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野史-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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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涨潮时在吴淞口外跳了海。
　　　　除了利用洋人施骗弄钱，杜月笙纵横金融界，还有绝招。
　　　　１９３１年７、８月间，长江、黄河、珠江流域共有１６省暴雨成灾，受灾人口５０００余万，有近１５万人因洪水死亡。８月１２日，杜月笙、王晓籁等人发起、组织了“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大张旗鼓地举行募捐，这倒也不失为一件善举。
　　　　就在这期间，杜月笙听说称为“南三行”之一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投资的一宗食盐生意在长江里翻了船，损失将近２００万。杜月笙得信后，马上指使手下人到该行去存款，等到商业储蓄银行把这些钱放出去后，便让人四处传播谣言，说“商储”亏空了几千万元，银根特紧，董事们正在挖肉补疮云云。
　　　　这一谣言一出，市民们惊慌不已，惟恐自己的存款“泡汤”，纷纷连夜到商储门口排起长队，争先恐后地挤兑现金，杜的手下也趁时起哄，前去提款。
　　　　最初，商业储蓄银行的董事们仗着实力雄厚，不以为然。可三天下来，提取存款竟达总库存的一半。这下董事长陈光甫急得满头大汗，再过几天，存款定然会全部取光！因为这时挤兑的势头仍有增无减。
　　　　陈光甫感到背后有人在“拆台脚”，但他无法追查根原，要紧的是先刹住这股挤兑风，于是急忙向中国、交通两行呼救，要求紧急借贷预付提款。多亏两家总经理的支持，陈光甫紧急借来两卡车银洋，但挤兑之势已如决堤洪水，他怎么弄也无法遏制这股狂潮。
　　　　到第４天下午，陈光甫已无路可走，急电南京财政部次长钱新之设法解决。
　　　　钱新之将商业银行的危机问个明白后，不加思索地说道：“你去华格臬路找杜月笙，就说我请他出面帮个忙。”
　　　　当天晚上，陈光甫依照钱新之的指示来到杜月笙府上，好话说到大半夜。
　　　　杜月笙自然领钱新之的情。他对陈光甫只说了一句：“明早在开门之前，在商储见。”
　　　　次日上午，商储门口突然来了一队小汽车，为首的一辆牌号是“７７７７”。这是上海市民人人皆知的杜月笙之车。杜月笙等跨出车门，申报存款３００万元。
　　　　见此状况，如潮挤兑的客户顷刻作鸟兽散。
　　　　杜月笙只需亮个相，一场偌大的难关便闯了过来，这令金融巨子陈光甫惊叹不已。
　　　　无独有偶，四明银行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四明银行创立于清朝末年，名义上是银行，但实际上是一家钱庄，该行由宁波人创办，开始银行行址在宁波路、江西路转角，和广帮的联保保险公司为邻。后来，四明银行从宁波路，迁到北京路、江西路转角的原上海华美书馆的部分基地上。
　　　　四明银行的经理叫孙衡甫，他原来是一家钱庄的伙计，但是，工于心计，很会盘算，因而在业务上发展很快，银行最高存款额曾经达到４０００万元，成为上海较大的商业银行之一。
听了吴铁城的话软了下来（1）
　　　　东三省的日本关东军节节推进，一路势同破竹，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东三省外加上相继被侵的热河省将被日本皇军全部占领。日本正向中国大陆“胜利进军”，此一事实使所有旅华日人气焰高掇，趾高气扬；他们深信整个中国大陆俱将沦为日本的属土，因此，当上海高揭抗日大纛，全面抵制日货时，大小商店争先恐后地退回货物，旅沪日人便觉得这是不可容忍的，骄狂的气焰使他们丧失理智，他们也迅速的组织起来，设法对抗，凶残横暴地发动攻击。———这便是“一·二八”事变前夕的上海情况，中日两国国民壁垒分明，敌意
　　　　甚深，他们在从事淞沪之役爆发的前夕，中国人和日本侨民相互敌视，咒骂、打架、械斗，甚至于破坏和暗杀，纵火、爆炸。
