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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皮自白-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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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位说的对，贵姓？”
“姓郭，叫郭依平，买卖人。认识几个反动派，当年沾点光，现在受点罪。”
大家笑了，你一言，我一语。我明白了，都是昨天夜里一块捕的。捕的方式都一样，用公安局的捕票抓来的。
有的人说：“我已经登记了，这回为什么还捕我？”
“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刚睡下就抓来了。连行李都不叫拿，咳，祸从天上来！”
“我就知道这几天不好，居民组长老到我们那儿，无话找话，问这个，问那个的。”
“昨天可抓老了！我来的时候，一院子大小汽车，满了，转不开身。”
“我还戴着这个家伙，下车拿不下来，就叫我进来了。”我一看这个高个胖子，右手戴一支铐子，左手没有戴，铐子紧紧扣在右手的肉里，手腕上的肉都红肿起来。看守所太忙了，宋所长也顾不得了，怎么还不给他拿下来？我告诉他，可以报告给那个看守战士，他赶忙报告看守，又等了一会儿王所长给他开了钥匙，把手铐子拿了下来，不过费了很大的工夫，因为这个铐子的锁不容易打开。
在这群人中，我先注意了七八个，对他们进行了重点侦察，他们一致的口气是不满政府，埋怨政府，不认为自己有罪。
我对这个大逮捕也有看法，政府说反动党团特登记坦白从宽。这回抓来的有许多人是登记过的。如此说了不算有失信用。不过人民政府对我的不杀，到什么时候，我也不能说出埋怨政府的话。
夜里，不能睡大面，不能仰面，只能侧身睡，所谓睡小面。28个人挤得喘不过气来，这些人都没有被褥，也不冷，挤得直出汗。刚睡下便开始提审，我们这号提出去五六个。有一个叫胡荄，是1949年底我们写材料，李芳春检举的。我感到，我们写的那些材料有了用途。先把胡荄提出去，又提宋毅，接着提老董头，后来提我。提我到郭科长办公室，于审讯员也在那儿。还有很多人在外边屋子审讯，都在连夜忙。我知道这个逮捕规模很大，不仅长春市，恐怕别的地方也会有。郭科长问我号内的反应，我说：“都认为既已号召登记坦白，我们已经照办，还抓我们，这是说了不算；第二，自己不认为有罪，解放前自己没有血债。在解放以后，又无现行活动，为什么还要捕来？第三，反正政府说了算，刀把在政府手里愿意抓谁就抓谁。”
又问我个别犯人情况，我举例说了几个，于审讯员在旁边说：“关梦龄，你这回的工作可被徐克成拉下了，徐克成了解的情况比你多，比你全面。”
郭科长也这么说了两句。我心中的话，徐克成干这套给我提鞋，我都不要。用不着“激将”。桌上摆着纸烟，还有花生，我吸了一支烟，吃了几粒花生，郭科长叫我回去好好再了解一下，明晚，再向他汇报。
我附近有一个小孩，有20岁，他叔父开理发馆的，因为认识一个建军的特务，被捕，他说：“我什么也不知道，这个建军的孙华南叫我给他送信，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信，后来人家对我说，那是情报。现在被捕，大概就是因为这件事。”
我问他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他说在解放前。我心中想，那问题还不大。他又说：“我这个反革命，连烧鸡都没有吃过，一件完整的衣服都没有穿过，他也没有给我钱，今天我被捕来，你说冤不冤？”
我心想，这个小孩老实得很，怎么也反了革命？内中必有枝节，再不就是公安局做情报出了偏差。这么多的人捕来，绝不可能一点偏差没有。这个小孩就有问题。
