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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生死劫-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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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零年李菁回上海时，正值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失败而造成的困难时期。全市食物短缺，每天清晨，在公安局门口排起绵绵不绝的长龙，等着申请出境证。有人看到在这个时刻，李菁从富裕的香港回到饥饿阴影笼罩着的上海，就把她推出来作典型宣传。我在报上读到她回上海的消息。平时，报上是只刊登一些高级领导人或外宾的活动情况。这次，却把她捧得像只金凤凰一样来欢迎她；并请她担任市政协委员。这个机构是出政府所推选的文艺工作者、作家、宗教界领袖、著名工商业家及国民党高级官员所组成的，他们的任务是为他们这个层次的人员作榜样，拥护和宣传当前政府的各项政策，从而协助政府在各自领域建立一个拥护共产党政策的楷模。与此同时，政府也授予政协委员一些必要的特权，如分配他们一些较好的住房，能在指定的特殊饭店进餐，在那里能吃到一些不必凭配给券供应的、市场短缺的食物。
极左路线表扬一个人，往往是只凭其利用价值而不考虑他本身的一些美德，虽然他们经常也谈谈道德。李菁是早在六年前，中国正值困难时期，担任市政协委员的。但这些已成为过去了。而今，她对他们已失却利用价值了。而且某些领导喜欢让人奉承拍马，绝对服从，而李菁偏偏对这两者都不擅长。事实上，她曾经跟我说过，这种政协会议让她十分不自在，每每要她对在极左路线干扰下的音乐及教育政策表示拥护时，她总是保持缄默。她对授予她政协委员这头衔，并不热心，这自然会触怒一部分人的。
在我给她挂电话时，我就想到上面这些有关李菁的剪影。我很高兴她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八月十八日，我女儿生日那天大清早，陈妈就不见人影。她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总在我女儿生日那天，去静安寺庙为她宠爱的曼萍烧香许愿。她知道我反对她去菩萨庙，因为我是基督徒。因此她总是老大清早就悄悄溜出去，然后，再悄无声息地溜回来，使我不觉察到她的外出。我也总是佯装浑然不觉，不去点穿她。
当我在客厅里插花时，她回来了，我听到她在食品储藏室里，与厨师用反常的激动的嗓音在诉说什么，在她走进过道时，她在用手帕擦眼泪。
〃怎么了，陈妈？〃我问她。
她闷闷地走进房里。〃发生什么事了？〃我问她。
她坐在餐桌边。嘤嘤地哭起来了。〃他们在砸庙。〃她抽泣着说。
〃谁在砸庙？〃我问，〃不会是政府吧？哎，都是些毛头小孩子，看样子是学生。他们说毛主席叫他们破除迷信，还说，和尚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那些和尚怎样了？还能怎样？学生把他们包围起来，有些还挨了打。当我赶到庙里时，我看见他们都蹲在天井里。许多人在看热闹、其中一人说，学生要把庙宇拆掉，把菩萨烧毁，像他们在别处所做的那样。我亲眼看见，有几个学生爬到屋顶上，把花砖扔下来。〃陈妈哭诉着。
〃好了，别难过了，陈妈。你依旧可以在家里祷告。现在教堂已关闭了多年，基督教徒都在家里祈祷，你也可以这样的。是吗？不管怎么，今天是曼萍的生日，你不要掉眼泪呀。是。我不在曼萍生日时掉眼泪。但我实在看不惯。〃她收起帕离开了。
然后厨师进来对我抱怨着，今天去了几次菜市。都未能买到生日宴上所需的菜肴。他述说，菜场里几个如他这般的大司务，都被讥讽嘲笑是有钱人的奴仆。
〃可能，因为他们无货供应，不高兴你去买他们的东西。别发愁，就用你所能买到的菜肴就可以了，我肯定你能为曼萍的生日宴会准备一桌好菜。〃我安慰他。
