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黑皮自白-第14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父恕８魑莸氖卤鹞菽芴醇Ｎ野汛蛉说氖露运嗡し从沉恕Ｔ谒嗡せ刮粗浦沟氖焙颍谌拧⑹拧⑵吆牛捕冀幼糯蚱鹑肆恕Ｓ谑撬嗡ぐ咽鲎槌ぜ系胶笤航辛伺溃康鞑恍泶蛉耍〈蛉朔复砦蟆Ｋ嗡に淙徽饷此盗耍墒抢钪泻颉⑸蛑氐热巳衔俏舜俳附淮侍猓蚣赶旅还叵担虼艘谰纱蛳氯ァＵ庋焕词虑檠现亓恕�
我们第一组一直没有发生打人事件，我认为凭我这张嘴就能把对方说服，还用打？我在屋内对同犯说：“咱们这屋，交待问题还用打吗？我看用不着，打人的犯错误，被打的人也丢人，男子大汉，有什么事敢承当，别说坦白了不会枪毙，就是枪毙了，又有什么关系？你不坦白不一样枪毙吗？”我利用别屋打人威胁本号的同犯，敦促同犯交待问题。
十号监房有一个叫姚汝纯的，是中学的数学教员，到过台湾。小组长沈重说姚汝纯利用中学教员作掩护，进行潜伏活动。但是姚汝纯不承认，于是沈重就动手打他，姚汝纯在小组挨打受气，成了“碉堡”，于是他承认：“我是台湾军统特务机关派来的，我携带有一部电台，两个密本，电台放在香港，我计划去取，我在长春收集文化机关的情报……”
这个材料内中有许多漏洞，赵处长提姚汝纯亲自问话，姚汝纯照样说。经赵处长再三追问，他就不能自圆其说了。赵处长问他：“究竟怎么回事？你不要有顾虑，可以对我说。”
姚汝纯把小组打人逼供的事一一道出。于是赵处长知道了监号的一切情况。赵处长问郭科长，郭科长说：“有打人的事，但批评纠正了。”
当天晚上，郭科长到了圆楼，大喊大叫，把各组的学习组长严厉地批评了一番：“为什么打人？谁给你们的权？你们都是犯人，为什么把过去的那一套作风搬到这里来？损害政府的威信！打人的组长要进行自我检讨，现在宣布停止学习！”
第二天停止学习了，每个犯人都不准讲话。我心想，打人的事宋所长知道，他制止了，不过没有认真制止。郭科长对此也马马虎虎，看守战士每天看守犯人，各屋打人的事，也看得到。都是有一半默许，才发生打人，逼供的事。这件事的出现，干部与犯人都有责任。
停止学习的第三天，我们几个学习组长，除了沈重因负责挑饭仍住圆楼，其余八个学习组长都集中在小红楼楼下，六号监房。这是个小黑房子，八个人挤在一块，真够受，这是处分我们，小禁闭。
由这开始，来了许多男女干部，都穿藏青哔叽制服，每张面孔都异常严肃。找每个学习组长审问打人的事。
“谁叫你们打人的？”
“谁也没有叫，我自己打的。”
“你为什么打人？不知道打人犯法吗？”
“……”
一般都是这样问答，只有我那组没打人，我的答话与以上不同，问我话的人是一个高个干部。我既没有打人，他就询问别组情况，我尽知道的谈了一些。
讯问李中候的是一个女干部，有30多岁，板着面孔，问道：“你们谁先带头打的人？”
“我先带头打的人。”
“你把打人的方式及打了多少人，详细地谈一谈，要老实。”
李中候从头到尾谈了一遍。
最后女干部问：“你打人的目的是什么？”
“打人的目的是叫他交待问题。”
“打人之后，没有人制止你们吗？”
“宋所长制止了，我们没有听，我们还是打，一切由我自己负责。”
“你是不是钻政府的空子，给政府造成损失，企图破坏政府的政策？”
“不是。”
每一个学习组长都问了多次，这样审问了三四天，才告一段落。我们背后议论，这些人是长春市委会的干部，有的犯人认识其中的人。
另一个下午，把我们学习组长及原来的学习副组长都集合到办公大楼的一个大审讯室里，有20人。不一会儿，龚副局长和一个穿衬衣的人来了。龚副局长问：“各学习组长，副组长都到齐了没有？”宋所长说到齐了。龚副局长讲话：“你们这些人都是反革命犯人，在这次学习中，打人、逼供，这是特务行为，这与我们政策是相抵触的。我们对你们这种作法是不同意的，肯定说这也是错误的，有人钻政府人员的空子，企图不轨，这种行为是犯罪的。对于这些事情，我们已经纠正，这一点你们已经知道了。你们到了外边，不准许把这些事乱讲，如果有人乱讲，就是犯错误！”谈到这，停了一下，看了我一下：“关梦龄！”
