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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郯武师-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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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间，派去定戏的那个小徒弟回来了。他向吕诗庭说，徐泽民和几个主要演员下午一煞戏就被邳县县长王化云派车接去唱堂会了。只有后台执事李兆玉正在给几个小徒弟说戏，爷们要听戏只好等明天晚上了。那水牌上写着戏单。，明晚主戏是《盘丝洞》，闹台戏是《打棍出箱》。吕诗庭因听不上戏有些不耐烦，挥挥手叫那小徒弟退下去。谁知那小徒弟还有话说：“我回来时见附近有说书的刚要散场，怕师父闷得慌就把他留在那里了，要不要叫来？”
吕诗庭说：“咱酒喝好了还呆在饭店干啥，外面也宽敞，权当散散步，到那里去听两段吧！”说完就起身领了一行人奔书场走去。大伙没走几步就来到了书场，果然见有十几个人围着一女两男三个说书的。原来这些人知道有人包场，可以顺大溜听白书，不肯散去。有的蹲着、有的歪着、有的靠着，其中有个身上穿着破军装，怀里抱着一支夹拐的汉子发出沙哑的声音在纠缠着。他说：“你现在还没开始唱正本，先来段《十八摸》怎样？”
“咱是唱琴书的，不会唱那种小调。”说话的是位姑娘。只见她人长得不咋样，胖墩墩、黑黝黝的脸上有几个田麻子，上唇略短，像个瘪嘴老太太。可她说出话来，却显得很沉稳。
“不会唱，那，那，”那汉子结巴了半天才说清楚，“那你就真的给俺摸一下。”
“对不起，”那姑娘冷冷地说，“俺卖艺不卖身！”
“哈哈哈哈，这年头还讲什么身不身的，老子的身子都丢一大块在战场上了。”那汉子大笑着说，“再说你就是肯卖，俺一个穷伤兵也买不起呢，拣会的随便来一段吧，老母猪放屁，多少粘点儿荤气就行。”
姑娘旁边的老头给坠琴调了调弦后说：“碰上了，你咋着？就唱几句吧！”那个青年忙把扬琴支好，又从梢马子里拿出一副云板递给她。姑娘接过云板“啪，啪”两声，接着琴坠齐鸣，奏了一段开场曲。姑娘开口唱道：“言的是油尽灯残风满楼，陈妙常独坐禅房闷悠悠。思想起风流才子潘必正，倒叫奴淑女反把才子求。想当初我与冤家不相认，那时节一无烦恼二无忧，自从那观音堂上见一面，叫奴家时时刻刻挂心头………”
只听她那嗓音挺拔亮脆，行腔圆润婉转，吐字喷崩得法。几句本来平平常常的词儿，经她一唱，真是抑扬顿挫，悦耳动听。好像一股清泉流过沙漠，一串翠鸟声啭啭丛林。书迷们浑身十万八千个毛孔都感到无比熨贴。正在此时，那个老头突然停下手中的坠琴，因为他看见包场的吕诗庭来了，就向吕诗庭问：“这位爷，要包场，想听什么书？”
“你们都会些什么段子？”吕诗庭很内行地问。
“哦，这是小女，这是在下劣徒。”老头指了指身旁二人说，“让他们回爷的话吧。”
那青年便向众人一拱手说：“想听文的有《海公大红袍》，武的有《大明英烈传》，有文有武的有《三侠五义》，里面有行侠仗义的打斗，也有包龙图日审阳间，夜探阴曹的故事……”
他还要往下说，那个伤兵又喊了起来：“唱段《打蛮船》吧！”
“俺不唱！”姑娘斩钉截铁地说。
老头赶忙站起来抱拳当胸说：“老总莫怪，俺这闺女还未出阁，不愿唱那种艳词，实在是拉不下脸来啊！”
“未出阁好啊，”那伤兵嘻皮笑脸地说，“那咱就攀个亲戚吧！”
小伙子一听此言火冒三丈，骂了声：“什么东西！”就要跳过来拼命。老头和姑娘一人拉住他一只胳膊，急得直摆手。王传善腾地一声站了起来，高宗藩一把按住了他。
