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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我其谁:胡适-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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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晚年之所以会有“予不得已也”的掷笔之叹，“胡适肤浅论者”之所以能施施然夸言胡适肤浅，“胡一半论者”之所以能继续眉飞色舞地传诵其自以为是的刻薄无比的盖棺论定，正是因为胡适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才情的因素，那是人所不知、众所不察的。英国的柏林（Isaiah Berlin）爵士在他的《刺猬与狐狸》（The Hedgehog and the Fox）一书里，引用了古希腊诗人阿给勒克司（Archilochus）的一句话：“狐狸知晓许多事情；刺猬就知道一件大事。”他说思想家、文学艺术家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有一个中心的思想或系统，其完整性与一致性不一定必须完备，但这中心思想或系统是他们用来理解、思考、感觉事物的根据；第二种类型则没有定见，他们所追求、探索的事物可以完全是不相干，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前者是刺猬；后者是狐狸。柏林爵士用“刺猬与狐狸”这两个隐喻来分析托尔斯泰。他说历来的学者和批评家都误解了托尔斯泰。就以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为例，大家都说这本小说在文学艺术上举世无双。然而，其所表露出来的历史哲学，则荒诞不经、不忍卒睹。柏林爵士说这是对托尔斯泰的误解。他说我们如果要了解托尔斯泰，就必须认识到：“托尔斯泰从才情上来说是一只狐狸，但一直以为自己是一只刺猬。”＇15＇
柏林爵士说托尔斯泰洞识人间众殊相的能力无人能及。他能精准地刻画出各个具体殊相的特征，能捕捉出其韵味、感情与律动。不管描写的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社区或者是一整个国家，他都能够把其独特、复杂、微妙的每一个面相栩栩如生地为我们呈现出来。然而，像狐狸一样火眼金睛的托尔斯泰所坚信的，却是一种刺猬所执著的单一的理念。柏林爵士说：“他所宣扬的不是万象（variety），而是一真（simplicity）；不是意识的多重性，而是化约到单一的层面。在《战争与和平》里，这个单一的层面是好人的典型，是一个独特、自发、开放的灵魂；后来，则是农民，或者是那摆脱了烦琐的教条和形上学的束缚的素朴的基督伦理；一种朴实的、准功利主义的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下，事事相连，事事都可以用这个标准来作衡量的准据。”＇16＇换句话说，托尔斯泰的才情是“彻底地属于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冷眼面对事实（toughminded）、写实主义的。然而，其感性的来源是自己明明是一只狐狸，却偏偏执拗地要像刺猬一样，热切向往地追求着一个一元的人生观”。＇17＇
胡适跟托尔斯泰一样，是狐狸才、刺猬心。柏林爵士用来描述托尔斯泰的才情的话完全适用于胡适：“彻底地属于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冷眼面对事实、写实主义。”胡适跟托尔斯泰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托尔斯泰以刺猬自居，而胡适则以狐狸自视。托尔斯泰以刺猬自居，所以他一味地追求一个单一的理念来作为人生、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尽管与此同时，他拒绝所有玄学的冥思，排斥所有编年排比的历史，睥睨所有大放厥词谈历史定律的夸言。胡适以狐狸自视，所以他会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所以他喜欢教诲人家，说社会的改革、人类的进化是一点一滴造成的。
