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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皮自白-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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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你没有我重要，我是注定了的。”
督察处的特务多数都知道自己凶多吉少，死的成分大。在我们这些特务里戴脚镣的不多，只有李贺民、陈牧、印匡时、翟丕翕、郭子襄和我戴了脚镣，别人都没有戴。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我们号的刘新斋偷偷对我说：“你不要害怕，我认识周总理。最近我就可以出去。我见着周总理把你的事情一说，你就可以释放了。你心安地等几天吧。”
“你与周总理是什么关系？”
“我的叔父与周总理同学。”
“那好极了，你能把我给说出去，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你。”
他这一说，我想起1938年6月在湖北武昌“军委会战干一团学员队政训班”受训的时候，周总理给我们讲课，他讲“第三期抗战与保卫大武汉”；叶剑英给我们讲“游击战术”；郭沫若讲“敌情研究”；田汉讲“话剧宣传”；马彦祥讲“街头话剧”。当时周总理穿着绿吡叽军装，不戴符号，每礼拜给我们讲4小时课。那时他还兼政治部副部长。曾几何时，我们毕业之后就参加了反共。一直反到解放。如果当时去延安，这会儿我也不会是反革命，还可以提一提这些旧事。现在既然反了革命这些事就不必谈了，否则谈起来更坏，因为听了许多革命理论还要反革命，那不是比糊里糊涂的反革命更坏吗？
晚上刘新斋在梦中坐了起来，大声地说：“毛主席！我押在这里了，把我放了吧！”
看守战士把张看守长找来，张看守长告诉他要老实睡觉，他还是念念有词，张逸民把他按倒，他也没有睡。这时，我对他怀疑了，他莫不是有神经病？或者是假装神经病吧？第二天他不吃饭，一个劲地喝水，嘴里不住地说一些驴头不对马嘴的话，这时我才醒悟，他说他叔父与周总理同学是胡扯。可是我当时还寄予了希望。
一个礼拜三，我被提到审讯室。杨股长和一个穿蓝干部服的人在交谈什么。
杨股长说：“关梦龄，我们今天要从你身上了解一些事情。这也是立功赎罪。你要好好的提供。”他说完就对那个干部说：“我还有事，你在这儿谈吧。”
这位干部有三十二三岁，白脸，很瘦。他让我坐下。我戴着脚镣感到很难堪。我轻轻地把脚镣放到石灰地上，地上依旧发出了叮哩啷 的响声。他拿出一盒纸烟，给我一支，他吸一支。接着他问我的经历。他对我在军统受过两次特务训练很感兴趣，问得很详细。他随意地问，也不记录，就像闲谈一样。我观察他的言谈行为觉得他不是审讯案子，而是在我身上找什么罪行。我一边答复他的问话，一边端详他这个人。他是个什么干部呢？
“你写的‘国特内幕’，我看见了，写得很好。你看过《腐蚀》这本小说没有？”
“看过多次，是沈雁冰写的。”
“这部小说写得怎么样？”
“对特务的一切他下了不少工夫。不与特务接触是写不出来那样的东西的。”
“你看《天字第一号》的电影了吗？”
“看过，在1947年2月于北京看的。我在解放前不怎么看电影。因为这个片子是宣传特务工作，一些军统的人叫我去看，我才看了一遍。”
“怎么样？”
“作消遣解闷倒可以。从特务技术上说，那是谈不到的。因为导演屠光启对军统特务知道得太少。编剧的人凭主观想象搬到银幕，给社会上的小姐、少爷们当故事看可以，因为他们不懂沦陷区地工是怎么个搞法。看完之后大加赞赏。可是叫我们这些特务一看，就知道是胡扯，没有价值，既不合情理，也不合特务的活动规律。”
“怎么不合特务规律？”
