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史记--传说中的近代中国-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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夭�开发商彭翼仲，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业界生涯。
　　这一段，我们说方言
　　现在的办报刊者喜欢讲“分众”，打的旗号是尊重读者的不同需求与自由选择。撇开大众传媒的欺骗性，这么玩总比八亿人民八个戏要好。回顾历史经验，若是媒体的分众策略彻底到自说自话的地步，可以证明这是一个王纲解纽、礼崩乐坏的转型时代。这样的时代咱们有过，那就是晚清。
　　其时媒体分众的最极端表现，是狂热地使用方言，以颠覆之乎者也的大一统体系。很多面对中下层社会的报刊，拒绝文言的稿件，欢迎纯净的白话，最热衷直接对各省民众的方言体。以此类推，用方言写啥的都有。有些作品，我只能用“后现代”来形容它们跨越语言和文体的大胆程度。
　　1905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各报争相报道，以上海《笑林报》的一则消息最让人过目不忘。这则消息，不但用白话填“词”，而且是用“白话”（广州话）填词。不但用方言填词，而且用词来报道时事！这首词的调子是《满江红》：
　　日本真狠，咁大胆居然开仗，何佢俄罗斯国，恶成咁样。佢啲贪心人尽识，要将细国全行抢。又怎知今日被人欺，真冤枉。
　　攻旅顺，全力量，波罗的（舰队名），赶唔上。试听佢里面，隆隆炮响。兵卒几多都弹死，尸骸满地有人葬。佢两家打得交关，咁都讲寄呀病。
　　不过这还只是偶一为之，真正交关厉害的是上海的另一家小报《方言报》，其特点是根据新闻的题材分别使用方言，有如下表：
　　朝报（京话）　舆论（官话）　市声（宁波话）
　　巷议（广东话）　情话（苏白）
　　几大方言萃于一纸，读者各取所需，才卖六文大钱。要说分众，没有比它更彻底的了。而且从中可以看出晚清人对各种方言特性和使用环境的定位。
　　李欧梵曾经发愿写一部真正的“双语小说”，小说的语言在中文英文之间自由地跳跃。不过他在兴奋之余又很有些泄气，因为这样的小说怕读者也有限。所以阿英评《方言报》杂用各地方言是“优点在此，缺点亦在此”。这份报纸若是刊载一篇小说，怕会这样写：
　　“夫人笑道：”老爷，咱们俩方才谈论过朝廷和日本开仗的国家大事，跟住又倾过隔离嘅妹仔同人私奔件事，接下去你我夫妻叙叙旧罢，耐勿要忘记讲苏白，阿好？‘“
　　这样的小说，我没有见到，但是晚清小说里有的是叙述用官话，对话用方言（《海上花列传》、《海天鸿记》），有的是官人讲京话，妓女操苏白（《九尾龟》、《人间地狱》），所以这样“众声喧哗”的文字，大概也是“事或云无，理所必有”的东西。
　　偷新闻的人
　　光绪初年，上海滩头，同城报战，如火如荼。主要是两报对峙：《申报》与《字林沪报》。史称“上海德比”。
　　两种报都是英商的字号，各为其主，又恩怨甚深。《字林沪报》的主笔蔡尔康，就是申报馆出身，从一个小编辑一直爬到主笔的位置（在当时的洋报馆，华人最高也就到这份儿了），在报界风头无两。可惜后来跟申报馆账房闹翻了，愤然离开就职八年的《申报》，跳槽到正在筹办的《字林沪报》任主笔。
　　这样一位人物，自然处处跟《申报》别苗头，《字林沪报》发刊一个多月，正好碰上朝鲜壬午政变，中日两国矛盾激化，这是天字第一号的大新闻。《字林沪报》虽然刚创办，它可是背靠着大名鼎鼎的《字林西报》，外电外稿，两份报是同时刊出。《申报》没这个优势，时效性差了好多，一下子就被《字林沪报》抢了风头。紧接着中法战争爆发，《申报》立志打个翻身仗，辟出“越南军情”专栏，特派记者前往越南前线报道。可惜当时的法军和现在的美军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把中国去的随军记者赶了回来。《字林沪报》没派记者，就靠着路透社的电讯，报道比《申报人世家报》深入，分析也比对手透彻，这一场德比，《申报》又输了。