有一个山东老头，在南关种地，姓什么我忘了。我看这个老头不像地主恶霸，我问了他许多事情，没有一点嫌疑。一定是抓错了。晚饭后，我到看守所对宋所长报告此事。看守所没有底案，查不着这个人的名字，宋所长说：“回头再查一下，没有问题，就得放。”第二天早饭后，这个老头调走了，可能释放了。
夜里，照例审讯，各屋的铁门不住地响，不叫名，叫号，所以夜里睡觉多数睡不好。
我每天都出去汇报。看到各屋都有干部在审讯，有许多来审讯的干部我没有见过，可能是市局别的科的干部。看来是大动员。
有一个叫宋毅的，他是长春警察局的秘书，不是军统分子，一个书呆子。是被人介绍到长春警察局充秘书的，并且办了个边疆通讯社，他私人开了一个书局。他这个秘书是当在1946年，当时局长是许赓扬，也不是军统。宋毅干了几个月就不干了，这次也把他捕来，给他戴上了脚镣。他与我一谈很相投。一了解，他也没有什么特殊案情。白天他看到街上的人很多，树叶也绿了。口内吟诗：
窗外春光艳如海，
监内纪律肃且深；
缘何天涯若呎尺，
人民国民由此分。
他戴上脚镣，我说：“你有什么感想？”他吟诗一首：
镗鎯脚镣君莫羞，
君也当年逞风流；
若不及早痛改悔，
还有苦的在后头。
宋毅的国文很好，我看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罪恶，主要是过去没有血债，解放后没有现行活动。
第三天，抓来了王厚甫，他是我的组员，军统基干，戴着手铐。我问他，“你怎么到这来的？从哪来？”
“我从长春监狱来。”
“怎么回事？”
“人家说我在新疆参加了暗杀毛泽民的行动。”
我赶紧叮嘱：“我化名姓郭，保守秘密，不要乱讲。”
“没关系，我这事与你没牵连。”
我一想，当年陈牧报复从共产党叛逃来的李文宣，就是派王厚甫在南关处决的李文宣。如果说李文宣当年是假投降，那么王厚甫打死李文宣就是一条血债。晚上我把毯子给他盖上，他在这屋住了两天就走了。临走我听他对宋所长说：“那个姓郭的是关梦龄，督察处的督察长。”
过了“五？一”，天气热了，这屋子人多挤得难受。我在精神上倒很愉快，别人是住监房，我是在工作。是以工作人员的心情，在考虑怎样了解这些犯人的案情。我认为这些人都没有什么，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东西，没有重要的人犯。
晚上汇报，在看守所遇见了邱明瑞。问他怎么来的？他说找来的。1948年我与他一块由吉林到长春，1949年他到公安局感化所，以后便把他释放了。在社会上努力立功赎罪，但是这次也把他逮捕了。我心想，特务分子释放了也要抓回来，这是政府搞的欲擒先纵，这样几出几进，人的精神备受刺激，莫不如索性不放，到时候彻底放。押一个时期，放出去，过一个时期又抓回来，这也许是辩证地处理问题。
我问邱明瑞，与他一起释放的，立功赎罪较好的督察处总务科长陈哲在哪呢？
“还在长春，他大概没有来，没看见。”
我心想，陈哲与我们从吉林到长春，表现得不坏，我被优待，住另一个屋子之后，他们七个人在一个屋子。翟丕翕有一个金戒指藏在身上，企图到必要的时候吞了自杀，陈哲揭发了此事。这是他进步的第一个表现，同时，他不是军统，又是自首，所以，这一次没抓来。
第三号监房发生了一件事，一个犯人服毒了，说是吃了许多安眠药片，神志不清，很危险，由几个看守给抬出去了。服安眠药片，也不能是一片，要一二十片才能自杀。这么多的东西带在身上，怎么没有检查出来？这个人是在未被捕的时候就准备好了的。不然，公安人员闯进屋去现藏能来得及吗？由此可见，这个人是个很危险的反革命，不是一般嫌疑分子。
过了两天，肖审讯员提我出去，他说：“抓来一个刘天民，他不承认是督察处的，回头我把他提到这屋审讯，你在门上的玻璃小孔认一认。”我一看，正是督察处的额外上尉督察刘天民。高个子，黄脸，什么时候我也能认识他。
肖审讯员说：“这小子不想活，服安眠药片，怕处死。”
