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在黄土高坡-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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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不能窜了，跑也跑不快了，拖着一条残退，在院子里似走在爬。知青们无数棍棒都落在这只狼的身上，狼那蓝莹莹凶狠的目光渐渐淡了，呲着牙的嘴也颤抖起来，而且嘴角冒出红的，白的，红白相间的好些沫子。这时，那个关铁门的人从拖拉机上跳下，站住高大的身子，向知青说：“你们躲远点，看我收拾这狗日的，这狗日的还敢吃我的羊不！”说着，抡起一米多长，胳膊粗的一根铁棍，照着狼头就抡下去。
狼虽然是铜头，铁背，可是架不住这跟大铁棍子自上而下劈头打下，又是一条大汉抡的，心里又对狼吃他的羊有怒气，气力也不知有几百几千斤。只听“啪”，狼头在铁棍子落到头上，一时脑袋便走了形，变扁了，眼睛突出，满地开花，“嗷”一声，身子抖了几下，便一命呜呼了。
李宝成见狼被此人打死，又在这里出现，显然是这里的主人了，便上前和他打招呼，介绍自己和几个同伴，并说大家想走着回北京。
那个四十来岁的壮汉也自己介绍，说这里是县里的拖拉机站，他是拖拉机站值班的，自己养了十来只羊，白天都把羊放到拖拉机站不远的地方，从没丢掉，可是最近些日子，连续让狼吃了三只，你说，让他能不生气，他一直憋着劲弄死这只狼，可是这只狼狡猾的很，一只没让他得手。
今天，他听见知青唱歌，知道机会来了，便把门半开，把狼诳进院里，关门打狼，还真让他打着了。
他让李宝成五人进了一间大屋，开亮灯，屋里铺着床板，一个挨一个，每个床板一头都有被褥和蓝劳动布面羊皮大衣，被褥和羊皮大衣都黑黑的，好像事前光穿光盖而没洗的样子，他让知青们坐下，然后指指桌子上的暖水瓶说：“这儿有热水，渴了就喝，我去剥那只狼，过会儿，咱们炖狼肉吃。”
走了一天的路，身子一埃床板，几乎就不愿起来，那还顾上床板上的被子和羊皮大衣干净与否，先靠一会儿再说吧。
不一会儿功夫，那位拖拉机站值班的师傅便把狼皮剥掉，又过了一会儿，李宝成他们所在的旁边的屋里边飞过来了肉的香味。又过了一会儿，那位值班的师傅便请李宝成他们去吃狼肉。
狼肉很香，但是他们太累太困了，吃了几口狼肉，一个个便回到那个有床铺的屋子，倒在铺上，眼睛只眨了几下，便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李宝成五人起来，走出屋门一看，门外地上一片雪白，小学变成大雪，地上铺了已有半尺多厚的雪，山上是雪，树上是雪，路上还是雪，路已经看不清了，只有一条没长树白茫茫的雪覆盖着的通道。上面没有车，没有人，只有几只鸟儿在上边一掠而过，发出吱吱喳喳的叫声。
李宝成他们犯了愁，问拖拉机站值班的师傅：“到北京的路还能走不？”那位壮汉一笑，摸着毛刺刺的短胡须说：“回北京，想甚呢？这路，一下雪，山就封了，别说人，就是动物，野猪，野狗们也不敢走远山路，山陡路滑，车少人无，再加上山里刺骨寒风，你们这几个娃子想着走回北京，做齐天大梦去吧？”他说的话，让李宝成五人面面相视，一时说不出话来。他们简短商量后，决定线上五台县城看一下，决定路况好坏，再做决定。
他们打起背包，告别拖拉机站老师傅，变向县城迈进。
雪半尺多厚，走在上面，一步踏一个雪坑，然后拔出脚，再向前，又踏一个雪坑，五里路，走的他们互斥带喘，汗流满面，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五台县城。
五台县城在半山上，不大，几个商店，不多庭院，稀稀落落地排列一起，比忻县，定襄显得又小许多，他们简单逛了逛，问一位老者：“这雪多长时间能化？”
