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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野史-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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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格臬路杜公馆，在辣斐德坊姚夫人的香闺，李氏兄弟经常为座上豪客。１９３１年、１９３２年之交，姚夫人的香闺非常热闹，杜月笙每天晚上在她那边，最低限度有一桌麻将，一桌牌九，呼卢喝雉，通宵达旦。
李择一跟日本人很熟，说一口流利的日本话，他曾在１９２１年，担任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团最高顾问周自齐的随员，他长住上海，和杜月笙结为好友，杜月笙在上海从赌场鸦片干到金融工商，他交际广阔，头绪极多，跟东洋人打交道，机会也不在少。李择一满口日文，一副东洋腔调，跟日本驻上海的外交官、特务机关、金融工商各界的日侨都有来往，都有私交。因此，在“日本事务”方面，他由于和杜月笙非常接近，自然而然成为杜月笙的顾问，有时候居间介绍，代为联络，传传话，递递信件，为杜月笙效劳。野村急于邀约杜月笙作投石问路式的私人接触，其所谈的问题必然与中自两国未来前途有关，日本军方要试探停火谈和的可能性，因此，野村一找便找到了杜月笙的朋友李择一，他命李择一去跟杜月笙接洽。
李择一受命之后，马上见到了杜月笙，寒暄已过，他便开口说：
“日本军方认为中日间的问题，应该面对面的自行解决，他们不赞成有第三国参与其间，这样反而多生枝节。假使杜先生能以抗敌后援会的身份，祈求避免上海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而想从中促成的话，兄弟可以想个法子，约一位野村中将的高级幕僚来谈一谈。从他的谈吐之中，也许摸得出他们的停火方案。”
玩味李择一的这一番话，杜月笙胸中很清楚，李择一说的并非他自己的意见，最低限度他是得到日本军方同意而来的，他心里虽然十分欢喜，但是仍在表面上装做声色不动地回答：
“这件事情，就算对我个人来讲，也是极严重的，你可否让我考虑一下。”
李择一懂得这事重大，知道杜月笙的意思是这事必须事先征得中国官方的同意，才可应允跟日本军见面，因此，他连声应允，说道：
“当然可以，杜先生什么时候考虑好了，务请赐我一个电话。”
“一定，一定。”
送过了客，杜月笙自己先沉思默想，李择一的话是真是假？有否不良的用心？日本人真想停火吗？还有，为什么要找上他？他将这几点全想过了，有了几分把握，认为这件事情值得一试，于是邀集他的那几位好朋友、学生子，亦即他的高级智囊团，前来商议。通常，遇有任何重大政治、外交问题，他都要跟他们详细研讨过后，才自己下判断，做决定。
杜月笙向在座诸人叙述李择一来访的经过，其人的略历及其背景，然后，他说出自己深思长虑，所作的初步结论：“至少对于我个人，这里面不至于有什么圈套，我认为这件事值得向官方一提，因为闸北、虹口几成一片瓦砾，中国百姓正遭日军的残暴屠杀，十九路军未必能够尽歼日军，达成全面胜利。仗在中国地界打，多拖一天，就不知道要遭到多大的损失，最要紧的，中央可能不愿在此时此地，和日本付诸决战。”
一介平民杜月笙，居然能够侧身国际交涉，成为居间交流、打破僵局的重要角色。这个消息使座中各人大为兴奋。于是，大家踊跃发言，贡献意见，大多数人赞成杜月笙的主张，有人说：“先生应该尽量促成中日停火的实现。这样做不但对国家社会有重大的贡献，而且足以解民倒悬，对于先生个人声望与地位的增长与提高，这更是千载难逢的良机。”
杜先生介入了国际交涉（5）
