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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夫人自传-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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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放弃传统的刑罚和纠正办法之前，必须要确切证明情况不是这样。此外，美国一位犯罪学家欧内斯特·范·登·哈格曾作过以下有说服力的重要说明：
每当受惩罚的风险下降时，犯罪率就会上升。60年代以来，犯罪的增加是因为罪犯所冒的危险减少，而且他们可能得到的纯利有增加。现在，犯罪使更多的人付出了代价。在1962年与1979年间，因严重犯罪而被逮捕的可能性减少了将近一半。逮捕后被定罪的可能性下降得更多。因严重犯罪被监禁的可能性总共减少了80％……1960年，每一千个严重犯罪人中有90人被投入监狱，但1——990年只有30人。“
正如他的结论所说：“人们可能会感到惊讶，为什么那时的犯罪率没有上升得更多。”
我不是想说，更多的警察、更严峻的刑罚和更多的监狱是对付犯罪增加的全部对策。但肯定他说，更有效的防范犯罪的措施和目标，更准确的警察行动可以取得不大多的但是真正的好处。但事实仍归是，反对犯罪最直接的办法是使可能犯罪的人和确实犯罪的人的日子尽量不好过。这不是廉价可以办到的事。增加巡逻警官的人数，提供最先进的侦破技术，兴建与整修监狱，这肯定要求在法治服务方面继续增加开支。
法治是一项社会服务。犯罪以及以犯罪相威胁所带来的恐惧会使整个社区瘫痪，使孤独无援的年纪大一些的人把自己关在家里，使年轻的生命留下创伤，并且抬高了横行霸道的暴徒们的身价，从而使他们能横行乡里。当今天的政治领袖们想从社会保障福利向法治方面调拨大量财力时——只要是他们以实际行动履行了他们关于要严惩犯罪的豪言壮语——我想他们会得到更多的支持和较少的批评。
第八节 抑制对福利的依赖
第三，就像对犯罪要制订一个有效的保守党的对策一样，对依赖福利也是如此。我们必须把未受到应有重视的、传统的深刻见解与现代技术以及最新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在前面有一章，我叙述了因受到贝弗里奇报告的鼓舞而形成的制度及其优点。贝弗里奇主张建立一个普遍福利安全网，主要以社会保险为基础并由它提供基金，由根据经济情况调查结果确定的福利予以补充。现今社会保障的规模及其复杂性意味着要“回到贝弗里奇”的做法几乎是不实际的，可是，我们能利用贝弗里奇的想法来解决我们当前的困难。首先，他的报告假定，如果国家干预大多，就会减少个人自己赡养自己的意愿——他笃信节俭和保险原则。今天，让个人自己对疾病和老年保险作出更多的贡献，这是很可取的。其次，他强烈意识到有必要对他提出的大规模扩大福利提供殷实的基金。第三，贝弗里奇把他的目标描绘成要消灭“重建路上的5大弊病”：“贫穷……疾病、无知和懒惰”。重要的是他提出来的弊病是道德方面的，而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它们反映出了行为，而不仅仅是环境。令人鼓舞的是，我们发现这一分析与美国撰稿人对今天福利政策作出的结论非常一致。
如果主要问题是福利开支方面的负担，那么，节约的主要目标应该是普遍福利而不是根据经济情况调查结果确定的福利。如果更广泛的“依赖心理”是重点，那么，我们对根据经济情况调查结果确立福利时会更加谨慎，因为它会降低人们去寻找工作和进行节俭的积极性。我们不会仅仅只关注社会保障与税收。某些根据经济情况调查结果确定的福利也可能使接受福利救济的人在实物方面得到一些好处，如免费取药、上学免费就餐和天冷时给予补助。如果接受福利救济的人失去了原先的福利，他也就被迫自动地失去了其他福利，这在经济方面的损失往往很大。
此外，接受福利的人可能会发现地方当局向他和他的家人所提供的住房是最破烂的，提供的学校是最糟糕的，而且可能是在秩序很坏和犯罪活动猖獗的地区。因此，依赖心理所带来的可怕的、自相矛盾的结果是，它在经济方面往往给予了人们很大的好处，促使他们过一种懒散和绝望的生活。我们应该特别敬重那些勇敢的、在这方面作出了努力的人们。但是，政府应该通过消除或至少相应地减少这些诱惑以便给予他们帮助。