老者答：“晴天十天半月，阴天一两个月。”他们找出地图，他们计划的下一站石咀距离五台县城百十里路，原计划一天走到，现在看，目标达不到了。怎么办啊？他们开了个小会，大家一致认为，浪子回头金不换，屈膝未必不英雄，不是我们不像走回北京，是老天不让我们走，非要下雪，非要封山，没辙，撤吧！
他们便不再犹豫，从五台县城原路返回，走到蒋村火车站，便打上票，坐火车回北京了。
正文　第十六章　过年（4）
孙茂是坐火车回北京的，两个多月插队，一回家，母亲高兴的合不拢嘴，忙给他做了一碗住挂面上面还卧了三个鸡蛋，吃得他香香的。
回北京真好，这里是自己的家啊，自己从小就在这个屋子里长大，床，桌子，凳子，连墙上的毛主席像，都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
他饱饱地睡了一觉，享受着父母亲，兄弟姐妹们对他的亲情，他像出征得战士从战场回来一样，真有点像：几回回梦里回延安，一头扎进宝塔山。
第二天，他去看望和他一块回京探亲的好友金杨。
他走到古楼大街一条胡同里金杨的家。一进院门，见金杨家一串屋门仍然贴着革委会贴的封条，只有南屋的门没有封条，他知道金杨住在那儿，便推门进去。
屋子不大，中间有一个比磨盘还大的扁圆形的石头放在屋子正中，孙茂知道那是个井盖，水井就在井盖底下，现在用自来水了，井就常年盖着盖了。
屋里冷飕飕的，金杨还没起床，缩在床上被子里，像个虾球。
“怎么这么冷，没生火啊？”孙茂问。
“生火了，又灭了。”金杨有气无力地答。
“吃了吗？”孙茂又问。
“火车上咱俩不是都吃了吗，回北京还没吃呢。”金杨答。
“唉”孙茂叹口气。金杨使他中学时期最好的朋友，初一时，他们就是一个学习小组的，下课后经常来他家复习功课，他家院子大啊，十好几间，家里人又少，只有金杨父母和姐姐与金杨四个人。
金杨家里的家具都是古色古香的深棕色擦得油亮亮的，墙上还挂着一些古画，漂亮的大撢瓶上插着闪着棕红色光的鸡毛掸子。大穿衣镜，有人高，两个大闹锺，也都有一米高，钟摆摆来摆去，很有韵味，在他们家学习，一是安静，二是凉快，他家屋子高，又大，所以夏天坐在里面，也挺凉爽的。
金杨的父母都在工艺品厂工作，说是工人，可是孙茂不信，工人哪能住那么大的房子，用那么好的家具。他没问金杨，金杨也从没向他解释。
文化大革命，这一切都亮了底了，原来金杨的祖上是满洲贵族，到他爷爷这一辈，才衰落，他父亲喜欢摆弄家里的古董字画，画儿画的不错，解放后，编导工艺品厂当美工了。文化大革命，他父亲因为祖上的问题，被红卫兵揪了出来批斗，戴高帽子游街，斗了两三个月。
刚被放回家，又被厂里的造反派抓起批斗，又关了两三个月，刚被放回家，又被他老家东北来的红卫兵抄家，批斗，刚被放回家，街道上的造反派又要抓他父亲批斗，他父亲仰天长叹：祖上缺了什么德了，让儿孙还债，没完没了的还，永远还不完，算了，我也不还了。趁着他的人不注意，跑到什刹海，一个猛子跳下去，便告别世间。
金杨的母亲望着从什刹海捞上来的父亲的遗体，不哭，不笑，只是呆呆坐着，但随后也被红卫兵把她和金杨，金杨姐姐轰回东北老家，金杨和姐姐半路逃回北京，母亲不久便在老家死了。
金杨家只剩下姐弟二人，姐姐只比金杨大两岁，从此，姐弟俩觉得自己家祖上是满洲贵族，父亲又自杀身亡，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自己成了黑五类的狗崽子，面上无光，矮人一等，便白天都不出大门了，只有晚上，趁胡同里月黑人少时，才跑到一里路外的饭馆，买上二斤包子，作为一天的伙食。
家里留下的钱一年多也就花完了，工艺品厂又停了父亲的工资，姐弟俩没办法，只能把家里的东西拿出去卖，一个卖给废品站，家里的铜盒，铜锅，铜铲，铜香炉，都卖了，另外一个就是卖给信托商店，他家离的近的一个事古楼信托商店，一个事东华门信托商店，好在，他家房子多，家具多，买个十件八件的，也不显少。
后来有人发现了，报告了街道，街道造反派便给他家的屋门都贴了封条，只留给有水井的南屋，给他姐弟居住。这时，恰赶上有学生内蒙插队，金杨的姐姐便去了内蒙，没半年，金杨也去山西插队了。
