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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之大科学家-第1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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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精英、公共知识分子；教育传授的内容一般是书本上已有内容，而启蒙宣传的内容是当前社会缺乏的内容；教育一般偏向于知识技能，启蒙偏向于意识理念……从这几个角度上来看，‘启蒙’明显比‘教育’更高级、更伟大！”
陈训恩道：“在属下看来，启蒙和教育都是让人接受新知识获得新进步，本质上两者并无太大区别。”
孙元起笑道：“确实差不多，但其中的细微差别足以能让人觉得‘启蒙’比‘教育’更高级、更伟大，这也就足够了！不过话说回来，现今中国也确实需要一场真正意义的启蒙运动，来开启民智、传播科学，涤荡愚昧、恢复人性，提倡人道主义，提高国民素养，以适应民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新形势，而不是一味的要求国家进行改革。但对同盟会能否肩负起启蒙运动的重任，敝人却表示相当的怀疑！”
陈训恩道：“属下觉得，大人自光绪年间以来创建经世大学、编纂全套教材，以润物无声的形势开启民智、传播科学、涤荡愚昧，提高国民素养，这本身就是启蒙运动的一部分。何待同盟会此时再来倡举‘启蒙’的旗号？”
孙元起摇摇头，有些惭愧地说道：“虽然敝人在传播科学方面做出了些许成绩，但科学只是启蒙运动中非常狭窄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自由理念、民主思想、共和政体、议会制度等内容，这些敝人却从未涉及，对它们也是一知半解。”
旋即孙元起又有些自得：“尽管敝人知之甚少，但同盟会诸人也未必就比我高明到哪里去。这也是我怀疑同盟会能否肩负起启蒙运动重任的根本原因！”
第三三一章六亿神州尽舜尧
陈训恩道：“我们新中国党无论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稍胜同盟会，为什么不在兴办教育的同时提倡启蒙，反而让他们独擅其美？”
孙元起轻轻叹息道：“在前清宣扬启蒙思想，等同于大逆不道，敝人向来胆小如鼠贪财惜命，哪敢去干那种杀头的活计？相比之下，同盟会诸人在慷慨赴死这一点上确实胜人一筹，孙某自愧弗如！现在宣扬启蒙思想倒是没有多少风险，只是急切间很难找到合适的人手来操办此事，随便找个人来主持又怕弄巧成拙。最近我才决定函请梁卓如（梁启超）回国创办《独立评论》杂志，准备以此为阵地，逐步引导民众了解自由民主，宣扬启蒙思想。都说‘触动利益的改革比触及灵魂还难’，启蒙运动则是既触动利益又触动灵魂，其难度可想而知。而且这些工作都是水磨功夫，短期内难以见效，所以我们也不必与同盟会争一日之短长。”
陈训恩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
孙元起又道：“说到启蒙，有四个根本问题难以绕过，必须给出恰当的答案，那就是给谁启蒙、谁来启蒙、启蒙什么、如何启蒙。先说第一个问题，彦及你觉得该给谁启蒙？”
陈训恩思忖片刻，不确定地答道：“上则各级官僚，下则全国民众？”
孙元起道：“各级官僚大半是既得利益者，在戊戌变法、君主立宪过程中他们未尝没有机会接触到启蒙，但终究没有改弦更张。既然如此，我们又怎么能期望通过启蒙宣传，让他们弃暗投明？至于广大的民众，不能说他们是愚昧的大多数，至少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在没有消除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条缰索对民众的束缚之前，所有的启蒙都是徒劳。什么自由、民主、科学，甚至抵不上一碗米饭、几枚铜圆！”
陈训恩马上说道：“那我们就把启蒙民众的最初目标定为解除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束缚嘛！”
