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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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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德接着描述了他的艰难的旅行:
  王匆匆与我告别,我的新同伴把我引到一只船上,船系在岸边,有倒垂的灌木覆盖。我爬进狭窄的船舱,在这里我平躺了几乎二天二夜,不敢出声。将近傍晚,船终于开动了。晚上,这只小船同其他许多小船一起由一只轮船拖着,向上游驶去。沿途停了多次,在我的上面是人的脚步声,有几次,显然是在盘查,混杂着粗鲁的问话和命令。我的下面是流水声。第三天我才走上了小船的船板,船夫们拖着小船,在韩江的源流上缓缓前进。天黑以后,我们在一个村庄旁边偷偷地上了岸,潜入了一间偏僻的房子。在那里迎接我们的是几个带着毛瑟枪的人,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中国红军战士……那“几个带着毛瑟枪”的红军战士的领队,便是卓雄。他们会面的地方,是广东大埔,那里离闽西不远了,但仍是国民党统治区。
  李德穿上紫红色长袍,胸前挂起十字章。何群先也换上长袍,用黑围巾包着头。他们装扮成神甫和修女。沿途,遇上盘查,就说“到汀州天主堂传教”。带着这么个“不能抬,也不能背”的东西前进,卓雄够吃力的。走的是“野鸡路”。翻山越岭时,用绑脚的带子扎在李德腰间,小青年们上拉下推,这才把他推上去。夜里行军,白天则躲在“马架子”下。所谓“马架子”,就是“人”字形的木棚、竹棚,上面用树枝伪装,挤在里面睡觉。“奉星社”的交通站,供应红米、山芋、南瓜、苦菜。一连走了六七个夜晚,才算把“神甫”带到才溪,那里已是苏区了。邓发和谭震林带了一个机干团,专程前来迎接李德。这个机干团,由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组成。李德骑上了马。在机干团的护送下,李德经汀州朝瑞金进发……
  第五部分:艰难岁月“独立房子”的主人 1
  李德的到来,使博古大大地忙碌了一番。在博古看来,李德不仅是红都瑞金的第一位外宾,而且是上级机关共产国际派来的“要员”。为了给李德安排住所,博古花费了一番工夫。那时,由于特务告密,叶坪遭到国民党飞机的猛烈轰炸,五百公斤以至一千公斤的炸弹从天而下,原先设在那里的中央政府机关、中革军委机关和中共苏区中央局于一九三三年四月迁往中共临时中央所在地沙洲坝。于是,沙洲坝成了中央苏区党、政、军首脑机关群集之处,虽说这里只是几个小村庄罢了——下肖(又称“夏肖”)、元太屋、老茶亭、白屋子。党团机关在下肖,政府机关在元太屋,军队机关在白屋子,而在老茶亭正兴建中央政府大礼堂。
  博古为李德选“宾馆”时,看了许多房子都不中意,最后选中一片稻田中央的一座庙,许多著作上都说是专门为李德建的“独立房子”,经本书作者实地踏勘、采访,并非如此。这座庙用当地话来说,属“四线三间”建筑,“四线”指房子四周四根线,“三间”是指中为客堂,左、右两耳房。博古看中这座庙有两个原因:一是这房子孤零零地坐落在稻田中央,外人莫入,容易警卫;二是这房子正好在下肖、元太屋、白屋子三村中央,几乎等距离,不过二三百米,跟党、政、军机关联系都方便。这座孤屋,后来被人们称为“独立房子”。虽说是一座庙,但经过大扫除,刷上石灰水,在客堂间正中挂上军事地图,倒还算像样。同时博古为李德配备了两名翻译,一位叫伍修权,一位叫王智涛。他们与李德同住。
  二十五岁的伍修权,是湖北武汉人。一九二二年,十四岁的他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上五年级时,级任(即今日的班主任)便是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翌年,经陈潭秋的介绍,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十月,伍修权被选送苏联学习,带队的便是杨明斋。在莫斯科,伍修权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来又到步兵学校学习。这样,他既懂俄语,又懂军事知识,所以博古选中他当李德的翻译。伍修权在一九三一年回国,带着几块白手绢进入中央苏区。那白手绢用秘密药水显影之后,上面出现字迹——那就是他的介绍信。
  王智涛比伍修权年长两岁。他是河北人。一九二五年,十九岁的他去苏联留学,在基辅“卡米聂夫”混成军事干部学校学习。一九二七年,到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同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兼授军事课,又去高级步兵学校、列宁学校担任军事教学工作六年。
  王智涛在苏联前后八年,俄语流利,又懂军事科学。一九三一年他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三年春天,他从苏联敖德萨出发,在海上漂流了四十多天,到达上海,与上海中共党组织接上关系。不久,就由地下交通员护送到瑞金,受到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接见。这时,他被派去当李德的翻译,自然也是非常恰当的人选。另外,博古还给李德配备了炊事员、警卫员。
  李德进入瑞金,成了“独立房子”的主人。虽说瑞金的条件远不如上海,不过,他对博古的周到的安排还是深感满意的。特别是他一到那里,居然马上喝到咖啡。自然,那咖啡是从国民党部队那里缴获的。他也为能够抽到“金鼠牌”、“哈德门”、“三炮台”香烟感到惬意。之前最使他苦恼的是,一路上吃山芋,肚子一直咕噜咕噜怪叫。现在“独立房子”的炊事员,虽说从未做过面包,但居然也能用面粉、肉酱做成烤肉饼,使他饱餐了一顿红都“土面包”。