胡适的“非主义论”和“点滴进化论”很自然地会让人觉得他彻头彻尾是一只狐狸。自诩为实验主义的胡适，照理说当然应该是一只狐狸。然而，胡适是不是一个实验主义者，或者，更正确地说，胡适是如何挪用实验主义，是一个人云亦云了一个世纪，早就应该被厘清的问题。胡适有所不自知，他是刺猬心。他跟托尔斯泰一样，喜欢把人间的事物“化约到单一的层面”。这个“单一的层面”可以是科学、民主；也可以是“人性化”、“社会化”；还可以是文学的进化论，或是白话“活”文学千年的“自然演化”。胡适这种对“单一的层面”的追求，跟他的“非主义论”与“点滴进化论”是不相冲突的。就像他在《〈科学与人生观〉序》里所说的：“我们信仰科学的人，正不妨做一番大规模的假设。只要我们的假设处处建筑在已知的事实之上，只要我们认我们的建筑不过是一种最满意的假设，可以跟着新证据修正的。”
对于这个从事实出发，到建立假设，以致于作为人生准则的正当性，胡适的解释是：“我们如果深信现有的科学证据，只能叫我们否认上帝的存在和灵魂的不灭，那么，我们正不妨老实自居为‘无神论者’。这样的自称并不算是武断；因为我们的信仰是根据于证据的：等到有神论的证据充足时，我们再改信有神论，也还不迟。”换句话说，那“待证的假设”在胡适的眼里，就成了“待证的定律”。所以他会大胆地说：“我们带着这种科学的态度，不妨冲进那不可知的区域里。正如姜子牙展开了杏黄旗，也不妨冲进十绝阵里去试试。”＇18＇
问题是，这种从事实出发、到建立假设的刺猬心，是唯证据、精准、秩序是问的，是容不下一丝的疑窦与不确定性的。刺猬心的胡适，是不可能放心地责成“第二、三流学者”去推倒那“二千年”、“二千斤重”的“传说”的。这个重任是只有作为刺猬的“大力汉”自己才可能胜任的。试想：连王国维的《博士考》他都不满意，“结果也许还得我自己重写一篇《两汉博士制度考》”！刺猬求证据、精准、秩序之心到如此地步，还有什么不是胡适必须亲自出马勘定的呢？
胡适在大使下任以后，接受了“美国学会联合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两年的资助，从1943年开始，每年美金六千元，供给他从事“中国思想史”的撰述计划。眼看着两年就要结束了，胡适没有任何成绩可以交出。他在第二年度的报告里，一开始就承认这是一份细数自己“壮志未酬与不务正业”（frustrated objectives and dissipated time）的报告。胡适说自己“不务正业”，是因为他把八个月的时间都拿去审理《水经注》一案了。审理这个公案的乐趣难以用笔墨来形容，他说他在那八个月里，几乎专注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既然交不出成绩，他说他的良心告诉他不可以再继续接受“美国学会联合会”的资助。然而，仿佛晚年的胡适终于心里有了自悟：狐狸才、刺猬心，可以是一个诅咒（curse）；这个矛盾一日不解，狐狸就会继续当道，刺猬永远出不了头。
只要我继续使用中文的史料，我必须招认我有一个无法克制的强烈的智性上的嗜欲（temptation）：为了稽核一个事实或厘清一个疑虑，我可以用上几个星期甚至是几个月的时间去作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工作。于是，这就妨碍了我写中国思想通史的正务。＇19＇
胡适“为了稽核一个事实或厘清一个疑虑”、“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狐狸才，注定终究“妨碍”了他想要写中国思想通史的刺猬心的“正务”。然而，这也是胡适“予不得已也”的另一面。他的刺猬心促使他必须在万千的事实中理出头绪、找出其“单一的层面”。不到这个境界，他没办法动笔从事综合的工作。怎奈他的狐狸面，动如脱兔，即使刺猬面的他，驷马都难追。他越纵容他的狐狸才去任意驰骋，积累的“事实”就越多，他的刺猬心也就越发望洋兴叹。
狐狸才、刺猬心。这是胡适年龄越大，越发无法挣脱的矛盾；而这也是《舍我其谁》故事里重要的一环。