那伤兵却把眼一瞪说：“厉害什么？有种到前方打鬼子去，还不是老子们把脑袋别在裤腰里保护你们，寻句开心话也犯法啦！”说着又指了指那只空荡荡的裤管，“老子这条腿不是狗咬的，是日本人的刺刀砍断的，还有腚沟里给共产党一枪穿了他妈的四个眼，不信你都来瞧瞧。”说着就要脱裤子，高宗藩马上伸手，把他拦住了。
吕诗庭说：“咱不听文的不听武的，也不听又文又武的，你就说一段官场上相互哄骗的事吧！”
姑娘说：“有倒是有一段，可那是一段评书，光有词，没配调，只能说不能唱。”
吕诗庭说：“可以，只要有趣就行。”
那青年赶忙撤了扬琴，又从梢马子里翻出一块醒木。姑娘接过来往桌上一拍说：“话说河间府青县汤庄子乃是一个贫穷的地方，却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此人就是慈禧太后的宠臣，清朝的大太监安德海。由于慈禧太后的宠爱，一刻也离不开这个小安子，所以一时威镇朝野，势压两宫，连朝廷命官都得仰仗他的鼻息，许多封疆大吏都来曲意奉承，忘了自己食的是朝廷奉禄，戴的是皇家的顶戴花翎。书中单表，这一年安得海的母亲死了——”
“慢！”那个伤兵突然喊了一声，“你这样孔夫子蛋皮文诌诌的，谁能听得懂。”
“书上就这么写的。”
“书是书，讲是讲，俺不知道这太监是个几品官，怎就这大？”
“太监不是官，是皇帝身边使唤的人。”
“那咋叫太监，不叫高升、来旺什么的？”
“那是阉过的宦官。”
“那还是官嘛，咱能不能阉了给谁当个太监——”
“能！”王传善见他分明是在捣乱，再也忍不住了，指着他说，“把你小子的头割下来就行了。”伤兵一见王传善那样子，不由得有些胆怯，嘟嘟噜噜地说：“问问嘛，有啥，不叫听书，咱走就是。”说着真的拿起拐杖往胳肢里一夹，一瘸一拐地走了。
经这么一折腾，那姑娘再也打不起精神，只是把这段故事平平淡淡地讲完了，哪里有半点评书的味儿？后来在收尾时说：“安德海让李莲英给上的账，这次上从一品大员，下到芝麻县令，三千五千两不等，连李鸿章都是被抬得从天津卫借了二百两银子。安德海绸缎布匹不说，光银子就赚了几十万两，堆在那里像小山一样。有人给编了个顺口溜说，娘死银子用袋装，将来爹死照样办，若是娘多爹无数，财源茂盛达三江。”这才引起一阵笑声。
杨佩武一见她说完了书，忙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递了过去。谁知那姑娘摇摇头说：“你这是恒盛出的票子，俺刚从码头镇过来，不定哪天才转回去，这……”
吕诗庭明白这是借口，如今世道不太平，这么多的商号都在出票子，说不准哪天谁家要是倒了号，拿着他的票子就抓瞎了。于是摸出一块银元来，叫徒弟送了过去。那姑娘接到手一看是大鬼头，立即递给父亲。老头儿用大姆指和食指的指尖掐住洋钱中部，放在嘴边使劲猛吹一口，然后贴在耳朵上听了多时，脸上堆下笑来，千恩万谢地收拾家伙走了。
由于日本鬼子、维持会、土匪经常骚扰，世面上越来越不景气，高宗藩的馒头生意也做不下去了。他舅舅杨祥先看高家的生活实在太艰难，就送了他一亩半薄地，让他种点粮食，先把一家老小的肚子填饱再说。
高宗藩看许多人都靠种瓜挣了钱，也决定在这一亩半薄地上种甜瓜。他相信“人勤地不懒”这句古训，只要自己舍得花力气，会成功的。
高宗藩做什么事都认真。学拳是的，做买卖是的，如今要种瓜了当然还是这样。“地里活，不要学，看人咋着咱咋着。”话虽如此，高宗藩还是认真地找人学了。他的人缘好，一提学种瓜，大家都愿帮助他。有的给他讲种瓜的方法，有的帮他出主意。年前有人给他送来许多瓜种，什么“关公脸”、“老妈哼”、“黄肘子”、“红喇叭”、“花猴头”，甜的、面的、脆的、香的，大包小包一大堆，恐怕种五亩地也用不了这么多。
高宗藩找来香烟盒里的锡铂纸，把这些瓜种包好，放在干葫芦里收藏起来。一过年，到了三月，他将瓜籽取出来放在水里浸泡，待瓜籽露出白腚，鼓出芽时，便点种在瓜墒里。一时间周围许多人家的墒里点的都是高宗藩给的瓜种。瓜籽鼓出四片嫩叶了，他就小心翼翼地打头，整枝。当瓜秧长到三揸高时，他又用土坷垃把瓜秧压好。接下来就是松土、整墒、锄草、上肥，一天都不闲地忙活起来了。高宗藩像一个年轻母亲侍候婴儿一样耐心、细致地侍弄着他的瓜田，他要开拓一条新的生活出路。