这时，杜月笙及时侦悉在２月２４、２５、２６日那３天，前后共有好几千名日军，乘黑夜登岸，潜往法租界的辣斐德路、祁齐路一带。他们分散开来，住进日本侨民开设的商店及其所有的住宅。杜月笙并且得到消息，这数千日军企图由法租界冲入沪西，抄袭江湾、庙行，进犯我军的右翼。
他马上通知吴铁城和蔡廷锴，１９路军紧急加强江湾、庙行后侧的防务，吴铁城则十万
火急呈报外交部。２月２７日，外交部便照会法国公使，请他转告驻沪总领事和法租界当局“严重注意”，“迅将潜伏界内的日军立予驱逐”，“嗣后务须严密防范，勿使潜入，以免肇成祸端”。
杜月笙不等外交部的照会抵达，他先跑去跟甘格林办交涉，当面质问：“有没有这个事情？”
甘格林明晓得杜月笙已有所闻，说不定还掌握着证据，否则他便不会无的放矢，跑来大兴问罪之师。所以他坦然承认确有其事，不过接下来他又婉转解释：“日本军人素称横蛮，尤其近来气焰高涨，不可一世，潜入法租界的日军有数千人之多，而且武器装备一应俱全，倘若租界当局采取强硬行动，因激生变，那么，日本皇军固然驱逐不了，说不定法租界这弹丸之地，可能为之糜烂。”
杜月笙听了，气愤填膺，他正色地告诉甘格林说：
“中日之战，国际联盟已经在谴责日本。法国政府的立场，即使跟国际联盟不一样，最低限度也要守中立！如今你听任日本军队混入法租界，而且我听说他们还要利用法租界做攻击中国军队的根据地。中国军队为了自卫，假使跟前几天公共租界发生的炮轰事件，照样的‘上’你一当，试问总领事，你对法租界居民的生命财产又那能够保障法？”
甘格林被他质问得无词以应，只好支吾其词地回答：
“我想，中国军队不至于这样冒昧地从事炮轰法租界，同时，日本军队在租界上也不会耽搁得太久！”
杜月笙一挺胸说：
“我是法租界公董局的华董，又是华人纳税会会长，保护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我也有一份儿。日军混入法界，要出大事体了，不能再拖，我请你明天一早，邀请各国领事和中日双方的高级代表，开一次会，大家商量商量，并且彻底解决这一大问题。”
甘格林发急了，大声地问：
“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全部公开？”
“公开了好得多。”杜月笙再进忠告，“否则一定会出大事体啊！”
甘格林这时意识到，纸包不住火，杜月笙已经侦知日军潜入法界，他必定已经通知了中国军政当局，迫于无奈，点了点头，答应召集会议。
第二日，法国总领事馆冠盖云集，各国驻沪总领事全体到齐，中国方面因为情势紧急，问题严重，特由上海市府秘书长俞鸿钧亲自出席，杜月笙是法租界华界的首脑，他准时赶来参加。
时间一到，甘格林宣告开会。以主人身份，他首先说明召集这次会议的目的，日方认为他们有权在租外驻军，中国政府则指控日军利用租界庇护，向华军发动攻击，因此租界当局变成了助纣为恶。接着他坦白地指出：“这一个问题必须澄清，租界可否任由日军驻扎或通过，领事团应该有所决断，免得徒滋纠纷。”
甘格林将领事团讳疾忌医的一大问题予以直接揭发，公开提付讨论，并且促使领事团表明态度。对于中国来说，他是帮了大忙，然而，日本总领事村井仓松却不胜愤怒，他抢先起立，大放厥词，威胁恫吓的语句从他“愤怒”的声调中像湍流急瀑般喷溅出来，他那种凶横野蛮的态度使在座各国领事为之愕然。
但是，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没有人敢于保证村并的恫吓威胁不会成为事实，会议席上的情势对于中方相当不利，甘格林提议将之公开化的重大问题，倘若即刻加以表决，可能会达成相反的结果，使日军利用租界为军事根据地变为公开、合法。
村井在厉声咆哮，各国领事噤若寒蝉，大家暗暗的在担心。
谁也没有料到这时杜月笙光了大火，他猛的一拍桌子。２０年来杜月笙历经磨炼，炉火钝青，几乎就不会有人看见他当众发过脾气，惟独这一次，他在各国领事之前，攘臂挥拳，高声喝道：