这套《舍我其谁：胡适》的传记，预计共分五部。第一部，即本部，从1891到1917年；第二部从1917到1927年；第三部从1927到1937年；第四部从1937到1942年；第五部从1942到1962年。这第一部，在十个月沉醉于斯的撰写过程里，不觉写了将近五十万字。不识者或有下笔不能自休之讥。其实不然。就像胡适在1922年想写《胡适诗经新解》时的掷笔之叹：“二千年的‘传说’（tradition）的斤两，何止二千斤重！不是大力汉，何如推得翻？何如打得倒？”胡适一生的思想，亦复如是。从胡适在世时就已经层层积累起来的所有误解、传说、人云亦云甚至胡适云众亦云，也不啻是“何止二千斤重”！研究者不下死工夫，何如能“从死工夫里求出活见解来”？《舍我其谁：胡适》写五部、每部五十万字的构想，下笔不能自休非其咎也。所有的误解、传说、人云亦云、胡云亦云，套用胡适自己的话来说，都须要先去“推翻”、“打倒”。然而，这只是第一步而已。在抽丝剥茧、解构之余，还必须更上一层楼，要去重新分析、重新诠释并重新编织出一幅不为胡适预设的图案所羁，而且比它更全面、比它更花团锦簇的胡适的一生。所有这些，都不是三言两语所能道尽。“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本书从研究到写作的过程中，得到许多人的协助。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谢国兴，胡适纪念馆的杨翠华、黄克武、潘光哲等历、现任馆长鼎力支持；胡适纪念馆的柯月足小姐、郑凤凰小姐，文哲所的杨贞德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张显菊女士、茹静小姐，以及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文库的邹新明先生，多年来都在帮我调阅资料，给予诸多的方便。北京的徐进良先生、韩子荣书记夫妇在起居、找资料上，给予我多方的协助，不胜感激。我任教的德堡大学（DePauw University）所提供的研究资助，是我多年来得以长期从事胡适研究的经费来源。大学的休假制度，更是让我能够规划写作的要素。陈宏正先生慷慨的资助，让我能够跟学校安排协商，多享有了一学期不须要教学的时间全力完成这《舍我其谁》的第一部，在此特别申谢。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妻子丽丰，谨献上此书。
＇1＇ Trev Broughton； Men of Letters； Writing Lives：Masculinity and Literary Auto/Biography in the Late Victorian Period； p。12；请参阅拙著“Performing Masculinity and the Self：Love； Body； and Privacy in Hu Shi，”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May，2004），pp。305309，以及《男性与自我的扮相：胡适的爱情、躯体与隐私观》，熊秉真等编，《欲掩弥彰：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私”与“情”——公义篇》（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003年），页197—200。
＇2＇William Gass，“The Art of Self：Autobiography in An Age of Narcissism，”Harper’s Magazine，288。1728（May，1994），online edition from Academic Search Elite； p。7。
＇3＇Lynn Bloom，“I Write for Myself and Strangers”：Private Diaries as Public Documents，“in Suzanne Bunkers and Cynthia Huff； eds。，Inscribing The Daily：Critical Essays on Women’s Diaries（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96），p。25。
＇4＇Arthur Waley，“Hu Shih’s Exceptional Genius，”The Peking Leader； October 18，1927。
＇5＇请参阅拙著Yungchen Chiang，“Performing Masculinity and the Self：Love； Body； and Privacy in Hu Shi，”The Journal ofAsian Studies（May，2004），p。307。
＇6＇Hu Shi to Clifford Williams； April 10，1927，《胡适全集》，40：259。
＇7＇胡适致杨杏佛，1930年4月30日，《胡适全集》，24：4445。
