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野史-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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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会。
　　　　民族矛盾的上升，不仅使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一致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始表示了抗日要求。反映民族资产阶级意志的上海《申报》便多次发表评论，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这股洪流将杜月笙也卷入其内。经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首肯，以杜月笙、虞洽卿、王晓籁、王延松、陈霆光等人为常务委员，组成了“上海市反日救国会”，后由陶百川改名为“上海市抗日救国会”，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陶百川任秘书长。
　　　　杜月笙鉴于五卅运动的时候，对于英国人采取经济抵制的策略极有成效，现在他再次建议抗日救国会从“禁止日货入手”，发动对日本人的反抗。抗日救国会迅速地在各重要地点成立了检查所和保管所，吁请上海市民，全面拒买、拒卖洋货，检查所人员并采取直接行动，到处搜查日本货物，一旦有所发现，立即加以没收，交给“保管所”去加以储存。
　　　　“检查所”和“保管所”需大批的执行人员，抗日救国会除了召募爱国人士和学生义务担任外，主要的人力来源还得靠杜月笙发动自己青帮弟子们，并且，在爱国工人中遴选出大批的干部。———陆京士在上海从事劳工运动多年，他是杜月笙和上海劳工之间的一座桥梁，他负责杜月笙和劳工大众的联系，也是杜月笙处理劳工问题的最高顾问，私人代表。
　　　　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运动在上海滩上风行。一天，天后宫桥检查所由邮务工会出身，杜月笙的门人于松乔负责。各地检查所、保管所纷纷成立。他和一位名叫刘心权的热血青年，以“射入射马，擒贼擒王”之势，一上来便到“合昌祥”绸布庄抄出两大箱日本棉布。于松乔吩付跟去的检查员将这两箱东洋货充公，按照抗日救国会的规定，载送到“保管所”去暂行封存。
　　　　与此同时，于松乔和刘心权也回到了天后宫桥“保管所”，坐侯好戏开锣。一因为这两箱东洋布大有来头，它的物主，便是上海市纱布同业公会理事长、合昌祥的大老板、在上悔商场影响力极大的陈松源。
　　　　过不了多久，果不其然，一部轿车开到天后宫桥，陈松源昂首走进抗日救国会天后宫桥分所，在他的身后还有两名身壮体强的保镖。
　　　　“这里是什么人负责！”陈松源大咧咧地问道。
　　　　“是我，”于松乔挺身而出，自家通名报姓：“我叫于松乔！”
　　　　“久仰，久仰，”陈松源鼻孔里哼哼地冷笑，“方才贵所有人到小号合昌祥，取走了两箱布匹，我恐怕这里面一定是有所误会了。”
　　　　“没有误会，”于松乔斩钉截铁地回答，“合昌祥的两箱东洋布，就是我亲自去查出来充公。”
　　　　陈松源呆住了，他从来没碰过这么大的钉子，他摸不透于松乔是哪一路的朋友，居然有眼不识泰山，连他陈松源都不认得？态度如此强硬，说话更是一副公事面孔，半点情面也不讲。
　　　　两名保镖“食人之禄，忠人之事”，挤过来向于松乔发了话：
　　　　“喂，朋友，你不要有眼无珠啊，你晓不晓得这位先生是谁？”
　　　　“管他是谁！”于松乔挺一挺胸，“我只晓得公事公办，在这种国难当头的时候，还要贩卖东洋货，让东洋人赚钱，造了枪炮子弹打中国，那是奸商，是汉奸，汉奸、奸商贩卖的东洋货就得没收！”
　　　　“什么奸商不奸商？”保镖的发了火，“你胆敢当众辱骂我们陈理事长？”
　　　　“什么陈理事长不陈理事长？！”于松乔大义凛然，反唇相讥，“理事长要贩卖东洋货，一样的是奸商！”