“比如说《天字第一号》把收音器藏在古瓶里，这是不应该的。古瓶是人们欣赏的东西，客人来，要拿起古瓶仔细端详，十分容易被人发现。通常可以把收音器放在沙发里，茶几的下面。再有，电影上一个情报员化妆成有钱的少爷，另一个情报员化妆为乞丐，少爷走出公馆的大门，乞丐向他乞讨，这个少爷很慷慨地给了他五元钱。这个纸币的面额太高了，应该给一些零钱，别人看到不会惊奇。还有女特务要从沦陷区脱逃，在临走之前，她计划把司令、参谋长都打死。她用了一个离间之计，说这个参谋长通国民党，当司令申斥这个参谋长的时候，她给了这个参谋长一枪，接着大声说：‘您何必亲自打他呢？叫我们去办吧。’”
“她这是给外面的警卫人员听的，使外面的人以为是司令用枪打死了参谋长。接着她又要打司令，司令一看她要打自己，也找枪，她匆忙之间给了司令一枪，没有打死。她急忙向外逃脱，跳上事先预备好的汽车。但是没走多远她便被后面的机关枪击毙了。她用这些办法能行吗？不行。应该先用一个离间计，叫司令把参谋长杀了，之后，叫司令送她到一个地方，再把司令打死，自己也逃脱了。这很简单。真如电影那样，把参谋长打死，她自己是走不脱的，击毙倒好，就怕没有被击毙，击伤了，被捕，是投降啊？还是坚持？都是不可意料的事情。所以这个片子的特务技术是谈不到的。如果搞电影的能找到一个有经验的特务，了解一些技术，电影会既精彩，又符合特工规律。”
我说这一段话，他一直看着我。最后点了点头，接着他问我：“解放后你们怎么搞潜伏工作？比如一个女特务，原来是指定她潜伏的。可是她看到人民政府号召登记，有许多特务登记了，她害怕也不想干了，也要登记。这时她找到她的上级，一个站长。这个站长要对她采取什么态度呢？假如你就是这个站长，我就是这个女特务，你坐在那里，我从门外进来……”
说着他邀我与他一起表演这个场面。我坐到桌子后面的椅子上，他从门外进来，站在我的桌子前面，用吞吞吐吐的声音称呼：“关先生！”
我也演了起来：“有什么情况没有？你们厂子去了新干部没有？”我拿着纸烟，歪着头，两眼对他似看不看的问着，语气拉着长声。
“没有什么情况，就是动员反动党团要登记，我……”
“你什么？不要听这一套！这是诈我们，真的掌握情况，还用号召？难道他们对我们还会有什么客气？你就是胆小！将来你要后悔的。假如我和你一样咱们就不用搞了。咱们的一举一动，上级派人在背后监视呢，如果你在这个节骨眼大意了，你的小命……”我从腰里掏出来一打钱给“她”：“拿去，这是下月份的津贴。”
表演到这，我们又恢复了本来面目，各自坐到原来的座位。他又问我：“你们特务里有没有杀鸡给猴看的事情？”
“有，一般情况不用。都知道特务纪律厉害，特务制裁特务也不客气。”
接着他又问了我许多特务的生活习惯、举动、言行，我谈了不少。我受过两次特务训练，又在特务机关干了很多年，尤其在北京“北平肃委会”充总务科长的时候时常接触戴笠，使我对国民党特务这一套有所了解。我毫无保留地对他谈了。我以为他是作家，要从我身上收集素材写一本反特小说，后来我又觉得不像，可能是话剧团的导演来体验生活的。
我问他的姓名，他告诉我：“姓伊，名明，叫伊明。是东影（即现在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的。”
最后他说明了来意：“我想写一个东西，假设在天津中纺里有一个女职员，她在解放前被人介绍参加了军统局天津站。解放后这个女特务看到反动党团登记，她也想去登记，可是特务站长不答应。这仅是一个计划。另一个计划，打算写个潜伏站如何被公安机关发现破了案。你帮助我想一想，怎样才能被公安人员发现？”
我告诉他：“那要看把这个潜伏站设在什么地方？潜伏站都有掩护的商号，商人，从这方面一点一点地深入比较好。”
谈到12点了，他要回去吃午饭，临分手时他说：“我下午还要来，我知道你争取得很好，再努力争取，一定很有希望。”
“咳，戴这么副脚镣，一切都否定了。不过不管政府怎么看待我，我是自首的，凭良心我绝不欺骗政府。”
回到监号呆了一小时，心想这样的谈话没有什么顾虑，吸着烟，喝着茶谈呗。伊明是个导演，他对我说：“我从解放区来，我曾经找过一些军统的人，但是都没有你知道得多。”
