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的经济学:经济学到底交给了我们什么？-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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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经济活动全球化并非只是今日的现象。至迟从18世纪下半期开始，随着英国发生和完成了产业革命并转向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就出现了一次极为明显的经济全球化过程。那次经济全球化过程贯穿了整个19世纪，在20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达到最高峰。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经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程度相当高的时代。目前整个世界的经济全球化程度，并不比一百多年前强多少。在100年前的1900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还不知道今日限制人员流动的“签证”为何物。当时的资本流动相当自由，流动的全球性也很强；甚至产品交易的全球化程度也极高——在英国这样的老牌发达国家中，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

在20世纪上半期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战争和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曾经使经济全球化的历程经历了一次大倒退。总的说来，在最近100年中，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经过了一个重大的曲折：先是大幅度倒退，以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逐渐重新加强。而20世纪前半期经济全球化的大倒退，典型地反映了政治和社会因素对人类经济活动的重大影响。

20世纪前半期经济全球化大倒退的第一个直接原因是两次世界大战：在战争期间，任何向敌对国家出售产品或投入资金的行为都会被视为资助敌人的卖国行为。大战加剧了各国的民族主义，使各发达国家看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对民族利益的重要性。结果是各国都采取措施以减少经济上的对外依赖，导致降低了各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往来。

20世纪前半期经济全球化大倒退的第二个原因是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在30年代大萧条之后，许多西方工业化国家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都大幅度下降，直到二次大战后很久才恢复到30年代之前的最高水平。这可以说是一次地地道道的“全球化的大倒退”。倒退的主要原因是，各国政府在30年代的大萧条面前竞相以货币贬值刺激出口，结果是使各国之间的贸易战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各国都转向保护本国国内市场的贸易保护主义，导致了国际贸易的衰落。当时从国际分工向本国自给自足的倒退是如此之严重，以致德国历史学派的著名代表桑巴特把“经济民族化”说成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透过这些看似偶然的事件去探究在背后推动它们的最终动力，我们可以发现，正是经济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民族利己主义或“国家利己主义”，才是中止甚至逆转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根本力量。毫无疑问，正是这种以国家为本位的国家利己主义，导致了各经济发达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中采取了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归根结底是由于各大帝国主义强国相互争夺世界霸权。推动这种争霸世界斗争的国内动力，正是各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国家利己主义，是充满政治野心的国内政客对这种民族利己主义的操纵和利用。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许多方面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继续，对德国来说特别是如此。

罗莎。卢森堡和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经指责第二国际西欧各党的领导，说他们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把马克思的著名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变成了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自相残杀”。但是实际上，第二国际各国党的领袖的行为反映了一个社会现实：当时西欧的民主政治已经使各国的工人阶级与本国的其它阶级和阶层结成了一个“民族利益共同体”；就整体来说，各国工人都已经把本国“民族利益共同体”的利益放在别国阶级兄弟的利益之上。正是由这种“民族—国家利益共同体”产生的民族利己主义或“国家利己主义”中止甚至逆转了19世纪的经济全球化进程。

今天，同样的民族利己主义或“国家利己主义”也在威胁着当前的经济全球化进程，而这种民族利己主义或“国家利己主义”首先来自于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特别是美国。这集中表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从来就不包括劳动市场的全球化。正统的西方经济理论习惯于把市场分为3类：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市场。但是目前人们谈论的经济全球化却只包括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全球化，根本就不涉及劳动市场的全球化。应当说，这种话语习惯是反映现实的，因为现在穷国的劳动力确实几乎无法向发达国家流动，阻挡这种流动的主要是发达国家的法律和政策。

形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发达国家从政府到民众都不想开放边界，让穷国的廉价劳动力自由流入本国。这首先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工人反对穷国劳动力的流入，怕因此而危及自己的工资和就业，而其他阶层和政府则不能不向这种情绪让步。其结果是发达国家对穷国的劳动力关闭了它们的边界，强行阻止了劳动市场的全球化进程。这就造成了目前的经济全球化中并不包括劳动力的流动全球化，这不仅反映了发达国家的利益，而且甚至可以说是由发达国家的利益造成的。

