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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30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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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少数奏议集从宋甚至更早的朝代开始。刊行它们的主要动机可能是希望把杰出人物所写的奏议中表现出来的道德品质展示出来，以供仿效。只有在16世纪时，刊行奏议才流行起来，它们或者由作者自己，或死后由其子孙或友人整理刊行。这样做的动机，可能主要是为了把作者的政绩记载下来，并为后来的传记作者和史家保存文献资料。此外，奏议还可以被看成文学上的成就，因此跟其他散文作品一样值得出版。
除了那些价值在于作为政治品德的表率的奏议外，为实际用途而精选出的奏议汇编，确实是明代的一大发明。我们已经提到，早在永乐时期就出版了《历代名臣奏议》这部贯穿中国历史的由历代最主要的官员所写的奏议的庞大总集。明朝官员的奏议和其他经世文的集子，最早编于16世纪中叶。最突出的例子是1638年刊行的《皇明经世文编》（5。1。8），在任何时代这都是这类作品中最丰富的一部。正如这部书和大多数其他汇编的书名所表明的，它们的意图是提供在考虑国家大事时使用的文献资料。
政书论述的主要是国家大事。政书早在唐宋时期就已编纂。这个传统在16和17世纪得到继续。主要涉及明代往往有充分文献根据的新著作，补充了早期的政书。这些著作有陈仁锡刊行于1630年的《皇明世法录》（6。6。7），王圻刊行于1586年的《续文献通考》（ 6。 6。 2），冯应京刊行于1604年的《皇明经世实用编》（6。6。4），以及其他种种。“经世”和“经济”显然是当时的流行用语。
另一种文献资料的重要来源是邸报或塘报，这是一种在各大都市和各省政府部门中流传的包括命令和报道在内的政府公报。这种公报存在于更早的时期，但只有到了明朝后期才成为一种经常的制度。它起初以手抄本流传，但1628年后以活字版印刷。清朝采用了这一制度，后来称为京报。
从16世纪起，方志的编纂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大有增进，对地区或地方史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变得很普遍。在17世纪初，学者开始把对书本资料的研究与实地考察中的体验结合起来。徐宏祖②的《徐霞客游记》（8。3。2）根据作者自己的体验对山川风物作了详细的历史与地理的描述，他在1607至1640年间，游历了明帝国除四川以外的所有行省。顾炎武①刊行于1662年的《天下郡国利病书》（ 8。 1。 10），根据的是书本资料，主要是方志，以及广泛的旅行记。顾炎武旅行的主要目的，很少是为了凭吊历史遗址和收集文物（就像他以前的大多数学者那样），而是为了“亲身视察农民战争的地区，估计其地势的战略价值，供今后抵抗之用”。①在所谓历史的辅助科学如金石学或目录学方面，没有出现大的革新，但在明朝后半期，它们受到足够的重视并有进一步的发展。金石学是杨慎②涉及的许多领域之一，他是16世纪初一位杰出的多才多艺而富于创造力的学者。是第一个研究中国西南边疆的青铜鼓的人。③焦竑编著的到他的时代为止的明代作家著作目录《国史经籍志》（1590年），显示出他广泛的阅读和文献学才能，这是当时最重要的文献学著作之一。④它后来被黄虞稷⑤的《千顷堂书目》（见本章注＇92＇及有关正文）部分地取代，后者包括整个明代直到1644年。
总的来说，晚明时期的文化繁荣和思想多样化几乎在一切形式的历史著述中都是明显的。下面各节将详细讨论明代历史编纂的各个方面。
① 拉尔夫·C。克罗采：《国姓爷与中国民族主义：历史，神话与英雄》＇130＇（坎布里奇，1977年）；唐纳德·基恩：《国姓爷的战事：近松的木偶戏，其背景与影响》＇284＇（伦敦，1951年）。