“有。”
“你谈谈这件事，怎么办？”
我说：“我们都是反革命罪犯，在监中利用学习机会，钻政府人员的空子，打骂同屋犯人，逼供，给政府造成重大的损失，破坏了政府的威信，因此有人从中煽动造谣，说政府支使打人。这是无中生有的诬蔑，我坚决反对！犯人学习组长打人骂人，应看做是监内的现行反革命活动，应当受到人民政府的法律制裁！”
我说完了，龚副局长说：“关梦龄这样认识比较正确，你们都应当有这样认识，你们回去好好反省反省。”
龚副局长讲完话，叫别的学习组长回去了，唯独把我留了下来，龚副局长说：“到那个屋子去，有人与你谈话。”
他下楼走了，我到了那个小屋子。方才穿衬衣的那个干部站在地中央，问我最近学习什么？我知道这是前言，不是本文，这些话他随便问，我也随便答，最后他问：“郭科长给你买过苹果没有？买过其他吃的东西没有？买几次？”
我如实说：“买过许多次，买过包子、苹果、香肠、花生等。”
“打人的事，郭科长看见过没有？”
“没看见过。”
又说了一些别的事，叫我回来了。这次谈话内容，我想是调查郭科长给犯人买东西的开支，核对一下，是不是犯人真吃了这些东西？这真是，身子一虚，什么病都来了。犯人打犯人，郭科长犯了错误，这又有了贪污的嫌疑。我心中为郭科长犯错误而不快。我想，我没有给郭科长脸上抹灰，我对得起他。我是非常狡猾的特务，什么花招我都有，但我对郭科长没耍过手段，原因，他很年轻，口快心直，办事着急。我要留给他这样一个印象：关梦龄虽然是个老特务，但还老实，叫他办什么事，他努力去做，不会欺骗。所以，我写材料或反映情况，从没有半点不实之处。我看到的、听说的、我指挥别人做的、我自己在场看别人做的，都老老实实反映出来，并且一切都有分寸，从不糊里糊涂，故而郭科长相信我，因为有这些事实。
郭科长犯了错误，换了一个王科长。宋所长没有换。我们这屋八个人，王达生出去了解一个新来的犯人，走了，把李中候调到圆楼，蹲号去了，让他与一般犯人在号里坐着不准动。李中候这个人不老实，乱七八糟，自己没有办法帮助同犯交待问题就带头打人，这回就坏在他身上。
10月上旬，看守所提我到前楼审讯室，审我的是我的盟兄弟高心鲁，头两个月我便从郭科长嘴里知道他升了科长。还有一个年轻的女干部坐在旁边。
高心鲁站起来与我握手，他说：“没有瘦，还胖了。”
“身体还好，老太爷老太太都好吗？”
“都好。才侠有信没有？”
“没有，我给她去过信，小孩子来过信。她们在徐州，还可以生活。”
“今天向你了解一个材料，国防部第二厅的问题……”最后，那个女干部出去了，我对高心鲁说：“这回郭科长犯错误，多可惜，我都不好受，你可千万别犯错误，负责任的人，稍一不慎，就可能犯错误。”
“我特别小心，不会犯错误。”
“我听人说，你在家还请客，这种作风要不得，不行呀，要节约哇。”
“我找人吃顿饭你都知道？”
“有一个犯人住你对面，他说的。”
“是不是一个老头？”
“对了。”
我回来之后，我感到高心鲁还是大手大脚地花钱，他吸的是有锡纸的香烟，这有多贵呀。我想起1948年高心鲁给第一兵团副官处长罗寿安行了贿，得到10万斤大豆加工成豆油的生意，按当时计算高心鲁可得70两黄金。他本没有加工厂，便将大豆卖了，折成豆油价格付给兵团。两天以后，郑洞国来了一个电报，不许把大豆加工成豆油，让把十万斤大豆作为军队的主食。罗寿安找高心鲁强迫他还大豆，高心鲁便携带全家老小出了长春，逃到解放区。临走之时找我给写了条子。没有我的条子出不了卡哨。为此罗寿安还放出空气，说“关梦龄私通八路！”想起这一段，看他现今的作风我替他担心。