“好，东洋兵可以进租界，住租界，利用租界打中国人，你们尽管通过这个议案，不过，我杜月笙要说一句话：只要议案通过，我请日本军队尽量的开来，外国朋友一个也不要走，我杜月笙要在两个钟头以内，将租界全部毁灭！我们大家一道死在这里！”
晴天霹雳，震得与会各国领事目瞪口呆！日本外交官可以讨价还价，杜月笙却以“闲话一句”为其金字招牌。租界面积不大，人口密度至少冠于亚细亚。杜月笙在上海能掌握多少群众，在座的人没有一个心里不明白，只要他一声令下，自有为他拼命效死的人毁灭租界，从杜月笙的嘴里说出来那就不是炎炎狂言，空口白话。
正在这时，杜月笙便在全场震惊，一时无从反应的那一瞬间，一个转身，大踏步离开会场。
杜月笙动了真火，吓得高高在上，趾高气扬的各国领事，一个个就像泥塑木雕的菩萨，开不了口也动弹不得。杜月笙带来等在外面的一帮弟兄，连同保镖司机，和司机助手，此刻仍在台湾开车的钟锡良也在内，得意洋洋，欢天喜地，簇拥着杜月笙回家了。
听说了租界开会这事，芮庆荣毛焦火躁，说声风便是雨，他一路大谈其如何邀集各路人马，甩炸弹纵火放手枪，要把寸土寸金的租界搞成断坦残瓦，尸山血海。高鑫宝在笑他憨，顾嘉棠心直口快，啐了芮庆荣一口说：
“呸！月笙哥摆得下千斤重担，你怕外国赤佬真的敢挑？说说罢了，你们放心，外国亦佬绝对不会再提东洋兵利用租界的事啦。”
这一点倒是给他料中了，当天领事团开会的结果虽然是不了了之，可是日本军队从此以后就不会借道租界，同时白川大将两路夹攻庙行、江湾国军的计划宣告胎死腹中。当夜，潜伏在法租界的数千日军，“怎么来，怎么去”，他们趁夜摸黑，悄然撤离。
３月６日，中日双方开始休战，５月５日，经过国际联盟的调处，中日双方正式签订停战，淞沪之战于是宣告结束了。
杜先生介入了国际交涉（2）
不过也有人持相反的论调，反驳说：“日军最不容易打交道，“一·二八”那天日本军方和外交当局分道扬镳，各行其是，脸上微笑，手下动刀，便是最好的例证。野村中将想找先生居间干旋，准定是不打好主意。”
正当持此论调的人反复陈词，侃侃而谈的时候，无意之间触发了灵感，有人猜中了日方的秘密，于是当即有人欢声大叫：
“对啦，东洋军这两天损失很大，这一定是他们要增援了，在用缓兵之计？”
“这，”杜月笙微微地笑，“我起先也曾料到，只不过后来我又在想，东洋人想缓兵，我们自己是不是也需要缓兵呢？还有一层，即使东洋人想缓兵待援，而我们却用不着缓它，那么，野村通过李择一跑来送秋波，这个消息，我们也需要通知吴市长和蔡军长，要请东洋人吃败仗，这不正是好机会吗？”
一番分析，说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智囊团诸人深感满意，而且一致赞成，打消异议，同意杜月笙提出过结论：“应该先把初步接触经过通知官方，请官方指示究将如何处理。”
官方接到杜月笙以私人身份所作的报告和说明，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话是从杜月笙嘴里说出来的，自属千真万确，一丝不假，不过这件事情来得突然，而且蹊跷，他们需要经过长时期的研判和讨论，最后官方对此保持极为审慎的态度，绝不介入杜月笙和日方私人间的接触，以免又中日方的诡计。吴铁城的答复是朋友式的忠告：“必须谨慎小心，步步为营，自己先立定脚根；需不需要和日本军方人员会晤，这个问题应该由杜月笙自己决定。”
心领神会，杜月笙懂了，他不再请示官方，私下部署会晤日本军方的事。
但是，杜月笙没有冒然行动，他先到法国总领事馆，跟驻沪总领事甘格林接席密谈，甘格林慨然答应：“一定充分合作。”
得了甘格林的承诺，杜月笙不打电话，他派人去把李择一请来，当面告诉他说：
“你上次所谈的事情，我考虑过了，你的话说得很对，我想不妨一试。只不过有一点，会面的地点可否就在法国总领事馆，并且由我去邀约甘格林总领事到场参加？”
“这个，”李择一顿了顿，然后陪着笑脸问：“杜先生可不可以告诉敝人，你为什么要做这样地安排呢？”
杜月笙笑吟吟的反问：
“是你要问，还是东洋人必须晓得？”
“是我在请问，”李择一忙说：“杜先生你不要忘记，我李某也是中国人啊。”