“走，咱们吃饭去啊？”孙茂说。
“哪啊，没钱。”金杨懒懒地答。“队里刚借的十块钱呢？”
“买火车票了。”
“呦，我掏钱吧。”孙茂道。
金杨起了床，开门向院里望了一下，见没人，忙向孙茂说：“你把院门给我关上，看看，别让人进来。”说着，拿上一把小刀，走到东边的一间屋，用小刀撬门边的窗户。
“你把窗户弄坏了，造反派不把你抓走？”孙茂忙止住他。
“弄不坏。”金杨用手推开孙茂，“这个窗户是活的，里面只有一个别子，把别子拨开，就能推开了。”果然，没一会，窗户里递出两个绣墩，他跳出来后说：“拿上，咱俩出去把它卖了。”说着二人便关上窗户，瞧瞧胡同没人，便拿着绣墩直奔古楼信托商店。
信托商店里只有两位四十来岁，蓝衣服带造反派红袖章的人。金杨和孙茂把绣墩拿进屋里，其中一位穿蓝衣服戴红袖章的人一见金杨，便问：“小子，这几个月不见你，哪去了？”
“去山西插队了。”
“怎么回来了？”
“回来过春节。”另外那位穿蓝衣服戴袖章的问：“你这绣墩哪来的，有户口本吗？”
金杨这才想起，自己去山西插队迁户口时，派出所把户口本收了，便说：“没户口本。”
“那不能收。”那人道。
“可这是我家的啊！”金杨大声说。
“收了吧，老赵。”刚才和金杨打招呼的那位蓝衣服红袖章的人说：“我认识他，他家就是古楼金家，老来咱这卖，不会偷的，要偷，也是偷自家的。”
“好，那收吧，一个五块。”那个叫老赵的说。
“我看，这是花梨的多给点吧。”和金杨熟识的那个人向老赵递了个眼色。
“看你插队的，我儿子也在山西插队，这样吧，两个十五块。”那位姓赵德说道。
金杨和孙茂拿着钱，找了个饭馆，要了两盘肠，一盘猪耳朵丝，两升啤酒，两碗汤面，足足又吃又喝了一顿。
好运不长，就在金杨第三次敲窗户拿自己家的凳子时，被埋伏在院外的街道造反派抓住了。他和孙茂被扭送到派出所。
审问他们的是一位五十来岁的老警察。
老警察坐在桌子后面问：“哪的人啊？”
金杨答：“前几个月是北京人。”
老警察抬起眼看了他一下，觉得奇怪道：“这几个月难道就不是北京人？”
“不是了。”
“不是了，那是哪人？”
“是山西人了。”
“怎么又是山西人了？”老警察停止记录，抬起眼问。
“插队了。”
“噢。”警察好像明白了。便低下头又问：“犯了什么事啊？”
“没犯事。”金杨，不紧不慢地答。
“没犯事，他们给你送这来了？”
“嘿，谁知道呢？”金杨仍然不紧不慢。
“他偷东西！”扭送他们来的造反派说。
“偷东西，偷什么啊？”
“凳子。”造反派答。
“我没偷凳子。”
“怎么没偷，抓住你了。”造反派声音大些。
“莫须有。”金杨低声说。
“到底怎么回事？”老警察加重了语气。
金杨便把偷自己家凳子的事说了一遍，并拍拍自己的肚子说：“大叔，我也是没办法，大队只借了十元钱，买火车票了，回北京住自己家没吃没喝，喝西北风吧，北京的西北风还没山西风大，你说让我怎么办？”
警察和押送他们的造反派到另一个屋子商量了一会儿，回来对他们说：“你们偷了封存的物品，就是偷，按说要把你们关起来，只不过关起你来，你倒有地方吃饭了，这样吧，先警告你们一次，下次可不能偷自家了，北京没吃的，先回山西吧？”
“山西回去也没饭吃啊？”金杨说。
“那你们先回街道，让街道先给你解决一下吃的？”老警察看了看押送他们来的街道造反派说。
“街道哪有吃的呀？”押送他们来的那两个造反派说。
“那怎么办啊？”孙茂问。
“怎么办，你们自己想办法！”老警察好像生了气。“去去去，赶快走吧！”
“哪有不关你，还不走的，真怪了事了。”老警察大声道。
王大力回家已经两天了。第三天，他要完成村里老乡交给的任务。
早上八点多钟，吃过早饭，他便乘车去东西。去东四，他要去隆福寺人民市场去购买四尺黑条绒和一双解放牌球鞋，这是队里三个老乡交给他的任务。
九点钟，市场开门。北京的市场他记得只有四个地方货场比较多：一个是百货大楼，一个是东安市场，一个是西单百货商场，一个就是隆福寺人民市场了。隆福寺离他家较近，所以他的第一站先去隆福寺，隆福寺人民市场如果没有，往东南走几站路，便到东安市场，东安市场如果还买不到，再往南走一站多地，便到百货大楼，这三个地方离的不远，他在心里早做了计划。