我的厨师在菜场里所遇见的，是可以理解的。它反映出在反对资产阶级时激起的阶级仇恨，对一般老百姓来说，资产阶级仅指〃有钱人〃。但对寺庙里所发生的，我却感到不能理解。因为，庙宇是由国家管理的，和尚是国家雇用的。假若政府要改变政策。那么政府可以关闭庙宇，把和尚分配转业到其他部门，就像大跃进刚刚开始那样。事实上，静安寺是面向东南亚华侨及官方外宾开放的参观点，以示我国的宗教政策。我记得，在大跃进后，报上登过静安寺重新开放，和尚都重返寺庙的消息。我不懂，为什么现在会允许学生这么做，不知上海市政府是否了解在静安寺所发生的情况。
傍晚六点钟．李菁来了。她满头华发，脸带笑意，一派典型的学者风度，端凝清秀。但唯像像我这样的亲密朋发，才了解她貌似宁静的外表下所蕴藏的一切。她十分敏感，多愁善感，并能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
李菁是个造诣颇深的音乐家，又是位能干的教师。自古以来，中国人即习惯尊师，教师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地位。中国人把献身教育事业的教师，比作〃桃李满天下〃，这句话对李菁是十分合适的。她教出来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任钢琴独奏员和伴奏员，或钢琴教师。有些还在国际比赛上获奖，蜚声海外。我十分钦佩李菁，并赞赏她对音乐和学生鞠躬尽瘁的精神。自她从香港回沪后，我们经常见面。她有时把她的琴谱带来，我俩就在音乐声中度过整个晚上。我知她深感寂寞，并牵挂着她的孩子。幸而自一九六零年开始，刘少奇任国家主席，直至当时文化革命开始前，中国没有特别大的政治波动，因此，李菁能和她在澳大利亚的孩子保持通信。
老赵送上了冰镇红茶时，我问李菁：〃你学校里情况怎样？我看不大妙，〃她忧心忡忡地说，〃学校已全面停课，我们似把所有的时问都花在参加文化大革命上，人人都要写大字报：像我这样的教授，也要写自我检查，并观看别人写我们的大字报。你的大字报多吗？〃我担心地问。
〃一般讲教授们的大字报总要比其他人多。我不知道我的大字报是否比别人多，我没有点数目。但至今尚未对我开过批判会。我个人历史很清白。除了在学校任教外，我其他什么事都没做过。对教授的批判大会多吗？〃我问她。
〃已开过几次了。一个是对过去国民党党员，另一个是摘帽右派。其余的是其他系的，我对他们的历史不大了解。以上两个人在过去政治运动中，都被揪出来过。〃李菁解释着，〃我最怕开批斗会。不知为啥，那些人似乎表现得十分野蛮。你想你会安然过关吗？我从未反过党，我也从不过问政治。我在国立音专毕业后就去英国留学，回国后又返音专任教，全部情况组织都了解。我应该没有问题的，是嗽？但我不敢肯定，会不会发生啥意外情况。这次运动似乎与以往的各次运动不一般。如何不一样？〃我问她。
〃就是这次运动，领导的态度也与过去不同。以往他们都很自信，且很有把握地领导开展运动。这次，他们自己似乎也有点吃不准。事实上，他们已有意识地限制揪斗对象，似乎他们也不愿扩大打击面。恐怕在大跃进失败后，领导们已不再相信政治运动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是永远正确的真理了。〃李菁所说的一番话，意味深长，十分睿智。只是那时节，我们并不曾意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两个司令部旧的夺权斗争。后来才知道，音乐学院党委第一书记，是属于刘少奇路线的，当江青要让她一个得宠的年青人来取代他的业置时，他被江青所属的亲信杀害了。＇2＇
〃以我看，写大字报真是劳民伤财。学校里已耗掉大量纸张和笔墨。然而我们要求在课堂里增装电灯或添置乐器时，总是说没有经费。〃李菁说。
〃大字报里批评你些什么？〃我问她。
〃就是一般地批评我在英国所受的教育，还有就是把孩子送到澳大利亚，以及我的教育方法。在我们与苏联关系友好时，就鼓威我们教授西方音乐，并培养学生参加国际作曲活动。自与苏联关系绝交后，就开始批判西方音乐。我们仅能用中国乐谱教学，但中国的曲目又那么少，我大半时间是花在教材收集上。当个教授已是十分为难了。现在我的学生都被迫起来反对我。知道吗，他们其中有一人轻声对我说，他们必须写揭发反对我的大字报，非如此不能保护他们自身的安全。真的吗？但你不必太难过，这些青年人，也是出于无奈呀？但我很是伤心，我总感到，似乎我昀一生已完了。〃她说着叹了口气。