当然，发达国家的许多企业甚至个人是愿意使用穷国的廉价劳动力的。但是他们深知穷国劳动力大批流入会在短期中造成大量失业，而且会明显地降低本国工人的工资，这又会带来剧烈的社会冲突甚至严重的社会动荡。近年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不断暴露出来的排外倾向，就是这种社会冲突的前兆。因此，为了保障本国的社会和平和生活安宁，发达国家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包括企业界，都接受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基本上禁止穷国劳动力流入本国，不允许劳动力市场全球化。这就造成了发达国家对穷国移民的极严厉的限制。

恰恰是这种心照不宣的政治默契表明了，在当今发达国家的那种政治民主制度下，一个国家的全体公民——从资本家、企业主到普通工人——仍然把自己的国家看作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仍然把这个共同体成员的利益放在其它国家公民的利益之上。由此就产生了美国式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美国人会毫不犹豫地把本国公司向中国出售军事技术的行为看作“卖国”。当前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打破国家作为“民族利益共同体”的世界经济根本格局，反而使其进一步强化。

由于美国政府采取了在国际上独断专行的单边主义政策，使美国成了当代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国家利己主义”的代表。美国政府在中东偏袒以色列，使美国政府的政策成了犹太民族主义的工具；美国政府拒不服从国际战争罪行法庭的管辖，不参加有关环境保护的“京都议定书”，都显示出本国利益至上的极端国家利己主义。号称“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如此我行我素，这就不能不引起世界各国、各个民族争相仿效，在全世界掀起民族利己主义的浪潮。

“911”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之后，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情绪急剧高涨。正在美国执政的新保守派操纵和利用这种情绪，在美国煽起了美国式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利己主义的狂潮。一心要称霸世界的美国新保守派竟让美国多数百姓相信了“伊拉克的萨达姆与袭击美国的基地组织相勾结”的谎言，并借此发动了侵略伊拉克的战争。

美国人其实都明白，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战争是一场“消灭任何不听美国的话的政权”的战争，是一场开始在全球建立“美国帝国”的战争。但是这场战争还是让美国式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疯狂程度，有一个州的议会竟然要将反战人士作为“恐怖主义分子”来对待！这样的“爱国主义”已经不是普通的爱国情绪，而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爱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利己主义”。

说伊拉克战争中的美国式“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民族利己主义”或“国家利己主义”，其最明显的证据就是：美国的北约盟国德国和法国都坚决反对武装入侵伊拉克，其真正的深层原因显然是由于入侵伊拉克不合乎其本国的利益。尽管如此，美国仍然发动了侵略伊拉克的战争，这就说明，美国的“帝国主义国家利己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不顾其盟国的反对而一意孤行的地步。

不仅如此，当今的美国式“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狂热分子，还公然要惩罚一切不追随其进行侵略战争的人。由于法国反对在联合国通过入侵伊拉克的决议，美国的极端“爱国主义分子”已经不断叫嚣要“惩罚”法国。某些美国的狂热分子甚至已经开始“抵制法国货”，将法国产的葡萄酒倒入阴沟。这已经很有点“国家之间的矛盾导致贸易下降”的味道。如果美国的“爱国主义”狂热继续这样发展下去，很难设想法国人不会采取相应的反击行动。那时我们就会看到历史上一再出现的现象：各国的“民族利己主义”或“国家利己主义”的发展及其相互冲突，妨害了国际贸易的扩大，甚至导致其下降。这种状况严重到一定程度，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就会出现倒退。

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事实都表明，正是经济最发达国家中的“帝国主义爱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利己主义”，是断送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要根源。



07、经济全球化之下的民族产业

“全球化”（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是一个在20世纪90年代才风行于全世界的概念。但是这一次经济活动全球化的进程，却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起就开始了。根据目前通行的经济全球化定义，当前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包含下述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商品交换的全球化，也就是每个国家的人民都越来越多地与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进行贸易，而在这种贸易全球化背后发生的是商品生产和劳动分工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另一个方面是资本和资金的运动全球化。具体说来，资本运动的这种全球化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投资的全球化——每个国家的人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实际的投资活动，不过这方面的主力当然只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另一方面则是金融活动的全球化，是任何国家的金融资产都趋于在全球范围内交易，其中也包括了贷款、证券交易和股票投资的全球化。

这两个方面的实际经济活动全球化，意味着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都越来越融为全球一体化的统一大市场，任何国家的商品买卖和资本流动都越来越突破国界和地区的限制，在全世界的广阔范围内进行。这种全球化的一个最明显的证据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商品和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越来越强，国际贸易增长快于全球经济增长，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又快于国际贸易的增长。