已经采取了一个个的措施来克服依赖心理。1988年对低收入家庭实行的家庭信贷计划是一个重要步骤，旨在对付“失业陷阱”（在陷阱里人们不工作后生活条件反而好起来）和“贫穷陷阱”（在这一陷阱里，人们的收入增加后，他们会失去一些福利）所带来的最坏的后果。与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青年培训和重新启动计划相配套，这有助于缓和某些依赖福利的问题。它能劝说那些身体健康、年龄适于工作的人们不要退出劳动人口。是否值得进一步发展像工作福利制这样的首创行动，这是一个容许讨论的问题。原则上，那些想向社会提出许多要求的人，同样应该对社会履行一些义务。但美国的经验表明，由于官僚作风的阻碍，工作福利制的花费可能很高，而且在实践中会受到挫折。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减少管理和税收的同时，要削减一般性开支，特别是福利开支，从而使工作和挣钱更具有真实价值。
第九节 巩固家庭
我们的第四个目标——巩固家庭必须从如何对待单身父亲或母亲做起，特别是要从如何对待未婚母亲做起。重要的是，不要仅仅将注意力集中在为单身父亲或母亲所提供的费用上。更令人担忧的是对所有有关人员的影响，首先是孩子，但也涉及母亲和（不出面的）父亲。有可能单独将一个或更多的孩子很好地抚养成人，但失败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一个女孩怀孕了，离开了父母的家——不管是为了得到一套租金由政府补贴的市建公寓房有意这样做，或者是因为愚蠢而失足——突然面临要照管婴儿这样一个费劲的、令人精疲力竭的任务。特别是，当一个婴儿是一个小男孩，在没有父亲的照顾下长大，如果情况变得更糟，这都是可能的。当然，有些人能够自己找到办法加以应付，有些人非常幸运地能够得到专业方面的或自愿的帮助。但人类的天性既然如此，甚至沮丧和困难也可能会淹没一个母亲对她孩子的本能的爱。顺便说一句，受到损害的不仅是母亲和孩子。还有结婚时，特别是结婚和有孩子时所承担的严肃的义务，这是许多青年男子成长的过程。也许在他们的生命中，他们不得不首次提高他们的视野，考虑他们对他人的责任以及实现这些责任的更长远的前景。没有这些责任感，他们往往发现只有通过闲着在外、犯罪作案和使其他年轻妇女怀孕才是表达他们男子气概的唯一方法。在美国“下层社会”，这种行为方式最为明显，但在其他阶级和其他国家也能看到它的痕迹。
虽然我认为即使道德与文化风气不具有难以估量的重要性，也是十分重要的，但福利和地方当局的房屋分配制度本身也为单身父亲或母亲的不断增加创造了条件。有时有人提出，考虑到以后一些年可能会碰到的困难，没有人会仅仅为了得到房子和福利而怀孕。但事实上，这对一个人的想法过分简单化了。例如，可能有许多更重要的或其他因素促使其作出这一决定——与父母之间的误解， 7种反常的想要“独立”的愿望，自然，既然吃了伊甸园的苹果，也会有各种本能的反应。便宜的（甚至免费的）住房和社会福利规定排除了本可以起威慑作用的制止因素和处罚。短期的打算大都会导致日后长期的不幸，但这不是说这些人没有打算或打算不切题，它仅表明他们目光短浅。
我们怎样才能最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将寡妇、离了婚但有孩子的妇女与从未结过婚的单身母亲区别开来。应该像现在这样，无论单身的母亲或父亲享有什么福利，寡妇或已离婚的妻子——不论其家里情况如何——也应享受这些福利。但是从未结过婚的单身母亲只有在某些条件下才能享受同样的福利：概略地讲，如果她仍和她父母住在一起，或者，她与其他单身母亲住在由某一志愿机构或慈善机构提供的、受到某种监督的住所里，并且在强有力的和友好的指导下生活。在这种环境下，可以帮助年轻的妈妈们成为能起作用的母亲；如果母亲出外工作，幼童们每天有部分时间可得到适当的照顾，不会受到外界不良影响的干搅。再加上更快、更好的收养程序，这个办法可以保护儿童的利益，减少不顾后果的单身母亲或父亲的出现，并且仍可对无论因为什么原因而身陷困境的妇女和她们的孩子履行社会义务。