　　　　１０月１２日，杜月笙在家里得到消息，下午１点钟，日本人将在北四川路日本小学，举行“居留民大会”。于是，他开始做一连串的部署，于是，上海的日本人遭到一系列戏剧性的打击。
　　　　１点钟，日人“居留民大会”准时集会，出席的日侨人数超过４０００人之多，会场情绪是冲动、激愤、骄狂与跋戾嚣张，他们决议上电日本内阁总理、外相，陆相、海相和关东军总司令，请求速用断然、强硬而有效的手段，根本制止“不法而暴戾”的对日经济绝交，并且彻底解决中日问诸悬案！会场日人群情汹涌地宣称：“为达成上项目的，我居留民有忍受任何牺牲的觉悟！”
　　　　３点多钟散会，他们又举行示威游行。
　　　　大队日侨沿北四川路拖逦向南，他们在行经美租界地段时，中国人默无一言，并无反应，但当他们游行到了华界闸北白保罗路及虬江路一带时，游行队伍中的少数青年再度跑出行列撕毁路旁的抗日的标语，于是，愤怒的中国青年立即高声喝打，飞快地冲上去抱以老拳，而且在转眼之间从两侧店铺里冲出来更多的愤怒群众，“打东洋人”的喊声响彻云霄。耀武扬威的日本人畏缩了，他们掉首逃回租界，被截留住的人则勉力招架，中国人已经得手，公安局的警察方始一涌而出，就地劝散。与此同时又有公共租界的巡捕赶来。这“事出偶然”的中日民众第一仗，是日本游行大队遭到迎头痛击，四下溃逃作鸟兽散而中国民众则打了人又出了气，最妙的是，英捕房巡捕以“保护”为名，捉去了三名日本青年。
　　　　东洋人逃回家中气喘咻咻，大不服气，于是又频繁接触，计划出动反击，然而，他们没想到第二天一早他们又挨了当头一棒！
　　　　全上海所有的米店和煤炭店，一律拒绝跟日本人做生意。买不到米和煤，使东洋人马上面临断炊的危险，于是他们大起恐慌，而且气忿难忍，但是他们却又不敢动蛮，只好动文的，与米店、煤店老板进行理论。因为他们已经看到，每家米煤店的附近都有怒眉横目的壮汉逡巡，如果他们不是劳工群中的英雄，便是白相地界里的打手，他们的任务是对煤、米店加以监视，同时制止日本人的吵闹和纠缠。
　　　　孰不知，这些暗中组织者和巡逻的打手全是杜月笙的部属。
　　　　从１０月中旬开始，零星的斗殴事件层出不穷，日本外交当局提出的抗议不绝如缕，闸北江湾一带对于侨民居住最多的日本人来说几乎已成为黑暗恐怖地界，倘若不是成群结队，徒手的日本人简直不敢外出。“打东洋人”成为上海市民成天挂在嘴边的兴奋口号，连三尺童子也晓得“敌忾同仇”“抗日救国”。
　　　　有一天早晨９点多种，公共租界有一个骑脚踏车的日本人疾驶而过，路边有一个小孩冲上来高喊：“打倒东洋人！”这名日本人愤怒之极，下车一耳光将小孩甩倒在地，然后匆匆逸去，街心立刻麇集大批气冲牛斗的中国人，恰巧有一部汽车满载日人而来，于是汽车被中国人拦住，车上的日人池鱼遭殃，全部被中国人打得一身是伤。
　　　　而打日本人的中国人多是杜月笙的弟子。１０月２８日，浦东申新纱厂秘密向日本新井洋行购买耐火砖瓦１４６００余件，日本人保证使用海军和陆战队士兵护送货物，但是“抗救会”浦东检查所迅及获得厂内工友告密，２８日这批砖瓦将要分装五艘驳船，曲安宅军艇护航运送。检查所为此订定了精密的计划。
　　　　于是新井洋行的砖瓦刚要装船。检查所人员突然掩至，砖瓦笨重而且体积甚大，但是他们依然迅速地加以没收充公，全部搬走。正在搬进保管所的货栈。日本海军老羞成怒。全体武装登陆；持枪冲锋，中国人见了东洋兵毫无惧色，双方随起一场激烈的械斗。中国人有７名受伤，东洋兵才夺回了一部分砖头。
　　　　日本人开设的工厂和商店货物雄如山积，一件也卖不出去，因为“抗救会”的封锁越来越紧。他们握有任何一处的情报线索，东洋货“一见天日”莫不马上遭到没收，中国商人没有一个胆敢贩卖日货，当他们的资敌行为被发现就会被罚金，没收财产，并且本人要穿上印有“卖国贼”字样的囚服，立在站笼里供人参观或辱骂。在“抗救会”严格执行全面经济制裁的过程中，日本工厂商店惟有宣告关门大吉，老板们躲在里面宛如置身孤岛，她们装置无线电话，和其他日人保持联络。
　　　　除了跟日本人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外，杜月笙更运用他在其他方面的影响力，使上海金融工商各界，慷慨解囊，踊跃捐款捐物，为马占山的义勇军和流离失所、相继逃抵关内餐风露宿的东北难民雪中送炭。
插手于金融业（4）