① 谢国桢：《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220＇，见《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221＇（上海，1934年），附录Ⅱ，第290—328页。
② 庄金德：《郑氏军粮问题的研讨》＇112＇，《台湾文献》，12，1（1961年3月），第55—66页。方豪：《由顺治八年福建武闱试题论郑氏抗清的主力》＇155＇，《大陆杂志》，22，6（1961年3月），第1—20页。
① 石万寿：《论郑成功北伐以前的兵镇》＇471＇，《幼师学志》，11，2（1973年6月），第10、18页。
② 关于郑联和郑彩与郑芝龙的血缘关系，见郑喜文：《明郑史事五则》＇63＇，《台北文物》，10，1（1961年3月），第81—84页。
① 关于很受称许的“三征长江”的日期和情况很难确定。这里根据的是李学智的推论和考证，见他的《重考李振华先生〈明末海师三征长江考〉》＇322＇，《大陆杂志》，7，11（1953年12月15日），第7—8页，和7，12（1953年12月30日），第21—27页，附有《文献丛编》的补充证明，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北平，1930－1937年；台北1964年重印），Ⅰ，第426—428页。
① 石万寿：《论郑成功北伐以前的兵镇》＇471＇，第7页。
② 郑成功手下获得爵位和文武官职的人的详尽名单，见赖永祥：《明郑藩下官爵表》＇303＇，《台湾研究》，1（1956年），第79—101页，和2（1957年），第47—78页。
③ 关于郑成功接受永历帝一系列爵位的日期，主要资料说法不一。对这个问题最好的解决，见朱希祖：《郑延平王受明官爵考》＇96＇，第87—112页。
① 关于这一点和下面提到的见解，见廖汉臣；《延平王北伐考评》＇341＇，《台湾文献》，15，2（1964年6月），第47—74页。
① 关于张名振的死期，廖汉臣的有所根据的猜测＇见他的《鲁王抗清与二张之武功》＇340＇，《台湾文献》，11，1（1960年3月），第102页＇，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的《明清史料》＇118＇（北平，1930年）第一编第4卷第576叶有明确的证实，即在1月12日至25日之间的某个时候。
① 李振华：《张苍水传》＇312＇（台北，1967年）；石源道博：《张煌言之江南江北经略》＇275＇，《台湾风物》，5，11—12（1955年），第7—53页。
① 7个州，3个县和32个地区。这个数字是从各种资料推算出来的，大于通常所引用的张煌言《北征得失纪略》＇34＇中的记载，见《张苍水诗文集》（1659年；重印，《台湾文献丛刊》，142，卷1，1967年），第3—4页。
① 确定郑成功在台湾登陆的准确日期，一直是个问题。关于结论性的研究，见陈国强：《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时间问题》＇54＇，《厦门大学学报》，1（1962年4月），第158—164页；田大熊：《国姓爷的登陆台湾》＇512＇，石万寿译，《台北文献》，44（1978年6月），第111—121页（最初发表于1938年）。
① C。E。S。〔弗雷德里克·揆一〕：《被忽视的福摩萨》＇14＇，伊内兹·德·波克莱尔等编（台北，1975年）。
① 李腾帲В骸吨３晒Φ乃酪蚩肌罚�332＇，《文献专刊》，1，3（1950年8月），第35—44页。
② 提到他的资料通常称他为郑世袭，因为除长子外，郑芝龙的其他儿子的名字都加了“世”宇。关于安平郑氏宗谱，见廖汉臣：《郑氏世系及人物考》＇339＇，《文献专刊》，1，3（1950年），第54—64页。
① 见《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牌录》＇379＇（1732年序；1969年台北影印），1和2。
① K。T。吴：《明代的印刷和印刷业者》＇595＇，《哈佛亚洲研究杂志》，7，（1942—1943年），第203—260页，引文在第203页。