当然，巩固传统家庭不仅是为了改变未婚母亲的处境。离婚率的大量增加，对家庭也构成了明显的威胁。有些离了婚的妇女有存款，结婚时有现成的住房，还有适当的收入，因此，在经济上能抚养她们的孩子。但是大量的离了婚的妇女却没有什么抚养费，或者根本一点抚养费也没有，因此不得不依靠国家。新的儿童赞助署打算给予被遗弃的家庭适当的赞助，这对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些帮助，虽然该署的措施明显有缺点（现正在改正中）。
在离婚的情况下，如同未结婚的母亲一样，也使儿童处于不利地位，但这类儿童主要的不幸是家庭破裂本身所带来的创伤以及后来离婚双方为了表示忠于家庭感情所带来的情感上的波动。我一向接受这一观点，即在某些情况下，对有关的人来说，最好的选择是结束不幸的婚姻，特别是在家庭里严重使用暴力的婚姻。但为了孩子们而“决裂”这一舒服概念往往掩盖了成年人的自私。最近调查证实，离婚本身对孩子们是有害的，会导致学业成绩不佳、就业差和日后会感情用事，而且不仅是贫穷家庭的孩子会这样。
60年代的改革使离婚在所有西方国家都变得更加容易，但要想取消这些改革恐怕是困难的。可是现在我们既然已知道存在着婚姻早期破裂的趋势以及它们对儿童的影响，重新考虑这整个问题是明智的。离婚不仅涉及两个人，其他人的婚姻稳定性也会受到影响。应该肯定认为这是违反了法律委员会有关在离婚中完全不需要考虑“过失”的建议。我们也应该考虑，在没有孩子或孩子已经长大成人的情况下离婚与有要抚养的子女情况下的离婚，这二者之间是否应该作出明确的区别。“孩子第一”和使家庭团圆和睦有时要求“不要离婚”。
第十六章 自由企业货币主义
第一节 在经济学的背后
经济学太重要了，不能仅仅把它留给经济学家去研究。如果说一位经济学家的观点反映了造就他这个人的非经济方面的价值观，这不是在贬低他的专业知识或正直人品。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一句名言是：“认为自己完全不受任何知识影响的那些实干家，通常是某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奴隶。”
但是，现存的经济学家也同样是外界影响的奴隶。凯恩斯本人就是这样——他是“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子里的一位成员，这些人在自己的行为中摈弃了维多利亚时代美德的同时，也微妙而肯定地在经济学中放弃了传统的自由法则和约束，因而，“凯恩斯主义”就与它成了同义词。
所以，我自己对经济学的看法也来自在我成长起来的那个世界里的个人经验。我的“布卢姆斯伯里”是格兰瑟姆——卫理公会教、食品杂货店、扶轮社以及在那种环境下培养起来的、受到尊重的所有严肃和持重的美德。毫无疑问，就像对政治或宗教信仰一样，信仰某种经济学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对我来说，在罗伯茨家庭里的生活经历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因为，真实情况是家庭与政府之间的共同点比大多数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愿意接受的要多得多。虽然藐视基本法则对国家和对家庭来说其结果多少有些不同，但它们仍然都是灾难性的。的确，对国家来说，灾难要更加严重一些，因为它们能使整个民族与它们一起遭殃。
对我的养育和我早期的经验不仅使我知道了政府不能做什么，我也以赞同的心理深刻了解到了我后来所认为的“资本主义”或者“自由企业制度”，对我政治上的同代人（他们年龄一般多少要大一些）来说，是大萧条中资本主义的所谓失败使他们相信必须要找到更好的什么东西；但对我来说，我们铺子生意的兴隆以及格兰瑟姆喧闹的市中心却表明情况正好相反。对他们来说，资本主义是陌生的和严酷的；但对我来说，它是亲近的和有创造力的。我看到，是因为满意的顾客才使我的父亲得以增加他雇用的人员。我知道，是国际贸易才把茶叶、咖啡、食糖和香料带给了我们店铺里的常客。除此之外，我感到做生意与在任何地方任何集市上所看到的情况一样，是充满活力的、人道的、社会性的，还可以进行社交。事实上，它虽然严肃，但也有趣。没有什么课程能比在一个街角的店铺里更好地了解自由市场经济。我在格兰瑟姆所了解的一切使我确信我所听到的对资本主义的抽象批评与我亲自经历的现实不一样。因此就战后英国因袭下来的经济智慧而言我是打过预防针的。