自从镇反过去，敌我划清界限，干部也不与我握手了，说话也你我分清了。尚传道的小灶也不叫吃了。他在号内也不准吸烟了，现在完全是个犯人，没有两样。这时在我的心中又悲观起来，感到在共产党方面工作，只准有功，不准有过，有了过是不能原谅的。动一动就犯原则性的错误，真吓人！这回郭科长犯了错误，我的一切工作还不是随之完蛋，倒霉，用了多少脑筋，全部白费。
1952年春天到冬天，又派我到各号去做工作，其中一次很特殊，没有过多要求我了解情况，只是叫我陪着，看来是担心此人寻短见。这是一个小老头，叫吴夙林，是长春人民法院院长杨超的岳父。吴夙林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与杨超结婚，婚后，长春解放，杨超被派到长春充法院院长。杨超把岳父介绍到长春财政局工作，管采买。1951年从长春往北京天津两地运了一火车铁，卖后要吴夙林采买一批货物。吴夙林把铁卖掉，货买的不多，贪污了公款。今年“三反”，就把他给检举了，吴夙林不坦白，经群众大会斗争，最后把他送到这里。吴夙林以为自己是杨超的岳父，给他戴上大脚镣，心里很不好过。我们在一块，我不断地安慰他。
吴夙林说：“我本来在解放区做小买卖。女儿和杨超一定叫我到长春，这回可好，丢人现眼，怎么活呀！共产党这些人，什么感情也不讲呀，没有的事硬叫我承认，说我到天津贪污了多少，他们到我家去搜，什么也没搜着，现在又给我戴上大镣子，我比反革命都厉害了，咳！”
我想，难怪吴夙林想不开。旧社会过来的人，知道国民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共产党不行，莫说法院院长的岳父，吉林省政府副主席周持衡照样因贪污腐化予以撤职处分。这种事在国民党就行不通，一个省主席有了贪污，托人一活动就大事化小了。国民党是人事关系第一，人情大于王法。共产党这么办，我内心敬服！说到哪办到哪，不论是谁，法院院长的岳父不但坐牢，还要老老实实地坐。
楼上还有几个“特殊犯人”，住的是单号、铁床，吃的与我们也不一样，吴夙林说：“今天早上我放便去，看见一个干部，好像是商业局局长，可能也是‘三反’①进来的。”
我说：“现在‘三反’进来的多，楼下住一个姜处长，据说是长春房地产管理处处长，对他们优待一些。”
这次“三反”，反下来这么多领导干部，真是想不到。“三反”开始的时候，我认为这也是一阵风过去就算完了。可是一展开，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越来越深。国民党能这样做吗？不能，如果这样干，所有的文武官员都要被反下来。国民党的人为什么不能“三反”呢？国民党的官离开本职，别的工作就没有了，因此，在当权之时一定要贪污搞钱，以备将来作“寓公”，否则单纯的廉洁奉公，到后来没有饭吃，无人过问。那时把这些廉洁奉公的人叫“傻瓜”。共产党的干部不需要贪污，工作与生活都有保障，不会因为生活而发愁，只要给人民做了工作，人民就会给你一定待遇，这都是社会制度的问题。因此，国民党到什么时候也“三反”不了，贪污也去掉不了。我这么一想，反动派确是不行，私有制度产生一切坏的事情。
有一天，王科长找我谈话，问我“三反”及“五反”的感想，我说：“对‘三反’，我认为这是共产党的英明措施，不‘三反’一下，有的干部以胜利者自居，就要腐化堕落，被糖衣炮弹打垮。这个运动国民党办不到，我从心眼里钦佩。不过有点雷声大，雨点小，许多人贪了污，最后检讨了事，办得太轻了。”
王科长讲了一些道理，大意是这与镇反不同，这是人民内部问题，主要是教育，性质恶劣的，天津地委张子善、刘青山那样的大贪污犯也处死。又问我对“五反”②的认识，我按照思想，如实地谈出来，我认为干部受贿，商人负责任不大。汉口一个奸商给志愿军加工药棉，掺了脏棉花，对这个奸商枪毙也不过分，可是干部受贿，偏说奸商引诱，这就不公平，不能把责任都说是资本家向干部猖狂进攻，行贿与受贿是一件事的两方面，两者都有罪。无论怎么看这两个运动，对我都有教育作用。