孙元起道：“与启蒙运动相对的一个名词是愚民政策，也就是《论语》中所谓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毫无疑问。一群温顺的愚民远比一群有思想的聪明人更容易统治，所以很多统治者会故意阻扰启蒙思想的传播，让民众永远陷入愚昧状态。比如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大肆删减《孟子》书中的民本思想；清朝顺康雍乾时期，更是大兴文字狱以消灭社会知识分子、巩固政权。删来删去。整个书卷内只剩下了三纲五常。于是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统治下的底层社会终于稳固下来，成为今天的局面。
“然而对全国民众宣扬启蒙思想，试图解除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束缚，肯定会摧毁原有的稳定社会结构。造成社会动荡。这一点是我不愿意见到。当然，我是支持启蒙的，不过鉴于种种原因，我不希望中国在未来三五年间出现不稳的局面。所以在‘给谁启蒙’问题上，我希望是分批分次逐步推开。比如先给大中小学生提供启蒙读物，培育民主自由思想；然后是地主士绅、商人企业主给一定参政议政权力；接着是城市居民、工厂工人；最后是广大的农民和边疆地区。而不是不顾轻重缓急，一拥而上。”
——在真实历史中，类似于启蒙运动的五四、新生活、肃反、整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运动，都曾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动荡。
“那依大人的看法，应该由谁来启蒙呢？”陈训恩问道。
孙元起答道：“我们通常所说的启蒙运动，是指在18世纪初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期间的一个新思维不断涌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出现了以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著名思想家为代表的先智阶层，他们著书立说、发表演讲。积极推动启蒙运动向前发展。正是有了这批伟大的知识分子和先智之士，经过近百年前赴后继的奋斗，才引导法国走出了充满着传统教义、非理性、盲目信念以及专制的黑暗时期。
“而中国现在呢？正处于一个缺少知识分子和先智之士的转型社会，除了严几道（严复）、梁卓如（梁启超）、章太炎（章炳麟）等少数几个，大多数读书人的思维能力和知识储备都难以达到引导启蒙运动的要求。而且由于知识背景和社会利益的差异。许多人罔顾社会现实和国家需要，只知道为自己所代表的阶层、政党唁唁而吠，几乎在任何问题上都无法形成共识。既然他们连自己都启蒙不了，又何谈去启蒙他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不能指望当前的读书人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也不能把引导启蒙运动的责任委之旁人。思来想去，只有依靠学校培养和社会引导，通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造就一批足以肩负大任的知识精英。法国启蒙运动用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才获得成功，我们自然不能企盼中国能够一蹴而就，不过也不必妄自菲薄，相信通过一两代人的共同努力，最终可以完成这项伟大的使命。”
陈训恩感叹道：“知之匪艰，行之惟艰啊！”
孙元起笑道：“应该说是‘知难，行亦不易’！就比如在‘启蒙什么’这个问题上，尽管欧美各国关于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等理论的书籍叠床架屋浩如烟海，但要从中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发展与民众需要的道路却也并非易事！上等人能根据中国当前实际情况，批判性吸收西方各种理论的优点，博采众长，惠国利民。中等人是见到西方的经典名著就动手把它翻译介绍过来，也不管是否合用，然后由国民挑选采择，自己不做任何评论。下等人则趋新骛奇，掇拾贩卖洋人的唾余，泛言空谈以博取名利，其实是一窍不通，误国误民。
“综观现在国内的知识分子，别说上等人，就是勤勤恳恳的中等人也寥寥无几，大多数都是略懂几个西方术语便夸夸其谈的西贝货。他们将自己在西方道听途说来的洋货夹杂着自己的想当然。在报纸、杂志或课堂上零售给一群恭顺而又没有辨别力的年轻人，只会造出一批又一批对欧美一知半解、对中国满腹牢骚的崇洋媚外者，如何能达到开启民智、涤荡愚昧的目标？
