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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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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错误地认为王明“左”倾路线是正确的，所以我是积极参加了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的。我一次、两次、三次地要他们作检讨。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承认“错误”。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开完后，我回到瑞金向中央局汇报，中央局批准我写一篇文章：《为党的路线而斗争》，公开批评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说他们是派别活动。我写这篇文章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个大错误。反“罗明路线”，无论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然而，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的。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三百三十七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李维汉还谈了他后来的看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曾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当时王明他们要反对毛泽东呢？为此我还写了一篇笔记。我认为毛泽东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威信很高，而王明路线的领导人上台后没有毛主席那么高的威信，所以他们就调兵遣将，“钦差大臣”满天飞，派很多人到中央苏区。他们先把毛泽东的党权夺去，再把毛泽东的军权夺去……毛泽东在党、军队、政府里的威信是很高的，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是很高的。那么大的中央苏区，是在他领导下搞起来的……他们反“罗明路线”，就是要使毛泽东在地方上、党里和红军里的威信扫地。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三百三十七至三百三十九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李维汉从历史的角度反思，说出了那些“洋房子先生”们反“罗明路线”、“江西罗明路线”的实质。经过反“邓、毛、谢、古”，四人都被撤销了领导职务，派往县区基层担任巡视员和突击队（即工作队）员工作。
红军长征时，毛泽覃被留了下来。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覃带领游击队在瑞金黄膳口一座名叫红林的大山中，被敌人包围。在突围时，毛泽覃中弹牺牲。后来，敌人从他遗体衣袋里找出一张染着鲜血的毛泽东照片，照片背面有毛泽东题赠他的字，才知死者是毛泽东胞弟。毛泽覃牺牲时，年不过三十岁。谢维俊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一九三五年底，在进军定边途中，谢维俊在作战中阵亡，终年二十八岁。
古柏在红军长征时，留下来担任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由于叛徒的出卖，他和两个战友在广东龙川鸳鸯坑被一百多名敌兵包围，从清晨坚持到中午，最后弹尽，三人全部战死。古柏终年二十九岁。一九三七年秋，毛泽东接到古柏二兄古梅的信，为古柏挥毫题词：“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一九四三年，林伯渠在陕北作诗，追怀往事，感慨万分：偶忆往事便心惊，谢古邓毛剩小平，割截无情读八股，江西路线有罗明。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毛泽东被架空了