〃不要为这叹气。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曼萍学校里资产级出身的学生，也必须批判自己的家庭出身。我叫她进一步批评我，她也这样做了。他的老师和同学们都表扬了她。这不过是一种形式，做做戏而已。你不要为此难过。我怕我不能像你这样以一笑置之，〃李菁说，〃我觉得他们这样太不正直了。不过你是政协委员，这对你或许会有利一点吧？〃我问她。
〃听说他们都要取缔这个组织了。他们称它为红萝卜：外面红，里面白。他们说外表上这些委员都拥护共产党，其实骨子里都反对共产党。〃她说。
〃果真如此？谁知道：现在对人的思想言论控制得这么严，谁都不知道别人心里所想的。〃李菁说。
当我告诉她，我也被告知要参加文化革命时，她的反应与薇妮的一样。她说。〃现在亚细亚公司上海办事处已停业，因此他们认为得利用这次政治运动来吓唬你一下，以便以后对你易于控制。〃但她不曾料到，后来对我的压力会如此强大。〃他们又不能削减你的工资，因为你不拿国家薪水。他们又不能解雇你，因为你不是政府工作人员。我看除了吓唬你一下以外不会拿你怎么样的。但愿如此。〃我说。
〃你知道，我有时感到我缺乏勇气，似乎已支撑不下去了。〃李菁说。
〃你为何不退休？有些人六十岁前就退休了，宁可少拿点退休金，至少可以免予参与政治。待文化革命结束后，我就申请退休。〃李菁说。
我女儿带了四个青年客人来了，其中有电影公司一位姓孔的漂亮的男演员，他父亲是三十年代有名的导演。张是上海乐司昀小提琴手。孙康，科技大学的数学教师，他是曼萍的特殊男朋友。还有我的教女席，她是曼萍在澳大利亚结识的小朋友。他们对音乐都特别爱好，常聚集在我家欣赏立体声唱片。
这些年轻人，充满着朝气活力，兴致勃然，虽然他们都来自成分不好的家庭，但他们一点也没有提及有关这种种将会给他们带来的不利因素。整个晚餐过程中，他们嘻嘻哈哈，谈音乐、谈书籍，当曼萍把吃剩的大蛋糕送进厨房时，连陈妈看上去也已恢复了常态，开始唠唠叨叨地数落着她不该舐沾在手上的巧克力。饭后，那些年轻人都聚集到曼萍的书房里去听立体声唱片，这是他们最喜欢的消遣。
李菁和我到花园去。老赵在花园里准备了两把柳条藤椅，上面置着靠垫，一盘蚊香，置在两把椅子当中。然后再送上两杯菊花茶。从窗口飘来一阵时隐时显的小提琴声，我把自己整个身子埋在藤椅之中，仰头凝视着布满星斗的苍穹。
〃你过得真舒服，〃李菁感慨地说：〃你的生活不仅在中国，就是以西方的标准来说，也是第一流的。我怕，这是否会引起他们的不满？完全可能。那些审查我的人，看上去十分仇恨我。你是否相信，中国工农群众的贫困，是因为因们的过失？他们不过是妒忌而已。人们不可能过着一样的生活。我有一套大公寓，是学校分配给我的。那表示他们也是不愿搞平均主义的。〃李菁说，她现在似乎显得轻松点了。
〃自然，你情况不同。你为国家做了许多事情，你亲手培养了几百个学生，他们都从你那里学到许多东西，那不是很美好吗？〃我从心里羡慕我的朋友李菁。
〃但在学院里，从来没人对我说过这种话。他们总是说，我把腐朽的西方音乐拿来腐蚀青年。他们从来不曾想刭，如果国家真的如此明文禁止西方音乐，我就不会这样做了。我们的教材在给学生讲授前，都事先经过党委审批的。他们好像已忘记了，在五十年代与苏联友好时，还鼓励我们教授西方音乐呢。〃她越讲越气恼，到后来，都发起怒来。我就不在提及她的工作了。为了让她高兴，我问起她孩子的近况。
〃对我来讲，他们离我那么远，特别现在，他们都各自成家了。〃她说。