② 吉川幸次郎：《进步的一种形式——关于宋以后中国的进步》，《朝日新闻》，1958年1月3日；收入《吉川幸次郎全集》＇619＇（东京，1974年），13，第605—607页。又见巴巴拉·克拉夫特的一篇有关的文章：《关于中国其他文学形式的进展：吉川幸次郎的论文》＇290＇，载《亚洲博物学和民俗学会通信》，84（1958年）；重印，载《吉川幸次郎全集》（东京，1969年），13，第617—622页。
① 关于不同的历史著述分类体系，见郑鹤声：《中国史部目录学》＇61＇（上海，1930年）。
① 见吉川幸次郎：《元明诗概说》＇618＇（东京，1963年）。
② 见波得·奥尔布里希：《13和14世纪蒙古统治下的中国邮传》＇410＇（威斯巴登，1954年），第12—20页。
③ 各种各样的“大全”后来甚至被戏呼为“大不全”。见内藤虎次郎：《支那史学史》＇404＇（东京，1961年），第340页。
④ 吴：《明代的印刷和印刷业者》＇595＇，第228—229页，注3。
⑤ 译者按：应为11095册。
国史馆
从古时起，保存记录或档案就被看成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官方的历史编纂者（史或史官）就担任这一任务。①这种思想体现在某些儒家经典中。不管这些经典中描述的政府机构实际存在与否，它成了后代的样范，像这样的段落“（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在中国历史上联系到官修史书被一再地引证。②7世纪前半叶，建立了史馆，成为独立的政府机构。它的主要任务是写起居注和编实录，这是以后写前朝国史或正史的依据。①这种史馆在以后的时代继续起作用。
在明朝第一个皇帝的统治下，没有建立独立的史馆机构，而是将它并入翰林院。早在1367年，即朱元璋正式登基前一年，就任命了修撰、典簿、编修等史官。①1381年，史官的人数和品级，确定为修撰3名，从六品，编修4名，正七品，检讨4名，从七品。②明代自始自终继续任命这些官员，但人数根据编纂的需要而定。③例如，在1529年，编修和检讨定为各6名。④但有时多出许多。任修撰的常为一甲进士，任编修和检讨的常为二甲进士。①史官收集文献资料和编辑历史档案：
史官掌修国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礼、乐、兵、刑诸大政，上所下诏、敕、书、檄，谨籍而记之，以备实录。②按照传统，写详细的起居注，被认为是收集文献资料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朱元璋在当皇帝前四年，即1364年，就设置了起居注给事中。③据说像宋濂、魏观和詹同这样一些杰出人物，都曾担任过这一职务，这表明朱元璋当初对它的重视。①这个职务的重要性还表现在1367年给在职者以正五品的相当高的品级。②品级与当时的翰林院学士和六部郎中相同。不过，这只是暂时的。经过几次变动，在1381年起居注作者的官秩重新定为从七品。③若干年后，这个机构被撤消，这大概是在1393年之前，因为那年出的《诸司职掌》中没有提到它。
随着一篇由张四维（1526—1585年）起草、张居正（1525—1582年）呈递的奏议，1575年恢复了起居注的写作。这封奏议还包括关于如何指导史馆工作的详细建议，其中有些得到皇帝的批准，后来编入《大明会典》。④这篇文献提供了官修历史是如何进行的宝贵资料，应详细加以讨论。⑤张居正的奏议，跟大多数这类建议一样，提到古代的左著作郎和右著作郎。他强调，没有起居注，就得不到关于皇帝言行的可靠资料来编纂实录。而这就是世宗实录和穆宗实录的实际情况，这两部实录是在张居正指导下编纂的。⑥张居正于是提出八点建议：1。保存记录的方法。在史官的任务中，最重要的是写起居注。如果没有可靠的起居注，修史工作势必陷入依靠无法证实的关于皇帝行为的谣传的危险。担任侍讲的官员是最接近皇帝的人，因此宜指定他们每天轮流担任起居注的作者。大学士在与皇帝秘密商议后，应立即将必要的情况告诉起居注作者。他们还应抄下所有的圣谕、诏、旨、策文，等等，以及大学士的题稿。除此之外，应指定六名有经验和有学问的史官，根据政府各部门的奏议编纂政纪。每一名官员应负责六部中一部的活动领域。这些官员不应担任其他任何职务，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旷职。