我暗道，军统局的高级特务在北满根本没有被捕的，找一些外围分子什么也不知道，当然会使他失望。
下午1点把我提到看守所，杨股长对我说：“今天给你下镣，以后还要好好争取，不要放松自己。”接着一个看守所的人把脚镣给我下了。自己感到说不出的感激，我忙对杨股长说：“以后我一定要继续争取。”
又到了前楼，与上午一样，进了那个屋子，伊明早已等在那里。一见面，我说：“下了脚镣，轻快了。”
“思想上也愉快了吧？”
“愉快了。”
我内心知道，下镣这件事与他从中婉说有关系。
坐下之后，接着谈，他假设了几种方案来破获军统的潜伏站。叫我参加意见。他设计潜伏站用一个饭店作掩护，这个饭店的茶房喝醉了酒，和客人吵架暴露了身份。
我问他：“在破获这件案子的时候，公安人员的力量占几分？群众的力量占几分？先规定出来就可设计。”
他说：“群众力量协助破案占四分，公安人员的力量占六分。”
我又说了几种情况，他说可以研究。虽不能把特务的一切东西都搬到银幕上，但是银幕上要有特务的东西。我在特务技术、潜伏站的组织、通讯、经费、掩护、化装等方面谈了很多。共谈了三天。最后一个下午，又把军统特务机关的一些活动规律，术语写出来，交给了伊明。
过了两天，伊明和另一个干部来到看守所的监号，到处体验犯人的生活。伊明看到我，与我点了点头。他们在看守所呆了三天的样子。
第四天上午又把我提去，谈了特务走路、穿衣服、坐车子的习惯。那一个干部好像是电影演员吕班。我说了许多习惯：“军统特务一般都不戴帽子，留着长发，发上放油，许多人的头发锃亮；衣服在蒋管区都穿藏青中山装，夏天是灰派力士料子的中山装；多数特务身后佩带自卫手枪，皮鞋都是发亮光的；如在沦陷区就要化妆了。特务们走路比较快，两眼向左右审视，走到地方还要向四周看看，这是习惯，特别是外勤人员更是如此。这是防备有意外，好作预防；坐车子，戴笠通常与司机一块坐前座，一般特务也有这样坐的，把警卫人员放在后座。这样坐有什么好处呢？如果有情况在前面能先发现问题，即可指挥司机把车子开走，如果在后座就来不及了。”
伊明叫我学一学戴笠走路，我在屋子里走了几个来回，又谈了一会，我就回来了。
伊明导演的这部片子（也是他编剧）名叫《无形的战线》，经过多次修改，演出后受到公安部的嘉奖。1951年长春镇反时，把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一个职员苗佩然逮捕，押在我一个屋子，他说：“《无形的战线》这部片子，拍摄好了之后，拿到北京去审核。片子里有一个审讯员对捕获的特务站长李某审讯的镜头，审讯员对特务站长说：‘你要知道人民的力量是反抗不了的！’说着便用拳头一拍桌子。这个镜头被周总理看见，受到了批评。后来这个镜头又改了。审讯犯人不准耍态度，那样演是歪曲政策。”
我对《无形的战线》采纳了我的一些意见感到高兴。
4月23日南京解放，接着全国许多地方相继解放。报纸上大字标题报道这些胜利消息。我没有什么高兴的，认为这些事对我没有任何关系。如果说全国解放能够放我，我会迫切希望全国解放，但是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共产党与国民党和谈，共产党提出的条件太苛刻了，国民党不干。这期间我看一切事情都从能不能释放出发。
关于国民党失败的问题，在号内反省的时候我仔细想过：是蒋介石个人昏庸无能吗？是他的部下不好，“一团糟”吗？是政治腐败，贪污混乱所致吗？是军事落后，官兵士气不振吗？国民党执政20多年，一无是处，根本没有一点好的事情吗？这些问题，翻来覆去地想，也想不通。现在共产党胜利了，别的就不用说了。做历史的人会给胜利者找出来很多理由著书立说，拿破仑说，我打胜了仗，历史学家能给我找出许多胜利的理由。首先要打胜仗。