“我们既然要参与并推动启蒙运动，就要一方面开办中国政策研究院，调查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翻译介绍西方的先进理论。系统培养熟知中外情况的有为青年，研究实践出符合国情的特色道路；另一方面则创办《独立评论》，向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全国民众积极宣传正确的启蒙思想，严厉批判那些欺名盗世之辈。以此确保启蒙的正确与纯粹。”
陈训恩追问道：“除了创办中国政策研究院和《独立评论》，我们还可以用什么法子来启蒙？”
孙元起今天也是谈兴颇浓，当下答道：“世界上没有什么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宣传启蒙思想也是一样，对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应该使用不同方法。不过面对不同社会阶层。我们的态度却应该保持一致，那就是要尊重民众，贴近民众，融入民众，从民众中来、到民众去中，与民众打成一片。不要以为自己喝了几瓶洋墨水，就可以高人一等。
“有些知识分子自以为从西方接受一整套启蒙口号和价值观念，就掌握了绝对真理，有资格成为民众的启发者和新时代的圣人。处处以民众的监护人自居，把老百姓当儿童看。认为民众无须运用自己的理性判断，只要接受自己的教育，跟着自己走，就能成就伟大。推进历史进步。殊不知他们这番举动，恰恰是反启蒙的。而且如此居高临下、趾高气扬地进行启蒙，必然在底层民众中找不到回应，导致启蒙的失败。
“启蒙运动的核心就是人应该自己独立思考。理性判断，让人成为人。而不是达到任何目的的工具。所谓的自由、平等，是人生来就有的权力，而不是启蒙产物。我们要相信广大民众运用自己的理性，就可以走出愚昧懵懂的状态。在此之前，我们宣扬启蒙思想、推进启蒙运动，只是让民众有一个认真思考的条件和机会，而非让自己成为民众的精神导师！”
国民党政府拥有那么多黄埔军校的科班生、旅欧留美的博士生，也积极推进民主进程、提倡新生活运动、尝试乡村自治，为什么最终还是被一群泥腿子打得落花流水，以致被赶到海岛上苟延残喘呢？原因万万千千，群众路线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国民党政府中那群官僚、学者无论是穿着苏绸长衫，还是西装革履，总不愿和鹑衣百结的农民呆在一起。即便偶尔有几个异类，能够忍着脏臭和贫穷深入农村，却又难以摆脱心理上的优势，总感觉自己是高高在上，是在垂怜、施舍、赐教。内心如此，又怎能了解农民的疾苦与渴望？又怎能代表农民阶层大声鼓呼？当一个政府无法真正了解基层最普遍民众的心中所想、无法真正解决基层最普遍民众的生活困苦，那么这个政府就离死不远了，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陈训恩默默地思忖良久，才缓缓点了点头。
孙元起最后说道：“中国有一句老话说的非常好，叫‘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我们在这里畅谈启蒙，其实普通民众谁在乎这个？他们最渴望的应该如何能吃饱穿暖、安居乐业。即便我们把启蒙说得天花乱坠，也不如一句蠲免钱粮赢得的欢呼声多。所以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还是要以解决温饱、兴办实业为主。
“中山先生所提的‘平均地权’等到明年四川开始征收田赋，而且工矿企业也取得一定成绩之后，或许可以在部分府县试验一下。成功了，自然可以造福四川民众，也能顺便与中山先生结个善缘；若是失败了，也无伤大雅，顶多是让中山先生难堪一回。我倒要看看，同盟会十六字纲领博得偌大名头，究竟有几分是真才实学。”
第三三二章休言女子非英物
孙元起送走陈训恩，再回到半山居，已经是半夜时分。又乘兴给杨度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胪列今明两年四川的建设方向，这才上床休息。等一觉醒来，已是上午九、十点钟，调皮的麻雀在窗台上嬉戏打闹，不时用蜡质尖嘴啄击透明的玻璃，发出“嘭嘭”脆响。冬日的暖阳从窗帘缝隙斜斜照进书房里，平添几分明媚。
孙元起心情大好，伸了个懒腰准备下楼。才下楼梯，便听见客厅传来一片吵闹声，好心情顿时不翼而飞，头也开始有些隐隐作疼。
所谓“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想当初刚刚穿越的时候，别说亲朋故旧，连熟人也没一个，吃包子都得仔细考虑一顿能吃几个，稍有不慎就吃了上顿没下顿。用昆仑同志的话说：“那个时候一个鬼都不上我的门，有一个鬼上门，就算我有群众基础。”