正文　第十七章　过年（5）
隆福寺人民市场一开门，人就进来不少。王大力找到卖条绒布的柜台，只见柜台前已有两个和自己年岁差不多的青年，也在和售货员说买黑条绒布，而且也是一人买四尺，并且两尺扯一块，两尺扯一块。
轮到王大力买了，年轻的女售货员一边给王大力量着条绒布，一边问：“你们买这些灯芯布干什么，怎么都是两尺两尺的买，还都买黑的？”
王大力知道，山西说的条绒布，就是北京说的灯芯绒布，便道：“我们是插队的老乡托我们买，是做鞋面用，两尺刚好做一双鞋。”
售货员点了点头，又问：“你们都用的是北京布票，山西人也有北京布票？”
“唉，人家给山西布票，北京也不能用，只好让我们家给出了，好在不多，只四尺，如果多，够呛！”王大力买完条绒布，又去买解放牌球鞋，他去买二六半尺码的，可是柜台上这个尺码已经没了，他只得去下一购物地点了。
他走出隆福寺胡同，奔东安市场走去。天气寒冷，他感到有些凉意，用手拢了拢身上的大衣，好在路不远，闲着无事，随意溜达，却也惬意。看着路边忙忙碌碌行走的人们，他的心里突然空荡荡地，像一潭水，深不见底，寒冷而孤寂。他这种感觉回北京已经数次出现，他知道那是因为自己已不是北京人，而前途又渺茫无望而产生的空落落的感觉。
他到了东安市场，在卖鞋的柜台前，他看到了赵亮，单丁一，和村里的女知青白枝枝，他们怎么凑到一起了，见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几份扎捆好的东西，便道：“你们也来采购了？”
“当然了，知青回北京，都要给老乡带东西，采购大队长啊！”赵亮大声地说。还好，这里有王大力要买的解放牌球鞋，总算完成了任务。
李全旺和葛存天找了好久，终于在魏公村找到了农科院的种子研究所。
他们来这里的目的，是想把他们的计划向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讲一下，并想讨要一些稻种，回村搞一下种水稻的实验。
种子研究所大院里空荡荡的，墙上贴满大字报，大字报有新有旧，旧的大字报经过风吹日晒雨淋，已经斑斑驳驳，破烂不堪，红纸变成粉纸，粉纸变成白纸，黑的字迹被雨水冲刷的墨痕如小溪般的一道道流淌下来，像无数条黑色的蚯蚓向下乱爬，而被风掀起的破了的纸角，更像冬天里孩子的屁帘，五颜六色。
门都锁着，他们从一楼换门敲，一直敲到二层的紧里头，才把这扇门敲开，里面坐着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戴着眼镜，正在一个台灯下看着书。
李全旺他们走了进去，那位戴眼镜的看了看他们问：“你们有什么事吗？”
李全旺他们说明了来意。那位戴眼镜的说：“现在文化大革命，谁还搞这些，都忙着高批斗，夺权，好在，我梁某人不太喜欢夺权，你们的想法好啊，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盐碱地种水稻，如果能成功，那可放了个卫星，我支持你们，给你们找点资料，再给你们找点稻种，你们回去实验吧。”
那位梁某人出去了，过了半小时，他拿回了一叠油印的种水稻的资料，说：“这样吧，你们先回去实验，如果碰到什么问题，再来北京找我或写信，祝你们成功。”
薛玉昌无力地走向伙房。
知青都回家了，伙房里冷清清的，他开了门，揭开锅盖，锅底的一层水已冻成了冰，白亮亮的，他又揭开水缸的盖，水缸里的水也结了一层冰，“他妈的！”他随口骂道。无奈，他从院里抱了一捆高粱杆，赛道灶台里，把火点着，开始做饭。
锅里的冰慢慢化了，他用铁瓢把刚上面得冰砸破，舀出水，倒进锅里，屋子冰凉，水冰凉，身体也冰凉冰凉的，他跺跺脚搓搓手，开了库房门，盛出二斤小米，洗洗，倒在锅里，煮沸，然后就坐在小凳上，慢慢地往灶膛里一根一根地添着高粱杆，一边望着一个个火苗窜起，又一个个火苗熄灭。
