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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我其谁:胡适-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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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苏格兰、爱尔兰联合的象征，对外而言，是日不落帝国维护正义、确保自由的象征。英国国民既然肩负了那么大的使命，他们就必须从小养成良好的美德，要懂得爱国、有爱心、求真理、有荣誉心、服从、纪律、勤学、会做人、勤俭。
大不列颠帝国的维系与传承，端赖国民的奉献与牺牲。亚诺福斯特在《国民读本》里，用了三十页的篇幅，来解释英国的军制，包括民兵。他说依法，所有英国人都有在必要的时候为国执干戈的义务。所幸的是，爱国心，英国人人都有，连散布在大不列颠殖民地的英国人，在必要的时候，都会从戎报效祖国。他还特别说明为什么每在阅兵的时候，第一个出场的都是海军：那是因为大海是英国最重要的防线，保卫英国在海上利益的海军，当然是最须要被注重的。他还穿插了一些为国奋斗、甚至为之牺牲的英雄的故事，例如：曾经在中国率领“常胜军”打太平天国，后来战死在苏丹的戈登（Charles Gordon，18331885）；1857年因为印度殖民地士兵起义叛变，驰援的英国军官与士兵；1852年“暴堪海舰”（Birkenhead）在南非沿海触礁沉船时，让妇孺登上救生艇，列队留在舰上沉船而溺死的军官和士兵；以及1805年在西班牙特拉法加角（Trafalgar）打败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的纳尔逊（Horatio Nelson，17581805）。“暴堪海舰”沉船的故事，特别让胡适感动，他在1906年12月6日的《竞业旬报》上，特别以《暴堪海舰之沉没》为题名，翻译出来加以表扬。纳尔逊的故事，他在1906年5月31日的日记里提到：“今日上课，适杨师有喉病，故国文科无功课。看《新民丛报》《责任心与名誉心之利害》篇，心大感动，不自已。是篇立论，注重责任心。因忆昔者拿坡仑与英名将纳耳逊战于脱拉发加（Trafalgar），英军垂败矣，纳耳逊乃诏其军曰：吾英人当各尽其职守也（England expects every man to do his duty）。于是士气复振，遂大败法军法舰队及西班牙之舰队，歼焉。噫‘责任心’（Duty）之权力固如是其大耶！”＇20＇
值得注意的是，亚诺福斯特虽然不厌其详地介绍英国的军制，表扬英国军人的纪律及其尚武的精神，但他也同时要他的小学读者了解这些都是对外的美德。对内，国民的第一要务则是知法、守法。为了国家的荣誉而执干戈对付敌人是必要的，然而，本国人自己动干戈来解决冤屈与罪行，并不能为国家带来荣誉。亚诺福斯特在讲述英国军制那一章，在一开头就引了十八世纪英国保守主义巨擘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的一句话：“绝不可轻言洒热血，除非是要偿血债。为我们的家、为我们的朋友、为我们的神、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同类去洒热血值得，其他则都是虚荣，都是罪恶。”亚诺福斯特要大家即使必须牺牲小我，都应该为国家着想的保守心态，最明显地反映在他对工会的态度上。他说工会能保障会员的福利，能为会员争取较高的工资与工作环境，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当工会用集体罢工的方式，强制规定会员不准私自去上工的时候，它们就忘却了自由的真意，它们就不再是自由的朋友，而是专制的朋友。毫无疑问地，他所害怕的是罢工，他所担忧的，是劳工集结起来跟资方对抗。他所憎恶，却又不愿意点出的，就是社会主义，那就好像是如果他把社会主义这几个字说出来，就会增长其威风似的。