为了报答高宗藩的苦心呵护，瓜儿们竞相疯长。临近瓜地里虽然有不少是他给的种籽，可就是没他的长得好。因为谁也没下他那份工夫。高宗藩地里的“沙糖包”、“歪尾巴酥”，有红瓤的、有绿瓤的、还有白瓤的，都皮薄肉脆，咬一口满嘴流蜜，一直甜到心里。老远就能闻到那股扑鼻香味儿，谁要是夜里走进瓜地不小心踩上了，准保你的鞋上两三天都散发着阵阵瓜香。那“老妈哼”又叫“火串子”，之所以叫“老妈哼”，是因为它又香又面，没牙的老太太吃了它，都会高兴地哼起来。
瓜长成了，得看护。看鸟，鸟白天会啄；看兔，兔夜晚会咬；看小孩子，嘴谗的孩子经不住瓜香的诱惑。那些十岁左右的半桩子小男孩，晚上玩斗鸡、捉迷藏之类的游戏玩腻了，就想弄点吃的东西打打牙祭，于是跑到瓜地偷瓜。他们乘着夜色钻出高粱地，穿过玉米棵，踏着黄豆秧丛，一步一步地向瓜地逼进。有些人家在瓜地周围挖了水沟，架起篱笆墙，也挡不住这些“小祖宗”。他们会不声不响地凫过水沟，钻过篱笆，来到瓜地边。然后把裤子脱下来，扎上裤脚当口袋，进去偷瓜。不管大小生熟，摸到就摘，摘了就往“口袋”里装。不过他们都不贪婪，一人摘上三四个也就心满意足了。
高宗藩的瓜地四周是一片玉米，既好隐蔽，又没有沟堑和篱笆。按说最方便，可是一个瓜季他们只去过一次就再也不去了。高宗藩很机灵，他们刚走到瓜地边，就被高宗藩发现了。他们知道高宗藩会武功，身法快，自己逃不脱了就打躬作揖说好话求饶。高宗藩没骂，更没打他们，摘了几个熟透了的瓜边让他们吃，边给他们讲了许多偷东西不是好孩子行为的道理，临走时又每人送了两个瓜。
自那以后，他们再也不到高宗藩的地里偷瓜，他们不是怕高宗藩，而是小小的心灵里对那个“偷”字产生了负罪感。因此连其他人家的地里也不去了，谗急了就去给那些瓜地多劳力少的人家提几桶水，松一会儿土，照样有瓜吃，还吃得更香。他们告诉高宗藩经常看到黎家的大狼狗在他瓜地里转，它是个最不要脸的偷瓜贼！
高宗藩怎么也没想到狗会偷瓜，更没想到黎家的狗竟然吃瓜。黎玉金在后东庄是个大户，家族大，又当保长，在当地很有势力。他嫌那些“穷小子”看家护院不贴心，养了一条纯种德国狼狗。这狗论其凶残颇有些狼性，论其刁猾和势利，却又颇通点儿“人”性。在它的眼里，戴金丝眼镜、直贡尼礼帽，穿派立斯长衫，拎湘妃竹文明棍的黎玉金等人都是它的亲爹。一见到那些有钱有势的亲爹，它那尾巴就像安了弹簧一样摇个不住。谁敢对其稍有不恭，它会毫不犹豫地扑上去，只要主人不制止，立刻撕碎。凡是衣衫褴褛的都是仇人，它一见眼里就滴血。去年春天青黄不接时，有个要饭的经过黎家门前。正巧厨房大师傅端了一碗肉来喂狗，一见要饭的是家乡人，就偷偷拨了半碗给他，哪知偏偏被这狗看见，扑过去下口就咬。大师傅自觉和它熟悉就上前制止，它根本不理这茬，一爪子把他的衣衫撕了个口子。要饭的和大师傅都吓跑了，它却连看都不看那碗肉，大摇大摆地走了。一连两三天，见到大师傅还呲牙咧嘴地发威。
由于它常跟着主人出门，看惯了别人卑躬屈膝，时间久了，认为就该是这个样子。有几次佃户因交不起租子给主人磕头求情时，它就在主人身边，觉得自己也在受人大礼参拜，心里很舒服，心想做个有钱人家的狗，比在穷汉家中做个人强多了，不禁有些飘飘然起来，十分庆幸自己是条狗。
大鱼大肉它都吃腻了，见了荤腥之物就发饱。后见老夫人吃斋念佛，也想搞点素食尝尝。可是到厨房里转悠了几趟，也没找到可口的东西。青菜不想沾，萝卜不愿啃，辣椒嘛更是连碰都不敢碰，只好懒洋洋地踱出家门，散散心。
出了门，它就把精神抖起来了。满庄的狗见了它立即夹起尾巴溜走，是被它咬怕了；满庄的人见了它老远就避开，是惹不起它，连那几个全庄最顽皮的孩子也不敢像对其它狗那样亲近它或向它扔石子逗它玩，家里有交待。它在这一带成了“孤家寡狗”后，心里很高兴，很满足，很觉得自己了不起。
