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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5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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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8枝枪和20个党员返回他的故乡,直到1929年5月才集结到足够的追随者攻克两座县城。虽然政治局的11月会议承认这些战略错误,但它体会不到战斗在山区和丘陵的游击队领导人的孤独感和革命低潮感。在革命的这一阶段,如毛在他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你们'指党中央'要求我们不要管军事,可同时又想要群众武装”。②这似乎表明当时党既缺乏军事行动经验,又过于犹豫不决,证实了毛在1938年所说的话,“党的工作重心还没有放在战争上面”。③在群众工作方面也缺乏经验。关于应当在何时以及如何建立苏维埃式政府的讨论,似乎一直停留在下列准则上,如1927年的中国是否能与1905年的俄国(即为资产阶级革命作准备),或1917年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相比。湖南醴陵在秋收起义开始时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④这个苏维埃以及以后的苏维埃大都是利用以士绅阶层——例如宗社、农村学校和民团——为中心的旧的社会关系建立起来的。有时甚至利用秘密会社。激进的受过教育的青年人从受压制的城市回到本村,他们渗透到这些组织中去,既是为避难,也是为了进行鼓动。他们从这些组织得到了创建苏维埃根据地所需的人、武器和钱财。他们犯错误,并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是,到1927年底,在中国明显地出现了两股共产主义之流,即农村苏维埃和城市领导;前者必须接受后者领导,否则整个运动就会陷入中国农民起义的传统模式。由于农村苏维埃仍然弱小而不稳定,建立中央权威并不特别艰难。
瞿秋白和城市领导人一直认为革命高潮正在兴起,他们继续在江苏的宜兴和无锡、湖北的武汉、河北的南口和天津等地发动起义,结果都遭到惨败。①接着在1927年12月11日出现了广州公社。这次起义的背景是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表达——面对托洛茨基的批评,想用中国的胜利来证明他在那里的政策是正确的。叶剑英回忆说:“一个革命者必须找到前进的方向。”南昌起义失败后,广州似乎是可以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为敌人所吓倒,以及仍能在一个省取得胜利的唯一希望。②发动这样一次起义的决定实际上是在党中央的11月会议上作出的,但行动是由处于负责地位的人指挥的,这些人再次对张发奎的合作抱有几乎无法实现的希望。③广州起义失败后,攻占主要城市的企图被搁置起来,直到1930年夏李立三采取新的行动。革命显然处于低潮,不可能期望大的行动。
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
在接近1927年年底时,只采取了一些小规模的行动,包括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建立根据地,如井冈山、大别山、洪湖地区、川北和广西的左右江,在这些地方造反者可以安身和坚持斗争。④但是,革命者却不得不问:有建立根据地的必要吗?他们能得到农民的支持吗?从偏僻山区的角度看,革命的前途是什么?
