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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5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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饩錾蜕缁岣＠侍狻５窍年兀�28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似乎曾反对这种方法。②在别的更小的苏区，材料更为缺乏。人们所知的只是在东北的工厂里日本人对中国妇女的歧视，驱使她们投身游击队。而在海南岛，30年代早期有一支由冯增敏指挥的120名妇女的红色分遣队③④——这一英雄事迹后来被改编为一个革命歌剧中的情节。
宗派主义和叛变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表明有过多次派别斗争，目的是试图控制革命进程的领导权。⑤从一开始党就建立在主要是师徒式的追随关系上，有李大钊和陈独秀这两个受人尊敬的人物。虽然未经小心考证和分析，但他们之间缺少合作是明显的，其原因可能在于理论上的差异和个人间的不和。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人都坚信马克思主义，都在严酷的受迫害的情况下工作，但他们却并没有像其他一些早期党员那样干脆脱离党。从1927年起，整个革命形势出现了逆转。持不同意见的人得不到法律保护；他们只需经过一个屈辱而痛苦的过程，向国民党的警方或秘密警察自首，就能叛党，他们常常需要出卖以前的同志，但又难保自身的安全。如果他们拒绝这样做，可能危及他们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持反对意见的党员只要不脱党或叛变，往往采取宗派斗争的方式。
但是，如果认为只是出于怕报复才使党尽管有宗派主义仍能维持统一，那就低估了意识形态的力量。这些宗派主义者，无论意见多么分歧，仍然是共产主义者，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战斗。他们之间的决裂主要与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有关；个人的特性和追求权力是第二位的。除意识形态外，还有党的“铁的纪律”。的确，满怀阶级仇恨的共产主义者具有好斗的性格。然而，这只是其个性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超过了追随关系的同志式的爱。那种认为冷酷无情引起了中国共产党内宗派主义的观点不足以令人信服。①极端的宗派主义通常是分裂或叛变的前兆，两者都包含思想上的再定向。分裂者可能从党内居主导地位的思想转变到另一种思想，如陈独秀和彭述之转向托洛茨基主义，而叛徒则看到了信仰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如李昂、龚楚和张国焘。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组织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因为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他认为1927年的溃败主要是共产国际的责任，而他赞同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的批评。②1929年春，彭述之收到了托洛茨基的两篇文章：《中国革命的过去和未来》和《六大以后的中国革命》，他毫无保留地表示赞同。加上他早些时候反对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这导致他和陈独秀两人走向托洛茨基主义并反对中国共产党。①他们信仰的转变需要很大程度的理性上的诚实。②李昂却迥然不同。他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天真的措词为其叛变行为辩解——他要始终站在真理一边，他要揭露共产主义运动的黑暗面和阴谋。他强烈反对“毛泽东的独裁”，说它“比希特勒更暴虐”。③龚楚是广西根据地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他在党处于革命最低潮时离开了党。除去他个人的不满以外，他的行动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11年来从未为国家的独立、民主和繁荣而奋斗。与此相反，党却一直让人民遭受极大的苦难，远远背离了革命的宗旨。它只不过是苏联的“爪牙”，“大骗子”。1971年在香港《明报》月刊的另一系列文章中，他重复了他叛变的理由。④分裂和叛变的过程未必拖得很长，通常从意见分歧开始。当这些分歧增强时，行动者的信仰体系本身瓦解，导致逐渐背离以前接受的思想，而他自身则经历一个否定并与同志疏远的过程。在这个阶段，分裂主义者需要一种可替代的思想信仰，而叛徒则必须找到一个生存的机会。如果这种转变是从比较连贯的逻辑上的思想转向不那么严谨的思想（如从共产主义转变为孙逸仙的“三民主义”），那么这种转变的理论基础可能是不恰当的，令人想到机会主义和十足的背信弃义。龚楚的例子很好说明了这一过程。他似乎难以让国民党确信他的真诚，因此国民党派他去破坏赣粤边界的一些红色游击队，甚至试图搜寻赣南的项英和陈毅。①其他的叛徒，如顾顺章、孔荷宠等，或者被国民党捕获，或者向国民党投降，几乎与思想无关。
张国焘既是一个分裂主义者，又是一个叛徒（关于他的分裂主义，见本章《苏区的毁灭》一节）。他于1936年12月2日，即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前10天抵达延安，当时他在1935年毛儿盖会议上提出的政策路线已彻底失败，他感到被疏远了，情绪消极。然后是1937年2月和11月对他斗争（即“对张国焘的清算”）的公开羞辱。在这场斗争中，他被指控犯有各种可怕的反党罪行。在王明从莫斯科回国以前，张有一线希望与王明结盟反对毛泽东，但当王明回国并指控他“是托洛茨基分子的工具”时，他对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完全失望了。这个党已不是他曾经帮助建立起来的党，也不是他所需要的党。