等自己做到学部尚书，突然间就冒出无数远亲近邻，什么安徽寿州、江苏淮安不说，就连南洋都有宗亲会找上门来叙族谱、排辈分。好在后来干戈扰攘，孙元起率兵入川，才消停了一段时间。
这回孙元起回京，不仅内阁大臣、四川都督的职衔未去，又新增新中国党党魁和“西北王”的光环，声势更胜从前。前来拜访的人更是络绎不绝，简直可以从经世大学排到西直门。来访者也是五花八门，有川陕甘晋所辖府道州县的官僚士绅前来上贡拜会的，有失意的政客、军人前来主动投靠的，有各国各地报社、电台要求采访的，有上告无门、含冤待雪恳请帮忙的，有什么慈善总会、黑十字会化缘募捐的……形形色色，应有尽有。
孙元起就亲眼看见几个五六十岁的仆妇上门，见面就是一番痛哭，哭得众人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半天才雨过天晴，收泪相告：“少爷。老身是你的奶妈啊！”
“……”孙元起顿时目瞪口呆。
其他几个仆妇也叫嚷起来：“不认识了么？我还抱过你咧！”
“！”孙元起愈发无语。
“忘了？这真是贵人眼高……”
孙元起不禁勃然大怒：我可是穿越众，哪里来的奶妈、仆妇？要不是碍着众人在场，非得叫人把她们乱棍打出不可！
尽管知道来访者十有七八都是来打秋风、占便宜的，可如果不接见，转眼就会有无数人在报刊杂志上抨击你。说你是得意忘形负恩忘义数典忘祖的陈世美、白眼狼、反骨仔。思来想去。只能是破财消灾。像那几个自称是奶妈的仆妇，虽然孙元起满腹怒火，最终还是每人送上十块孙大头，打发走了事。
这时候孙元起才明白为什么要“宰相门前七品官”。不是当权者想脱离群众。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不提高门槛、加强警卫，只怕宰相一天有四十八个小时也忙不过来，其他别的活儿也想别干了，直接改行当全国信访办主任吧！
孙元起皱着眉头来到客厅，只见一大群中青年女子围着赵景惠。群雌粥粥，人声鼎沸，一时间也听不真她们说些什么；那些女子正说在兴头上，也丝毫没有注意孙元起从楼上走下来。已有八个月身孕的赵景惠斜躺在椅子上，却皱着眉头一言不发，大有“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淡定范儿。
孙元起重重地咳嗽了几声，打断那些女子的谈话。等她们一齐回头望向自己。才沉声问道：“恕孙某眼拙，不知诸位是？”
众位女子连忙起身朝孙元起福了一福。领头的年可四十许的中年妇人朗声介绍道：“我等是女子参政同盟会的同志，就女子参政问题前来拜会孙总长和孙夫人。冒昧之处，还望见谅！”
听说她们不是来敲竹杠的，孙元起微微松了一口气：“哦。各位就是女子参政同盟会的同志？孙某在前几日的《政经日报》上看到报道，听说贵会是联合女子参政同志会、女子后援会、女子尚武会、女子同盟会、女国民会等女界团体刚刚成立的，旨在倡导男女权力平等、普及女子教育、改良家庭习惯、实行强迫放脚、提倡女子实业等。这些举措不仅利国利民，而且卓立世界潮头。就孙某所知。现今各国都还没有赋予女子平等参政权，而各位立志开天下风气之先。实在是可钦可佩！”
翻开中国的历史书，凡是提到女子的时候总喜欢用“辛酸血泪”“重重压迫”“悲惨命运”等字眼。其实纵观中华四千年文明史，女子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一直占据很重要的地位，也享有包括财产继承权在内的众多权利。像妇好、吕雉、胡太后、武则天、太平公主、慈禧等女性，都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只是在南宋以后，随着社会制度的僵化和三纲五常的禁锢，才使得女子的地位逐渐下降，甚至沦为男性的附属品。
但是，中国的女子从来不甘于寂寞平淡。
早在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的时候，就有女子留学日本。1903年4月，以胡彬夏为首的十多名留日女学生发起成立了第一个女权团体“共爱会”，在《章程》中明确表示要争取女权、倡导男女平等。自此以后，各种女权团体像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涌现，并编辑出版各种刊物，宣传女权思想。在辛亥革命中，甚至组织女子北伐队加入江浙联军，参与光复南京之役！
那个领头的中年女子有些意外：“原来孙总长也听过敝会的名字，我等真是荣幸之至！在下唐群英，字希陶，承蒙诸位姐妹厚爱，暂时担任女子参政同盟会副会长一职。”