2。关于随侍皇帝的起居注作者在不同种类的召见中应选取的地方的规定。起居注作者应始终在靠近皇帝的地方，这样他才能清楚地看见和听到正在进行的一切。当皇帝与大臣进行秘密商议时，史官也许不宜在场，但在召见结束后，该大臣应立即将圣谕和上述商议用密封信报告史馆。
3。向史馆转送文献。大学士应命令将保存在内阁的内阁奏议和由“两房”⑦官员具稿缮写的圣谕、诏书、敕旨的副本送史馆。应复制其他政府部门的奏议和皇帝对该部门奏议的敕答。应将整个文献的副本送内阁，然后转送史馆。时政的讨论应编入各政府部门的奏议中。
4。忠实记录的重要性。由于起居注将是据以编纂实录的唯一资料，准确性比优美的文笔更加重要。皇帝的言辞必须逐字逐句地记录，而不要做文章。奏议的原文，只有次要的无足轻重的问题可以省去。只有因表达不清而难以理解的地方，才可以稍加修改。否则应一字不易地记录原文。要弄清楚因果关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变更或修饰内容。必须严格禁止史官发表他个人的褒贬意见。
5。（这一段论述给史官提供工作的地方和设备，这里不讨论。）
6。妥善保管的处所。在古代，国史被称为石室金匮之书，① 因为它被妥善保管以备传诸后世。明朝也是这样做的。每月有一小箱，每年有一大箱。它们应被放置在东阁②的左右房。史官每月编成的草稿，应装订成七册，一册为起居注，六册为来自六部的材料。每册的封面应注明年月和负责史官的姓名。完成的册子要送大学士审查，放进一只小箱，用文渊阁的印章加封。到了年底，内阁和史官要打开箱子，取出各月的草稿，将它们放进一只大箱子，用同样的方法加封，从此不再开启。
7。（这一段论述缮写者应遵守的规则，这里不讨论。）
8。处理这篇奏议之前的事件。万历朝的头两年（1573和1574年）和第三年（1575年）的头几个月，起居注和六部奏议的原文，应根据现有的文献材料按照事实记录下来。
这篇奏议说明，在恢复编撰起居注以后，这些文献仅构成为编撰实录而收集的材料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取自六部的奏议，它们也通称时政记。③官方的时政记现在尚存一个残缺的样本，时期是1127年。明代有一种类似的著作不是官方文献，而是有接触政府档案机会的官员的私人著述。④有许多万历、泰昌和天启时期的残缺不全的起居注抄本，保存在中国和日本的几个图书馆里。⑤起居注是后来编撰实录的基础。
但是，某些时期在起居注和实录之间有一个中间阶段。这就是日历，它只涉及几年。我们知道，在1373年曾命翰林院选出一个班子编纂《大明日历》。这项工作是在监督之下在宫中一个严格禁止外人进入的特殊部分进行。清晨，班子成员一起去到他们工作的屋子。吃饭也在那里；到傍晚才一起回到翰林院的集体宿舍，也是与外界小心地隔开的。从1373年9年20日至1374年6月11日差不多9个月中，当工作进行时，编纂者不许与外人接触。整个事情严格保密，这是为了防止有利害关系的人企图影响编纂者。要求他们只能把他们的编纂建立在可以得到的文字材料的基础上。这是根据皇帝颁布的规章，规章还说，著作完成后应受皇帝审查，保存在金匮中。然后把一个副本存放在秘书监。①史官的主要任务是编撰实录；其他工作只是为这一任务作准备。但是，掌管编撰工作不专属史官，还有一个广大得多的官员集团参与其事。根据《大明会典》②中制定的规章，大学士要担任总裁，翰林院学士担任副总裁。他们由皇帝任命，任务是规定纂修条例，检查纂修官③准备的草稿，纂修官是从内阁、翰林院、詹事府、春坊和司经局选出的。崔纂和誊录则是诰敕房和制敕房选派的。
实际的纂修者名单表明，这些规章从16世纪初起就被严格遵循了。即使在更早的时期，做法也似乎大体上跟后来的规章一致。纂修官总是翰林院的居多。有时候，显然有20或20多个编修。
只有很少的——有时没有——纂修官是从别的部门来的。此外，誊录和崔纂主要选自品级较高的官员，或者，至少也是国子监的生员。总之，参加纂修工作的人的数目相当大。例如，纂修于1522至1525年间的《武宗实录》开头的名单，记录了参加纂修的97人的姓名和官职。④此外，肯定还有许多职员、随从和仆人。