张国焘早期就对农村苏维埃运动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苏维埃没有无产阶级基础，在性质上只是小资产阶级，所以苏维埃只不过是要求权力和占有地盘的一种借口，对国家的富强无益。②张从一种思想跳跃到另一种思想，他发现了民族主义和蒋介石。他赞同毛泽东的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十大纲领，但指责毛背叛了他自己的夺取政权和地域的原则。他认为毛只不过是“一个披着共产主义外衣的叛徒”，而蒋在抗日战争中所作的努力应当无保留地得到支持，因为这场战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蒋的统一中国的工作也应得到支持，因为它是反封建的。当张国焘从“左派白日梦”中猛醒过来，看到蒋介石完全符合反封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模式时，他对自己的转向问心无愧。根据党章，党员是可以自愿离党的；因此张认为既不存在出卖，也不存在变节的问题。在个人对党疏远和意识形态上的考虑之下，他对毛的敌视也不容否认。在他离开中国共产党整整30年之后，他仍怀着强烈的感情描绘他的这位老对手——“专横跋扈”、“不讲理达到野蛮的程度”、“狭隘”、“自私”、“目光短浅”、“冷酷”、“诡计多端”、“虚伪”，甚至“渴望成为中国的帝王”。①① 本章是同一作者的《1927年以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剑桥中国史》第12 卷（即本书上卷）第10章的续篇。又见同书第8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 人》（史华慈）和第11章《1926年初以前俄国所起的作用》（韦慕庭）。关于 概述，见詹姆斯·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 年》，其他重要著作是雅克·吉耶尔马，《中国共产党史，1921—1949年》。
② 《红旗飘飘》，第6集，第15页。
① 党内分歧以前从未达到这个方面。见《告全党党员书》，《红色文献》，第96页。 关于瞿秋白的背景和文学爱好，见史景迁：《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 1895—1980年》第145—148页和各处；夏济安：《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 运动研究》，第3—54页；和本书第9章。
② 刊载在1925年2月3日《真理报》上并收入博伊德·康普顿：《毛泽东的中 国：整风文献，1942—1944年》，第269—27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80页和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24页。
① 散见各处的中共党员数字都是有疑问的。我引用官方统计数字作为粗略导 向。例如，《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2页上的党员数字。一般认为，在所 有这些报告中，城市党员的数量是夸大的。反之，许多中共党员离开城市去 到农村，也可能夸大了农村党员的数量。许多在农村苏维埃工作的人员显然 是城市出身的。
② 1929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信；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 的报告，《毛泽东集》（竹内实编），第2卷，第25、 28页；《星火燎原》，第 1集下册，第603—614页。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底决议案》，《红色文献》，第169—191页。
② 王明：《〈两条路线〉跋》，《王明选集》第3卷，第140—141页。
③ 理查德·C。桑顿：《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28—1931年》，第34页。
④ 康拉德·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72—173页。
⑤ 金一平（音）：《中国共产主义政治：苏维埃统治下的江西》，第183—184页。
① 《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决议案》，载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43— 44页。这种趋势在1929年11月开除陈独秀、彭述之及其他许多人党籍时达 到顶点。见王凡西：《双山回忆录》。
② 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1930—1934年》，第55—56页。
③ 考虑了所有的事情后，可以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李立三的组织成就的 赞扬表现出普遍的乐观，但不是真实的记述。常注明日期为1930年7月23日 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秘书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见《红色文献》 第354页）是在4月至5月起草而在6月通过的。
① 王明：《两条路线》，《王明选集》，第3卷，第70、100、108、140—141和143—144 页；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334页。我举出这些人名是为了纠正 一种认为李立三在1929—1930年几乎完全没有支持者的印象。
② 王明：《两条路线》，《王明选集》，第3卷，第68—71页。
③ 《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6页；北平社会调查所：《第二次中国劳动年 鉴》，前言，第2页。
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决议案》（1930年 12月 16日），载于 《党的改造》第1期（1931年1月25日）。见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 部的权力关系》，第95页。又《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 党籍的决议》（1931年1月 20日），载于《党的改造》第3期 （1931年2月 15 日）。全文收入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卷，第 218—221页。又见萧作梁：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135页。