〃你不想去看看他们？喔，当然想。但想又有什么用？他们不会签给我去澳大翻亚的护照。当然，我的孩子们，也不会到这儿来。其实，你真不该从香港回来。那时，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决策。你知道，我对音乐学院感情很深。我在这里受教育，又在这里执教，它真正是我一生中，除我孩子之外最最重要的一部分。我的许多同事都是我在音专的老同学。我在香港时，他们粕写信给我，我的学生和党委书记，也写信给我。他们都说音乐需要我，我就回来了。那苏雷的家属对你返沪是怎么想的？苏雷故世后，他们很关心我。他们家多数成员都已在澳大利亚定居了。他们是个很团结的家庭。那些叔伯们都认为苏雷的孩子，就是属于苏家的人，但他们不认为我与苏雷的孩子一样重要。当然，假如我无法谋生的话，他们会照顾我的。但我不喜欢自己处于这种状况下，寄人篱下，仰人鼻息。〃李菁话里最后几个字，被一阵激烈的锣鼓声淹没了，老赵到花园里告知：〃屋前，正好有一支学生游行队伍走过。〃那正在欣赏音乐的年青人也涌到凉台上来，孔那个青年演员说：〃那好像是红卫兵。几天前，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过他们的代表。这意味着，毛主席已承认了他们这个组织。这是谁组织的？〃我间他，〃我从未听到过有'红卫兵'这个组织。我听说，这是江青支持的文化大革命中所产生的新生事物。人家告诉我，事实上，她暗中组织了一批清华附中的学生，然后假说是学生自发组织的。因为她是毛主席的妻子，'红卫兵'这个称呼，便更受人欢迎。现在，她代表毛主席公开批准红卫兵这个组织了。〃孔说着就笑了，〃我爸说她过去不过是个普通演员罢了。现在似乎身价百倍了。〃（后来当江青在清理电影界的〃敌人〃时，孔的父亲经历了一个可怕的遭遇，总算保全了一条命。孔本人也因父亲牵连，几年来没有在任何片中任过主角。）次日，我在报上看到八月十八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消息。在第一版上，载着毛穿着卡其布军装，手臂上戴着写有〃红卫兵〃三字的红袖章的大幅照片。〃红卫兵〃三字是他亲笔题的。在天安门检阅台上，他接受了台下聚集着的青年们的热烈欢呼，微笑着对他们招手。他对红卫兵指出的特殊任务是：在全国各地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当时全国青年，把他们自幼就崇拜的对象的指示，作为自己的武器。在文化革命初期，上面布置的斗争对象，仍是〃资产阶级〃。红卫兵的矛头，也仅针对他们。
八月十八那晚，成群结队的红卫兵在我们屋前走过，敲锣打鼓，大声呼着口号。曼萍和她的朋友们都上街去看游行了，李菁和我回到书房去。外面的声音震耳欲聋，我们都无法讲话。口号声中似有〃保卫毛主席〃，当曼萍独自一人回来时，她告诉我们，那些学生高举着毛的画像高呼：〃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谁会攻击他加害他呢？〃我问。我们都没法回答。像他这样拥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受人崇拜的人物，似乎已经不是凡人了，还有谁会攻击他呢？
略等片刻以后，李菁说：〃我该回去了。以后总会把情况弄明白的。我送李阿姨回家吧，路上都是游行队伍，已没有公共汽车了。〃曼萍说。
我把他们送到大门口，看到游行队伍，都由十几岁的青年组成。他们高举着口号标语和旗子，捧着毛主席的画像，走过我们屋前马路。前排有人敲锣打鼓，每隔几米，就有个领呼口号者，口号写在纸上。其余的随着高呼。每个游行者臂上都挂了红袖章，上面仿着毛的字体写着〃红卫兵〃。看来，这个队伍组织得有条不紊，统一领导，似不像是青年人自己组织的。我想，幕后一定有当权派在操纵。
李菁和我互相道别了，曼萍推着自行车与她并肩而行。我目送着她们，直至李菁的满头银发，在游行队伍中融化消失了。
那是我对亲爱的朋友最后的一瞥了。一个月后，当我在隔离时，她自杀了。在一次对她极端侮辱的批判会上，红卫兵们把一根离地不到四尺高的竹竿横在音乐学院门口，要地从下面爬进去，以示她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因为她在英国受过教育。后来又开了斗争会，强迫她承认她〃热爱西方音乐〃。次日，她被发现，坐在钢琴边打开了煤气开关。她留下一张纸条，上面仅仅留着一句话：〃我为我的学生尽力了。〃我的佣人们都休息了，我在楼下等女儿回家。她回来后，我俩默默无言地上了楼。在楼梯口，她用手臂环抱着紧搂了我一下，表示着向我道晚安。我似有很多话要对她说，我想告诉她，我是多么爱她！她对我是如何珍贵，是我的安慰。但一团凄迷愁人的情绪堵住我喉咙。我怕我什么也说不清，于是，我什么也没说。