这一轮经济全球化还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特点：少数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越来越成了经济活动全球化的主要载体，它们把自己对外国的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有机地结合起来，跨国界设置自己的生产和交易流程，在某些国家投资设厂，将一些零部件出口到这些工厂去加工组装再进口到本国，从而将国际贸易整合进自己的生产和经营流程中来。

与这种实际经济活动全球化的趋势相适应，绝大多数国家政府的经济政策也越来越具有全球化的眼光。这样一种眼光的经济政策导致了经济政策上的一种趋势，它趋向于对全球各国的商品和资本的流入本国与流出本国都实行自由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样一种经济政策变化趋势是确实存在的。

在这样的经济活动全球化背景下，近年我国流行一种观点，认为“民族产业”的概念已经过时，不应再强调发展本国的民族产业，而应使本国的经济尽快融入全球化的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中去。还有些人更主张将中国的企业纳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国际经营流程中去，依靠外国大公司提供的技术，专门从事跨国公司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某些劳动密集的部分，从而使中国经济完全变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经营流程的某一部分。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应当“不求所有，只求所在”，不应再把外国的企业与本国的企业相区别，“只要是在中国的企业，就都是中国的民族产业”。

这样的看法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极其有害。实际上，恰恰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要求我们特别重视保护和促进本国企业的发展；也只有本国企业在技术和经济上的强大才能使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中的赢家。

民族产业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意义

一国的民族产业是在其本国注册、由其本国人主导并以其本国为经营活动的指挥中心的产业和企业。

恰恰是在我们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一国的民族产业才对其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了决定性的意义。

首先应当清楚，当前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打破国家作为“民族利益共同体”的世界经济根本格局，反而使其进一步强化。这反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中从来就不包括劳动市场的全球化，由此而破坏了在人均收入上拉平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最主要机制。

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会知道，拉平不同地区之间在人均收入上的差距的最有效手段是让劳动力在这些地区之间自由流动，这样就可以使不同地区的劳动报酬趋于均等化。就全球范围来说，在人均收入上拉平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最主要机制是劳动市场的全球化，劳动市场的全球化意味着劳动力日益强烈地在全球范围内流动。

正统的西方经济理论习惯于把市场分为3类：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市场。但是目前人们谈论的经济全球化却只包括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全球化，根本就不涉及劳动市场的全球化。应当说，这种话语习惯是反映现实的，因为现在穷国的劳动力确实几乎无法向发达国家流动。

形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发达国家从政府到民众都不想开放边界，让穷国的廉价劳动力自由流入本国。这首先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工人反对穷国劳动力的流入，怕因此而危及自己的工资和就业，而其他阶层和政府则不能不向这种情绪让步。其结果是发达国家对穷国的劳动力关闭了它们的边界，强行阻止了劳动市场的全球化进程。这就造成了目前的经济全球化中并不包括劳动力的流动全球化，这不仅反映了发达国家的利益，而且甚至可以说是由发达国家的利益造成的。

当然，发达国家的许多企业甚至个人是愿意使用穷国的廉价劳动力的。但是他们深知穷国劳动力大批流入会在短期中造成大量失业，而且会明显地降低本国工人的工资，这又会带来剧烈的社会冲突甚至严重的社会动荡。近年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不断暴露出来的排外倾向，就是这种社会冲突的前兆。因此，为了保障本国的社会和平和生活安宁，发达国家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包括企业界，都接受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基本上禁止穷国劳动力流入本国，不允许劳动力市场全球化。这就造成了发达国家对穷国移民的极严厉的限制。

恰恰是这种心照不宣的政治默契表明了，在当今发达国家的那种政治民主制度下，一个国家的全体公民——从资本家、企业主到普通工人——仍然把自己的国家看作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仍然把这个共同体成员的利益放在其它国家公民的利益之上。由此就产生了美国式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美国人会毫不犹豫地把本国公司向中国出售军事技术的行为看作“卖国”。