　　　　然而，四明银行以及孙衡甫本人却倒也很有趣。该行经营作风完全沿袭钱庄那一套。孙衡甫性格怪僻，平时深居简出，不大同人交往。孙自以为很有钱，凡事不求人，讨了大小老婆七八个，个个如花似玉，妻妾们整天陪着他，家中人个个嗜好鸦片，烟枪林立。一到时候，老子、儿子、老婆、姨太太人人吞云吐雾。孙衡甫偶尔外出，必要坐上装有防弹玻璃的汽车，外加四五名保镖，前拥后簇，好不威风。
　　　　除了四明银行之外，孙衡甫还办了一个四明储蓄所，花头也很多，如开办学费储蓄，婚嫁储蓄等，千方百计吸引客户储蓄。他对房地产经营也很感兴趣，用大量资本投入房地产的购买。据说，单就里弄房屋，最多时就曾达１２００幢左右。此外，孙衡甫还利用北洋军阀政府金融管理的混乱，发行钞票，作为其主要的资金来源。四明银行发行的钞票，纸张和印刷很一般。纸张为棉料，浸水即可分为二层。然而，这时上海其他银行发行的钞票都不印２元卷，惟独四明银行印有２元券，故显得十分别致。
　　　　但是，四明银行也有触霉头的日子。
　　　　１９３１年底，四明银行也发生了挤兑风潮。
　　　　由于孙衡甫将银行资金大量收买房地产，一旦碰到这种急煞人的事情，银行就难以招架子。然而，孙衡甫比陈光甫熟悉上海滩的市面行情。危情一出现，他马上只身一人来到杜公馆，把一张５０万元的支票交给了杜月笙，要求存入中汇银行，条件是请杜月笙能调剂出一些现大洋，帮助平息挤兑风潮。
　　　　杜月笙便说：“这好办，明天早上我就送银元去，保证让那些兑钱的人放心。”
　　　　第二天，杜月笙亲自押了１００多只箱子送到四明银行门口。
　　　　这时，四明银行门口人很多，秩序很乱。杜月笙让人从汽车上搬下一只箱子，打开，说：“各位客户，请不要拥挤，四明有的是钱，请放心！都能兑到大洋。”
　　　　说完，他挥了一下手，有一个手下人把箱子打开，人们一看，果然是一叠叠光亮的银元。接着，银行的职员和押送人员一起上阵，把那１００多只箱子全搬进了仓库。
　　　　挤兑的人一看，四明的实力这么雄厚，怕什么，钱放在这里最保险。于是，人们纷纷离去了。还有些已兑过钱的人听说了这事，马上又回来，把钱重新存了进来。
　　　　其实，那１００多箱只有前面几箱是银元，后面的箱子里全是石头。
　　　　杜月笙的声誉在银行界顿时鹊起，许多银行纷纷来请这尊保护神，杜月笙一下子成了浦东、国信、亚东等银行的董事长，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常务董事和其他一些银行的兼职。
　　　　陈光甫为答谢杜月笙的援助，把５０万元无息贷款存进了经营不善的中汇银行，还将“商储”的一部分业务转送给他。
　　　　杜月笙得此援助，立即扩大“中汇”在实业界的经营范围。
　　　　不久，杜月笙被上海滩上的金融巨子们选为上海银行分会的理事。
　　　　自此，他白相人的长袍外面又罩上了一件“金融家”的绅士长衫。
　　　　随着中汇银行的兴旺发达，杜月笙的事业与名望跃上了新的高峰。到抗战前夕，上海滩上请他列名为董事、监事的银行、钱庄、信托公司多达７０余家。有一些公司还请他出面任董事长。
听了吴铁城的话软了下来（2）
　　　　当马占山将军在黑龙江英勇抗日的消息南来，杜月笙大为兴奋，他启动邀集一批朋友，说：“东北义勇军孤奋斗，喋血抗战，后方民众应该给予精神鼓舞和物质上的支援！”
　　　　大家听了非常赞成，经过这一批朋友出钱出力，他们第一笔便募到了１０万大洋，汇到黑龙江去慰劳前方将士。杜月笙还有心继续劝募，并且想派人亲赴黑龙江慰劳义勇军，看看他们能帮什么忙。这个计划后来因为日本发动全面进攻，马占山的东北义勇军被迫退到海伦
　　　　，后来通过俄国的西伯利亚，转进西北边陲新疆，杜月笙才怏怏作罢。
　　　　对于援救大批入关的东北难民，杜月笙办理长江水灾赈济举行平剧义演，他会同有关方面组织了一个“东北难民救济游艺会”，借新世界剧场邀集名伶名票，各种游艺杂耍的演员义务演出。同时更举办轰动一时购“名拨选举”，前后历时整整一月，杜月笙每天都准时到，并亲自指点一切。这为期一月的募捐公演，一共募得２０万余元的赈款，杜月笙将之全部如数交给赈交济委员会，汇到北方去救济难民。
　　　　既要暗中指挥上海抗救会从事对抗日本的斗争，又得风尘仆仆地在沪杭道上主持义演募捐，杜月笙在这一段时期，食少事繁，辛苦万分，于是一些手下人劝他多休息一些，甚至一些人问他何苦这样不顾性命的忙碌紧张，杜月笙听后，双目炯炯地瞪住他说：
　　　　“若不如此，我们便死在这里！”