博古来到中央苏区，在放了第一把火——批“罗明路线”，放了第二把火——反“邓、毛、谢、古”后，紧接着，便下第一步棋——架空毛泽东。中央苏区党、政、军三权，党权已在博古手中，军权由周恩来掌握，但政权仍在毛泽东手中，毛泽东毕竟是中央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博古指派张闻天“分管”政府工作，后来安排张闻天出任“总理”，即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这样，毛泽东只是徒有虚名的政府首脑。
用博古的话来说，毛泽东成了“加里宁”！因为加里宁虽然多年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是苏联国家元首，但实权全然操纵在斯大林手中……毛泽东确实被架空了。只是他仍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毛泽东在汀州福音医院休养了三个多月，回到了瑞金叶坪。一九三三年二月十日，博古代表中共临时中央，责成毛泽东负责领导“查田运动”。毛泽东只得服从，从此把主要精力花在“查田运动”上去。所谓“查田运动”，是认为中央苏区农村有些地方划错了阶级，导致土地分配不合理。于是，要在农村开展“清查阶级、清查土地”运动，即“查田运动”。于是，一九三三年三月毛泽东在瑞金叶坪进行“查田”试点。然后，在中央苏区推行“查田运动”。五月，毛泽东忙于率中央政府代表团去武阳墟召开“春耕生产运动赠旗大会”。六月，毛泽东接连在《红色中华》上发表关于“查田运动”的三篇文章：《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查田运动的第一步——组织上的大规模动员》、《依据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发展状态的差别去开展查田运动》。六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毛泽东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了“八县查田运动大会”。到了八月，毛泽东发表《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
毛泽东，原本是中央苏区最高首长，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党——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政——中央政府主席兼“总理”，军——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如今，却只能分管“查田”——这项工作，本来只须土地人民委员（即土地部部长）去做就可以了。就在毛泽东“查田”的那些日子里，反“罗明路线”、反“江西罗明路线”甚嚣尘上；就在毛泽东“查田”的那些日子里，第四次反“围剿”战斗正烈。前线，司令部里见不到毛泽东高而瘦的身影。繁忙的司令部里，朱德作为总司令、周恩来作为总政委、刘伯承作为总参谋长在指挥战斗。如彭德怀所言：“这时，军团内的行政管理、党委领导、政治工作制度等，王明路线还未完全统治得了，大体还是照旧。”《彭德怀自述》，第一百七十七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照旧”，也就是照毛泽东的一套。周恩来、朱德、刘伯承仍按着毛泽东的策略指挥作战。从一九三三年二月中旬起至三月二十日，红军接连在黄陂战役、东陂战役中大胜蒋介石军队，粉碎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
五月八日，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意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一次常委会决定，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总政委；决议增补项英、博古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并由项英任中革军委代理主席。
毛泽东呢？他在领导“查田运动”告一段落之后，八月十六日，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四十八次常会决定，毛泽东出任苏维埃大学校长，沙可夫为副校长。毛泽东在那里给学员讲《乡苏维埃怎样进行工作》……
第五部分：艰难岁月蒋介石坐镇庐山 1