＇8＇CharlesVictor Langlois and Charles Seignobos；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Studies； p。123。
＇9＇《胡适日记全集》，3：6。
＇10＇《胡适日记全集》，3：724。
＇11＇《胡适日记全集》，3：740。
＇12＇胡适致王重民，1943年4月5日，《胡适全集》，24：603。
＇13＇胡适致王重民，1944年3月31日，《胡适全集》，25：65。
＇14＇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213—216。
＇15＇Isaiah Berlin； The Hedgehog and the Fox：An Essay on Tolstoy’s View of History（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66），pp。12。
＇16＇Isaiah Berlin； The Hedgehog and the Fox； pp。3941。
＇17＇Isaiah Berlin； The Hedgehog and the Fox； p。75。
＇18＇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胡适全集》，2：205。
＇19＇Hu Shih，“Second Report on My Work，”胡适外文档案，E52130，藏于中国北京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序幕
半夜时分，胡适坐在书桌前，在一盏煤油灯下，一手翻着书，一手夹着一根强盗牌的香烟不时吸着，额上微露着青筋，全神贯注。当时，他住在《竞业旬报》社在上海公共租界里的爱尔近路（现在的安庆路）庆祥里的一个房子。他的房间在二楼。房间里没有书架，书就堆在一张空着的床铺上，堆得满满的。他常往上海二马路（现在的九江路）外国墓园附近的旧书店里跑，左一部、右一部地买书回来。他常吸的香烟，是英商英美烟草公司出品的，烟盒上原来只印有英文牌名，叫Pirate，是海盗的意思。广州人叫它老刀牌或“派律”，即Pirate的广东话发音，后来才印上老刀牌的中文字。烟盒正面印的画面是一个站在甲板上的海盗，左手握着一把弯刀，刀尖抵着甲板，右手叉着腰，腰间还插着一把腰刀。反面印有两幅画面，上幅像是一名军官指挥着三名水手开炮，下幅则是炮弹在几艘多桅高帆船之间的海面上爆炸，溅起水花的画面。据说，强盗牌香烟是1902年开始出品的，后来改名为老刀牌，1952年再改名为劳动牌。
强盗牌香烟有很多促销的手段，其中之一，就是在香烟盒里附赠的手绘彩色画片：有人物、山水、动物等等，可以收集成套，背面印有香烟广告。我们今天还可以在网络上查到强盗牌香烟所附赠的五十二张以鸟为画面的一组扑克牌画片。胡适就利用这画片，在上面写着某日购得某书共几百几十几卷，限几日读完，插在书桌显明的地方，一伏案就看到自己在画片上所立的期限。他是用这种方法来督促自己读书。当时住在楼下房间的叶德真看到胡适这样一往直前，深夜还不休息的读书态度，大感惭愧。他于是也去买了香烟，等夜晚读书疲惫想睡的时候，拿来作为刺激提神之用。从那天以后，他只要看到楼上的灯还亮着，就告诉自己不能先睡。叶德真在他日后所作的回忆里说，从他跟胡适的交往中体会到：“一个人的成功，真不容易，有天才而不能苦干不行；没有天才，苦干也还不行；既没有天才，又不能苦干，那就更糟。”
叶德真在这段回忆里所描述的，是1908到1909年之交的胡适。当时的胡适到上海已经四年了，上海话说得溜口，普通话也说得流利了。他喜欢读诗，也喜欢作诗。据叶德真的回忆，胡适当时手头所常把玩着的，是一部苏东坡诗集。他说胡适很喜欢李后主的《浪淘沙》：“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叶德真说，他自己也因为听胡适吟诵这首词而心生欣赏。当时，胡适是《竞业旬报》的主编，叶德真替旬报写稿，交给胡适，不妥当的地方，胡适会老实不客气地帮他修改。叶德真读《汉书》，胡适会拿《汉书》里的典故来考他。当时叶德真只认得几个英文，胡适还教了他半年的英文。
图1 胡适十八岁时摄于上海（1）。（胡适纪念馆授权使用）
图2 胡适十八岁时摄于上海（2）。应该是与图一同时所摄。（胡适纪念馆授权使用）