在井冈山苏维埃建立初期,毛就告诉他的战士们:我们闹革命,光是跑来跑去是不行的,一定要有一个家,不然就很困难。有了这个家,就可以作为同敌人进行革命斗争的根据地。敌人不来,我们就在这里练兵,发动群众,敌人来了,我们就靠这个家和敌人作战。我们以家为依托,不断向外发展,把我们四周的敌人一点点地吃掉、赶走,我们的日子慢慢地就好过了。
事实上,从事建立根据地的红军战士和他们的党需要人和钱,这只能靠没收富人财产并分一些给穷人来取得。贫苦农民由于害怕报复,不愿参与土地和财产的没收和分配,除非红军的防卫强大到足以保护他们,并对新的财产制度采取永久性措施。一旦新制度建立,红色政权就能合法地征兵并向人民征税。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像军阀的辖区,但军阀保护豪绅而不保护贫苦农民。党希望通过建立一支能维护新财产制度和红色政权的足够强大的军队,进行社会和经济上的变革,以收到激发穷人和被压迫者的忠诚的效果。毛泽东和其他少数像方志敏这样的人是相信这一战略的,而张国焘却认为农民是观潮派,而且只关心自身的生存;只有当红军取得胜利时,他们才会支持红军。按照张国焘的观点,发动农民完全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与土地政策无关。①由于重新分配了土地,农民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这来自另一消息和评论来源——掌握华中共产党人第一手情况的传教士和外国记者。早在1931年,《教务杂志》(一份首要传教士杂志)上一篇文章承认,这些共产党人“尽管不信神”,却得到成百万农民和工人的支持”。②像《密勒氏评论报》(一份上海出版的美国杂志)那样的期刊曾在1933年和1934年全年报道过农民对共产党人的支持。③当共产党出发长征时,亚朋德和A。J。比林汉考察了共产党原先统治过的地区。在那里他们发现农民们喜欢的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④正是这种支持使红色政权在长征前得以生存,并使游击区在长征后得以保持。令人不解的是,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学者们普遍忽视了来自湖南、江西、福建以及受苏维埃运动影响的其他省份的外国传教士的报告。
建立根据地的基础工作一旦就绪,革命者必须在两个长期战略之间作出选择。第一个是放弃山区的小根据地,代之以在农村打游击,因为小根据地的经济资源难以满足大规模作战的需要。这一战略是通过宣传和经济混乱来扩大党的政治影响,直到游击队得以在全国范围起义中夺取政权。第二个战略是在根据地坚持下去,并在组织和武装群众的同时,波浪式地向外扩大根据地。这一战略的目的在于有秩序地增强红色政权的势力,同时施惠于农民,并促进革命高潮的来临。⑤按照类似井冈山的模式,沿中国南部和西部高原与北部和东部平原之间的丘陵地带,出现了鄂豫皖、湘鄂西以及其他少数几个苏维埃。这些地区有苏维埃存在,内战频繁,因此是军队的集结地,这意味着苏维埃的建立与农民的悲惨境遇之间的关联,对此应作细致而系统的研究。1910年至1920年间,这一地区的内战和军队集结所造成的社会和经济混乱,可能比中国的平原等地区更为严重。研究平原地区而不研究这一地区就得出结论说农民的悲惨境遇与造反的关系不大,无异于品尝白垩而把它当作奶酪。到1930年,13个左右苏维埃约有300个县在共产党不同程度控制或影响之下。那些没有建立苏维埃的游击队,如1929年7月至10月间在四川由邝继勋所领导的游击队,则销声匿迹,被人遗忘了。①富农问题
苏维埃着手没收土地并动员贫苦农民,这项任务通常由革命委员会或村和区苏维埃承担,这些组织最初都为来自城镇的知识分子所支配。②这一事实意味着缺乏政治经验的农民只起被动的作用,而党的基层组织有超越行政机构的倾向。③要农民打消他们的被动和怀疑态度,在正常情况下需要6个月的时间,首先他们涉足缺粮和征税等经济问题,然后才涉足诸如阶级斗争等政治活动。④一旦被动的障碍消除,土地革命就会帮助穷人把长期深藏的对富人的仇恨发泄出来,并激发他们更积极地参加军事和政治活动。调动农民的这种积极性是土地革命的实质所在。当时中共的理性思考对贫农的政治化和行动化重视不够,这不能不说是个嘲弄。党始终把它的注意力和热情贯注于城市无产阶级,但无产阶级却陷入经济斗争的泥沼,要求更多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而这两种利益的政治意义都很有限。