　　终于盼到战争结束，和平降临，《申报》的机会来了。这一年是乡试之年，全国举子云集北京，牵动全国。《申报》在北京驻有专员，乡试一发榜，立即用电报发送全部榜文，报纸上特意标明“本报馆自己接到电音”，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蔡尔康当然不愿吃这个瘪，可是自己报纸的洋老板不理解科举对于中国读者的意义，根本不肯花这个钱！
　　蔡尔康没辙，自个儿想招吧。他的招数是中国人的传统法宝——送钱。他买通了申报馆的排字工人，都是熟人嘛。每天工人下班，偷一份清样给蔡尔康，第二天《字林沪报》原样照登。问题出在《申报》有电码译错的地方，《沪报》也跟着照错。申报馆马上加强戒备，门警森严，报纸不出街，根本不让任何人出馆！蔡尔康，接着想辙吧。
　　好个蔡尔康，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去买通了电报局的电报生，要他们收到《申报》北京来电后多留一份。申报馆总不能把电报局的人也关起来吧？当然，此计也不能长久，人家不会把电报明码改成密码吗？再往电报局一告，这条路也断了。
　　蔡尔康太想赢了。这回他买通的是上海报贩的头目。他将自己的报纸编好后，留着头版的位置，不发。等报贩将凌晨领到的第一份《申报》火速送来，再抢排付印。虽然比《申报》晚些出报，到底报上的新闻不会晚上一日。
　　茅招？你说这些都是茅招？蔡尔康被同行称为“当日报界之人杰”，你以为是凭的什么？
　　一堂新闻营销课
　　同学们，静一静，上课了！我们继续讲上海报业竞争史。
　　上海滩上的中文报纸德比，就像王小波记忆中的十次路线斗争，其中一方总是《申报》，另一方是谁，则需要死记硬背。这一次出场的是美商经营的《新闻报》。
　　《新闻报》算不得生逢其时，之前《申报》、《字林沪报》几乎已将上海小小的读者市场瓜分殆尽。尤其是《申报》，树大根深，在内地它几乎就是“报纸”的代名词。《新闻报》能够挤进来站稳脚跟，靠的不是优秀的主笔和访员，而是它的CEO斐礼思。
　　斐礼思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得益于他的营销策略，也就是说，怎样把新闻“卖”出去，而且卖得比别人好。在三年之内，他实行了《新闻报》营销计划的三大步骤，使《新闻报》很快就获得了上海三分之一的报纸市场。这三大步骤是这样的：
　　第一步，低定价，高速度。当时《申报》卖十文，《字林沪报》卖八文，《新闻报》只卖七文。《新闻报》还雇用了一批失业的贫民和儿童沿街卖报。后来的新闻业发展证明，雇用报童是一种极易奏效的销售方式，他们会钻遍大街小巷，用各种惹人同情或引人注意的方式换取市民口袋里的铜板。《新闻报》的另一发明是雇用专门的挑夫和快艇运送报纸，这样该报送到长江三角洲各市的时间就比其他两份大报快了一天，一下子就打开了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市场。
　　第二步，争取广告客户。当时上海最大的广告客户是各戏园子，很多人买报就是为了看上面的戏目。但是那些戏园的老板只相信《申报》，连《字林沪报》都无法取得这一份额。《新闻报》刚出版时，斐礼思派人到各戏园抄录戏目，打算免费刊登来扩大影响。谁知戏园老板根本不肯向《新闻报》提供戏目。斐礼思一气之下，干脆命令排字工人将戏目随机乱排，按日刊登，这下造成了上海戏剧界的信息混乱。各戏园老板不得不请出有头有面的白相人跟报馆讲和，不但每天抄送戏目，还定期缴纳广告费。
　　第三步，制造新闻迎合读者口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自然形成了当年最大的新闻热点。上海各报纸主要依据头天的外电报道战况。中国读者当然希望中国胜利，可是每天的外电译稿都表明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就有读者来信指责《申报》“助敌”，还有人出钱要求刊登“倭寇大败”的新闻。斐礼思在此关头展示了他的商人本色，他命令本报编辑杜撰清军胜利的消息，以及清军用“夜壶阵”打败日军之类的“战地趣闻”。于是《新闻报》在中日战争期间制造了一个奇迹，每天的报纸不到中午就卖完，第二天增印昨天的旧报纸，仍然一抢而空。