夏日的庐山，一片清凉世界，乳白色的雾像一团团洁净的棉絮在拭擦着岚影波光。向来在炎暑时节，在南昌如同火炉一般的日子里，庐山游人如蚁，争着在这里透一口冷气。一九三三年酷夏的庐山，游人却望而却步。那里戒备森严，成了军人们的一统天下。
五老峰下，庐山诸水汇集之处，所谓“百川归海”，那里叫做海会乡。明朝万历年间，在那里傍山筑了一寺，称“海会寺”。
康有为曾写过一首《夜宿海会寺赠至善上人》：
开土诛茅五老峰，
手植匡山百万松。
荡云尽吸明湖水，
招月来听会海钟。
初地雨花驯白牯，
阳崖石气郁苍龙。
读书无处归来晚，
桂树幽幽烟雾重。
这儿本是读书的好地方，眼下阵阵喊“杀”之声撼天动地。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八日，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开学典礼，便在海会寺前举行。那里新修了一批房子，作为军官们的住所。那天，军官们齐刷刷地笔挺站立，蒋介石在陈诚的陪同下，对第一期学员进行训话。以下是蒋介石讲话的原文：
陈团长！各位教官！各位学员！
今天在庐山召集我们剿匪各军各师的官长开始训练，我们要从此奠定一个新的伟大的基础，来完成剿匪的工作，并尽到大家革命的责任。我们以后能不能剿清赤匪，与整个革命的成败，党国的存亡，以至各个人的生死，统统都看这次训练能不能发生效力。所以我们希望各位教官和学员认清这次训练的重大意义，晓得这一次训练，不是通常所办的什么训练班或军官团，而实在是我们自己个人的生死关头，也是我们的党和国家以及整个民族的生死关头，因此我们大家格外要奋发努力为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和我们总理（指孙中山——引者注）的三民主义而奋斗！由剿清赤匪而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新国家起来！因为这次召集大家来训练有如此重大的意义，所以今天开学的时候，我特亲自来参加……（庐山军官训练团编印《庐山训练实纪》，江西省档案馆藏书）“青天白日满地红”之旗在庐山上飘扬，蒋介石的声音在庐山上回荡。四次“围剿”的失败，使蒋介石痛下决心，非在第五次“围剿”时“剿灭赤匪”不可。连蒋介石也惊呼共产党“星火燎原”了！他曾这样形容形势：中共“在瑞金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并且开辟了鄂豫皖区、鄂中区、鄂西区与鄂南区，包围武汉。其扰乱范围，遍及于湘、赣、浙、闽、鄂、豫、皖七省，总计面积二十万平方公里以上，社会骚动，人民惊惶，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苏俄在中国》，蒋介石著）面对这“燎原之势”，蒋介石部署第五次“围剿”。这一回不同既往，他从训练军官入手。当过黄埔军校校长的他，深知训练的重要，于是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一期接一期地办下去。
由“中正手制”的《剿匪手本》，成了庐山军官训练团的课本。此书分“绪言”、“救民”、“气节”、“纪律”、“智勇”、“勤劳”、“战机”等章。此书的附录“赤匪的战术”，倒是十分形象地勾画出毛泽东用兵的特点。
一、遇敌不轻交战，多用疑兵，眩敌耳目，集结主力，坚守静待，察破敌人弱点，变更阵势，冒险冲进。
二、取大包围，兼程猛进，速而且匀。
三、不轻试锋，必待敌找我，而我不先找敌，以逸待劳，镇静坚守。
四、行走飘忽，瞬息百里，从山僻险要，人迹罕到之处，昼伏夜行，旋磨打圈。
五、围城不宜离城太近，免敌人潜出，难于防范，奸细混入，难以稽查……围城，应离敌远，巡查严密……因地制宜，出奇制胜……《剿匪手本》，江西省档案馆收藏。蒋介石跟毛泽东交手多回，对于毛泽东战略战术，说得八九不离十。
《剿匪手本》中形容红军的战术特点是“射击命中，侦探敏灵，行动轻捷，伏兵要击”，所擅长的是“隘路战，山地战，夜间战”。蒋介石在海会寺“官邸”，案头所备的是《曾文正公全集》。当年曾国藩“进剿”太平天国的“太平军”的经验，成了蒋介石最好的借鉴。他的《剿匪手本》，不时引用“曾文正公”。军官训练团以半个月为一期，学员为上校以下、少尉以上的中下级军官，也有少数高级军官参加受训。一九三三年夏日，他在庐山办了三期军官训练团，受训军官为七千五百九十八人。这些军官，成了第五次“围剿”的骨干。
第五部分：艰难岁月蒋介石坐镇庐山 2