5月12日晚饭后，楼下有一些犯人调走。我听到叫“徐鸿如”这个名字，便一下子想起前些日子我曾替一个山东小伙子写检举材料，徐鸿如是内中的一个逃亡在长春的山东恶霸。呵，把他也抓来了。我一想，这回抓的人真多，大概不能只在这一个地方押人，可能监狱也押了不少人。
5月15日早上，看守战士把圆楼钉有黑色防空纸的玻璃窗都关上了。圆楼的窗户可以看到大街。早饭后，我站起来，利用看守不在跟前，偷着向大街看了一眼：街上的人很多，有扛着红旗的，有拿着标语的。小孩子和青年学生唱着“天空出彩霞，地上开红花，中国人民力量大，把帝国主义连根拔……”
这时候，屋内漆黑，电灯打开了，看守把收音机也打开了。收音机不是播送新闻，而是播送一个旧京剧片子，《四郎探母》的一段，还有一个旧片子，也是京戏。声音不好听，来回地播这两个片子，我怀疑不是收音机，而是留声机。不一会儿，宋所长和王所长等人上楼来提人，每个监号都有几个人，我们这屋，把胡荄和老董头提出去了，马尚、栗宗元，许许多多的人都被提出去了，有几十个人。栗宗元在临走的时候，一双便鞋拉下了，他还回来取的鞋。人提走了，屋内仍播送那两段难听的京戏……
我坐着一声不响，看守的来回巡视，所有的人都不说话，大街上有喊口号的，但听不清喊的什么。我心想，可能是枪毙人，但也不能枪毙这么多呀？这屋的老董头，他说开饭馆，实际是开妓馆的，把他也提走了。胡荄是建军的，昨天夜里还提他问话，问他：“这次把你抓来，你有什么想法？大胆地谈，言者无罪。”
胡荄暴露了许多思想，把不满政府的话，他都说了，回来对我说：“他叫我不要有顾虑，我当然没有顾虑，什么话都说了。共产党不是骗人吗？先叫登记，保证不抓，最后来一个大逮捕。这种手段是没有信用的作法。”
他一说这话，使我想到在1945年秋，“九？三”胜利后，蒋介石对华北汉奸的处理。北京街头出了一个布告，上面有：“凡给敌伪工作之汉奸，但问行为，不论职位，予以办理……”就是不管这个人的汉奸职位多高，只要没有坏的行为就不抓，官虽小，但有坏的行为也要抓。这张布告一出来，90％以上的汉奸没有跑，自己都认为没干什么坏事。结果，戴笠一到北京把汉奸都抓了。汉奸被抓之后，在看守所说：“咱们被那张布告骗了。”
现在呢，这些人响应坦白从宽的号召而自首登记了。如果没有这个号召，有的人早就跑了。胡荄说的话，我同意一部分。昨天还问他有什么意见，今天就枪毙了。这种作法谁也意料不到。这样也好，在最后几分钟才知道被枪毙，减少许多苦恼。如果说要枪毙这个人，头十天就告诉他，这个人有多难过呀。1946年，“南京人民法院”判处汉奸死刑，如判周佛海、绪民谊、林柏生、陈公博等人死刑，都是事先宣判，准许找律师辩驳，最后，才执行枪毙。被宣判死刑，尚未执行，那心情不堪设想。
晚饭，黑窗户才打开，我再一看大街，没有人了。这个大风暴过去了。
晚上到看守所去汇报，我进屋一看，桌子上有张报纸，我想看看，被王所长拿过去，收了起来。王所长与宋所长问我号内的反映，我说：“大家不知什么事，有人猜，是开大会，但不知道什么大会，有人认为枪毙人，我也这样认为。”
别的号犯人害怕把自己提出去枪毙。有人说，这回被抓的都危险。因为抗美援朝一紧张，就要安定后方，所以我们这些人就该倒霉了。
我想到列宁在苏联十月革命后，对一些反革命也施行大镇压，强调安定，毫不留情地杀反动派。现在，中国人走俄国人的路，也是一样。如此说来，今天杀人是按照列宁的作法执行的。自己会不会被杀掉呢？没有把握。比如栗宗元、马尚，他们二人与我一样，分在各监号，给政府反映情况，夜里同时到看守所汇报。我曾对郭科长说：“马尚虽然是中统的工运组长，可是他争取得不错，才判他有期徒刑七年。这次他在第八监号工作，反映情况也很好。他戴一个小脚镣，走路一点一点地挪动，太不方便，给他拿下来，叫他方便方便吧！”郭科长说再等两天。可是哪会料到被判七年有期徒刑的马尚这次又枪毙了！我这个没有判刑的，比马尚还严重的大特务，不也随时有被拉出去的可能吗？想到这，自己警告自己：不要被一些干部的笑脸所欺骗，应该知道共产党的阶级斗争是无情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我知道无情又能怎么办呢？我能对政府人员说，你们别来这一套，你们用完了我就要杀我的。