中共的土地政策成为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权力之争的牺牲品。根据列宁对待富农的态度,根据俄国的经验,即富农对群众的剥削甚至比地主更加残酷和野蛮,共产国际于1929年6月20日指示中共对富农采取更为激烈的政策。因此,江西苏维埃于1930年2月通过了一部《土地法》,规定没收全部公共的、地主的和富农的土地;而1930年5月召开的苏区代表大会(毛泽东未参加)提出没收富农出租给他人耕种的那部分土地。①下到苏维埃一级,富农问题成为一个棘手的实际问题。当富农的至关重要的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便阻挠分配土地的工作。根据地与邻近城镇之间的贸易在他们手中,他们可能停业,给共产党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方面的经验在1928年12月井岗山《土地法》中有所反映。②后来在1929年4月兴国《土地法》中,对富农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态度。③可能出于同样的考虑,鄂豫皖苏区的富农直到1931年,仍保有他们的土地。不论湘鄂西或湘赣苏维埃都没有对富农实行严厉的政策。①当28个布尔什维克取得党中央的权力时,富农问题变得尖锐起来。毛泽东所采取的遏制富农权势的方法,是在第一次分配土地时拿走富农的“剩余土地”(抽多补少),然后在第二次分配土地时再拿走富农的“好地”(抽肥补瘦),②而不违背平等的原则。但这一做法在1931年1月的四中全会上受到严厉的批评。③1931年9月1日党中央的信指示他改变政策。诚然,富农问题在中央的阶级路线中构成了重要的一环。这条路线对动员贫苦大众是重要的。中央想做的是只给富农分坏地,而不考虑给地主以补偿。从理论上讲,毛并不认为所有的富农都是剥削者。他们可能是半个地主或半个资本家,但他们也可能仅仅是潜在的剥削者。④在另一方面,28个布尔什维克把富农定义为“在革命前出租部分土地,放高利贷和经常雇工”者。因此,很清楚他们是剥削者。⑤如果宽厚地对待他们,就模糊了阶级路线,或完全放弃了阶级斗争。⑥拿走富农的部分“好地”与只给富农“坏地”之间的差别似乎微不足道。然而,有些事实却应引起注意。首先,苏区已扩大到包括市镇,苏维埃政府下的或合作社形式的贸易体制的成长,使富农在贸易中的作用急剧下降,他们的利益可能因动员群众而受到损害。第二,富农利用宗族关系来掩盖他们实际拥有的土地量,以阻止土地革命彻底实施。这在1933年查田运动期间很明显。第三,他们从孤儿、寡妇、老年人或年幼的人那里租到土地,因为他们家中有较多的强劳力,较多的耕畜、农具和流动资金。第四,通过谎报阶级成分,他们可能混入并控制贫农团、合作社和其他群众组织,使土地革命和动员群众在某些地方成为闹剧。①因此从1931年起新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接受了28个布尔什维克的阶级路线,只给富农分坏地,而没收他们多余的农具、牲畜和房屋。②这一新的反富农路线贯彻到何种程度无从查考。在鄂豫皖,张国焘接受了这一路线,并似乎大力推行了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1931年11月举行)的政策。在他的苏维埃于1933年转移到四川北部以后,他和他的同志们加强了反对富农的运动。③在其他地方,这条新的路线只是半心半意地执行。④正是为了加速反对富农的斗争,发动了查田运动。
查田运动
确切地讲,很难说谁应对发动这场运动负责。对于这么一件重大的工作,说党中央未参与决策是不可思议的,而没有整个苏维埃政府机构的卷入,也难以相信这项决议能够执行。1933年党中央牢牢地掌握在28个布尔什维克手中,但没有人能肯定中央对基层的影响达到何种程度。另一方面,在1934年以前,毛泽东在政府中仍居支配地位,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很可能,这场运动的开始是党的权力和毛泽东的威信共同作用的结果,是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的结合。①在1933年6月至9月间运动的第一阶段,显然毛泽东在负责。接着,在10月,党中央插手,宣布了新政策,使运动中断并搁置了一段时间,直到1934年1至2月召开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此后,张闻天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接管了这一运动。②这一运动开始时,正值国民党第四次围剿末期,军事形势对中国共产党有利,尽管缺粮已成为严重问题。自从1933年3月以来,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打破国民党的封锁,例如建立粮食调剂处,调查各县的粮食供应情况和禁止商人囤积谷物。③由于官员和干部的主要精力放在其他方面,苏维埃政府还鼓励群众帮助他们耕种他们的那份土地。④最后,政府发布了开展查田运动的命令。这一运动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再次分配土地,①除非群众要求这样做;更确切地说,它是为了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查清尽可能多的人的阶级出身。