蒋介石还提出了“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方针，实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的“总体战”。八月起，他又开办“党政人员训练所”，训练军队的党政人员，以求加强对红军的“政治攻势”。当蒋介石在庐山上训话时，他的身后总是站着一矮一高两个人物。这两人是蒋介石进行第五次“围剿”所倚重的左右手。那个子矮小的，便是蒋介石在军官训练团开学典礼上训话时一开头就提到的“陈团长”。此“团长”非一般的团长，而是指庐山军官训练团团长。庐山军官训练团团长向来由蒋介石自兼。他任命陈诚为副团长兼教育长，习惯地称之为“陈团长”。陈诚，蒋介石最忠诚的门生。一九二○年，陈诚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八期炮兵科，先在浙军第二师当少尉排长，后于一九二二年南下任粤军第一师第三团上尉连长。当时，邓演达任该团团长。一九二四年，邓演达调任黄埔军校训练部副主任，陈诚随他来到黄埔军校，担任上尉军事教官。
一天，校长蒋介石在子夜之际，巡视宿舍，唯见一扇窗口泄露出灯光。蒋介石步入室内，见一军官在灯下看书，如痴如醉，竟不知校长驾到。蒋介石对那本书扫了一眼，一望而知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蒋介石不声不响地走出去了。翌日，校长蒋介石在训话时，宣布把那个军官破格提升为少校炮兵队队长。
那个军官便是陈诚。从此，陈诚成为蒋介石的得意门生。两年后，北伐开始，陈诚担任总司令部参谋，由团长、副师长升为师长。一九二八年，陈诚升任南京警备司令。这时，陈诚不过三十岁。一九三○年，宋美龄有意把“干女儿”、谭延辏У拇闻废榧薷昵嵊形某鲁稀Ｓ谑牵鲁匣乩霞艺憬嗵铮⑵尬馐习炖砝牖槭中锤盎τ胩废槌汕住Ｈ绱苏獍悖鲁细闪私槭那仔拧�
第四次“围剿”时，蒋介石任命陈诚为中路军总指挥。虽然陈诚出了大力，仍成为败军之将，大哭一场，在南昌躲起来，羞见蒋介石。蒋介石没有怪罪陈诚，仍起用他，任命陈诚为庐山军官训练团副团长，又一次使陈诚感激涕零。
陈诚跟红军交过手，领教过此滋味，所以他宣称：“彼等虽属乌合之众，不堪一击，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陈诚：《剿匪战史》，第五卷，江西省档案馆收藏为了打胜第五次“围剿”之战，陈诚提出了十六字方针：“封锁围进，配合迫进，逐步稳进，乘虚突进。”站在蒋介石背后的高个子，一头银发，碧眼高鼻，举止傲慢。此人是蒋介石请来的德国军事顾问赛克特——蒋介石仿照曾国藩当年“借洋兵助剿”，只是把“洋兵”换成了“洋顾问”。蒋介石十分看重德国，以为在“洋人”之中，德国的军事经验最值得借鉴。他的眼光是不错的。后来，希特勒纳粹德国崛起，果真几乎踏平欧洲。
从一九二八年末起，南京三元巷总司令部东面的礼堂里，每逢星期五晚上，常有德国军事顾问讲课。总司令蒋介石带头前往听课。他手下的将领也就跟随其后，步入礼堂听讲。一个由四五十名军官组成的德国军事顾问团，驻扎在南京。首任总顾问是德军鲍威尔中将。第二任总顾问为德军佛采尔上将。眼下，站在蒋介石身后的，则是德军派出的第三任总顾问赛克特。
比起前两任总顾问来，六十七岁的赛克特要显赫得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就出任德军驻土耳其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德国陆军总参谋长；战后任巴黎和会德国代表团军事代表；一九二○年至一九二六年，担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他于一九二六年退休，退休前晋升为一级上将（也有的说是元帅）。在德国军界，他堪称德高望重。
蒋介石请来了赛克特，待其为上宾。
赛克特引用希特勒的“名言”，给蒋介石以启示，“我们的斗争只有两种结局：不是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就是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过去！”赛克特随蒋介石从南京来到庐山，目的是为第五次“围剿”出谋划策。赛克特的最大“贡献”，在于为蒋介石制定了“堡垒政策”。赛克特主张用密集的碉堡群，对中央苏区进行包围，然后缓缓推进。一边推进，一边筑碉堡。赛克特指着江西地图说：“共产党的统治区不过五万平方公里，只要保持每天前进二里的速度，不出一年，就可以全部吃掉！”蒋介石深以为然。他引用曾国藩的话作为佐证：“扼要立营，加高加深，应战应守，皆能有备。”他说：“前几次失败，败在‘长驱直入’！”
在赛克特的“顾问”之下，蒋介石制定了第五次“围剿”的新策略：“战术上要取守势即以守为攻，战略上要取攻势即以攻为守。”“军行所至，立建碉堡，逐步推进，稳扎稳打，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进得一步，即守一步。逐渐前进，缩小匪区。”蒋介石在庐山上摩拳擦掌，大声疾呼：“如吾军上下，果能以诚信相孚，以礼义相尚，而以廉耻相勉，专心一志，实行主义，则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何患匪寇之不灭哉？诸将士其将以吾言为剿匪操胜之左券乎？”