它满庄转遍感到没意思，就信步来到野地里，说不定能碰上条发情的母狗哩。它正美滋滋地胡思乱想着，忽然阵阵香甜味儿随风飘来。它就顺着这味儿进了瓜地。谁家的瓜地它都进过，量他们也不敢打它，打狗看主面嘛！它用爪子在一个甜瓜上拨弄了多时，终于断定这东西能吃，于是就尝了一口。自那以后，它便成了瓜地的常客。其实它吃的倒不多，个把俩也就够了，只是它毕竟是条狗，不识好歹，见了瓜就啃，遇到生的、不合口味的，就再换一个。它来一趟，总弄得瓜地一片狼藉。
这天晚上，彩云遮月，那狗来到高宗藩的瓜地。它曾偷偷地看过高宗藩练拳，虽然它不懂什么武功不武功的，但它能看出那人力大、灵活，不好对付。所以它不敢明目张胆的进高宗藩的瓜地，只是在地头蹲一会儿见没动静再向前蹭两步，一点一点的靠近。
高宗藩早就看见它了。他的瓜棚是两层，中间是用木棍架起来的，上面是麦秸搭的人字形屋顶。瓜棚高有好处，既可登高望远，对瓜地一览无余，又可避免蛇虫骚扰。高宗藩不怕虎，不怕狼，就怕蛇，那软溜溜的东西，怪吓人的。
此时他正披着蓑衣拿着绳镖守在那里。以往他看瓜是不带兵器的，奶奶说，无非是庄亲庄邻的，吃个瓜没什么。看瓜，就是不让他们乱糟蹋就行了，你又会个拳，手轻脚重的，可别吓坏了孩子。后来听说有狗偷瓜，尤其是黎家那条仗势欺人的恶狗就是欠打，高宗藩才带的家伙，别的家伙不能拿，奶奶看见会说：“狗也是条命，打了也疼，怪可怜的，撵走得啦！”那怎么行，于是他偷偷把绳镖带了出来。
他的绳镖是师父带着找李寿荣学的。练绳镖时他下了不少工夫。先是练套路，什么“白蛇吐信”、“浪子踢球”、“苏秦背剑”、“罗章跪楼”这些势子都练得滚瓜烂熟。后来又打树干、打旗杆、打香头，专门练准头，五六步远之内真是指哪打哪。
人狗虽距离很远，却相持了足足一袋烟的工夫。狗终于熬不住了，阵阵瓜香诱得它忘记了危险。它大起胆子向一个熟透了的“老妈哼”走去。这个瓜正离高宗藩蹲的地方不过五七步，它竟没发现。恰巧这时月亮从云里钻了出来，高宗藩趁它没抬头，突然一抖手把锃亮、锋利的绳镖打了出去。活该那狗倒霉，该抬头时它未抬头，没发现有人算计它；不该抬头时，它听到有东西袭来却抬头去看，一只铁东西就钻进它的右眼里，再挣脱时，连眼珠子都带了出来。它痛得一阵哀嚎仓惶而逃。
许多看瓜的都向高宗藩的瓜地跑来，听说是镖打恶狗，都很畅快。一时又有人担心起来说：“他家的狗怎打得，这下子宗藩惹下麻烦了。”高宗藩说：“我打的就是这条狗！”
黎玉金的狗被人打瞎了眼，他不由得火冒三丈。这还了得，以前他曾夸过海口，谁要动了他家狗一根毫毛，非得给竖旗杆不行。后来打听到是高宗藩打的，就没敢追究。因为高宗藩打狗的事被那些看瓜的说神了。他们说高宗藩练成了飞毛腿，夜光眼，不然月黑头怎么能想打狗的右眼不打左眼呢。还有人说，高宗藩通八路，是用王八盒子打的，绳镖哪来那大的劲。人家早就要来抄黎保长的家了，打瞎他的狗，就是先给他个信儿。结果弄得这位保长轻易不敢出门了。
高宗藩到底是不是通八路，是不是共产党呢？
第二章
第一节
高宗藩是不是共产党？
当然是的，不过，那是后来。
一九四六年初，郯城第一次解放。年方三十二岁、血气方刚的高宗藩被选为东庄村村长兼农会主席。因为他家庭出身好，为人忠厚，加上做事挺有主张，赢得工作组的信任和全村村民的拥戴。村长，村长，一村之长，是一个村的当家人哪！一切权力归农会，这农会主席也是掌印把子的，群众当然要选他们心中信得过的人啦！论德、论才、论人缘，非高宗藩莫属。
当年，经东庄乡乡长王福成和乡组织委员刘士玉介绍，高宗藩加入了共产党。但身份不公开，党外群众并不知道。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高宗藩既当了村长，就想把村里的事管好。奶奶和师父以及唱书的说过这句话，叫做“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村长算不算官呢，也算也不算。说它算，他能管着全村的大事小情；说它不算，没地方拿俸银，到乡里开会时，好歹被称为“干部”吧，还得加上一个“村”字，叫做“村干部”，和乡里那些穿军装，被称“同志”的工作人员不一样。高宗藩想的不是这些，他想，大家信得过我，我就好好地干，干出个样子来才能对得起共产党、对得起东庄的父老乡亲。所以很快东庄就出现了新面貌。