②政府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查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分子,同时提高群众的热情以加强苏区对即将来临的第五次围剿的防御能力。以贫农团为例,在某些地区贫农团徒有其名,而在其他地区,在开展这一运动前,甚至未组织过贫农团。③阶级成分的划分显然是个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特别在确定谁是富农,谁是富裕中农的时候。按照毛泽东在1933年6月29日所下的定义,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的。也有自己全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富农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土地出租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兼营工商业。富农多半还管公堂。有的占有相当多的优良土地,除自己劳动之外并不雇工,而另以地租债利等方式剥削农民,此种情况也应以富农看待。富农的剥削是经常的,许多富农的剥削收入在其全部收入中并且是主要的。④人们可以想象,如此复杂的定义是难以运用的。事实上1933年8月8日党中央的第二个决议指出了该定义造成的混乱。50000446_0222_0①随后,人民委员部承担责任讨论土地斗争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富农被重新定为其剥削收入超过总收入的15%。依据这一新定义,有必要重新调查和重新划分阶级。仅胜利一县,②3125户中就有1512户从地主或富农改为中农或贫农;这样,调查阶级出身蜕化为计算阶级出身。形势极为混乱。③如果毛泽东的统计是可信的,这一运动到1933年9月已成功地收回能生产307539担粮食的土地④(在江西的某些地方是通过粮食产量来计量土地的),并没收价值606916元的财产。他还报告说,某些县1932年到1933年的粮食产量增加了15—20%。⑤为了对这些数字有适当的认识,请注意苏维埃政府在1933年7月发行了300万元公债,在1933—1934年间发行了1000万元货币,并在1933年7月向人民借谷60万担。⑥查田运动作为一种经济措施,不能被描绘成一项新的成功。
1934年1月重新开始查田运动时,目的已不再以经济为主了,甚至也不是为了红军的粮食供应,而是政治性的。它成为一场反对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一场反对地主和富农的红色恐怖。⑦直到中央苏区崩溃,运动就是这样进行的。
红军
如毛泽东所说,边区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①但自秋收起义失败,随后于赴井冈山途中在三湾改编了他的部队后,毛泽东同其他的边区创建者一样,统率着由激进的知识分子担任政治军官的前国民党官兵。在井冈山,这些雇佣兵中又混进了地痞流氓(或游民分子),他们都是出色的战士,但完全不守纪律,也不知道革命的政治目的。贫苦农民则持观望态度,不愿参与他们正在做的事。②1928年4月,朱德和他的追随者来到;他们也是以前国民党的部队。事实上,在1928年和1929年,国民党军队的叛兵似乎成了红军补充新兵的一个重要来源。首先,国民党军队薪饷少并受到军官的虐待;其次,国民党军官间的妒忌和倾轧常常被共产党人利用。③1928年7月,两个国民党军官,彭德怀和黄公略,带着他们的部队投奔毛泽东。一年后,罗炳辉的部队在吉安,邝继勋的部队在四川,相继发动兵变。④然而到1930年,农民们表现出愿意参军,其中有些甚至被提升为军官。⑤可能这是第四方面军中级军官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读书写字的原因。⑥1934年春第一方面军的阶级成分表明,30%是工人,而68%是农民,后者的大多数(不少于77%)来自中央苏区本身,而国民党的逃兵和叛兵不超过4%。①红军与军阀和国民党军队的不同之处在于优先考虑政治训练。由毛泽东起草的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中列举的许多错误倾向能被概括为:缺乏纪律,不了解革命的政治目的以及不知道红军的任务——作战、筹款和动员群众。政治训练要求红军建立一种双重的组织体制,分别负责战略指挥和政治工作。就在红军提出成立士兵委员会的同时,蒋介石废除了他军队中的政治代表,这真是一种巧合。士兵委员会在红军中是保证实行民主的一项措施,使士兵不致受到上级像牲口一般地对待。②红军也有政治军官,但他们的职责没有明确规定过,因此直到古田会议时他们的职责还没有得到确切的叙述。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帮助红军发动群众和建立新政权。