  脱去紫红色的长袍,穿上套头的列宁装,穿上马裤,李德变得十分潇洒。只是连续多日爬山,脚发炎了,肿得厉害。好在博古关照他初来乍到,尽量让他躲在“独立房子”里,以免个子如此高大、蓝眼金发的“洋人”在这见识甚少的瑞金乡下突然出现而引起轰动。就在李德到达瑞金的当天晚上,博古和张闻天便来和他作了长谈。由于博古、张闻天都能操熟练的俄语,张闻天还会讲英语,因此跟李德交谈,不用翻译。博古、张闻天在上海时,就跟李德常常见面,老朋友重逢,自然格外兴奋。
  第五部分:艰难岁月“独立房子”的主人 2
  博古说李德的到来是“及时雨”。因为蒋介石请来了德国顾问赛克特,正在挥师南下,进行第五次“围剿”,而李德的到来,给博古撑了腰——博古不懂军事,正需要这样一位来自德国的红色顾问,跟赛克特对抗。其实,在博古的心目中,李德岂止是顾问,而是要他成为红军的主帅!虽说,博古也很清楚,共产国际对于李德的职权作过明确的指示。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军事总顾问是曼弗雷德·施特恩将军,李德只是总顾问领导下的一位军事顾问。施特恩将军因故不能前往中央苏区,便把李德派来了。如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所记述的那样:博古和洛甫动身前,要求尤尔特同志(即阿瑟·尤尔特,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的代表——引者注)将我也派到苏区去,尤尔特问我对此有何意见……我表示同意去苏区,但提出一个条件,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尤尔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发出了几封电报。一九三三年春天,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大意是:我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其他的命令和指示我没有得到。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我的行期
  推迟到秋天……这就是说,李德是一位“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而且要接受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可是,李德刚到瑞金,博古、张闻天跟他的长谈,便把共产国际的指示撂在了一边。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如此回忆:
  当天晚上我们还规划了一下我的工作范围,我们一致同意,由我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
  李德,一下子就要“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这个“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的权力,猛然间大大膨胀起来……李德是个化名,“姓李的德国人”的意思。他还有一个化名,叫“华夫”,“中国的男子汉”的意思。据说,他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出生于德国慕尼黑附近的伊斯曼尼格镇,父亲是会计,母亲是教师。父亲早逝,母亲无力抚养五个孩子,就把他送进了孤儿院。不过,他跟伍修权却曾说起自己是奥地利人。他的本名,据说叫奥托·布劳恩,他在德国用过“瓦格尔”的化名。
  跟赛克特相比,李德在军事上的资历要浅薄很多。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十四岁的李德应征入伍,成为奥匈帝国军队中一名小兵,而当时的赛克特已是德国陆军总参谋长。两年后,李德在作战中被俄国军队俘虏,送往西伯利亚。不久,“十月革命”爆发,李德加入了苏俄红军,开始他革命的生涯。在鏖战中,李德作战勇敢,成为骑兵团的参谋长,参加过街垒战。一九一九年,李德成为德国共产党党员,在慕尼黑进行过街垒战。他曾两度被捕。一九二四年,他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事情报工作。就在这一年,他成了新郎,跟奥尔加·贝纳里奥结婚。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日,他和妻子双双被捕。其妻三个月后获释,而李德被摩托囚车送入莫阿比特监狱之后,受到了严密的监视。那是一幢五角星状的大楼,四周用五米高的围墙团团围住,岗哨密布。每天,在昏暗的灯光下,他做着用钢丝穿珠子的单调的工作,而他却还能利用空余时间学会了俄语和英语。如此度过十八个月后,他居然成功地越狱。德国警察到处张贴悬赏五千马克缉拿李德的布告,但他已秘密地逃往苏联。
  一九二九年春,李德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三年后的一九三二年春,他毕业了。就在这时,他接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通知,把他派往中国,在军事总顾问施特恩手下担任一名顾问。于是,他带了一份奥地利护照,登上火车横穿西伯利亚,经东北来到上海,住进外滩外白渡桥北堍的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李德被选中派往中国,大抵有三个原因:一是他有过街垒战的经验,而当时中共王明路线正在搞“夺取中心城市”,很需要“街垒战专家”的指导;二是他会讲英语、俄语,便于在中国工作;三是他有过地下工作的经验。