5月的一个晚上，电灯已经亮了。看守所提刘一之，把他的东西都拿走了，接着在看守所门口给他下了脚镣。在犯人的心中，下镣如果不解走还好，如果下了镣走出大门，那可能是枪毙。刘一之的脚镣下了就走了。第二天夏芳庭也走了。他们两人紧挨着走，我明白了：刘一之是督察处的上尉侦审员，夏芳庭是长春警察局八分局局长。他们两人都是暗杀李兆麟将军的帮凶。1946年1月，军统局在哈尔滨有一个潜伏小组，组长叫张伯生。张伯生忽然失踪了，潜伏小组的组员断定是八路军给暗害了。于是就自发的，没有军统的命令，自己作了行动工作。他们选择了一个对象——李兆麟将军。李兆麟将军在哈尔滨很活跃，好跳舞，各种交际舞会都出席。特务找了一个漂亮女人，是混血儿。叫她把李兆麟拉拢上。1946年3月9日，这个混血儿请李兆麟到哈尔滨道里水道街光明医院楼上见面，李兆麟没有多想就到了那里。这个混血儿与李兆麟饮酒，不一会这个混血儿走了出去，于是事先埋伏好的刽子手从内室出来，用斧子把李兆麟杀害了。然后这些刽子手一齐到了长春，转沈阳，又赴锦州。他们在锦州见了东北特务头子文强，文强又给他们分派了工作，这内中就有刘一之和夏芳庭。虽然他俩不是主要分子，但是他们是刺杀李兆麟将军的成员。夏芳庭在“北平特警班”受训，1947年派到长春警察局，1948年夏升充第八分局长。这次他们二人一齐从长春公安局押走，我想一定是解回哈尔滨，可以说注定死命。
6月的一个晚上，先把李中候从监号提出，过了一会儿又提我。我一进屋，郭股长就大喊：“你每天在号内有什么活动？”
“我没有什么活动。”
“你与张逸民两个人都说了些什么？”
“都是在长春的一些事情，他说中统方面的事情。”
“你是军统，他是中统，在外边你们就认识，现在你们在这里还交换情报吗？”
“根本没有这回事。”我的心非常抵触。
他很严厉的批评了半小时，叫我回到监号立正站着，不准睡觉。我回到监号立正站在铁栏杆边。看守战士对我也严厉起来，不准我动一动。我一再压制心中怒火，我记住“人在屋檐下，哪敢不低头”这句话。光棍不吃眼前亏，忍耐吧，小不忍则乱大谋。无论如何绝不能因小失大。内心的气愤无法形容。我想起1946年被押特务看守所。当时的看守人员对我十分客气，同囚的特务张霞飞对我说：“你看看守对你多客气，像你的勤务兵。他希望你出去派他一个好差事。伪满时，我也住这个监狱，现在我又住这个监狱。过去因为抗日，现在因为贪污，将来八路来，我还得住监狱，因为反共。我这一辈子住监狱很习惯。伪满时这里押的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人，连哈尔滨共产党办事处处长林枫都与我在这里押过，直到1945年我们才一块从这里出去。当时这里的看守厉害呀，对犯人非打即骂。后来大家对这些看守说：‘告诉你们，你们的洋爸爸长不了，小心你们的后事！你没问问我们是干什么的？’以后他们有点老实了。据说明朝有一个总兵元帅被人陷害押到监狱，他一进牢房，看守便叫他跪下，并往他身上小便，尿了他一身。他说：‘吾曾统兵十万，不知狱吏之尊。’在外面不管你是什么王爷、侯爷，押起来就是犯人。”
如今我也晓得“狱吏之尊”了。我想，国民党如果能回来，特务机关又不追我自首这件事，我首先要对看守所这些人予以报复，如果他们跑到解放区，我要布置一个潜伏组去行动他们！这样对我侮辱实在无法忍受。我从下午7点站起，一直站到第二天早上7点。开饭的时候我的两脚已经肿了。吃完早饭，坐在地板上，两腿麻木，如同失去知觉。自己偷偷地掉了几滴眼泪。自我安慰道：打掉牙吞到肚子里，忍吧。
在监号里最大的困难是大便。每天放便在早饭后，晚饭后。另外的时间有大便，要报告看守的战士。看守战士要追问：“为什么在大便时间不大便？现在要大便，挑什么皮！捣什么乱！”先予以批评，再向看守所报告，看守所还不一定有人。有人才能拿钥匙来开门，这就要20分钟。有的时候憋得难受，两手捂着肚子不能站起来。有一次我在开饭时要求大便，报告了半天没有人来。我不敢吃饭，怕吃饭之后拉在屋子里。作了犯人一切都完了，大小便也不自由了。
心里不痛快，不想活。如果能有一场病，病死了，那有多好。我看这种情况发展下去要开斗争大会，那时最好是被枪毙，脑袋上鎚一个眼，死不知道怎么死的。