由于主要受凯恩斯的影响，但也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那些年人们强调的是政府通过直接和经常的干预能够改善经济情况。当时人们认为，如果能以开明的办法使用国家的大权，国家就能使个人、家庭或工商企业摆脱在生活中所受到的各种限制。特别是，当一个家庭的花费超过其收入正走向毁灭时，（按照新的经济学观点）国家却走向繁荣与充分就业之路。当然，事情从来不是这样赤裸裸地表现出来的。例如，政府的赤字是要用在“反周期的”方向——即用来补偿萧条带来的影响——而不是无节制的。那时口头上也说有必要避免把福利水平提得太高以致人们不愿外出工作，但在这一切的后面，几乎大家都认为，政府的支出无论在道义上或在实践中都要比私人支出更可取，因为它有更高的、更合理的既定目标。在我一点没有读米尔顿·弗里德曼或阿兰·沃尔特斯的著作之前，我仅知道这些说法不可能是真实的。节俭是美德，恣意挥霍是堕落。如果政治命令能够中止人类行为的法则，那么这个世界就没有意义了。也许在我先后担任反对党领导人和首相的那些年里，所发生的一项最大的变化是绝大多数决策者（甚至经济学家）都改变态度同意了我的意见。
现在大家都认识到，增加政府借款的后果会将利率提得比不增加借款时更高。如果人们预料更大的赤字会使未来货币供应量增加，从而会加剧通货膨胀，情况更会如此。这样，让预算赤字上升只会阻碍而不会促进经济增长。我在其他地方谈到的1981年的预算，就是以这一认识为基础的。当时364位经济学家发表声明攻击我们所采取的战略，无疑，他们认为这一战略对当时占上风的正统做法是一个直接桃战。这一挑战成功了。1981年夏天的数字预示经济将要恢复，下一季度的其他数字也证实了这一点。1983年的经济情况如此之好，再加上对福克兰群岛战争的胜利所作出的反映，它们保证我在大选中能取得最顺利的胜利。
就好像与政府借款一样，通货膨胀也是如此。有几十年，政府根据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有“平衡效果”——所谓的菲利浦斯曲线——这一假定在调整经济。现在，人们已广泛同意，从长远看，是影响经济结构的微观经济变化——如放松管制——而不是宏观经济操纵在决定所提供的工作数量。现在已没有什么人声称他相信“某一”通货膨胀在经济上是可取的。过去一些政府认为，它们非常聪明而工资谈判者非常愚蠢，所以前者能通过通货膨胀减少后者的实际报酬。而现在我们知道，多年来，情况正好相反。工资谈判者不仅没有低估将来的通货膨胀，还经常过高估计了通货膨胀，因而提高了他们的要求。因此，所谓的“货币幻觉”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削弱了竞争能力。更糟糕的是，很难从制度上消除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计，这是为什么要经过许多年才能获得低通货膨胀率的好处。
我比我的许多同代人在政治上占有的一大优势是，首先要从理论上说服他们有关货币主义、自由贸易和放松管制的好处，而技术上的论证和深刻见解与我的基本本能和早年的经验如此吻合，因此，我很容易就被说服了——而且我的信服又有助于我去说服别人。
80年代的英国
我在1979至1990年任首相期间，有机会在经济政策中实施这些信念。我很幸运有杰弗里·豪、奈杰尔·劳森和约翰·梅杰这三位非常能干的财政大臣帮助我。在80年代，我们打算实行与战后大多数时期目标基本不同的政策。我们认为，既然（在一个自由社会）就业不是依靠政府而是依靠满意的顾客，因此没有理由拟订“充分”就业这一指标。而是政府应该建立正确的、健全的货币结构、实行低税收、少加管制和建立灵活的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以促进繁荣和增加就业。