胡适很欣赏《国民读本》。他在1906年4月14日的日记里，称赞这本书：“《国民读本》（The Citizen Reader）一书，其于国家政治法律，以及成人之道、自治治人之理，皆推阐无遗，其中哲理法语足为座右铭者，不可胜数。”他翻译了其中的两句：“To rule oneself is the frst step to being able to rule others”（自治者乃治人之第一着手处也）；“We shall do no injustice to others nor suffer injustice ourselves”（毋以不义加诸人，亦毋受人不义之加诸我）。他接着说：“以上二语，其第一语则‘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之义也，其第二语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我亦欲毋加诸人’之义也。呜呼，我学者其无唾弃先圣，先圣固与二千年后之泰西哲学家、教育家同其学说也。”＇21＇这一节日记反映了胡适在这个阶段，很喜欢去寻找中西观点若合符节的地方，也更反映了我们在本章“爱国”一节所要分析的他的强烈的爱国心理。然而，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国民读本》里，可以作为座右铭的哲理名言，俯拾皆是。而这些所谓的哲理名言，一言以蔽之，就是他说梁启超被其所镇住了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公德。
在这些维多利亚时期的公德里，胡适对爱国、尚武的精神特别重视。1906年6月2日的日记里说：“上海第一次举行征兵令，惟吾国积习贱视军人，故应征者绝少。识者乃利用人之‘名誉心’，行欢迎欢送之礼，以鼓励来者。上海第一批征兵已得六十人，阖邑官绅学子定于明日开欢送征兵大会于学宫，本校与焉，明日十一时出发矣。”次日，澄衷学堂的学生在上午十一点半，从学校整队出发，一点到达学宫。下午三点钟，欢送大会开始。各界演说完毕，最后由各校学生合唱“征兵歌”。典礼结束以后，各校学生送征兵上船，大家“各扬校旗，呼‘中国万岁’、‘陆军万岁’而散”。他去参与欢送征兵大会后的第二天，又在日记里写下他的感想。他现在读了亚诺福斯特的《国民读本》，认识到西方的兵制有两种：征兵与募兵。他受到维多利亚尚武精神的影响，认为当兵是国民的天职，中国应该实行征兵制。他说：“各国兵制分二种：一强迫的（conscription），即所谓通国皆兵制也（人人皆须从军，如德国是）；一情愿的（voluntary enlistment），则海陆军皆以征兵充之（如英国是）。今日之我国征兵令，情愿的也。夫今日而行强迫兵制，固足以致乱；而但知行情愿的征兵令，而不知亟施普及教育，使人人皆知服戎为国民天职，是则不揣本之说也。英行情愿的兵制，而英以兵强于天下者，以教育普及，人人皆以是为其应尽之义务，故国愈危，而应征者欲踊跃，且能死战也。吾国人不此之图，而以‘名誉的鼓励’为唯一之手段，呜呼！他日两阵交绥，兵刃既接，生命且不保，尚能顾名誉耶？”6月7日星期四，又到了上作文课的日子，当天的作文题目就是《欢送征兵之感情》。胡适就把他前几天在日记里写下来的感想作为主旨发挥。他踌躇满志地说：“盖不思不言者也。”＇22＇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胡适从《国民读本》里学到了西方选举的作业程序。他在1906年4月10日的日记里说：“西国举议员（代议士）一事，予习闻之，以为随众人之意向而举之，不必被选者之知之也。又以为被选者苟自陈欲被选之意于举人之前，则将跻于钻营者之列也。今读ArnoldForster之《国民读本》，乃知其大谬不然者，因节译其论选举voting一段如下，以见英国选举乃由被选者之愿意而使举之也。”＇23＇他所节译下来的一段，就是叙述候选人发表政见，以及选民进选举事务所投票的过程。这一节日记最有意义的地方，在于它显示了胡适在读这本书以前，所道听途说来的一些对选举的误解。当时有很多中国人以为选举不须先要有候选人。因此，投票的时候，选民可以投票给任何他们中意的人。更有意味的是，他们以为候选人当众宣布政见，就有“钻营”的嫌疑。传统读书人“不病人之不己知也”，以及胡适在这个阶段常爱说的“三代以上，惟恐好名，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的戒惧，在这里流露无遗。这跟我们在本章下一节会谈到的胡适在修身上的焦虑感，有密切的关系。