我来到这里的日子够多了。从1948年到1952年，每个战士我都认识了，我知道他们每个人的姓名，甚至于家庭住址。这不用侦察手段，他们说话，从旁一听，今天听一句这个，明天听一句那个，凑合在一起，就是完整的情况。有时他们说话，也不回避我，在伊通时，我教给他们说快板、唱小调，说呵，笑呵，我什么都知道了。哪个战士的脾气好，哪个班长的脾气坏，哪个战士有文化，哪个战士文化低，我都知道；每天他们上下岗，8至10点的班是谁，10到12点的班是谁？我都给他们列了一张表，要求大便时候，一看下一班是那个傅班副，脾气不好，好找我的麻烦，我就在这一班要求大便，因为这一班岗的战士好说话，以免到下一班，大便憋不住，不好办。
对干部也是这样，这么多审讯员，经常找我了解情况，日子多了都很熟悉。我对这些审讯员，也不是一律看待，于审讯员纸烟一吸，解放前后的材料一齐说，不用有顾及；杨审讯员不吸烟，不多说话，他问一句我说一句，用不着多说；张审讯员找我到各监房做工作时，先表扬一番然后再交待任务；如果是肖审讯员找我谈话，我就对他谈些思想，因为他最年轻，很关心我的思想进步，他是共青团员，我愿意从他那吸收一些新东西。他很耐心，一个22岁的孩子，怎么有这样的素养？我看这与他的天性有关系，受共产党的教育也有关系。我有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对他们要实事求是，忠诚老实，在材料上、罪恶上绝对不夸大，不缩小，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所以我的材料拿出去，他们都相信。
公安局的干部也知道我这个犯人，有时别的干部来了解材料。见面就问事，不需要交待政策或警告，我知道这是局里的干部。局外的干部，一说话我就知道。一九五一年冬，沈阳公安机关来人审我，肖审讯员在旁边陪着，我一进屋，他叫我坐在很远的椅子上，一副严肃的面孔：“你叫什么？”“关梦龄。”“多大岁数？”“37岁。”我心想，这是例行公事。“在解放前干什么？怎么被捕的？……”
我一一答复，接着他又把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给我讲了20分钟，接着警告我：“你要老老实实，知道的要交待出来。如果不老实，与你不利。”我心想，这是旧社会的评书馆，上场有定场诗、道白，最后才书归正传。我看了肖审讯员一眼，肖审讯员也不吱声。这位干部说话了：“有个张焕相你认识不？”我一惊异，怎么这样熟？“干什么的？”我反问他，“伪满大汉奸！”肖审讯员从旁这样说。“认识，是我的亲戚。”我真想不到能问到张焕相，“什么亲戚？”“我的姑母是张焕相的嫂子，1930年张焕相在东北空军当司令，我父亲在那当军械主任，1931年‘九一八’事变，我父亲在北平，张焕相也到北京，东北空军司令部在北京又成立起来。后来张学良出国，张焕相回东北当了汉奸，听说先当宪兵司令，以后到长春当大官……”“还有什么？”“我在十二三岁念中学时，只见过他一次面，到了北京又见他第二面；他当汉奸，我在西北；我回到东北，他在苏联；我知道他，他不知道我；他认识我父亲。”“你父亲呢？”“1949年病死在北京。”“你把张焕相的历史、罪恶、他的财产写份材料，能不能写？”“能写，但是我知道得太少。”
类似这样的审讯很多很多，我抱这样一个态度：反正我是犯人，你说我听着，问我什么，我答复什么，你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你，你不怕费时间，我更不怕费时间。
徐克成过去对我的一套待人接物很欣赏，如今他说：“正是因为你有两下子，罪恶才大，如果把这两下子用在为人民服务上，就好了。”
我说：“晚了，悔之无益。”
我问徐克成：“将来咱们怎么办？”