　　　　到了１９３２年１月份，日本外交当局为抗议“抗救会”行动的官文书已经堆积如山，但是抗救会不屈不挠，继续纠葛旅沪日侨，１月１８日，重大的冲突爆发，成为“一·二八”淞沪之役的前奏。
　　　　座落在华界江湾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１月１８日下午４时，有５个日本和尚从门前经过，三友工人群起而攻之，将他们打成重伤。３天后，２１日凌晨两点半，三友社突然失火，英租界巡捕出动驰救，发现了三四十名日本浪人，他们阻止巡捕鸣钟告警，双方发生冲突，互有死伤。
　　　　中国工人打伤东洋和尚，日本浪人纵火焚烧三友社，于是中日双方同时提出严重抗议，外交战在１月２３日掀起最高潮，日方由日本舰队司令出面，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哀的美敦书，要求立刻制止抗日运动，并且解散各抗日团体，否则日本海军即将开始“自由行动”。
　　　　上海市长吴铁城于１月７日就任新职，他接获日本舰队司令的最后通牒，立即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外交部请示，同时，他因为战祸业已迫在眉睫，急需了解抗日救国会的态度。他和杜月笙公谊私交关系极铁。在此半年以前，杜祠落成，吴铁城不但送匾，捐款与建杜氏藏书楼，而且他更亲临致祭，道贺。所以，他在１月２８日上午，在与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做最后谈判之前，在他法租界海格路望庐私宅打了一个电话给杜月笙，告诉他说：
　　　　“情势很紧张了，日本第一先遣舰队开到了黄浦江里，村井约我在１２点钟最后谈判，为了避免战祸糜烂地方，日方的要求我们可能会得答应。”
　　　　杜月笙在电话中问：
　　　　“市长的意思是答应制止抗日运动，解散抗日团体？”
　　　　“是的。”
　　　　沉吟了一下，杜月笙的最后决定仍然还是顾全大局，相忍为国，他说：
　　　　“假使市长决意如此，我想，抗日救国会暂时宣告解散，便利官方办理对日本的交涉，大家多半是可以谅解的。”
　　　　吴铁城却说：
　　　　“不，问题不在这里？”
　　　　“市长是说……？”
　　　　“宣告解散抗日团体不成问题，问题在于制止抗日运动这一点。”
　　　　吴铁城说得不错，制止抗日运动才是令人为之棘手的难题，民众抗日情绪正因三友实业社被焚事件汹涌澎湃，愤慨激昂，上海的民众团体，已经组成了后援会，要求政府向日方严重抗议，索取赔偿。而就在吴铁城、杜月笙通电话的时候，河北、虹口两区的民众不约而同地放弃了自己的家园挈带细软，扶老携幼，像浪潮般地拥入苏州河南的英租界，两区街甫十室九空。这些不愿做日本顺民的上海居民破釜沉舟的表现，是以此说明他们对日本人是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心理。其他方面的反日行动一概不提，单说在那尽弃所有、绝不事敌的紊乱行列里，如果出现了一个日本人，谁也不敢想像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
　　　　如何控制上海市民的情绪，制止一切所可能发生的“抗日行动”，在抗日怒潮高涨至极的时候，莫说上海市长没有把握，即令出动全上海的军警弹压疏解，只怕也是枉然，因此，当吴铁城说明了当前困难症结之所在，连上海滩上以“闲话一句”驰誉于世的杜月笙不禁也为之踌躇迟疑，不敢承诺。他考虑了半晌，也只好委婉的答复吴铁城说：
　　　　“这一件事，在现在这种局面之下，能否绝对做到，我想随便哪一位也无法打包票。不过，我答应市长，从放下电话听筒开始，我会千方百计尽力而办。”
　　　　得到杜月笙这样的答复，吴铁城已经满意了，２０年后，当他撰文哀悼杜月笙之逝时，往事如烟，而他记忆犹新，他在纪念文中写着：
　　　　“……１９３２年，余长沪市之初，即遘“一·二八”之变，当时日牒之答复，后方之应付，以及停战之协定，地方与政府意见—致，合作无间，因应适宜，实出先生之助。”
　　　　１月２８日正午，吴铁城获得杜月笙的承诺以后，胸有成竹，满怀欣喜地去和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进行最后谈判。这一次谈判持续一个多钟头，为了取信于日方，既已取得抗日教国会实际主持人杜月笙的谅解，吴铁城当场在日本人面前下令上海公安局：