如果亚诺福斯特在《国民读本》里所念兹在兹的，是大不列颠帝国利益的维系与捍卫，作为美国人的马奎克与史密斯，在他们合写的《真国民》就没有什么帝国的焦虑与执著了。也许因为如此，《真国民》所着重的，既不在于美国的政治、法律制度，也不在于国民与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在于国民的德性。用马奎克与史密斯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着重于作为国民的道德或伦理面向。从这个角度来说，《真国民》比《国民读本》更彻底地反映了维多利亚时期的美德。这本书的对象是初中生。全书分三十九章，配合当时的美国学制，一星期讲一章。每一章启首还配有五个与该章内容相关的格言，或者，用胡适使用的译名来说，“金玉之言”，刚好一天一个格言。同时，马奎克与史密斯在讨论每一个美德的时候，尽可能都举了一个有名的人物来作言教身教的范本。这三十九章分为四大部分，分别讨论了作为儿童、青年、成人以及国民所应有的德性。如果我们扣除了每一部分作为绪论的第一章，则本书一共讨论了三十五个美德。儿童期的美德是：观察、服从、坦白、爱心、爽朗、审美、有求知心；青年期的美德是：勤勉、立志、专注、自制、毅力、准时、诚实、有礼貌、刻苦、自重、认真、热诚、勇气、自立、谦逊、忠实；成人的美德则是：秩序、敬谨、富于感情（sentiment）、责任心、节制、爱国、独立、立志做完人；公民的美德则展现在四个方面：公民与家庭、公民与社区、公民与国家以及理想中的公民。＇24＇这些美德，在数目上，比胡适在《四十自述》胪列梁启超《新民说》的美德还要多得多，然其所反映的则如一：维多利亚时代的美德是也。
一如我们在上文所指出的，胡适接触到《真国民》要比《国民读本》稍晚，很可能就是在他主编《竞业旬报》的时候。当时的胡适在征引洋书、洋人的时候，常常并不附原文，他在日记里说马奎克所著的《真国民》。这马奎克是谁？《真国民》又是什么书？如果不是因为今天资讯发达，有网络、有《谷歌书》（Google Books）可搜寻，让研究者可以尝试用各种可能的发音方式去还原、搜寻胡适当时所音译的马奎克英文名字应当为何。如果是用传统到图书馆去查询的方式，想能找到找到马奎克是“W。F。Markwick”、《真国民》是“The True Citizen：How to Bee One”，还真恐怕可以说是大海捞针——无处寻呢！
无论如何，《真国民》对胡适的影响，最典型的是他在1908年10月15日的《竞业旬报》第30期所发表的《军人美谈》。他在这篇文章里讨论的美德是“服从”。他说：“西洋人最爱讲自由，有句俗语儿：‘自由和面包一般，一天不可少。’你想他们把‘自由’两字，看得何等重大。然而他们一遇国家有事，去当了兵，便把自己的‘自由’，都丢在耳背后去了。都是一心一志，听着主将的号令，主将说一句，他们便听一句，便服从一句，断不敢诘问，断不敢违拗。这都只为军人临阵的时候，要是各人顾各人的自由，不听主将的号令，那号令不严了，又怎么打仗呢？又怎么得胜呢？又怎么救国呢？所以那作兵人的，一定要把‘服从’二字，做一种人人共有的天职。兄弟今天所说的这件故事，也是讲这‘服从’二字的，列位且听我说来。”胡适所说的故事，是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期间一场最赚人热泪的战役，那就是1854年在巴拉克拉瓦（Balaclava）的战役。在这场战役里，英军在传达进攻命令含混的情况之下，让六百七十三名轻骑兵，冲向好整以暇，给予英军迎头痛击的俄国军队。虽然这六百多名英国的轻骑兵抢到了被俄国掳走的大炮，而且杀戮了俄国的炮手，但这六百七十三名轻骑兵，只有不到两百名生还。胡适说：“这一回，虽然死了这么多人，然而这六百多人的服从军令，奋不顾身，从此便名闻天下了，惹起了多少诗人、词客的赞叹。这六百人的名誉，从此便永永不朽了。内中单表一位英国大诗人，叫做邓耐生，便把这事做了一首长歌，兄弟看了，便把他译出来，给我们中国人看看，好作一个大大的榜样。”邓耐生（Alfred Tennyson，18091892）写的这首诗，胡适翻成《六百男儿行》（The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这场巴拉克拉瓦战役以及邓耐生的诗，出现在《真国民》儿童期的美德《服从篇》。＇25＇
胡适对《真国民》的喜爱恐怕不下于《国民读本》。他在《竞业旬报》里连载的“金玉之言”，除了最后几句以外，都是来自于《真国民》每章启首所配有的格言。值得注意的是，胡适翻译这些格言，有额外别取也有从中割舍的。换句话说，他并没有翻译所有《真国民》每章启首的格言。有些篇章的格言，他完全置之不顾；相对地，有些胡适把它们翻译出来的，根本就不是《真国民》篇章启首的格言，而是篇章里的话。只是因为他喜爱，就把它们当作格言翻出来，加在他在《竞业旬报》所连载的“金玉之言”里。这取与舍之间的准据，就透露了维多利亚时期的公德，哪些是胡适所服膺，或者觉得可以用来矫枉中国人的劣根性的？而哪些是属于不急之务、或者与中国的国情毫不相干的？