　　好了，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布置的思考题是：从斐礼思的办报策略看中国报业集团的发展方向。下课！
　　黄远生上条陈
　　黄远生，还曾是清朝的进士哩黄远生，民初名记者，《庸言》主编，《申报》、《时报》特派通讯员，撰写通讯脍炙人口，哄传一时，甚至有人说“我国报纸之有通讯，实以黄远生为始”。
　　1915年，袁世凯筹备帝制，聘请黄远生为御用报纸《亚细亚日报》主笔。黄远生不愿意，于9月3日逃出北京，在上海发表声明否认此项聘任。11月中旬，黄远生买舟赴美。12月27日，美国旧金山，他在回旅馆的途中，中枪殒命，凶手未获。
　　死讯传至国内，黄远生生前友好纷纷指责袁世凯利用不成，杀人泄愤。不过，后来的消息却让他们一时哑然。原来杀黄远生的是当地爱国华侨，他们以为黄远生是袁世凯的走狗。
　　误杀！无可奈何的亲友只好含泪为黄远生收集遗作，开会悼念。林志钧、张东荪为《远生遗著》作序，极力辩白黄远生是“我们的反袁同志”。
　　案情并未结束。解放后，在清查北洋政府档案时，发现了黄远生于1913年7月上大总统的一份条陈，略谓：“宜由警厅组织特种机关，专司检阅报纸，从法律干涉，并择要编辑为侦探材料。一面组织新闻通讯机关，整齐一切论调、纪事等语。”这很让历史学者吃惊，研究者也只好承认这是黄远生被袁世凯利用的明证。
　　表面上看，这个条陈是在主张舆论专制，其实呈文的关键在于“从法律干涉”五个字——黄远生一向主张中国应当实行“法治”，他说，法治之国，绝不容许个人的势力存在，新闻当然也必须受法律的规范，黄远生曾经愤愤地对好友林志钧说：“新闻记者须尊重彼此之人格，叙述一事，要能恰如其分，调查研究，须有种种素养，同时号称记者的这些人，哪一个够得上这个资格！”他说，在这个时代从事新闻，真是“一大作孽事”。
　　也因为“从法律干涉”这五个字，这份条陈根本未被袁世凯采用，可以直接用收买和暗杀的，何必用法律？
　　黄远生希望新闻能够规范，他也正死在“新闻不规范”上：杀他的华侨正是信了当地报纸的谣言，才拼死要翦除黄远生这个“袁党分子”。在民初的舆论环境里，要求“新闻法治”，可不是痴人说梦吗？
　　张恨水进京
　　报人世家张恨水进京之前，已经当过《芜湖日报》的主编。他当这么一份地方报纸的主编，自己觉得学问历练还不大够，希望一面做事，一面读书。于是，这个安徽小青年来到北京，成了一位“北漂”。
　　那时的北漂，比现在强的地方，是有各地的会馆收容他们。张恨水在芜湖会馆落下脚后，就托同乡朋友介绍，想到一家报馆做事。已经是老北漂的朋友给他讲：现在北京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善的报馆是顺天时报社，但那是日本人办的，去不得，去，他们也不收。最好呢，先进一家小报馆，将来再想办法进大报社。张恨水同意了。
　　他第一次去一家报馆见工，被狠狠地吓了一跳。出得门来，他悄悄地问介绍的朋友：“我们要在外省办一张日报，也要弄个营业部，一个杂务房，一个编辑部，一间排字间，一个机器房，一间会客厅，再弄几间房，报馆里人住的。怎么这里只有三间房，也能开一家报馆？”
　　朋友哈哈大笑，笑他不懂行。北京所谓办报，大多数根本不是营业的，最多印个几百份，还有印几十份的。最厉害的，只印两份，一份贴在报馆门上当幌子，一份上交给出钱办报的人，就完了。这样，一份报只要两个人，满可以撑得起来。
　　“那，谁去跑新闻？”张恨水还是想不通。
　　他们根本不跑，晚上进了编辑部，把通信社的稿子一发，就完了。甚至有人直接把别的报纸的版面拿过来重排好，换个报头，反正只要瞒过出钱的大爷就成。
　　朋友还说，通信社北京城里有十好几家，可是日本人办的，英国人办的，要他们的稿子，都得出大价钱，小报纸根本要不起，只要那些不要钱的通信社发的稿子。
　　那些通信社怎么维持呢？张恨水又不懂了。
　　“自然有人津贴他们。”朋友神秘地一笑。“干几天你就明白了。”