　　　　查本市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有‘越轨违法’行为，本市长本诸法治精神，仰该局即将该会取消，以维法纪，切切此令。
　　　　吴铁城的诚恳坦白，决断明快，使村井仓松为之愕然。村井仓松“所愿”已遂，无话可说，再提出５名受伤东洋和尚的医药、抚慰等几点鸡毛蒜皮的要求以后，双方随即达成协议。村井仓松辞出上海市政府，吴铁城用最快的速度，完成了答复日本总领事抗议书所列载协议各点。他请市府秘书长俞鸿钧亲自当面递给村井，俞鸿钧驱车疾驶，争分抢秒在下午１点４５分将答复书送交村井仓松，并且得到村井满意的表示，日方只是敦促上海市政府切实执行而已。一天风云仿佛已成过去，俞鸿钩匆匆赶回市府向吴铁城复命，吴铁城当即拍发“勘未”，“限即刻到”的电报，将交涉经过分呈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行政院，然后，吴铁城心头一松，拖着疲乏的身体，回家休息。
　　　　全上海的新闻记者，只有《时报》的金雄白事先探悉吴铁城“一·二八”中午要接见村井仓松做最后的谈判的消息，因此他独自在海格路望庐吴公馆坐侯，两点钟敲后，吴铁城满脸疲容的回来一见到金雄白，他开口便说：
　　　　“对日交涉已经顺利取得协议，战祸可望避免。”
　　　　吴铁城的这两句话字字皆有所依，没有一句假话，他对日交涉不但取得协议，而且村井仓松已经接受了他的答复，日方惟一坚持的条件取销“抗救会”，停止抗日行动，吴铁城尚且在交涉之前就跟杜月笙获致协调，杜月笙顾全大局，这时已在全力疏导之中。
　　　　但是，金雄白还有点不能置信，他率直地追问了吴铁城一句：
　　　　“真的顺利解决了吗？”
　　　　吴铁城怫然不悦，厉声地说：
　　　　“我是市长，又是办理交涉的负责人，不信我的话，就不必来问我。”
　　　　金雄白肃然而退，当天下午，上海《时报》以巨大木刻红字为标题，发布此一独家消息。并且时报还出了号外：中日问题和平解决。全上海人紧紧绷着的心弦豁然松动，业已迁往上海租界的闸北、虹口两区民众，心中笃定，现出笑容，又在通往虹口闸北的通街大道组成长龙，仗不打了，大家放心大胆地回家了。
禁止日货，于松乔撞墙（1）
　　　　正当杜月笙在上海滩飞黄腾达、节节高升之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了。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晚，日本关东军按照预谋，派工兵炸毁了南满铁路沈阳北部柳条沟的一段路轨，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向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突然袭击，挑起了九一八事变。
　　　　对此，蒋介石却命令国民党东北当局，“日军此举不过寻衅性质。为避免事件扩大，绝对不抵抗。”这种不抵抗政策，束缚了东北军队的手脚，东北锦绣河山很快陷入日军铁蹄之下。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在中国激起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潮，上海人民奋勇投入这个爱国运动。９月２４日，上海３万５千名码头工人举行抗日罢工，１０万学生举行抗日罢课。９月２６日，上海各界人民举行抗日救国大会，通过要求对日宣战、武装民众和惩办失职失地的官吏等决议案，会后举行了抗日示威游行。１０月初，上海各业８０多万工人组织了抗日救国联合会。
　　　　民族矛盾的上升，不仅使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一致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始表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