胡适从1908年8月起，开始担任《竞业旬报》的主编，每出一期，社中送他十块钱的编辑费，但吃住则由社中负担。后来，在1909年2月以后，胡适又兼在中国新公学教英文，每天上六点钟的课，一星期教课三十个钟头，月薪八十元。然而由于学校财政困难，薪水常不能全领到。由于《竞业旬报》不能按期出版，中国新公学又常欠薪，胡适偶尔会用典当物品来买书。有一回刚把皮袍质了八元，却忽然病了。躺在床上几天，连书也读不得。这时，社中住的人也渐稀，又加上连日风雨，更使客寄他乡的游子感慨多端。在胡适病中，叶德真常上楼去看他，聊天以排遣。等胡适病稍好了，需要喝牛肉汁，可能就是从英国进口的补品保卫尔（Bovril）。由于价昂，正在犹豫，才想到前些天典当皮袍的钱还有，于是由叶德真替他去黄浦滩的一家铺子买了一瓶，用掉了三块多钱，即三块银元。＇1＇
这进口的保卫尔的价钱确实不便宜。我们记得胡适在《竞业旬报》担任主编的时候，虽然吃住由报社供给，编辑费每个月却只有十块钱。即使他后来在中国新公学教英文，每个月也只有八十元，而且还领不到全薪呢！当时中国的物价及民众购买力的低落，由此可见。当时，在城隍庙吃一碗酒酿园子只要两个铜元；肉面，四个铜元；乘电车，一个铜元；米价每担三元六角；学徒满师后工钱一个月一元；普通职员，六元。当时铜元和银元的兑率大概是一比一百二十八。强盗牌香烟的价钱在胡适在上海的年代待查，但据说在1920年代，一包（十支装）三个铜元。＇2＇
叶德真的这段回忆最宝贵的地方，在于它为我们绘出了一幅年轻困顿时候的胡适的肖像。《四十自述》里固然有胡适描述他在上海困顿、拮据的一段游子生涯，然而，在胡适的自述里，他所着墨的，荒唐更甚于困顿。这幅肖像最令人注目的地方，是胡适的用功与上进。诚如叶德真所说的，胡适后来的成功是天才加上努力的结果。胡适一生当中常常思索天才和努力在一个人的成功上所占的比例问题。这是天才所特有的焦虑：知道自己有天才可恃，却又唯恐被天才所误。越焦虑，就越加倍努力；越努力，就越发与其天才相得益彰。
＇1＇以上的叙述是根据叶德真，《读〈藏晖室札记〉后的感想》，胡适档案，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365。6。
＇2＇有关当时物价及铜元、银元兑率，请参阅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香港，1973），页34，11。
第一篇 从“贰壬钡奖拄敏H鬑少年郎（1891—1910）
客里残年尽，严寒透窗帘。
霜浓欺日淡，裘敝苦风尖。
壮志随年逝，乡思逐岁添。
不堪频看镜，颔下已鬑鬑。
——胡适，《岁暮杂感》己酉除夕（1910年2月9日）
第一章 “贰壬背醭こ�
胡适是在1908年8月搬进《竞业旬报》社的。虽然他不可能预知他在上海的学生生涯就要结束，他的困顿将会加剧，但是敏锐善感的他，定然可以从周遭所发生的事物中，对茫茫的人生滋生出无所适从之感。他念了两年的中国公学，从那年春天起发生风潮。原来由学生自治管理的学校，由于经费短缺，从1907年开始接受两江总督的专款补助，一年以后，又得到大清银行的贷款建校舍。既然接受了政府的拨款与贷款，中国公学于是成立了董事会，由董事会任命校长以及行政主管。这与中国公学原来不设校长，而由学生公选斋务、教务、庶务等等干事来主持校务的自治传统相违，冲突自难避免。胡适在1908年春天写的一封信里，已经提到冲突的恶化。这封信是写给当时他在绩溪里仁村的思诚学堂教书的朋友程玉樨（字春度）的：“公学近日几起大风潮，苟非监督＇即校长＇明白事理，则公学已破坏矣。”＇1＇到了9月，冲突终于白热化，由于校长和行政人员拒绝承认学生有参与学校行政的权利，并进而禁止学生集会演说。这些举动激起学生全体签名罢课，校方于是开除学生领袖，并威胁将罢课学生集体解散。这种压迫的手段激起了绝大多数学生的公愤，于是决定集体退学，另成立中国新公学。
中国新公学成立后，胡适却没有入学。他当时如果继续上学，第二年就可以毕业，拿到一张毕业证书。然而，由于他二哥事业失败，把他们家在上海的瑞兴泰茶叶店让给了债权人，他们家只剩下了汉口一家无利可图的酒栈，叫两仪栈。他没钱住宿舍，于是搬进了他担任编辑的《竞业旬报》社里去住。他在1908年12月30日给程春度的信上说：“弟来年以家境之困迫，人事之错迕，遂决计暂且辍学，专为糊口之计，鄙意此为万不获已之举。盖不如此，则弟读一日书，中心一日不安，吾寿或且日促一日。且弟年尚少，一二年后俟境遇稍裕，再来读书，正复不晚。年来以此问题大费踌躇，今决计向此途，此心反觉泰然自得。此时种种留学西洋研究文学之妄想已不再入梦矣。明年啖饭处大约仍在上海，近拟与新公学订约教授戊己两班英文，每日四时，月可得八十元，此外或尚可兼任外事。惟此约尚未订定，故行止尚未大定，大约上海一方面居其多数。盖弟意在上海有三利：人地两熟，一也；可为吾绩旅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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