由于胡适在上海求学时期服膺的维多利亚的美德，多与个人的任重道远以及爱国有关，他从《真国民》的篇章里选译出来的五句格言，其中有三句说的都是勇气：“勇也者，非无惧之谓也，谓能胜其惧耳”（We would rather say that courage does not consist in feeling no fear； but in conquering fear）、“吾之所谓勇，精神之勇也。是故有以伟男子而中怯者矣，有弱女子而大勇者矣”（Genuine courage is based on something more than animal strength；and this holds true always。Cowardly hearts are often encased in giant frames。Slender women often display astounding bravery）、“天下惟大勇之人，斯能立非常之功，人之从之也，亦视死如归，其感人之力，若磁之吸铁然”（The courageous man is a real helper in the work of the world’s advancement。His infuence is magnetic。He creates an epidemic of nobleness。Men follow him； even to death）。＇26＇另外两句格言是从《真国民》的篇章里选译出来的，也跟爱国有关，更精确地说，是跟传统士大夫爱国理念相通的。其中一句，简直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西洋版：“历史所载，自古至今，天未尝以优美之境遇赐伟大之人物也”（History and biography unite in teaching that circumstances have rarely favored great men）。＇27＇另一句则等于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西洋版：“高尚之生，其目的、其结果，责任而已矣。天地之间，惟此二字诚耳”（Duty is the end and aim of the highest life；and it alone is true）＇28＇维多利亚时期的美德与传统儒家美德有其合辙之处，胡适所翻译的这几句格言就是最好的例证。
《真国民》所表扬的三十五种美德里，唯一全部被胡适割舍的，就是审美、敬谨、感情、节制及公民与社区这五篇的格言。胡适没有翻译公民与社区篇的五个格言，是很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当时还在清朝皇权的统治之下，谈公民的治权，不啻天方夜谭。我们举这一篇里的两个格言为例，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胡适为什么没选译它们：“市政府应该完全与政党撇清关系”；“一个不去投票的人，如果他没有能言之成理的借口，就该被褫夺其投票权。”＇29＇至于审美、敬谨、富于感情和节制，恐怕不但属于不急之务，说不定还会被当时的胡适讥斥为衣食不足、家国不保，而侈言追求空灵的境界呢！就以审美篇的五个格言为例：“美是永恒的”；“美丽的事物带给我们的喜悦是永恒的”；“对美丽事物的喜爱，是健康的人性必要的一部分”；“美感是其所以存在的理由”；“如果眼睛是用来看东西的，则美就不须要为自己的存在而觉得不好意思”（If eyes were made for seeing； then beauty is its own excuse for being）。＇30＇
如果审美篇的格言对胡适来说，无补益于中国的急务，亦即，无补益于现代国民与现代国家的铸造，则敬谨、富于感情、节制篇的格言，恐怕又流于空泛、冥想，甚至可以说是不切实际。比如说，敬谨篇里的一句格言说：“敬谨是大丈夫的操守（moral manhood）之最。”另一句格言说：“真正的敬谨之心，是被爱浸淫过的膜拜的情怀。”＇31＇富于感情一篇的格言，一句说：“感情是诗歌与艺术的生命和灵魂。”另一句说：“感情是想象力把七情六欲（emotion）淬造出来的亮丽的水晶。”＇32＇胡适没有译节制篇的任何一句格言是既可以理解，但同时也很令人惊讶的。说可以理解，是因为那五个格言似