② 王明：《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1934年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第78页。关于中央集权主义，见王明著名的《两 条路线》小册子的末尾，载《王明选集》第3卷，第111页。
③ 1939年我有机会在成都基督教青年会网球场听王明的公开讲演，当时王明同 吴玉章和林祖涵一起在出席国民参政会的会议后首途回延安。我以前和以后 从未听到比王明更有口才的中国人讲演。
① 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250—259页。
② 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151页；《社会新闻》，第 6卷第19—20期（1934年2月27日），第264页；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卷，第183—184页。
③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503页。
④ 《红旗》，第29期（1932年1月25日）；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335 和367—368页。
① 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464页。
② 《红色文献》，第19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4页。
① 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312页。
② 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165页；郭华伦：《中共史 论》，第2卷，第306页。
③ 《斗争》，第47期（1930年2月16日）。
① 《红色中华》， 1934年6月28日。
② 同上书，1934年5月25日。
③ 《毛泽东集》，第2卷，第82页。
④ 1931年9月1日中央给苏区的指示，收入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 302—304页。
⑤ 《毛泽东集》，第2卷，第82页。
⑥ 同上书，第3卷，第168页。
① 《古田决议》，《毛泽东集》，第2卷，第123页。
② 王观澜向斯诺提供的情况，见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38页；《红色中 华》，1934年7月26日；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152— 154页；斯诺：《西行漫记》，第183和253页。
③ 《红色中华》，1934年6月30日；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 152—154页；《星火燎原》，第2集，第100页；《红旗飘飘》，第13集，第65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3页；钱塘：《革命的女性》，第13—15页； 《红旗飘飘》，第11集，第166、171和210页。
① 《红旗飘飘》，第1集，第74页；第7集，第79—108页；第9集，第176— 178页；第11集，第151、200—208页；《星火燎原》，第4集，第266—268 页。
② 苏维埃法典在1933年10月15日颁布。见陈诚档案第16卷；特吕格弗·勒特 菲特：《中国共产主义，1931—1934年：民政经验》，第5章B节；曹伯一： 《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404—406页。
③ 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第413—414页。
④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353页。
⑤ 《星火燎原》，第2集，第462页和第6集，第379—380页；王健民：《中国共 产党史稿》，第2卷，第192页。
① 《剿匪战史》，第4卷，第685页。
② 《星火燎原》，第2集，第100—102页；贺龙文，《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 617页。
③ 陈学昭：《漫走解放区》，第94—95页；《星火燎原》，第2卷，第510—522页。
④ 根据1991年7月31日《文汇报》，冯增敏为红色分遣队第二任连长——译者。
⑤ 关于理论上的处理，见黎安友：《中共政治的宗派主义模式》，《中国季刊》第 53期（1973年1—3月），第59页；又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49— 151页。
① 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49页；埃兹拉·沃格尔：《从朋友关系到同 志关系》，《中国季刊》第21期（1965年1—3月），第46—59页。
②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第7—8页。关于陈独秀分裂 主义的其他原因，见林进的文章：《社会新闻》，第9卷第8期（1934年12月 11日），第296—300页；和托马斯·C。郭：《陈独秀（1879—1942年）与中 国共产主义运动》，第8章。
① 彭述之：《让历史的文件作证》，《明报月刊》第30期，第18—19页。
② 正是这个原因，中国分裂主义文献应当受到与中国叛徒文献不同的看待。在 这方面中共的学者没有分享他们的俄国同事所拥有的方便，后者可利用大批 翔实的叛徒文献。
③ 李昂：《红色舞台》，第189、192页。李昂甚至自称是中共一大的参加者：同 上书，第75—76页。李昂这部书大概是这类著作中最不可信的之一。
④ 龚楚：《我与红军》，第2—10、445页。
① 《星火燎原》，第4集，第117—118页；《红旗飘飘》，第3集，第229—233页。