〃我永远也忘不了今天的生日。〃我女儿幽幽地说。
当她回自己房后，我把窗关上，以隔绝马路上的喧嘈声。这样，声音似乎轻了点，但因为凉风吹不进屋，室内很是阿熟。马路上的游行队伍络绎不断。男女青年们怀着火热的革命热情，高呼口号，迈着革命步伐的声音，依旧阵阵传入室内。
我走进书房，从书架上抽下一本书，但却一个字也读不进，我放下书本，毫无目的地在房里徘徊着。我把花瓶里的花重新插过，清理掉已凋落的，再往瓶里添点清水，又把墙上的油画扶扶正，轻抚一下牙雕上精工细刻的花纹，外边的游行队伍还在持续着，即使他们不打我大门前走过，依然听得到阵阵震耳的锣鼓声。我在房里漫无目的地荡了一圈，就踱到曼萍房里。她没听见我轻轻的敲门声，我轻轻推开门，发现她已睡着了。她一头乌黑的秀发散放在洁白的枕头上，甜甜的脸庞显褥那么平静、安宁。门外透入的一抹柔光，照在她床头边柜上置着的，嵌在银质相架里的我丈夫脸上，我轻轻把门关上。
我心中唯有两个亲人，一个已死了，另一个还活着，但将来等着她的是什么呢？命运，是无法预测的。
〃你要自己保重，照顾好曼萍，我为这样早就要离开你俩而难过。〃我又记起我丈夫临终弥留之际，以微弱的声音对我所说的。那已是九年前的事了。他要求我好好照顾好曼萍，我已遵照他的嘱咐做了。我看着女儿渐渐地长大成人，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安慰，她很聪敏，漂亮又热情活泼，我对她十分放心。但现在，自文化革命开始以来，一团乌云始终笼罩着我们。当我想到将来时，我只感到一切都毫无把握。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到无法把握自己生活中的方向盘，也无法引导我的女儿。这些念头让我恐惧不已。
从前，我就凭借着不断地排除困难，迎接新挑战，适应新情况及享受乐趣而过活。自一九五七年丈夫逝世后，我的心已碎了，一时几乎觉得已没有活下去的信心了。我认为，唯有采取积极的态度，把困难一一解决排除，才能治疗我的创伤，恢复我的勇气。
在中国，自古以来，当一个女人失却了丈夫后，也同时失却了她自个的人生价值。实际上她们已不是〃人〃了，只能受邻里耻笑，还有〃寡妇门前是非多〃的说法。虽然一九五二年人民政府制订了新婚姻法，保护妇女权利，反对重男轻女，但对寡妇和老处女，依然存在某种偏见。中国社会，似乎对能自强自立韵女性，并不欢迎或不以此为荣。
我刚刚开始在亚缨亚公司就职时，那些高级中国职员，看到一个没有经营经验的女人来领导他们工作，觉得很是意外。我就得反复表现出我自己的能力，以此赢得他们的尊敬和信任。对我来说，没有比接受新挑战和克服困难更使我感兴趣了。我为我能在丈夫逝世后仍可维持原来的生活水准而感到高兴和自豪。但在我一生中，我从未有过像在文化革命中那样迷茫怅然。据我所知，每当一个中国人被派往外资公司担任高级职务时，必须先经工商联及上海市公安局审核。因为公安局储有每个人的档案，政府理应对我作过全面了解。似乎不存在对我进行审查的理由。而薇妮、李菁及胡先生，都认定我在劫难逃，将成为这次运动的对象。除了坚决拒绝写假交代外，我真不知道我该如何是好。但真这样做，必定会使我与他们对立，这种对抗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会对我女儿有啥影响呢？我伫立在女儿的卧室外，陷入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望之中，我唯有祈祷，恳求上帝的保护。
自毛主席在北京接见了第一批红卫兵，并表扬了他们后，几天中，上海马路上成了红卫兵的世界。报上又宣布了，红卫兵的任务是扫四旧旧文化、旧风俗、旧思想、旧习惯。对〃旧〃字并没有明确的概念，全部由红卫兵来决定。首先，他们将上海的马路改了名。沿黄浦江外滩一带最大的马路改为革命大道。另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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