  就这样,这位日耳曼人,成了瑞金沙洲坝那“独立房子”的主人……
  第五部分:艰难岁月公审萧劲光引起的争执 1
  李德的到来,使“独立房子”变得热闹起来。这座“三居室”的“独立房子”正中的客堂间,成了会议室。李德到来不久,博古便通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们,在“独立房子”开会,跟李德见面。接到通知后,项英、刘伯承从偏东方向乌石垅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沿田埂走过来,毛泽东从东北方向元太屋的中央政府机关走出来,博古、张闻天、凯丰则从正南方向下肖的中共临时中央机关走过来。不到五分钟,他们就都到了“独立房子”。
  博古和张闻天事先提醒过李德,跟毛泽东见面时,如果有谁提及“罗明路线”,要尽量回避,据告“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反应很敏感”,因为他同罗明“执行的是同一条路线”。于是,李德便“把博古的劝告牢牢记在心上”。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这样记述:过了几天,在我住处召开了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博古、洛甫、毛泽东、项英、刘伯承和另外二三个同志,他们的名字我记不起来,其中有青年团书记。三个有名的委员没有出席,朱德和周恩来在前线,王稼祥在一九三二年被弹片打成重伤(应为一九三三年春——引者注),住在野战医院……
  会议由项英主持。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从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一日移驻瑞金沙洲坝,规定“当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在前方时,其主席职务,由项英同志代理”(《关于中革军委移驻瑞金的通令》,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七日)。据李德回忆,“博古把我介绍给大家,毛泽东以生硬的形式向我表示欢迎”。就这样,李德跟毛泽东结识了。毛泽东不懂外语,由博古充当翻译。在场的人当中,除了毛泽东和项英之外,其余的人差不多都能用俄语跟李德交谈。
  李德后来在《中国纪事》中这样记述他对毛泽东的印象:
  给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毛泽东。他是一个身材修长的,几乎可以说是很瘦削的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他给我最初印象,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在很少的几个庆祝会上,我们见面时很随便。在这种场合,他总是保持一种威严而又谨慎的态度,总是鼓励别人喝酒、说话和唱歌,他自己则在谈话中插进一些格言,这些格言听起来好像是无关紧要的,但总有一定的含义,有时还含有一种恶意的暗示。很长时间我都吃不惯味道很厚的菜,像油炸辣椒,这种菜在中国南方,尤其在毛泽东的故乡湖南是很普遍的。这就引起了毛泽东的讥讽,他说,“真正革命者的食粮是红辣椒”和“谁不吃红辣椒,谁就不能战斗”。当有人第一次提出,我们的主力是否应突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这个问题时,他用一句毫不相干的话(我想可能是老子的话)回答说:“良疱岁更刀,割也;族疱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总之,他喜欢引用民间的形象比喻,引用中国历史上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有人告诉我,历来很著名的红军八项政治原则和四项策略原则中的一部分也是毛泽东从历史中,也就是从十九世纪后半叶太平天国起义的口号中吸收过来的。他根据中国古代军事著作《孙子兵法》提出了“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但在长征路上他又引用孙子的另一句话“投入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毛泽东不仅在私人谈话中或小范围里运用这些格言和比喻,而且还把它们引用到他的讲话中,并以革命的激情从中引出令人铭记的口号。我自己就经常看到,他是怎样用这种办法深深地影响了听他讲话的农民和士兵……李德也从博古他们那里得知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威信:
  他们知道,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我们有时开玩笑说,他的影响是利用了“民众的激情”,其实倒不如说是基于长期共同进行武装斗争的传统。这种传统使毛泽东同农民的关系非常密切……李德同样也从博古他们那里知道毛泽东受到了排挤:
  第四次中央全会以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统治地位受到严重损害。一九三一年中央局的建立,一九三二年在宁都召开的扩大会议,以及最后一九三三年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迁至瑞金,所有这些对他来说都是警报信号。他的影响明显地减弱了……