不能这样说，如果不杀我，我这样说是没有良心的。如果真要杀我，我把这些说出来，干部给我一些好言安慰，最后还是不免一死。我什么也不能说，心也不往这方面想。想一些别的事情，减少自己的苦恼。
5月20号以后，犯人有走的，也有来的，看守所把我调到第一监房，徐克成在第二号监房，邱明瑞在第三号监房，杨文昌在第四号监房，第八、第九没有人，十号沈重担任学习组长。
我迁到一号监房，仍然用“郭依平”这个化名。我到这屋干什么来了，看守战士都知道。这些哨兵都认识我，每逢在号内与别的犯人讲话的时候，哨兵看到也装作没看见。可是有一个班副姓傅，山东人，他对我最过不去，号内不准交头接耳谈话，可我为了要弄清问题，不能死坐着不动啊，我与隔壁的同犯一说话，被傅班副看见了，他对我严厉地批评了一番。我心想，这是故意找别扭。我心中不服，对宋所长说了，宋所长说：“我回头告诉他，你还要继续工作。”
没有几天，刘荣第来了，他是从北京捕获解到长春的。他关到了我这号，此外还有长春市立医院医生丛佩芝、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情报大队副张长青、哈尔滨工大学生门光第、东北大学学生潘澄、中统特务严新汉、现行反革命于宗元，都在我这号。一屋子人。
刘荣第穿一套新布制服，脚上戴着小镣，虽然这种小镣仅比手铐子大一点，但是戴上极不方便，一步只有几寸长，行走不如一般的铁镣。进屋后，让他靠近厕所坐下。有人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刘荣第”。我马上知道了他，但是他不认识我。
1948年3月，督察处把刘荣第和他老婆于凤茹逮捕了，因为于凤茹叫他外甥把一大批马列主义书籍拿到大街上当废纸卖。这一下被发现了。我亲自审讯于凤茹，陈牧审刘荣第，据刘荣第供称：“1946年4月八路军占长春时，三联书店租了我的房子，到5月23日，八路退出长春，三联书店退得匆促，把许多共产党的书籍扔下。放了一年多，我内人认为这些书没有用处，就叫我外甥当废纸卖，这一卖，被督察处知道了，这事，我不在家，是内人办的。”
又有许多人对我和处长张国卿婉说，我们才把他们夫妇开释。我当时看见过刘荣第的背影，他不认识我。这一次他到我这屋，我要很好地帮助他。
我和刘荣第谈了一会儿，没告诉他我是什么人，我只说：“咱们在长春的罪恶，是老百姓都知道的，我们承认不承认，那是我们进步与顽固的问题，事实俱在，不承认，并不等于没有。政府杀我们与不杀我们，不在我们多交一件罪恶，或少交一件罪恶——我们仿佛是一列火车的货物，多放一包东西，少放一个行李，对整个这列火车无足轻重。我们的罪是很多的，不要顾虑这一件或那一件罪，要全交清，不交说明顽固，交了是进步，你就不要犹豫了，在长春认识你的人多，自己争取主动，有好处。”
“我一定交清，这回我在北京看见镇压反革命，对我的教育很大。4月26日那天，我还未被捕，北京这一天枪毙二百人，原来计划枪毙202个人。把202人装上汽车，便有两个人要交待问题，于是又把这两个人从汽车拉下来，就枪毙了200人。我心中想，只要能坦白，就能受到宽大，方才听你这一说，我一定全部交待，没关系。”
下午，郭科长找我问刘荣第的情况，我说：“他能交待全部问题，不是顽固蛋，把他戴的小镣子给下了吧。旧社会他是长春地面上的人物，戴着镣面子不好看，思想有负担，影响写材料。他认识的人多，还能检举许多人。”
“他主要职务是什么？”
“他是国民党东北党的人，后来又与毕泽宇——吉林参议会议长，1948年挂名哈尔滨市市长相勾结，给毕泽宇摇旗呐喊，毕泽宇任他为哈尔滨市社会局局长，长春参议员，他的政治关系比较复杂。”
刘荣第被下了脚镣。他写了不少材料，很能争取。