第五部分：艰难岁月博古也请来了德国“高参”
就在蒋介石请来了德国顾问赛克特的时候，博古也请来了德国“高参”……
一九三三年九月，瑞金热得像蒸笼，终日端坐着的报务员更是汗流浃背。忽地，从中共上海局传来的一份密电，报告了重要消息。正在机要科担任译电工作的项英妻子张亮译毕电文，迅即交通讯员把电报送到博古手中。博古一看电报，马上召来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告诉他有一重要人物由上海前来中央苏区，务必做好接护工作，做到万无一失。
来者一男一女。男的是共产国际派出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女的是博古夫人何群先。博古从上海来瑞金时，何群先正怀孕，无法同行。此时，何群先在上海已生了孩子。她把孩子寄养在无锡老家，便陪同李德一起动身，一路上既可照料李德，也可以当他的翻译（李德和她都会讲俄语）。邓发知道来者非同寻常，岂敢怠慢，当即着手严密地布置保卫工作……邓发手下有一位能干的“小鬼”，名叫卓雄，奉命带领一支精悍的队伍，前去接护从上海来的要员。颇费周折，笔者在北京高干住宅区里寻访到卓雄。如今年近八旬的他，看上去如同一尊弥勒佛，当年却是以机灵能干出名的“小侦察”。
卓雄原名赵才廉。由于表叔思想激进，他十二岁就被表叔带出去参加革命。一九二七年，十五岁的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即贺怡前夫）把他改名“卓雄”。小小年纪，他当上团长，在湖南文家市战斗中立了功，人称“小将”。可是，肃“AB团”时，居然肃到他头上！幸亏毛泽覃、黄公略保了他。王稼祥说：“笑话！这么个小鬼，也是‘AB团’？”这一句话，就“解放”了他。于是，他调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手下有个执行部，部长是李一氓，就叫卓雄当执行科长。来来回回地在秘密交通线上接护从上海来的首长，便是执行科长的任务。
卓雄这科长，带着十几个十七八岁的小红军，一色挎双枪（一支盒子枪，一支小手枪），出没在闽西的山区里。林伯渠、陈云、博古等进入中央苏区，都是卓雄去接的。从上海到江西中央苏区曾有好几条秘密交通线，后来只剩下一条“奉星社”秘密交通线保持畅通。“奉星社”是沿途地下交通站的组织。这条秘密交通线是从一九二八年逐步建立起来的。大体上的路线是从上海坐船到广东汕头，从那里乘车到潮州，坐小船沿韩江北上，到达粤北大埔。由那里进入闽西，经永定县、上杭县来到汀州，转往瑞金。沿途有“奉星社”的一个个秘密交通站。聂荣臻由这条秘密交通线进入瑞金时，他记得，“我们和秘密交通站接上头以后，一切行动都听向导的，不该问的，什么都不能问，你问他，他也不会告诉你。靠近城镇地区，你只是远远地跟在向导后边走就是了。他说白天走就白天走，他说晚上走就晚上走。”《聂荣臻回忆录》，上册，战士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项英是这样进来的，周恩来也是这样进来的。“奉星社”秘密交通线的那一头，由中央特科在上海安排。这一头，由国家政治保卫局护送。
在卓雄去接博古、陈云的那一次，差一点出了大事：卓雄已经护送他们来到闽西永定县境内，夜里，他安排博古和陈云住在一个小煤窑里，不知怎地，消息走漏了出去，一千多敌军包围过来，而卓雄手下只有十几个小青年。幸亏卓雄急中生智，带着两名队员绕到西山上打了几枪，一下子把敌军吸引过去了。趁着夜色如黛，趁着大雪纷纷扬扬，另一批队员带着博古、陈云突围，总算化险为夷。
这一回，卓雄带着小分队正在福建汀州，忽然接到上级命令，要他带着队伍到汀州东南的河田镇去。卓雄来到河田“奉星社”，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机要处长来了，交给他一张邓发亲笔写的条子，知道有紧急任务。机要处长具体交代了任务：“有一个重要的东西来了，这东西不能抬，也不能背，你要把它安全地搞回来，深入苏区后有大部队来接你们。”这近乎“黑话”的话，出于保密，只能说到这等地步。于是，卓雄带着小分队在夜里紧急出发。每人腰间都捆了一袋盐，因为当时被国民党封锁，食盐成了奇货。他们昼伏夜行，专拣山野上荒僻的“野鸡路”行军。好在全是十七八岁的小青年，跳跳蹦蹦就过去了。他们经闽西的才溪、上杭、永定，朝广东大埔进发。他们路过“奉星社”的每一个交通站时，都不住在站内，而是住在野外。“奉星社”的人，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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