打了个哈哈，杜月笙答道：
“这个道理很简单，我有我的立场，我的名誉地位必须有所保障。甘格林和我公谊私交都够得上。他答应过我：万一将来事情弄僵，对于我有不好的影响，甘格林可以挺身而出，代我洗雪。”
“但是，”李择一困惑不解地问：“甘格林是法国人呀，他怎么能够……”
“大概是你忘记了吧，”杜月笙莞尔一笑：“甘格林兼任法租界公董局总董。我呢，从１９２７年起，承蒙法界各位朋友的错爱，直到今天，我担任公董局华董，和华人纳税会会长，已经有５年了。”
李择一这才恍然，杜月笙实在不愧黄金荣交口赞誉他的“聪明绝顶”：野村中将想利用他“上海抗敌后援会”负责人的地位，但是杜月笙却具有多种不同的身份，他和日本军方代表在法国领事馆见面，请甘格林以法租界总董身份参加，那么，必要的时候，他可以请甘格林出而证明，杜月笙在某月某日某时，确系以法租界华董，华人纳税会长的立场，与日本军官某人晤谈，某日本军官意图试探向华方谋取暂时停火的可能。日方并不是向“上海抗敌后援会”常委分子的杜月笙威协恫吓，面致哀的美敦书，而是在吁求第三国的外交官员，代为向中国传达意愿。
换言之，照杜月笙的安排，野村中将的代表，届时便算是在请求第三国出面，向华方提出停火要求。
李择一毕竟还是个中国人，他深信日本人情报工作做得再好，也搞不清楚杜月笙的多重身份可以巧妙运用，“拔一根毫毛又变出一个孙悟空来”，他毫不犹豫地去还报野村，同时更下了点“功夫”，说服野村派遣代表赴法国总领事馆，会晤杜月笙与甘格林，为暂时停火的可能性初步交换意见。
到了约定时间，杜月笙一袭狐裘，两部包车，满载保镖、秘书和自备日文翻译，准时驶抵法国总领事馆，进入甘格林的大办公室，两人略一寒喧。不久，李择一便陪着几位身着便服、西装大衣的日本军官来到，由李择一负责逐一介绍。
谈话开始，日军代表趾高气扬，板成面孔，一开口便用中国话训杜月笙：
“‘一·二八’战争的爆发，完全是你们的１９路军不遵守撤退命令，因而引起。由此可见，你们是一个没有组织、没有纪律的国家！”
杜月笙并不是一个心浮气盛，睚毗必报的人，相反的，他一生最大的长处之一，便是“忍人之所不能忍”，从而才能“相忍为安，任重道远”，但是，当着甘格林的面，这位日军代表声势汹汹，摆出“严词厉责”的姿态，却使杜月笙火冒三千丈，他气涌如山，勃然大怒，他抗声而答：
“１９路军该不该撤退，我是老百姓，我不清楚！不过你们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不得你们政府的准许，就下命令炮轰北大营，占领中国的沈阳和东三省，倒是各国报纸上都登得有的，日本有这么乱七八糟的关东军，难道也算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国家？”
笼络金融界人士
徐新六是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曾留学英、美，专攻经济，获得过博士学位。由于他精明能干，善于经营，浙江兴业银行在他的手中得到很大发展。１９３５年，国民党政府推行所谓“法币政策”，乘机以官股打入并控制各重要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却挺住了，未让官股取得控制地位，成为当时寥寥无几的以商股为主的银行之一。金融界人士因此对徐新六更加另眼相看。
为了扩大在金融界的影响，杜月笙处心积虑地接近徐新六。经过一段时期的了解，他掌握了徐新六私生活的秘密，决定以此诱徐新六就范。
原来，徐新六颇重名誉，讲究“绅士风度”，极力给人一种洁身自好、彬彬有礼的印象，在上海滩素以私生活严谨而著名，金融界因此称其为“圣人”。但孰知“圣人”仅在外表，骨子里同样风流，徐新六早已秘密有了偏房，且生有两男一女。这件事，徐新六掩藏得很严实，专门为他的偏房在外修造了房子，无论家中太太还是周围的亲朋友好，一无所知。