现在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过“唐群英”这个名字，但她却是中国近代女性史上一座丰碑。她是中国同盟会第一位女会员，两次只身闯荡东瀛，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是辛亥革命的双枪女将，被孙中山赞誉为“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曾创办《女子白话报》、《亚东丛报》，复刊《神州女报》，建立中央女学校、长沙女子法政学校、自强女子职业学校等10所学校，是近代著名的女报人、女诗人、女教育家。
最能体现这位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早期女权运动领袖、辛亥革命功臣、女权运动先驱卓绝风采的，应该数同盟会改组国民党时发生的一件趣闻。当时宋教仁等迫于社会各方面压力，删去了党纲中“男女平权”的内容。唐群英在盛怒之下，上台掌掴宋教仁；林森（后来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出面调停，还未开口，也挨了她的一耳光。由此可以想见这位大姐头的威武霸气！
孙元起道：“原来是唐女士，久仰久仰！不知大驾光临，有何赐教？”
唐群英答道：“满清蹂躏中华以来，不独男子惨遭屠戮，女子也受其荼毒。故革命兴起，女子也踊跃投身其中，与男子一般抛头颅洒热血，鉴湖女侠便是一例。所以民国成立，我等女子亦与有力焉！而且民国倡导人人平等，理应无论男女，一律享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林宗素妹妹以女子参政同志会代表的身份面见中山先生，要求承认女子完全参政权。中山先生一口应允，表示只要女子学习政治法律知识、了解平等自由真理，将来必定给予女子完全参政权。
“然而章炳麟、程德全等封建余孽获知消息，竟然对中山先生大为责难，以为我等女子知识、见识等俱不如男子，而且无国家思想、无政治能力，不应给予参政权；如果让女子参与政治，必然会败坏国事，前朝慈禧便是殷鉴。如此狂言乱语居然获得无数支持，以致后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都不敢明确标示‘无论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如此剥夺和忽视女权，激起女界强烈愤慨。如今临时政府、参议院移迁北京，我等也随之北上，争取获得大总统、孙总长的明确支持，使得国会在制定选举法时明确女子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孙元起暗暗摇头道：章太炎等说你们没有政治能力，看来还真没说错！孙中山所谓的“只要女子学习政治法律知识、了解平等自由真理，将来必定给予女子完全参政权”，不过是一句敷衍之词，谁知道这个“将来”会是多久？三年、五年，还是十年、八年？没准就是五十年、一百年。那时候同盟会、孙中山在不在还是两说，找谁兑现去？结果这群女子居然拿着棒槌——当真（针）了！
唐群英又说道：“我等素知孙总长最为开明，也最为支持女权，早在十多年前就致力女子教育，培养出一批以孙夫人、林之雅为杰出代表的知识女性，证明女子在科学研究方面丝毫不逊色于男性。此外，还允许孙夫人、林之雅等女子在经世大学这种以男子为主体的高等学校任教研究，足见孙总长之胸襟魄力。而且孙总长在朝野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如果您能够为我等女子登高振臂一呼，争取完全参政权，必定可以让国会三思而后行！”
孙元起不由暗暗苦笑：这是要把我架到火上烤啊！
第三三三章聊借水风吹宿醒
思忖片刻，孙元起答道：“从长远来看，女子参政是大势所趋，但在成功之前必然要经过长时间的斗争，经历无数曲折磨砺。尤其是在现阶段，民国虽然已经建立，但民众思想还没有获得启蒙，国家政体还没有完成转型，女子参政想要一蹴而就，未免有些操之过急了！”
女子参政同盟会的一位代表闻言作色道：“孙总长，唐大姐只是问你是否愿意为女子争取完全参政权登高振臂一呼，并未问你现今形势如何。你东扯西扯干什么？”
这位女子如此泼辣豪放，倒令孙元起有些愕然。
据说当争取改善妇女处境的运动兴起时，女同性恋往往处于领导地位。这背后原因许多，其中一个原因是女同性恋通常不活在男人的保护之下，因此特别尖锐地感受到女性在法律与社会上所面对的不利处境。而且，那些敢于实践同性爱的女性通常够坚强，能够承担公开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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