我们这屋，问题交待不少，丛佩芝交待出一支八音枪，他把他爸爸检举了，他爸爸是某省的国民党省党部委员。这都是显著的进步。我自己认为也有一分工作成绩。
于宗元是个中学生，他只有19岁，去年冬，他与两个同学成立反共青年团，他是负责人，在长春市内各电影院贴反动标语，散发反动传单。郭科长叫我了解他们的组织，人员及上级关系，两天之后，郭科长把我提到他的办公室，赵处长也在座，赵处长对我说：“你很辛苦哇，健康还好吧？”
“报告处长，我的身体很好，处长好。”
他叫我坐下，递给我一支烟，郭科长从旁说：“于宗元的问题进行得怎么样？处长要了解一下。”
“于宗元是反共青年团的团长，另外一个同学是副团长，姓×，他家开一个木匠铺。他们写传单，开会都到这个同学家。还有一个瓦匠支持他们，但不是上级。一个同学加入了他这个反共青年团。我问他为什么反对共产党？他说：‘我也不是有钱人，我家也没有在国民党干事的。我看了一些侦探小说，见国民党接收人员很气派。认为不革命，不吃苦，不自己打江山，将来没有出息。同时，我认为共产党长不了，于是我与同学就成立反共青年团。’”
“有一些问题真是不可思议呀！”赵处长摇摇头很慢地说出这句话来。
“我看应当把这个姓×的学生逮捕！”我没加思考，就把这句话说出来了。
“不能随便抓人，还要仔细考虑一下……”赵处长还要说什么，又不说了。
当时我脸很红，后悔失言。一个犯人，怎么能在政府人员面前说出这样的话，第一，忘了身份；第二，还是军统特务作风，随便抓人，不管证据够不够，抓来再说；第三，这样暴露自己的缺点，赵处长还能相信我吗？
我与门光第谈天，他从哈尔滨到长春，做投机倒把的买卖。在沈阳与长春之间联络了一些奸商，公安局认为可疑而被捕。他被捕在五月底，进监较晚。对这次大镇压，他说：“这是全国性的大规模镇压反革命，长春抓了一千多人，除了押在公安总局，各公安分局也押满了人。4月26日晚上来一个大逮捕，别的都市也是同一天抓的。公安局有一个科长与我同学，这个科长姓×，他告诉我那天夜里，把公安局的干部都留在总局，不准外出，口令是‘交通’。到了晚上7点，全市公安人员出动捕人，到5月15日这天开了全市公审大会，一次枪毙了150多人。叫这些人跪下，把帽子一抹，后面战士用机关枪扫射，第二次又枪毙了50多人，两次有200人。这两次，我都在场，这些人都是反革命、特务、建军的，还有搞现行反革命活动的。听说北京、沈阳枪毙的更多。还有已经判了徒刑的，这回也枪毙了。”
他这一说，我感到后悔，5月15日我还不怎么害怕，认为不会枪毙多少人，可听他这么一说，判了刑的还有处死的，那我就是很危险的了。所幸没有被枪毙，又活到今天。是不是还有第三次镇压？那就听天由命了。共产党怎么说怎么有理，是辩证唯物主义，不杀也有理，杀了也有理，我又想，就是把我枪毙了，我比陈牧还多活了一年多，这也是宽大，不过我认为不会再枪毙我，我是北满军统特务宽大的典型，如果把我枪毙了，那人们就只能说，没有宽大，全是惩罚。况且我努力争取，也有成绩，到今天不会枪毙我了。我虽然这样想，恐惧的心情还是有的，这是内心的矛盾。为什么有这样矛盾呢？因为我对镇压与宽大的标准和依据还不知道，虽然毛主席说“可杀与不杀之间，不杀”，但是其间的分野我不清楚，犯人也不知道。因此，有恐惧的心情也毫不奇怪。不过这时的恐惧与1949年春天的恐惧不一样，现在的恐惧不严重，刹那间就过去了。
楼上十个组展开交待问题竞赛，每个小组长都很焦急，要走在前头，作出成绩，互不相让。因此，出了偏差。
首先，第六组组长李中候逼迫他那屋的一个犯人交血债，没交血债，不叫吃饭，不给水喝，接着又开始打人，罚跪。打人的情形各组都听到，看到了，因为同在一个圆楼，没有前窗，只是铁栏杆。各屋的事别屋能听见，看见。我把打人的事对宋所长反映了。在宋所长还未制止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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