  虽说初次见面时,李德跟毛泽东彼此客气了一番,不过,由于李德完全站在博古一边,他和毛泽东的冲突注定是不可避免的。就在李德到来不久,果真,他跟毛泽东之间,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执。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几乎就在我到达的同一天,传来了黎川失守的恶讯。”他和毛泽东的头一回交锋,就在这“黎川失守”事件上……黎川,广昌东北的一座县城,靠近福建峻秀的武夷山。黎川是在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失守的。
  黎川之战,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前哨战。
  从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八日到九月十八日,两个月间蒋介石在庐山上办了三期军官训练班,亲自作了二十三次训话和讲课,此刻下山了!南昌,从一九三三年五月起设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此刻变得忙碌起来。蒋介石在赛克特的谋划下,正忙于调集一百万大军、二百架飞机,部署第五次“围剿”。内中五十万大军用于江西,以求剿灭中央苏区。
  此时,黎川成了中央苏区的北部门户。蒋介石的第一步棋,便是派出陈诚的三个师——第三路军第八纵队第五、六、七十九师,朝黎川县城推进。红军主力在朱德、周恩来率领下,正在福建跟国民党十九路军作战,驻守黎川的是萧劲光部队。
  萧劲光此人,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国防部副部长。一九五五年,成为十位获得大将军衔的将领之一。他是湖南长沙人,毛泽东的老乡。一九二○年秋,当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新渔阳里六号挂起“外国语学社”招牌时,他成了那里的学生,跟任弼时、柯庆施有着同窗之谊。在那里,他成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的团员之一。翌年,他便赴苏联学习,瞿秋白成了他的老师。一九二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当列宁去世时,他和任弼时等曾代表中国留学生为列宁守灵。回国后,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六师党代表,参加了北伐。一九二七年他再度赴苏,在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了三年。此后他回国,进入中央苏区。此刻,这位资历颇深的萧劲光,担任闽赣军区司令员兼第七军团政委,司令部便设在黎川城里。在面对蒋军三个师的时候,萧劲光手下却只有七十个兵!萧劲光是这样回忆的:
  第五部分:艰难岁月公审萧劲光引起的争执 2
  我的主力部队已随三军团到福建去了,剩下一个独立师,在敌人进攻前的一个星期又调往峭石,归前总直接指挥。当时我手上只有一支七十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守黎川。在敌人进攻的前几天,中共又命令闽赣省委和省政府撤出黎川城。随即,顾作霖(省委书记)、邵式平(省政府主席)两同志率党政机关撤出了。为不致引起群众恐慌,只留一个合作社没撤。李泽才、张炜:《黎川事件的真相——访萧劲光同志》,《中共党史资料》第五期。
  当蒋介石的三个师进攻黎川时,萧劲光只得率教导队撤出黎川县城,退到城外六十里的溪口。萧劲光有过多年战斗经验,又两度赴苏学习,他知道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唯一的选择是撤退。消息传到瑞金,引起了博古和张闻天的愤懑。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写道:“萧劲光在黎川城不战而弃,带领他的独立部队仓皇撤退,而让地方部队听任命运的摆布。博古和洛甫把这种情况称之为过时了的济南战方法的回潮……”于是,黎川失守马上被扯到“罗明路线”上去,扯到毛泽东头上去。
  李德支持博古、张闻天的观点,而毛泽东则支持萧劲光,以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萧劲光应当撤退,放弃黎川,诱敌深入,在闽西建宁、泰宁一带与敌周旋。萧劲光奉命“收复赤色黎川”。他组建了红七军团,任军团长兼政委。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当前总得知敌一个主力师要赶往浒湾,便命萧劲光率部阻击,以待彭德怀的三军团赶到,向敌发起主攻。浒湾在黎川西北。萧劲光在浒湾跟敌人打了一天一夜。翌日傍晚,彭德怀率三军团赶到。这时,彭德怀患疟疾,冷透骨髓,只得由彭雪枫指挥。第三天,敌人在十几架飞机掩护下,出动了装甲车,冲破了红军的防线,打通了去浒湾的道路。浒湾失利,主要是三军团没有打好。彭德怀主动向前总说明了情况,申明“责任不在萧劲光”。可是,谴责的拳头,仍落到了萧劲光头上。萧劲光这样说及当时的情景:“浒湾失利后,博古同志他们想整彭德怀同志,但不敢动他,就把战斗失利的罪名强加在我的头上。他们下令撤了我的职,调往前总审查。”李德也力主对萧劲光实行惩罚,下令审判萧劲光。于是,萧劲光成了“军内的‘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前总主办的《铁拳》杂志出了《反萧劲光机会主义专号》,刊载顾作霖等批判萧劲光的文章。
  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上午,瑞金最高临时军事裁判庭召开公审大会,萧劲光被押上法庭。法庭上一片紧张气氛。在书记宣读对萧劲光的控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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