这项工作的挂名领袖是监修。名义上他是总裁的上级，但实际上对工作似乎无多大影响。他必须从世袭贵族的最高等级公或侯中选出。以《武宗实录》为例，监修是公。3个总裁是大学士兼尚书（正二品）。⑤2个副总裁，1位是翰林学士（正五品），另1位是侍讲学士（从五品），40个纂修，8位是侍读（正六品），3位是修撰（从六品），21位是编修（正七品），8位是检讨（从七品）。3个崔纂是太常寺卿（正三品），尚宝寺卿（正五品）和中书舍人（从七品）。47个誊录，2位是尚宝寺少卿（从五品），1位是吏部员外郎（从五品），3位是大礼寺右寺副（从六品），6位是中书舍人（从七品），1位是翰林院待诏（从九品），1位是光禄寺署丞（从七品），3位是鸿胪寺主簿（从八品），12位是鸿胪寺序班（从九品），2位是译字官（无品级），可能来自四夷馆，15位是国子监生员，1位是翰林院秀才。最后，有一个官员掌收一应文籍和一个尚宝寺少卿（从五品）。
对整个《明实录》来说，得不到像这样详细的参加纂修工作的官员的名单，但从《太宗实录》起，尚存的名单中开列的60至100个官员的名字，他们的官衔与纂修《武宗实录》的官员的官衔相似。因此，完全可以把它们看成是全部《明实录》的纂修班子的典型。指派数目相当多的高级官员参与纂修工作，也表明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在誊录中发现有品级高至从五品的官员是令人吃惊的，我们不得不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做抄写工作。专门的史官只做小部分纂修工作，它主要是由翰林院和内阁在其他几个政府部门的官员的帮助下完成的。实录的纂修是在最有权势的政策制定官员——大学士的监督下进行，这一事实进一步证实了它的重要性。
实录的纂修主要是一件政治工作，而不是一种超然的学术活动。由于监督纂修的大学士往往卷入了前朝的政治争论，他们当然渴望将他们的个人观点注入原文而牺牲与之对立的观点。此外，他们有时候还可以表达地区或集团的观点。因此，《明实录》的政治偏见一直受到同时代学者的严厉批评。⑥但是，大学士在规划当前的政策上有许多紧迫的事情要做，只能偶尔过问纂修工作。他们参加决定凡例的工作，但不得不把直接的监督任务留给副总裁，后者没有多少别的任务，从而在纂修工作的监督中处于关键地位，因为他们是纂修官的上级。崔纂的名字总是列在纂修官之后，他们的作用也许仅限于纂修的组织和技术方面。他们对内容没有影响。除去嘉靖和万历两个皇帝的实录（均用了10年）外，纂修工作通常用3至5年。
实录不是为了刊行。在一朝的实录纂修完成后，将正本在一个精心规定的仪式上呈给皇帝，仪式的规则最初是在1403年确定的，后来在1536年和1577年作了修改。⑦实录和宝训⑧在一个庄严的行列中从史馆送到奉天殿和华盖殿。纂修班子的全体官员身着朝服跟在后面。然后，在皇帝面前和礼乐声中，将实录和宝训置放于华盖殿。第二天，它们在另一个有皇帝参加的庄严行列中被送到皇史宬，在皇帝面前封存。
这些记录不允许再拿出来。它们是供后代纂修正史的主要资料来源。一两天后，设官宴邀请纂修领导班子成员参加，每人都得到赏赐，有时以升官的形式出之。①官宴上的菜肴和给予总裁、副总裁和纂修官等人的赏赐的数目均有严格规定。②副本留作参考，对它的使用听命于皇帝、大学士和史官。它置放在内阁。为了保密，所有的草稿和初步的抄本均在太液池（紫禁城西边的一个人工湖）东边的椒园内销毁。销毁时参加纂修工作的全体官员都必须在场。③在纂修实录时，认为适于刊行的皇帝诏令被选出来，按题分类，另编成册，这就是皇帝的宝训。
实录原稿的保管是一件大事。1492年，大学士丘濬（1420—1495年）在一篇长篇奏议中建议——就所知，是第一次——实录应有一套新抄本保存在专门为保存实录而修建的建筑里。①他的建议没有实行。在过了40多年以后，皇帝才同意大学士张孚敬（1475—1539年）的一个类似的建议，下令抄写以前诸帝的实录。②像任命纂修班子那样任命了一个专门的班子负责抄写工作，也有监修、总裁等。同时，下令修建一座专门保存实录的建筑，正如丘濬原来所建议的那样。这座建筑于1534至1536年间建成，命名为皇史宬，通常将它译为帝国历史档案馆。
两年后抄写工作完成。新抄本在一个正式仪式上呈给皇帝，第二天当着皇帝的面在新的档案馆里封存。①这座建筑在清代为同样的目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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