② 《明报月刊》，第57期，第95页；第61期，第83—84页。见载在《明报月 刊》第62期上的《张国焘敬告国人书》（1938年5月20日）；一种较早的版 本发表在张国焘、柳宁等：《一个工人的供状及其他》，第4页。
① 《明报月刊》，第56期，第86和93页；第59期，第85—86页；第60期，第 85页；第61期，第93—94页；第62期，第85—88页。又见张国焘为龚楚 《我与红军》所作的序（第Ⅲ、Ⅳ页）。
农村苏维埃的创建
自第一次统一战线在1927年7月崩溃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一直是在中国农村建立避难所，在那里有可能继续进行革命，并有希望引导革命走向最后胜利。对一个被查禁和受迫害的党来说，似乎没有其他途径可供选择。这些避难所实际上是国中之国。它们的创建需要一支军队，这就是1927年4月在汉口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儿戏般地提出三点意见的原因。这三点意见是：从华中向东推进，击败蒋介石；向南进军，夺取广州；或者加强湖北和湖南的革命力量。没有武装力量，这些目标都无法实现。②后来，到1927年5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会才指示中国共产党为武装革命而策动兵变和组织工农武装。③这一思路发展成为共产国际7月举行起义的号召。
1927年的起义
在这一年余下的时间里，为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一系列的起义：8月1日江西南昌起义，8月到10月主要在湖北和湖南的秋收暴动，12月广州公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起义都是第五次代表大会首次提出的三点意见的继续，是根据城市必须领导农村，决战必须在城市展开以及革命高潮正在来临等设想提出的。
为什么选择南昌？共产党人和亲共产党的军事力量（特别是在左派张发奎的军队中）的优势，可以说明中国共产党所组织的第一次武装起义的地点选在南昌的原因。当时宁、汉分裂，南昌地处宁、汉之间，共产党人可能希望夺取这座重要城市以左右全局。①然而，南昌并非一座很重要的工业城市，不能提供无产阶级的基础，也没有农民参加。在周恩来的指挥下，参加起义的人大部分是受共产党影响的国民党军队及湖北和湖南的革命青年。②尽管有人指责军队的训练和组织很差，又缺乏配合和群众支持，导致了起义的失败，然而在叶挺、贺龙和朱德领导下从南昌撤退的这支军队，却表现出后来成为红军特征的最初迹象。朱德的第25军由大量革命青年担任下级军官，③以连和排为单位分散开展政治宣传和没收土地。①叶挺和贺龙则在广东的潮汕地区实施他们的土地纲领，没收地主和公共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并将地租减少到不超过30％。②即使在这初期阶段，这些军队已不同于中国的其他军队。
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8月7日召开了有历史意义的紧急会议——这种会议形式后来在1931年1月被“实干”派追究过。不能肯定党是否在理论上为共产国际的代表B。罗明纳兹及其继任者H。纽曼所说服。他们认为中国社会与其说是封建的，还不如说是以小型、分散的生产单位为主要特征的亚细亚方式的。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以国民党为代表）也是软弱和不团结的，完全没有能力领导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如果能得到外国无产阶级的援助，它很有可能不间断地被直接推入社会主义阶段。③紧急会议后发布的《告全党同志书》，一方面拒绝承认土地革命是一种反封建的起义，但另一方面又断言中国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④从现阶段向下一阶段的过渡被视为可能是不间断的。会议还强调了国家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的相互关系；反帝和反封建的斗争互相连结，使农民的参加成为绝对必要。按照这种观点，在没有有计划城市起义支持的情况下，1927年的秋收起义从农村向城市发动进攻，这与一星期前的南昌起义有很大的区别，而且它还提供了反抗国民党镇压的唯一可行的手段。⑤“利用当年的收获季节强化阶级斗争”的秋收起义，旨在推翻国民党左派的武汉政府，以创建一个国中之国，使中国共产党得以生存并继续进行革命。这次起义计划包括湘赣边界、鄂南、湘鄂边界、赣南、赣西北以及从海南到山东的其他地区。①战略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利用各种武装力量充当盾牌来保护并武装农民，夺取地方政权，将它转变为农民协会或改建为苏维埃，分配土地。这一战略成功的关键在于期望农民能够成为一种有效的战斗力量，使起义的成果得以保存和扩大，以夺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由于这种设想被证明是无效的，起义注定要失败。
然而，这并不是说农民，特别是山区的农民不准备起义。如果他们没有准备，其余的土地革命就无法解释，除非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巧合。起义失败也不是由于领导者有意轻视农民。例如，党中央和毛泽东都把工人和农民看作起义的主要力量。②这里有许多战略错误。党设想从农村进攻城市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军队从县城开始夺取大城市，然后推翻武汉政府只是几个月或几周的事。当党发现即使县城也在严密防守或顽强抵抗，难以被毛泽东和其他起义领导人下面混杂的队伍攻克时，它随即把它的目标向下调整到在井岗山这样的偏远农村地区，开展较为谨慎的和长期的游击战争。③毛泽东从失败的余烬上把他的部队整编为一个团（与鄂豫边区和湘西的同志们所能召集的相比，这部分兵力是庞大的），并重整旗鼓。直到1928年夏天，他才拥有包括一两座县城在内的比较稳固的根据地，但仍依托山区地形以求安全。未来的鄂豫皖根据地直到1929年冬才夺取并保有第一座县城——商城，并且迟至李立三推行冒险主义的前夕才正式建立根据地。①贺龙在1927年底只带着8枝枪和20个党员返回他的故乡，直到1929年5月才集结到足够的追随者攻克两座县城。虽然政治局的11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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