　　　　至此，陈松源赫然震怒，两名保镖破口大骂。于松乔屹然不为所动，他直指陈松源的鼻尖说：
　　　　“我警告你，我们这里是办公事的地方，你要再这里无理取闹，我就……”
　　　　“你敢怎么样？”陈松源厉声一喝，打断了于松乔的话，接下去又是狺狺的骂，而且，他竟指挥保镖干脆点硬上：“你们进去给我搜，把我们的货色搜出来，抬回店里去！”
　　　　两名保镖听了老板的吩咐，恶狠狠地抢前一步，正待推开于松乔，直往保管所里闯。于松乔早有防备，动作好快，他伸出手去一把捉牢陈松源的领口，使劲的拖他往里头走，一面走时一面叱喝：
“一·二八”淞沪之战爆发（1）
　　　　跟吴铁城通过电话以后，杜月笙诚惶诚恐，真把化除敌意、严禁冲突的日方要求遵照吴铁城的意思当做一件大事办理。
　　　　两个多月以前，他发动劳工大众、帮会兄弟奋不顾身，从事抗日救国，也博得了好名声，而现在他又必须紧急刹车，要全体市民停止抗日运动，出尔反尔，何以自圆其说？杜月笙感到踌躇难决。当他挂上电话听筒，跑到隔壁去和张啸林一商量，说：“事急矣，不管说不
　　　　说得过去，还是赶紧采取行动，以免稍一迟延，误了大局。”
　　　　张啸林一听也急了。于是杜门中人全体出动分赴上海各区，剀切陈词，并且留下来担任监视，他们传达杜月笙的吩咐，说：“务必保持冷静，尽量避免中日之间的敌对行为，至于这一紧急变化是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膏药？目前天机不可泄露，事后则大家不问可知。”
　　　　由于《时报》号外公布了吴铁城市长的谈话，再加上马路消息，耳语新闻尽在传播着杜先生说如何如何，上海市民动动脑筋据以判断，至少在这一两天内，大上海可保平安无事。
　　　　这是大风来临之前，上海半日之宁谧。
　　　　正值上海抗日救国会以全民力量，对抗日本军阀的侵略，在上海滩上，租界华界犬牙交错地区，从事抵制与抗衡的战斗时期，有一支中国军队，悄然地从江西剿共前线，奉命警卫首都，被调到京沪铁路沿线各地来，他们的总部便设置于上海。
　　　　这便是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大名鼎鼎、出尽风头的１９路军。
　　　　１９路军的高级将领都是当年的风云人物，杜月笙的要好朋友，其中包括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参谋长赵一肩。１９路军下辖３师，第６０师长沈光汉，６１师师长毛维寿，７８师师长区寿年。
　　　　１９路军初到上海，他们头戴草笠，赤脚穿着草鞋。一袭黯灰军装，肤色黧黑，神情倦怠，他们的武器只有步枪和手榴弹，此外最具威力的重武器也只不过是轻机关枪而已。
　　　　蔡廷锴的指挥部设在真茹，驻扎上海的１９路军的营房设在闸北。闸北和虹口很近，虹口是广东人的麇集之地，是老广的势力范围，基于同乡的关系，１９路军和虹口居民声应气求，相处得非常融洽。
　　　　然而，虹口也是日本侨民丛集之所，日本人和广东人在这一地区经常爆发冲突，广东人因同乡队伍１９路军之进驻而得意洋洋，引为后援，而日本人则对这支其貌不扬、打赤脚穿草鞋的部队十分藐视，因此他们大言不惭地说：“日本皇军一旦发动攻势，保证在４个小时之内，占领闸北。”
　　　　１月２８日午夜１１时２０分，纵使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已接受了上海市政府的“答复书”，《时报》号外发表了令人释然的“中日问题和平解决”的好消息，日本海军陆战队指挥官鲛岛却不顾国际间的道义以及日本外务省的立场，狂妄骄横，不计一切后果地下令海军陆战队兵分３路，向１９路军阵地开始攻击。
　　　　日本海军陆战队分为３个大队，共约３０００余人武器精良，配备得有轻重机枪、野炮、曲射炮和装甲军队。鲛岛以为如此优势的火力和兵力，再加上日本皇军的赫赫声威，一定可以不战而屈１９路军，把穿草鞋、打赤脚的１９路军吓得节节后退，不敢抵抗。谁想他这个算盘打错了。扼守宝山路———宝兴路一线的１９路军奋起还击，死守阵地不退，这些忠勇无比的草鞋兵一面沉着应战，一面打电话到真茹指挥所，把已经就寝的蔡廷锴“喊”起床来。