　　张恨水后来进的报纸叫《益世报》，是天主教的资本，母报在天津，在北京又开了个子报。这在北方，就算大报了，光编辑部就有三间房子。张恨水进去，先是当校对，接着，就做了三四版的新闻编辑，算是正式进入了北京报界。
　　那是1919年，“五四”的前夜。一个默默无闻的小编辑，后来的小说名家，在古老的京城里，面对丑恶的现实，还做着“为民喉舌”和“直言谠论”的梦。
　　看看什么是黑幕
　　大学时读诸家现代文学史，提到“黑幕小说”都不屑一顾，不介绍，光骂。我就不明白，这东西到底为什么这么招人恨？后来看到一些似乎可以算作“黑幕小说”的，如毕倚虹的《人间地狱》，的确是以真人实事为基础点染而成，认得出来的有苏曼殊、姬觉弥、包天笑等，觉得也没什么呀，是不是文学史家们太言过其实？
　　今年在一个网站上买到张秋虫的《新山海经》，列入“鸳鸯蝴蝶派礼拜六小说”。说到张秋虫，也算礼拜六派一大家，所谓“苏派以包天笑、周瘦鹃称雄，扬派以李涵秋、张秋虫为魁”。书买回来，有人抢去先看，看完扔回，还撇嘴道：“简直就是本黄色小说嘛！”我翻了翻，心下突然明白了，问她：“全书的大关目，是北京的红角柳蕙芬，和坤伶十月春相好，被十月春的旧相好季次青拿手枪打上门来，一个小报主编白五替他去挡，被打死了。柳蕙芬只好避走上海。你知道他在说谁？”她不知道。我就翻书给她看，这条叫“野狐张三之死”：
　　时有某大吏之子，与名坤伶某交甚密，花费金钱甚多。而某坤伶又欲委身梅郎，大吏子不能忍，拟以手枪对付……“某天梅兰芳到银行家冯耿光处，大吏子跟踪而至，正好大陆日报社社长张野狐也在，自告奋勇做调解人。张与大吏子乘车去寻那个坤伶不得，又回冯宅。冯耿光此时已电告宪兵司令部，说有强盗持枪抢劫。兵至，即向屋内开枪，将大吏子和张野狐一同打死。然后将大吏子的头悬在正阳门外示众，指为强盗。他父亲明知是自己儿子，也不敢去认。
　　记这件事的，是管翼贤（长白老人）的《北京报纸小史》。管是当时北京报界的名人，他对张野狐的死，认为是“报人不自检点，常与下等人为伍，张氏之死，诚不足惜”。但是他是史笔，所以比较客观。
　　到了张秋虫笔下，那就不同了。他的故事情节，倒是几乎与事实一模一样。可是他先大力渲染柳蕙芬和马二一班人如何荒淫，柳又和庄督办（应指张宗昌）又如何如何，后面又写白五（张野狐）如何帮堂子里姑娘办花报，人财两便，还有季次青（大吏子）怎么多次被女人勾引和抛弃。其间还穿插无数的男女苟且奸情，大多都是当时小报的新闻演化夸张而成。
　　那年梅兰芳离京来沪，上海的京剧名角，纷纷休假一个月，声势之大，并世无两。以梅兰芳的盛名，这种新闻事件，会引起社会多大的关注，可想而知。这样的小说题材，加上张秋虫的名头，销路如何，可想而知。对当事人的侮辱和伤害，也可想而知。偏偏张秋虫老兄，还要在“后记”里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告白：“如果你跳起来自己承认是书中的某某，那只能怪你有相同的事实，不能怪我著书的，因为这不过是无心巧合，我哪里知道你会做这样的事。”这就太狠了！此书作于1929年，张秋虫不过27岁，他还说自己是“热血少年”哩。
　　到底是中国人
　　1930年，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王云五接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个性很强，提了两个条件：（一）实行总经理负责制，他一个人说了算；（二）就职后先赴日本与欧美考察半年，研究科学管理。条件虽然苛刻，董事会也只能答应，毕竟像王云五那样又懂研究、又懂经营的人才太少。
　　5月，王云五到了美国。当时的留美学生监督梅贻琦（后来做了清华大学校长）在国内就是王的好友，这次自然全程陪同。王云五前往考察的各大企业也有代表随行，一行人浩浩荡荡，蔚为壮观。
　　一日，来到一个飞机场，这里的飞机专供游客乘坐。1930年，不要说国内坐过飞机的人不多，在美利坚这也是希罕物事。王云五一见飞机，豪兴大发，先问同行的中外人士，有谁坐过飞机？大家一齐摇头，这东西不牢靠得很，军队战机尚且常有坠毁的传闻，谁敢拿性命开玩笑？