在这种以国家为基本的利益共同体的格局下，一国绝大多数人的福利都取决于、也只能取决于本国的人均产出；而当代的经验事实和经济增长理论都证明，就长期来说，一国的人均宏观总产出又取决于该国的技术水平，取决于该国人民掌握的技术知识，用一个流行的术语说，一国的人均总产出取决于该国的“人力资本”。经济发展首先意味着急剧提高一国的人均宏观总产出，它的首要前提是迅速增加该国人民掌握的技术知识——该国的“人力资本”。

这里所说的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不仅包括生产上的科学技术知识，而且包括了有关销售和经营管理的能力和知识。在现代的市场经济中，一国人民掌握的技术知识、一国的“人力资本”集中在而且集中体现在该国的民族产业中，特别是体现在该国的大企业中；而且只有在一国民族产业和企业的发展中，该国人民掌握的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才能够得到足够的发展。前苏联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可谓不遗余力，但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的体制妨碍了本国企业的成长，就使其在生产技术上仍然处于落后状态。

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简单的现象联系：经济越发达的国家掌握的先进技术知识就越多，其大企业就越多越强。当今的经济发达国家几乎都有大量拥有先进技术和知识产权的大企业。世界的头两大经济强国——美国和日本，具有世界上最多的巨型跨国公司；就连小小的老牌发达国家荷兰，也有菲利浦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来支撑自己的经济。

在今天这个时代，一个国家的企业，其资本和企业经营管理层的雇员主要还是来源于本国。即使是大的跨国公司，大体上也还是如此。不仅如此，这些跨国公司本身也都把自己视为某一个发达国家的企业，要求这个发达国家的政府特别保护自己的利益。

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大名鼎鼎的欧洲电气公司菲利浦公司在中国的所作所为。菲利浦公司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大跨国公司了，到2000年为止的15年里，它在中国已经投资10亿美元。从大百货商店所卖的照明灯具看，与它合资的企业可能占了中国白炽灯市场销售量的一半，菲利浦公司由此而从中国赚得了可观的利润。可是这个菲利浦公司却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中国企业，甚至并不采取一种忽视国籍的中间立场，而是偏偏要强调自己是一个欧盟国家的企业，挑动欧盟对中国搞反倾销。欧盟13年以前就对中国向欧盟出口的彩电征收反倾销的高关税，而带头起诉的就是这个菲利浦公司。仅此一例就足以说明，外国企业、特别是外国的跨国公司，不仅不想把自己看成是不发达国家的企业，而且自觉地与不发达国家的企业为敌，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为敌。

在这样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要想快速地发展本国经济，就必须尽快增加本国人掌握的先进技术知识，尽快、尽多地作大作强本国的企业，发展自己的民族产业。韩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在最近50年中取得了最快的发展，跨入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门槛，原因之一就是它们发展起了强大的民族产业。

保护和发展本国的先进制造业

恰恰是在当前这一轮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之间处在经济上相互的激烈竞争中。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落后国家才特别需要保护和发展本国的先进制造业，舍此便不能发展本国的民族产业，不能增加本国人民掌握的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因而不能增加本国的人均宏观总产出和总收入。

上一次经济全球化的历史经验证明了这一点。

实际上，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并不是直线性地一直向前推进的，它经历过巨大的波折。在20世纪上半期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战争和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曾经使经济全球化的历程经历了一次大倒退。在这次大倒退之前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全球化曾经达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大致的统计资料表明，目前整个世界的经济全球化程度，并不比一百多年前强多少。在100年前的1900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还不知道今日限制人员流动的“签证”为何物。当时的资本流动相当自由，流动的全球性也很强；甚至产品交易的全球化程度也极高——在英国这样的老牌发达国家中，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

即使根据弗兰克的看法，19世纪末达到高峰的那上一次全球化的历程至迟也于18世纪下半期开始。那次全球化过程的主要推动力是18世纪末发生的英国产业革命。在这次全球化过程的初期，进行并完成了产业革命的英国统治着世界经济，一度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一半。为了保障自己的这个经济上的统治地位，英国主张并带头实行了自由贸易政策，从而极大地推动了19世纪的全球化进程。但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和德国已经赶上和超过了英国，成了世界第一和第二经济强国。这样的世界经济格局基本上一直维持到20世纪末。

而恰恰是19世纪的这次全球化证明了保护和发展本国的先进制造业的极端重要性。在这方面，美国和拉丁美洲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虽然拉丁美洲各国取得政治独立的时间比美国晚了40年，但是19世纪初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明显差别，其它的经济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