刘新斋两手戴着手铐，还铐在后面。吃饭有困难，大便不能擦屁股。他头也肿，脚也肿。俗语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就是说男的怕腿肿，女的怕头肿，现在他头腿一齐肿，我看完了。我呢？什么病也没有，想死不能。可不可能在放便的时候假装逃跑？那样看守的战士一定开枪。这个法子也不好，假如一枪没打死，把我腿打断了，成了残废，死又不能活又受罪，岂不画虎未成反像犬。怎么样的死呢？每天晚上手淫，无数次的手淫，可以吐血死去。这种法子很慢，传出去太不好听。死，我不犹豫，不要在死时闹出一些下流的勾当，给人们留一些谈话的材料，那就不是好样的。死也要死得漂亮。不过想不出漂亮的死法。咳，成了犯人还是人吗？
上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不知哪个犯人抓住了一个苍蝇，在苍蝇屁股上塞了一个半寸长的小纸条。这个苍蝇到处乱飞，飞到我们这个监号，我们谁也不敢理。一个看守战士发现了，他把苍蝇抓住，一看苍蝇屁股上有纸条！虽然纸条上没有什么字，还是追问是谁搞的？我们五个人都说不知道。那个战士姓富，他的意思是我的嫌疑最大，他问我，我当然不承认。他一口咬定是我搞的，我又有什么法子呢？同号犯人证明，他也不相信。我心想，我是一个危险性很大的犯人呀，要整我随你们的便吧。
每天发下来的报纸，一个号一个号的往下传看，但我不敢看。有一天传看报纸，看守战士发现报纸上有个小眼。他追问这是谁搞的？没有人承认，有人说这是原来的。但是不行，就这个问题看守所也来了人，追问在报纸上弄个眼儿是什么暗号？始终无人回答。从此报纸传到我这屋，我不敢看。我怕报纸破了一个口，或者碰坏了一小块，追问起来，三个“为什么”，我是答复不上来的。我宁可不看报，少找这些麻烦。
政府人员知道我们这些特务罪大恶极，诡计多端，认为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特务行为，对政府不会老实，在监号必然捣乱。可是怎样捣乱呢？特务的手段是什么？他们知道得太少了。有的干部还不知道军统局这个名词。他们只知道提高革命的警惕性，闹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使我们在监号不敢动一动。其实犯人的真实思想动态他们一点也不知道，只知道发号施令，不听我的，我就给你吊起来，罚站、戴上手铐。这样的生活真是苦不堪言。从前，我押过无数的人，拿笔写一个条子就押，从不考虑住监狱的情况，现在我尝到了这个滋味儿。押人者人恒押之，自己命该如此。
我们确实杀了不少共产党人，但是我们对一些共产党人也有优待。1943年1月我在军统重庆特务训练班受训，我们这个训练班是视察人员训练班。担负视察特务工作与反贪污。也就是特务的特务。这个班共29个人，在戴笠公馆的隔壁，后山就是叶挺住的地方。有一次我们躲警报，到了后山，看到了叶挺。一个同学对我说：“叶挺吃的比咱们好，重庆最近买不到猪肉，可是他还是每餐有猪肉吃。他什么也不缺，只缺一个太太。”那时对叶挺没有罚站哪，可是现在对我们为什么这样呢？我承认杀了很多共产党人，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宽大政策”，杀人是公开的秘密。可是共产党人说“不打不骂”，但戴手铐子，吊起来，这是言行一致吗？
一次，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干部找我谈话，他说：“我们有的干部很年轻，甚至有的比你们的子女还小，你们难免会产生对他们的轻视。他们问话，你们不愿多说；写材料有一些句子不写上去，认为他们看不懂。这都不对。我们是有组织的，他们可能看不懂，可是我们有人能看懂。所以你们写材料要详细写；他们问你们话，你们要做到知无不言。对他们有什么看法也可以对我谈。”经过那次谈话，对照这些日子对我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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