　　　　蔡廷锴一惊而醒，他听清楚了日军业已大举进攻，不暇思索地他下达了第一道令，正与前敌指挥官的意旨不谋而合，那便是动人心弦的一句话：
　　　　“誓死抵抗，寸土必争！”
　　　　１月２８日午夜闸北枪声大作，炮火喧天，全上海的居民才心情轻松地准备渡过一个晚上，可是枪炮之声又震醒了他们的睡梦，人人惊惶失措，相顾愕然：“怎么又会打起来了呢？”
　　　　中日大战一开始，日军丝毫占不到便宜，闸北地区街道狭窄，里弄纵横，以北四川路六三花园和日本小学为根据地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一个师，展开攻击的初期显然不甚得利，日军的重武器在巷战中无法发挥威力，当他们的装甲车如庞然巨物冲到了宝兴路时，１９路军的弟兄置生死于度外，他们冒险攀登到装甲车上，揭开车盖便将冒烟的手榴弹丢进去，于是轰然一声，车毁人亡，就这样，好几辆日军装甲车接连炸毁了。
　　　　天崩地坼的一番恶战，日军伤亡惨重，陆续增兵，他们前后使用了陆军１１万、军舰１０余艘、飞机数百架，而我方固守阵线的只有１９路军３个师，兵力３万，以及稍后中央增援的第５军及其他部队，以陋旧武器、劣势火力顽强抵御。他的总兵力始终不到８万人，居然能扼守防线，誓死不退，达一个月之久。从此“皇军无敌”，暨“４个小时占领闸北”的日军狂言，为之粉碎。
　　　　１月２８日深夜，杜月笙被闸北传来的枪炮声惊醒，他披衣起床，出外探视，只见正北一片火光，烈焰腾宵，红光映亮了半爿天，这是日机轰炸所引起的闸北大火。大战果然爆发了，他痛恨日本人外交言和而又进行军事进攻的欺诈伎俩。同时，他更耽心闸北战区那些惨遭屠戮、家破人亡的同胞，他忧急交并，喃喃自语地反复说道：
“一·二八”淞沪之战爆发（2）
　　　　“那边的人怎么办啊？怎么办啊？想想他们现在是多么的着急！”
　　　　这是杜月笙对于“一·二八”事变的初步反应。
　　　　随即，杜月笙和吴市长、蔡廷锴军长通过了电话，了解实际情况，在电话中他向这两位在沪最高军政长官自动请缨，慨然发出壮语：
　　　　“但有用得着我杜某人的地方，万死不辞！”
　　　　第二日早晨，杜月笙便开始奔走，纠合上海的名流、士绅、各界领袖，利用“抗日救国会”的原有基础予以扩大，迅即成立了“上海市抗敌后援会”，他推举上海申报主人、著名的企业家史量才为会长，表示这一个民间团体地位超然，不属于任何派系，而是上海全体老百姓的组合。筹备会议席上，杜月笙除了坚持这一主张，他并且拒绝担任副会长的职务，他说：“不论办任何事我负责跑在前面，担任副会长，则任何人都应该比我优先！”
　　　　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杜月笙的答复很简单：
　　　　“我只晓得我自己一定会尽心尽力的办事，担不但任名义，没有关系。而我把名义给别人，别人要想不做事情，就不行了。”
　　　　但是，会场中几乎人人都认为杜先生必须名义和实际一道来，一致推举他为副会长，他无法推卸，只好应允，却又提议增设副会长一名，由上海市商会会长王晓籁充任。
　　　　全上海市民对于１９路军奋勇抵抗日军，所激发的爱国热忱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杜月笙对这种民众的情绪，通过其服务新闻界的门人发动上海各报、各电台，以最大的篇幅、最长的时间，全面报导１９路军对抗日军疯狂攻势的新闻，报纸长篇累牍，电台日夜不休。于是，当报纸或电台提出劳军的呼吁，要求后方同胞支援前线，上海人作了空前热烈的响应，从百万富翁到人力车夫，捐钱的捐钱，捐献实物的捐献实物，大众传播工具使前方后方打成一片，由杜月笙负实际领导责任的抗敌后援会沟通前方和后方，使之结为一体，前方将士视大后方为自己的家庭，后方同胞把前方将士当做家人父子。这弄得报纸电台不得不经常代替该会发出通告：
　　　　“昨天本报说１９路军需要××，顷据抗敌后援会负责人郑重表示，以各界同胞捐赠数量太多，早已超过实际需要，该会亦无地代为保管，请大家从现在起不要再捐了！”
　　　　与杜月笙关系密切的上海市总工会，“一·二八”战役序幕一揭开，立即联合上海工界成立战地服务团，战地服务团按照军队“团’的编制，前后成立第一、二两团各为一千余人，第一团团长由杜月笙的学生朱学范担任，第二团团长则为对杜月笙极景敬的周学湘。