他说：“到一定时期就会释放。时间不会太久，一定会用咱们工作。”
“但愿如此，不过也不易呀。”
“为什么不易呢？”
“一九四九年刚解放的时候，这些审讯员对军统、中统的情况都不知道，可是现在什么都知道了。上一次有一个干部，年龄较大，可能科级以上的干部，穿着呢子制服，提我了解重庆中美训练班的材料。他问我，中美合作所与中美训练班的关系，我告诉他是两件事，中美训练班是戴笠与美国海军情报处处长梅乐斯签订的合同。谈到中美特务勾结，这位干部说：‘现在我们知道的比你知道得多，我们掌握了全部匪特材料。’从这些话可以分析，咱们出去，不能在保卫工作上立功赎罪。现在也不需要咱们做什么了。”
“那还有别的工作呢，这么大个国家，什么不可以干。”
我认为什么时候出去还没有指望呢，还谈出去做什么工作！这简直是没有老婆就把小孩的名字给起了。笑话。
生活太苦了，每日两餐高粱米干饭，白菜汤，总是这样，不好吃，没有营养。心想这样下去，押个十年八年，身体完了。不要求好的，小米饭也好一些，豆油炖菜也可以，脂肪不够，人的身体受不了。人作了罪犯，什么也谈不到了。犯人聊天最喜欢谈吃，大概就是这个原因，我们这些人，不但会吃，还会做，发表自己意见，互相考问，刘荣第父亲是开饭馆发家的，懂得满汉全席，俄国大菜，我在北京多年，一些大饭馆的厨房我都进去看过，什么吃的都吃过，大家一谈，津津有味；其次就是谈女人，自己的老婆、女朋友、电影明星、姨太太、交际花、某小姐，一谈没有完，谈到最后，可能有人说：“别谈了，老说这些没好处，谈谈新东西。”大家异口同声说：“对，对。”
在生活上，我总结出来三句话：“少吃，多嚼，勤运动。”吃的不要太多，吃九成八成饱；多嚼，饭到嘴里，多加咀嚼，再咽下去，这样可以给胃减轻负担，消化器官不出毛病；勤运动，只要有机会，就勤加活动，做体操、跑步。不能到外边散步，在屋里又不准。我便趁看守不在，钻空子跳一阵，听到看守的脚步声再坐下来，搞得浑身是汗。有时宋所长把我提到院中去活动20分钟，这也是特殊照顾。不过比1949年春天要好一些，在监号可以靠一靠，伸伸腿，与同屋的说话。后来我对宋所长建议：每天正午12时，应当准许犯人起来在各屋自行活动一会儿，这样对身体有益处。宋所长批准了。可是有的看守战士到时候不叫起来，那就不能活动了。不自由就是不自由，在屋想走两步都不行，这些苦恼的生活不知哪年才能结束？
快过国庆节了，1952年的国庆节与中秋节赶在一块了，宋所长说：“改善生活三天！”好，盼到了这个伟大节日。我并不为庆祝这个节日而高兴，我是为了吃点肉，还可能有鸡蛋和馒头。果然有这三样，我不敢多吃，有计划地吃，免得消化不良。可是有许多犯人吃多了，夜里请求大便，看守的不开门，憋得难受，只好屙在小便桶里。整个走廊臭气难闻。我认为无论什么有身份的人，过去如何有地位的人，只要一做犯人，就变得不成样子。一块肉也成为争取的目标。不错，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过什么河脱什么鞋。自己看看吧，牙掉了两个，头发也白了，我才37岁就未老先衰，真是不堪设想。
过完了国庆节，一天下午，肖审讯员提我去谈话，先谈了一下号内新来人犯的情况，接着就问我老婆王才侠的一切。翻来覆去地问，我有点不耐烦，我说：“我老婆王才侠，绝没有政治问题，1943年11月在洛阳与我秘密订婚，1944年12月在西安结婚，1945年10月，我到上海，把她安置在洛阳她叔父家中；1945年冬我又从上海回北平，她到徐州她父亲那里；1946年我因贪污被戴笠押起来，她仍在徐州；1947年2月我出狱，把她接到北平；1947年5月，我到东北，她仍在北平；直到1949年夏，因我继母对她虐待，她抱着孩子回徐州她娘家，直到现在。去年她有信来告诉我，她入了会计学校，学成本会计……”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