那些过去打爹骂娘的人，都受到村里的教育，那些惯赌惯盗的，都被弄去劳动半个月，以示惩罚；那些偷鸡摸狗的都被找来进行训斥，那些横行霸道的都受到了一定的制裁。不多久，东庄就被治理得井然有序，一派祥和安乐。
东庄的群众感谢高宗藩，感谢高宗藩为首的村领导一班人，感谢村农会，更感谢共产党。他们知道正是由于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解放了他们，给了他们做人的权力和尊严。所以大家对红色政权真心爱戴、积极支持。一时，东庄所有沿街的墙上都用白石灰水刷写了“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坚决拥护红色新政权”、“打倒土豪劣绅！”等标语。一场减租减息、反奸诉苦、清匪清霸的农民翻身运动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了。
贫苦的农民第一次翻身做主人，那低惯了的头颅终于抬了起来，他们觉得自己活得像个人样子了。所以在人前说话的声音也洪亮了，走起路来，也敢把胸挺起来、把头扬得高高的了。
一惯骑在人民头上的财主们却像一个跟斗从云端里跌下了尘埃。他们一旦失去了赖以作威作福的天堂，便惶惶不可终日。于是能逃的逃、能躲的躲，那些逃不了、躲不掉的，只好戴高帽、挂牌子让昔日的雇工“家奴”们押着去批斗、去游街。
高宗藩是一村之长，又是农会主席，在这场如火如荼的革命大潮中是个风云人物，在东庄说出话来举足轻重。那些老财们，谁该批、谁该斗，谁该定什么成份，“生死簿”就在他手里掌着。
高宗藩在处理村务工作时十分谨慎，特别是在划成份的问题上，坚决按共产党的政策办事，绝不掺杂个人的感情和恩怨。可是东庄村还是有个人，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提心吊胆不得安生。他叫孙祥振，过去，他家和高宗藩曾有点积怨。
说起来这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那年高宗藩刚刚十五岁，父亲喝了点酒，出门去溜达，被几个穷哥们儿拉去耍钱玩。结果上了那句古话“十赌十输”，就把家里过日子的钱输掉了。他心里一窝火，就跟人一起去闯关东，在大连打工了。年迈的祖母和年幼的弟弟都不能干活，家里地里的事都得靠高宗藩顶着。
看看给地里施肥的时间到了，肥料，家里倒有。积攒了一年的土杂肥和一些粪肥也差不多够用的了，只是高宗藩就是一块铁，也打不出几根钉来，凭他一个人要把这么多的肥料弄到地里，谈何容易。只好请了表叔来帮忙。爷儿俩一拉一推，忙了一整天，十二牛车肥料都运到了地里。表叔说，肥都在地里堆得板板正正的，播种时撒开就行了。
这天，高宗藩带着牛去耕地，来到地头一看傻眼了，原来是他认错了地，把肥料都拉到连边那块地里了。那块地是孙祥振家的，人家已经把肥料都撒开，地也耕过、耙过了。
高宗藩急忙去找孙祥振的父亲孙岗屯：“孙大爷，我家前几天请人帮忙送粪肥送错地方了。”
“送哪儿去啦？”孙岗屯故作不知拉长了声音说。
“对不起，”高宗藩客客气气地说，“俺没认准地，送到您老的地里了。”
孙岗屯“噗”地一声吹燃了火纸媒子，点上水烟说：“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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