　　　　１９路军在前线杀敌，战地服务团则作为前方与后方的桥梁，两者的任务同样艰巨辛劳，冒险犯难，但是１９路军持有武器，战地服务团赤手空拳，他们所凭恃的仅只是爱国热忱，血气之勇，经常穿越枪林弹雨之间，他们负责救、护伤兵、运送弹药，慰劳品和食物，倘若遇有战区扩大，他们更得冒着生命危险，抢救难胞，护送灾民，他们竭尽所能的为前方将士服务，并且分劳任事，以使将士们能峻专心一志，努力杀敌。
　　　　杜月笙忙碌紧张，风尘仆仆的领头干，抗敢后援会和战地服务团对于“一·二八”之战的贡献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并且，它们的表现更激发了全国同胞的爱国情绪。
杜先生介入了国际交涉（4）
　　　　“日军进攻闸北，是否获得上海租界各国防军委员会的谅解？而且是根据这一个委员会的防务会议拟订计划而为的？”
　　　　日本领事不防有此一问，众目睽睽，无法抵赖也不能撒谎，他只能坦白承认：
　　　　“日军进入华界，并非防务会议的原议，而是日方为了保护闸北地区的侨民安全所采取
　　　　的自由行动。”
　　　　上海市政府代表根据日本领事的答复，立即质问：
　　　　“对于日本军队的此一自由行动，日本政府是否愿负完全责任。”
　　　　这时日本领事三浦板下脸来，大喝一声：
　　　　“当然负责！”
　　　　由于这一段对答，日方蓄意侵略，昭然若揭，在道理上先已站不住脚，这是外交战上的一大胜利，中方代表回市政府，将经过一一陈明。吴铁城非常高兴，他立刻打限３０分钟到的急电给南京外交部，请外交部电知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颜惠庆向国联提出陈述。
　　　　当日的会议席上，市府代表曾经根据杜月笙所提供的情报，正式提请日军退入租界范围，至于他们所让出的越界筑路及其附近地带则交由英、法、美军暂时维持。日本领事这时对于军方试探停火已有所闻，只是不晓得内容，再加上法，英、美领事一片附议之声，他不便擅作主张，答应请示村井仓松总领事以后再作定夺。
　　　　杜月笙事后听到消息，欢声大叫：
　　　　“好哇！捉牢他们一条小辫子了！”
　　　　吴铁城以情理猜测，认为日方确有谋和诚意，至少谈判之门已经敞开，所以便采取第二项行动，通知杜月笙，转请法国驻沪总领事甘格林，劝促英、美总领事迅即召开第二次会议。吴铁城并且透露：他将邀同１９路军的高级将领出席，因此极可能借这一次谈判停止战火。
　　　　各国总领事最怕的便是战火蔓延，波及租界，同时也深远地影响各国在华利益。由于本身的利害关系，列强中没有一个愿意见到日本并吞中国。所以，甘格林的意见马上得到支持。２月１日傍晚，英国领事馆又有盛会，吴铁城、１９路军７８师师长区寿年、日本总领事村井仓松、海军第一先遣舰队司令官盐泽少将一体出席，英、美、法防军司令、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总董列席参加，在这个中日代表面对面谈的会议席上，最初拟议日军退回租界线内，我军撤到维持日军占领地区的两千码后，日本人先表示反对，接着又扬言电呈日本政府请示。但是，会议终于决定，自２月２日起，双方互不攻击，停火３天。
　　　　这３天之内，双方只有小规模的接触，吴淞炮台和日本军舰炮战两小时，有１２架日机轰炸南北炮台。闸北、虹口风平浪静，也就在这休战的３天，战区百姓得以搬迁一空，他们有的逃进租界，有的流浪异乡。但是无论如何，有这３天从容撤退的机会，却救了不少生灵。
　　　　停战届满的前几个钟头，日本皇军又罔顾信用提前开火，下午３点钟向闸北开炮，飞机更在青云路、宝兴路，新疆路、宝通路等处投掷炸弹。双方协议，于是又被日军片面撕毁，即将赴援的一师陆军已奉日本内阁批准正在登轮驶沪途中。中日大战，至此面临新的高潮。淞沪浩劫又是难免。
　　　　不过，也就在这停火的３天之内，国军精锐第８７师王敬久部和第８８师孙元良也已顺利开抵战场。另外，国民政府更调集了兵精械足的税警总团和中央教导队担任江湾、庙行，大场一线的防务，奠定了往后苦战３０余天，誓死不退，大举歼灭日军的胜利基础。日本人的援军第９师团，混成第２７旅团则到２月７日才开始投入战场，自２月４日至２４日，是为一·二八之役第二阶段，日方的司令官也换了陆军第９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