可是，看着偏房所生的孩子一天天长大，徐新六的烦恼也与日俱增，他担心自己一旦去世，偏房和在秘密状态下生的孩子得不到社会承认，便无法分享他的财产。因此想找一位有势力的人物，在他死后，能出面为他的偏房及孩子作证，从而使他们能取得他的一部分财产。
杜月笙是无孔不入的，徐新六的心思当然瞒不过他。
夏天，徐新六上莫干山避暑，杜月笙也寻踪而去。
当晨风习习之时，或晚霞烂漫之际，杜月笙总陪着徐新六散步。幽幽空谷、飒飒林涛，更唤起徐新六百般柔肠，千种情思。杜月笙的娓娓劝慰和慷慨承诺，使徐新六感觉碰到了肝胆相照之人，便把自以为掩藏得严实的秘密对杜月笙倾吐了，并就此事写下一封亲笔函件，交杜月笙保存。
杜月笙花这么多时间去陪伴徐新六，想掏出的正是这段话，当下便信誓旦旦地表示：“你健在，我为你保密；你一遇上不测，我一定出面为其偏房及她所生的孩子作证。”
徐新六一方面感恩不尽，同时也明白他的把柄已落入了杜月笙之手。以后，杜月笙在金融界有所要求，徐新六当然只能尽力相助。
杜先生介入了国际交涉（3）
这一席话不但说得慷概激昂，义正词严，而且，针对日本海军方面的心里弱点，用关东军的备受指责，直捣日军心脏，折冲尊俎，攻心为上，也许这便是杜月笙无师自通的外交天才。总而言之，斯语一出，使日军代表为之语塞气沮。李择一连忙出来打圆场，他陪着笑脸向杜月笙说：
“杜先生，今天谈的事情很多，让我们坐下来，从长计议，好吗？”
杜月笙却仍然不假辞色，避而不答，他注视日军代表的反应，直等那几名便衣军官全都面现尴尬，无可奈何地先坐下去，他才傍着法国总领事甘格林，和日军代表隔一张长会议桌面对面坐着。
日本军官的脸色好像岛国多变的气候，他们疾颜厉色唬不倒杜月笙，反被杜月笙抹下脸来训斥一顿，随即变为谦逊恭顺，杜月笙不是初次与东洋人交手，他懂得他们的心理，李择一是土肥原系下的角色，他比杜月笙更为了然。于是，他不吝越俎代庖，借助为筹，站在中间人的立场，说了一大堆话，用意在弥补一碰即僵的局面，重新挑成话题。
双方以缄默表示同意。
“杜先生是以上海市民生命财产为重，勉为其难，当仁不让，到法国领事馆来会晤日军代表，听一听日方停战的意向，然后以私人友谊，代为转知上海军政当局，‘试探’一下可否借此重开恢复谈判之门。”
李择一长篇大论，侃侃然说完了这一大段话，顿一顿，见日军代表并无不怿的反应和驳斥的表示。杜月笙方面他不必考虑，因为这一席话正是为了杜月笙所说的。于是，李择一先请杜月笙发表意见。
“我今天只带了耳朵来，”杜月笙语惊四座，不疾不徐地说，“我既跟李先生说的一样，我是来听听日方有没有诚心停火的。”
李择一抢着回答：“当然有，当然有，否则的话，他们这几位代表就不会来了。”
日军首席代表又赶紧补充一句：
“不过，日方停火是有条件的。”
杜月笙机警地一语不发，他仿佛没有听见。
甘格林眼看场面又要闹僵，他命翻译为他传言：
“杜先生方才说过，他今天来此，就是为了听取日方的意见，贵方如有条件，请提出来，让杜先生衡量一下，可否代为向华方转达。”
于是日军代表又施展他们惯用的伎俩，极尽威胁利诱之能事，一连串的提出许多停火方案。首先，日军代表要求华方“遵照”日本海军司令部，在１月２８日深夜１１时２０分，向市政府和公安局所致送的最后通牒，请１９路军撤出上海，以免肇致两国军事冲突。杜月笙听了，哈哈大笑，他说：
“冲突老早造成了，结果是日本军队伤亡不小，飞机被打下来，铁甲车也被１９路军活捉，现在要避免冲突，照说应该是日本海军撤出上海吧。”
日军代表老羞成怒，怫然色变，悍然地说：
“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行动完全合法，我们在事先曾经获得上海各国防军的谅解，进驻闸北，保护经常受到攻击的日本侨民！”
杜月笙别转脸去问甘格林：
“这倒是新鲜事了，闸北是中国地界，各国防军有权准许日本军队进驻？”
甘格林笑着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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