乎都跟禁酒有关。其中的一句说：“兰姆酒（rum）把人所有乖劣、恶毒、罪恶的本性都给煽动出来了。”另一句格言则说：“不沾酒（sobriety）是欲望的缰绳，节制是那根缰绳上的马口衔跟勒马索；那就好比是卡在人们嘴上的羁绊；吃肉、喝酒要有节度。”再一句格言说：“节制是在肉身上所作的虔敬的行为；那是在肉身上维持着上帝所命定的秩序。”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节制篇所谈的内容——克己、自制——正是胡适在上海时期日日为之焚心的课题。就像《真国民》的作者所说的，节制是比耐心、坚忍更高的一个德行，“它是理性的守护者、宗教的堡垒、审慎的姐妹，是使人生更甘美的要素（sweetener）。”＇33＇
胡适在翻译这些“金玉之言”时所作的取舍，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在维多利亚的美德里所作的取舍，其实跟绝大多数近代中国人所作的取舍是合辙的。当然，胡适在留美以后，就与这种心态分道扬镳。从这个角度来说，胡适是一个异数，在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上不具代表性，但这是后话。高哲一说近代中国从西方汲取来的公民理念（citizenship），是偏颇于一面的。也就是说，公民理念在西方有两个面向：一个面向是侧重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另一个面向则侧重具有公德心、热心公众事务的个人，透过参与、奉献，来履行其对国家社会的责任。前者可以称之为自由主义的公民理念；后者则常被泛称为公民共和主义（civic republicanism），它强调参与、公德心与热心公益，这就是高哲一用来诠释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线索。这种强调参与、公德心与公益的公民共和主义可以被曲解、操纵和滥用，以致于使国家社会凌驾于个人之上，把人民变成了螺丝钉、工具。也正由于如此，高哲一所用的这条线索非常有诠释力，它不但可以把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从清末、国民党、到共产党在宣传、灌输、运动、组织人民这一个面向上找出其连续性。同时，他也可以把它用来解释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命运。这也就是说，那侧重于个人的自由与权利的自由主义的公民理念，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生根？＇34＇换句话说，如果从梁启超开始，包括青少年时代在上海求学的胡适，中国人就已经被某些特定的维多利亚时期的美德——公民共和主义下的公德——所镇住，则自由主义在中国，从一开始就既没有沃壤，也没有耕耘的园丁。
从胡适所翻译的《真国民》里的“金玉之言”，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聪颖超常、用功过人的胡适。他从1904年到上海才开始学习英文。我们从上文的讨论里，已经说明了他的英文基础是在1905年秋天，进入澄衷学堂以后才打下的。然而，他不但开始读课内、课外的英文书，而且已经着手翻译。他所翻译的“金玉之言”，绝大多数都确切、精准。即使偶尔有漏译之处，其所反映的，常是我们在上文所分析的他取舍的标准。举个例来说，“It is noble to seek truth； and it is beautiful to fnd it。”他的翻译是：“求真理，高尚之行也。”换句话说，他只着重求真理是“高尚之行”，而不觉得有必要去点出“找到了真理何其美！”的雀跃。这是成熟以后，在研究中找到乐趣的胡适所能深自体会的。另外一个极有意味的例子是：“The desire of knowledge； like the thirst for riches； increases ever with the acquisition of it。”胡适的译文是：“天下之人，惟日与学问相习。求学之思，乃日以炽。”他所增添与他所漏译的部分都格外地有意义。他所添加的，是他循循善诱，希望人人能“日与学问相习”；与此同时，他又不屑于把原文里用“爱财之欲”来比拟“求学之思，乃日以炽”的说法，因此，他就把“爱财之欲”给删去了。＇35＇
《真国民》里有两个格言，胡适当时没有选译，可是后来都被他身体力行。一个是林肯在1860年竞选美国总统时，在一篇批判蓄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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