他在做焖饭，这是他发明的，老乡不舍得做，嫌费米，他想起在北京时母亲用大米做过焖饭，于是他照葫芦画瓢，把小米煮开，水放少点，水煮开后，火烧小点，再后，不添柴了，靠余火加热，只要水和米的比例放对，经过几次试验，他的小米饭焖出来了。
锅里透出了新鲜小米饭的香味，他很喜欢闻着味道，于是使劲地嗅了嗅。
这时，门开了，张燕进来了。
张燕是村里春节不回北京的唯一女插队知青，她不是北京没家，而是她从小一直由姐姐抚养长大，姐姐是售票员，姐夫是司机。他们有四个孩子，最大的一个女儿只比张燕小两岁，张燕从小不记得父母，既不知父母长什么样，也不知父母是干什么的，几次问姐姐和姐夫，姐姐姐夫都给支吾过去，文化大革命姐姐曾被都过两天，才知道父亲解放前是宪兵，解放时给镇压了，母亲是特务，五二年也给抓走，后来一直杳无音讯。
小时候张燕对姐姐姐夫很依恋，也很喜爱姐姐的家，慢慢长大后，她感到自己好像半个是家里人，半个是外人，心里有时感到别扭，所以很想有个自己的家。
这次春节别人都回北京，她一方面没钱，兜里只有大队借的十元钱，和自己从北京带来的五块钱，如果回去车费十元，回来车费便不够了，另一方面，回北京还要吃姐姐姐夫，自己已经插队了，再吃姐姐姐夫，心里也过意不去，思来想去，所以，牙一咬，心一横，春节不回北京了，在山西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吧。
张燕进了伙房，见薛玉昌正在焖小米饭，不好意思地笑笑说：“哎哟，来晚了，对不起啊？”说着，挽起袖子，去剥堆在屋角的葱。长长的葱冻的硬邦邦的，像一根根木棍，剥掉外面的葱皮，里面便显出细细的像雪花一样的细冰渣，剥着剥着，手被葱冻住了，用力一扯，左手食指掉了一块皮，血流了出来。
“哎哟！”张燕不禁叫了一声。
正在烧火的薛玉昌见张燕手指流血，知道手指剥冻葱时被冻的葱给冻在一起扯破的，便忙凑上前，不自觉地拿住张燕流血的手指，从自己兜里掏出手绢，给张燕包上，说：“注意点，这地方冷，零下二十好几度，手摸什么都得注意，我开门锁手被冻上好几回，手硬拽也破过好几次。”
张燕今年已经二十一岁多了，望着这个比自己小三四岁的薛玉昌，自己的手又被人攥着，心里不知为什么突然咚咚地跳的快了起来，脸上也发了热，忙挣开薛玉昌的手：“没什么，伤不重。”
二人吃了顿小米焖饭拌熬葱。熬葱，就是把葱切碎，放到锅里加点水放点盐煮一煮便是。伙房里菜已经没有，半麻袋土豆也都冻成冰球了，切不动，剁不烂的。唯一有的菜，就是知青们分的葱，堆在屋角，还有六七捆。俗话讲：饿不死的僧，冻不烂的葱，葱虽然冻得硬邦邦，放在锅里一煮，仍然鲜味洋溢。
饭吃完了，二人发愁了。一个人坐一个小凳，漫天闲侃，这是他们自知青回北京后，在伙房的惯例，只不过越聊越愁。
“你说怎么办啊，就咱们俩没回北京，不说别的，饭过十几天就没的吃了，葱也快吃完了，吃完了后，咱们吃什么？”薛玉昌望着屋顶还弥漫着的些许雾气说。
“你到大队再领些粮，再磨些玉米面，高粱面，在领些小米啊。”张燕看着薛玉昌道。
“领粮食大队倒是给，只是磨粮食都要钱，咱们是罗锅子上山，钱（前）紧啊！”
张燕沉默了，她知道薛玉昌的情况，知道他北京的家也没有钱给他，便沉默了。
“你是大姐姐，你想个辙吧？”薛玉昌突然冒出这么一句。张燕见薛玉昌突然叫自己大姐姐，心里呯呯又乱跳起来，很有一种美滋滋的感觉，可是，转脸，她又故作生气地说：“你呼叫什么呢？”
张燕躺在炕上半夜没睡着，她在想着薛玉昌白天那句“你是大姐姐，你想个辙吧？”那句话。
刚插队，她并没有注意薛玉昌。她是高中生，又一直在女校，薛玉昌他们都是初中生，有都是男校的，照村里女知青的话说：这些男插队知青都是一帮小毛孩子。
她只觉得男知青里薛玉昌长的白白净净，细皮嫩肉的，一看，像个富裕家庭的孩子，听到薛玉昌的身世，知道他是干部家庭，虽然他父亲倒了，可是在心里张燕总觉得自己父母是宪兵特务，和革命干部，是两条道上的车，拢不到一块儿的。
没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