　　王云五大不以为然：飞机有什么？又不是没坐过！王某愿意上天去转一圈，诸君谁愿同往？在场的老美，立即坚决拒绝：MR　WONG，我们很佩服您的勇气，抱歉我无法陪同您DO　THAT。这话不用翻译，王云五颇有些失望。只有梅贻琦含笑不语。
　　这一下王云五来劲了，月涵，你可愿陪我一游？梅贻琦点点头。王云五大喜，立即询问登机飞行事项。机场告知二人，本机场不负责游客的安全，起飞前须签署自愿飞行文件，并声明如遇不测，须通知某处之亲友云云。王云五并不犹豫，抓过笔一挥而就，但是他停顿了一下，回头问：“月涵，我是坐过飞机的，我不怕。你呢？”梅贻琦摇摇头，又点点头。“不再考虑一下吗？”梅贻琦摇摇头。于是登机。
　　升空之时，地面上同行诸人纷纷挥手告别，有人还摸出手巾拭眼泪，有人张开了嘴，飞机轰鸣声太大，听不出是否在唱《友谊地久天长》。一会儿，飞机升入高空，再也看不见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才看见一个小黑点又出现在天边，嗡嗡声越来越大，渐渐看见飞机轮廓……继续下降……俯冲……着地……滑行……停，王先生和梅先生的笑脸出现在舷梯边，多少人悬着的一颗心才砰然落定。
　　大家一拥而上，围住两人，好像欢迎归来的英雄。梅贻琦脸色微微有点发白，紧紧握住王云五的手，道：“方才是患难朋友，现在又变了安乐朋友！”
　　多年后，梅贻琦在回忆录里承认，当时他并不愿上飞机，只是没有人陪客人，面子上实在说不过去，这才硬着头皮登机，感觉像是去鬼门关转了一圈。
　　非典初期，我从北京去外地的老友处玩，行前问他：怕不怕？他说不怕。去了以后，北京风声渐紧，时有追捕北京人的消息传来。再问他怕不怕？答：十几年交情了，怕又如何？
　　一位澳大利亚居民说，他不明白他的中国邻居在非典期间为什么还敢接待来自中国的亲友，“要是我，”他说，“一定坚决拒绝他们进入我的房屋，无论是谁。”他不明白，在许多中国人眼里，“生死”是飘忽不定的，而“面子”永远与我们同在。
　　大学列传
　　蔡元培在“五四”
　　建国以来，一向的说法，都是讲蔡元培先生在五四运动中如何支持和鼓励学生，为被捕学生的释放竭力奔走；这几年有议论称“五四运动大方向是对的，但方式有问题”，于是又有学者有鼻子有眼地叙述“五月四日清晨”，蔡元培如何亲自赶往北大，力劝学生莫要游行。这些前后说法，让人看了颇有些迷惑于事实真相究为如何。历史这东西，虽不见得如胡适所说，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时却很像频频曝光的影视明星，总是向观众展示讨好的一面。
　　其实蔡元培自己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说得明白：“民国七年（1918）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但是，“到八年（1919）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而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
　　为什么这次就不劝阻了呢？是不是蔡元培思想有所转变？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确实为营救学生不遗余力，但当5月8日被捕学生全部释放回校后，蔡元培却于第二天向大总统和教育总长递交辞呈，次日清晨悄然出京。在如此紧张关头遽然离京，这个举动颇有可玩味处。蔡元培留给北大师生的便条上开头便说：“吾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也’。‘民亦劳止，汔可小休’。吾欲小休矣。”“杀君马者”出自《风俗通》，意为路旁小儿赞马快，乘者喜之，乃驱驰至死。蔡元培自喻为马毫无疑义，然而“道旁儿”是指谁？有人说指游行学生，有人说指北洋政府。蔡元培后来自己也向外界说明，他的出走只是不满于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