，于1085年撰成《伤寒微旨论》2卷，两万余字，宏扬仲景思想又富有创新精神。韩氏倡用辛凉解表之法，所制方剂多用柴胡、簿荷、石膏、知母等辛凉清解之品。这不仅在医生习用温药普治外感病的当时具有补偏救弊之功，对于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十三、朱肱
朱肱（约11世纪至12世纪间），字翼中，号无求子，晚号大隐翁，因曾官奉议郎，人称朱奉议。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元祐三年（1088）进士，但无意为官，退而酿酒著书，其间对《伤寒论》深有研究，值朝廷重视医学，遍求精于医术之人，朱肱遂被征为医学博士，后因书苏东坡诗获罪，被贬于达州（今四川达县），次年还为朝奉郎提点洞霄宫。
朱肱研究伤寒最重经络，认为不识经络，则犹触途冥行，不知邪气所在。在用经络循行部位和生理特点解释伤寒传变的同时，还特别强调脉证合参以辨别病证的表里阴阳。他对外感热病分类命名，施以不同方药，在鉴别诊断和治疗方面具有独到见解。
朱肱先于大观二年（1108）著成《伤寒百问》一书，流传过程中渐有残缺。至大观五年（1112），张蒇据朱肱亲传缮本予以修订增补，终成20卷，改称《南阳活人书》。除此之外，还辑有《内外二景图》。
十四、苏颂
苏颂（1020～1101），字子容。原籍为泉州同安县（今属厦门市）。因同安旧属南安县，故有称其为南安人。苏颂之父苏绅是仁宗朝有名的文字侍臣。曾为官润州丹阳（今属江苏），死于任上，苏颂因随父徒居丹阳，故亦自称丹阳人。
苏颂幼承家教，勤于攻读，深通经史百家，学识渊博，举凡图纬、阴阳、五行、星历、山经、本草无不钻研。庆历二年（1042）中进士。苏颂作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其主要贡献是对科学技术方面，特别是医药学和天文学方面的突出贡献。
苏颂在馆阁期间，曾与掌禹锡等人奉诏校注《开宝本草》，在编修过程中，苏颂等建议编撰绘有药图的本草书与《嘉祐本草》并行。这一建议很快得到朝廷批准，仁宗敕命由苏颂主持其事。苏颂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他考虑到“考证群书，资众见则其工易就；论著文字，出异手则其体不一”，对全书关于形态描述的均予著录，其中虽有与旧说相背的，但亦予保留。若与文献有联系者，即以形类相假而归附之。还搜集了许多民间习用药，附在功用相同的药物条件之下，终于在嘉祐六年（1061）编成此书。
十五、钱乙
钱乙（约1032～1113），字仲阳，原籍钱塘（今浙江杭州）。曾祖时起定居郓州（今山东东平）。姑父吕氏亦晓医术，钱乙稍长即随吕氏习医。他先学《颅囱方》，专攻儿科，以此医名大振。元丰年间（1078～1086），因治愈长公主女儿之病，被授予翰林医官。次年，皇子仪国公患着瘛疭，国医治之不效，经长公主推荐，钱乙以“黄土汤”治愈。遂提升为太医丞并赐紫衣金鱼袋。此后上自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愿请钱乙诊病。钱乙诊务繁心，几无虚日，不久因病辞职。后，哲宗皇帝又诏钱乙入禁中，留之日久，而终以疾病告归乡里。晚年左手足挛痹不用，寿终家舍。享年82岁。
钱乙博学多识，虽以儿科最为知名，但治病各科皆通，遣方不泥古人，用药灵活善变而自有法度，著有《伤寒指微》5卷，《婴孩论》百扁，惜已散傀，他的临症经验由门人阎孝忠辑成《小儿药证直廖》三卷传世。成为指导中医儿科理论和实践的重要专著。
十六、杨介
杨介，字吉老，生卒年不详，泗州（今江苏盱眙）人。出身于世医家庭，曾为太医生。杨氏治病每多奇效。相传宋徽宗苦脾疾，即以理中汤冰煎获愈，当时运气学说盛行，杨氏却反对根据运气巡方用药。崇宁年间（1102～1063）泗州处决犯人，郡守李夷行遣医生及画工解剖胸腹，察验脏腑，并一一绘制成图。杨介取此图参校古书，又取烟萝子所画，整理订正益以十二经图，撰成《存真环中图》（又名《存真图》）一卷，可借已佚。
十七、董汲
董汲，字及之，生卒年不详；北宋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人。是著名儿科专家钱乙的同乡晚辈，幼年学儒，进士落第后急于养亲，加上自幼体弱多病，放弃功名而从事医学。他广泛读《素问》、《灵枢》及各种方书、本草著作，治疗多获奇效。董汲医术高明尤重医德，“凡人之疾苦，如己有之”。往来于病者之家，虽严寒酷暑亦不辞辛劳，遇有贫困患者还常出钱资助周济。编写《小儿斑疹备急方论》一卷。《脚气治法总要》2卷。此外还撰有《旅舍备要方》一卷。
十八、陈师文
陈师文，生卒年不详，宋代临安（今浙江杭州）人。曾任朝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