至于政府的财政，的确有限地继续执行了1979年以前的一些做法。工党大臣丹尼斯·希利在1976／77年度和1977／78年度之间实际削减了60亿英镑的公共开支，以及1976年12月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的。标志着首次公开利用货币指标来指导政策的协定条款，都是朝着我所相信的做法迈出的重大步骤。但是它们的实施来自必要而不是信念，因此一有机会就被放弃。事实上，工党政府在最后一年再次允许公共开支上升后，已经在开始放开上述做法。此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导下，工党政策中一些好的部分没有与其他至关重要的辅助性措施结合起来，如大幅度削减边际所得税税率、改革工会法、私有化和放松管制，因此，它们只是部分补救办法，因为缺少促进企业所需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到唐宁街时对如何搞好英国的经济有一个总的想法，而不是一个详细的计划。因为各个领域里的进步都有赖于经济和政治情况。例如，我们第一个预算优先考虑的事项是减少所得税，这一方面是因为边际税率，特别是对那些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妨碍了就业，并鼓励人们移居海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我们的宣言中已作出了如此坚决的保证、但是当必须履行的政治与经济责任互相发生矛盾时，经济的需要应该占第一位，如我们提出了直接税，这是为了在那个不得人心但很关键的1——981年的预算中控制赤字和制止通货膨胀。
经济战略有4个互为补充的基本组成部分。按时间和重要性说，首先是反对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在英国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中以及在英国人的心理上已经根深蒂固。在战后的年代里，它连续不断地达到更高的高峰。如我所讲过的，在1975年已危险地接近极度通货膨胀。结果，更难以消除通货膨胀。只有长期坚持减少货币增长和改变人们期望的政策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从80年代起，在中期财政战略的构架中采用了货币政策，辅之以减少政府借款的财政政策。像任何真正的战略一样，它必须适应周围的环境。例如，当作为货币政策一项措施的某一货币总量出现问题时，就有必要想其他的办法。还有，像任何战略一样，它自己不会消除错误的可能性，但它限制了这类错误的范围。由于过去几年坚持了这一战略，因此，尽管有困难，它获得了信誉，这本身就增强了对经济的信心。在1981至1986年期间，由于中期财政战略一直是我们政策的核心，因此使通货膨胀从（1980年5月的）21。9％这一高峰下降到（1986年夏季的）2。4％。在80年代中期，它平均为5％左右，直到1987年至1988年我所反对的对前联邦德国马克的汇率尾随使通货膨胀急剧上升。它上升得很快，1990年10月达到了10。9％的高峰。在我离职的那个月它开始下降，在1991年下降很快，那时，1988—1990年的高利率已经再一次地控制了货币增长。直到我离职时）对国内货币情况的估计一直是最后决定通货膨胀政策的因素。
可是，一个月以前，英镑加入了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机制，这充实了中期财政战略。这是想向金融市场表明我们致力于低通货膨胀的决心是不动摇的。但是那时在汇率机制内维持平价成为了它自身的目的，因为汇率机制变成了更加僵硬的体制，变成了走向单一货币的传送带。这导致了货币的过分反应，肯定会使通货膨胀很快下降，但代价是会使英国经济遭受异常严重的衰退。最后，这一政策无法支持下去，英国只得离开汇率机制。
自那时以来，政府执行了一项谨慎的政策，通过回到某种国内的货币主义使通货膨胀下降。这表明政府正确地重视稳定物价。现在所需要的是重新建立一个非常像原来中期财政战略的可靠的构架，这对预期的通货膨胀将是一个永久性的抑制因素。这不应该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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