　　　　２月２４日以后，围军屡挫敌锋，日方迫不得巳，再换白川义则大将出任司令官，又增派第１１和第１４两个师团，这上海淞沪之战的第三阶段，一直打到３月３日双方进入半休战状态，然后延展到５月５日。
　　　　就在中日淞沪之战第二阶级，杜月笙以其强大的群众力量为后盾，又得着机会，使他在外交场合作狮子吼，碰台拍桌，霹雳一声，大大地出了一次风头。
　　　　日本军队攻击中方阵地，自始至终都以公共租界为基地，公共租界也有日本人的一份，租界当局似乎无话可说。但是中国外交当局却仍一再的向英美公使提出措词强硬的抗议。２月２２、２３两日。国军对于日军以租界为庇护所，深感忍无可忍，于是发炮攻击逃入租界的日军，当英、美、德等领事馆向中方提抗议的照会，外交当局立即不假辞色，堂堂正正地回答他们：
　　　　“请即采取必要步骤，防止日军在公共租界登陆，并利用该租界为军事行为之根据地点，使此一状态不再存在。因为，公共租界附近流血之争斗，正由于该项状态而使然！”
　　　　然则，２月２４日以后，日军新任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亲自指挥，以江湾跑马厅为炮兵阵地，集中兵力，包围１９路军第６１师的江湾阵地，展开最猛烈的攻击。自江湾阵地一线到庙行小镇，接连打了９天，中国军誓死不退，寸土必争，１９路军名将，一位旅长翁照垣喊出了口号：“没有枪，用刀；没有刀，用牙齿咬！”
　　　　在部署这一次大规模的攻击以前，日本皇军的计划，原想假道法租界，由真如和彭浦，侧击大场，直拊江湾、庙行一线１９路军的后路。这个计划果若成功，中方就要吃大亏。
杜先生介入了国际交涉（1）
　　　　“一·二八”之战打起之后，日本海军陆战队遭到１９路军张君嵩团迎头痛击，损失惨重。于是，急于停火休战的，不是毫无抵抗准备的中方，而竟然是发动战争的日军指挥官海军中将野村。
　　　　野村是继“一·二八”事件祸首、日本第一先遣舰队司令盐泽少将之后出任日军指挥官的。他急急地想停火的原因有二，一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兵弱将少，经过连日苦战，屡遭败绩
　　　　，再打下去，惟恐兵力不继，因而他想用缓兵之计暂时停火，而请国内陆军迅速增援而来。第二是因为“一·二八”夜袭原是日本恫吓性质，妄想不战而胜，获得与关东军兵不血刃、垂手而攫东北相媲“美”的战果，日本驻沪海军实际上并没有获得日本大本营在上海燃起大战的训令。而“一·二八”之役已备受国内指责，野村一举没能得逞，便色厉内荏，心里发慌，生怕重蹈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的覆辙。
　　　　另外，英美两国已经公开出面调停，但是日本外交惯伎一向不赞成第三国介入，同时野村更恐当众“示弱”，有失日本海军颜面，画虎不成反类犬。所以，他宁愿采取秘密途径，穿过强有力的民间人士，试探中方的“和平意愿”。
　　　　在他的心目中，杜月笙是最佳人选，一则杜月笙是支持“一·二八”抗战最有力量的社会领袖，其次，杜月笙和中方在上海的军政领袖吴铁城、俞鸿钧、蔡廷锴等都很熟悉，同时，他在中央处理沪局的大员如孔祥照、宋子文、顾维钧等人的面前也有说话的资格。
　　　　还有第三层原因，日本人对于杜月笙崛起市井，显赫沪滨，早已寄予密切的注意。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清党之役后，日方就已千方百计企图拉拢杜月笙。在杜月笙的周围做好手脚，下过功夫，他们不惜派些北洋政府的失意政客，挟资巨万，以“投其所好”的方式，设法跟他接近。
　　　　于是，在杜月笙所参加或由他所邀约的赌局中，便常时会有鲜衣怒马、出手阔绰的北方人物出现，如名气响亮、曾为民初政坛活跃角色的李老六李立阁，以及他的本家弟弟，排行十一，爱打大麻将，一输十万八万却无吝色的李择一。在华格臬路杜公馆，在辣斐德坊姚夫人的香闺，李氏兄弟经常为座上豪客。１９３１年、１９３２年之交，姚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