③除此之外,党代表还在每个班建立党小组并在每个连建立党支部,因为毛坚持在军队中党员和非党员的最佳比率必须是1:3。事实上,这一比率在1934年是28%对70%。④指挥系统和政治系统是分开的,有独立的经费和相似的等级制度;他们之间有完善的联络渠道。在政治系统内部,1931年2月建立的总政治部既控制各级政治军官,也控制各级党代表(当时称为政治委员),但政治委员地位常在同级政治军官之上。⑤在两个系统中,规定的薪水并没有区别。军队中的每一个人,不论其级别如何,都领取相同的薪金,并过着相同的生活。⑥在战斗和维持治安时,军队得到赤卫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支援。①经过如此训练的军队自然与同时期内其他中国军队大不相同。除1930年12月的富田事件——在那次事件中一支红军哗变并受到镇压,几百人被处死——外,红军从未自相残杀;也极少感到需要平息农民对它的敌意。由于党掌握一切意识形态上的职权,而政治军官掌握财权,红军常常受党的控制。它是一支得到群众支持的政治化的军队。
群众路线渗透于红军之中,这支军队被反复提醒要遵守毛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因此士兵们不会背离他们为之战斗的群众。他们对人民进行宣传并保护人民,还帮助生产性劳动。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巩固了同人民的关系,因此他们能得到敌人活动的可靠情报;而在战败时他们能依靠群众安全地隐蔽起来。1934年10月第一方面军出发长征后,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当时只有小规模游击队被留下来骚扰国民党军队。②根据各种估计,红军在李立三领导下组织得比原先好,在1930年约有5万人。1931年增加到10万人以上,1932年增至20万人,1933年增至50万人。在1930年李立三冒险路线前后,红军曾进行两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整编。那年夏天前,军队被改编为军团;此后,又建立了方面军。虽然在1935年7—8月重新整编,方面军一直延续到改编为1937年辖3个师的八路军以及1938年的新四军。③② 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05页。
③ 简·德格拉斯:《共产国际,1919—1943年:文献选编》,第2卷,第390页。关于南昌起义的叙述,我主要依据韦慕庭:《战败的废墟》,《中国季刊》第18期 (1964年4—6月),第3—54页。
① 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129页;参看雅克·吉耶尔马:《中国共产党 史,1921—1949年》,第12章。
② 粟裕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9页;金帆:《在红军长征的道路上》, 第10—11页;《南昌大事记》,《近代史资料》第4期(1957年),第130页。这些 青年大多是中共党员或共青团员。
③ 经查核,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中并无第25军的番号,朱德所指挥的是第9军; 在叶挺所指挥的参加起义的第11军中有第25师,但该师由周士第指挥——译 者。
① 杨成武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01页。
② 《华字日报》,1927年9月28日和9月30日。
③ 桑顿:《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28—1931年》,第5、15—16页。
④ 《红色文献》,第93—135页。
⑤ 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18页。向忠发曾在武汉发动一次中途 夭折的罢工以支援起义。见《华字日报》,1927年8月5日。
① 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22页。关于这个地域的暴动计划,参 看罗伊·霍夫海因茨:《秋收起义》,《中国季刊》第32期(1967年10—12月), 第37—87页。
② 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22页;《中央通信》,第6期(1927年 9月20日),收入《毛泽东集》第2卷,第13页。
③ 甚至像湖北黄安这样的县城也受猛烈攻击,以致共产党人不能长期占据。见 徐向前和郑维山文,《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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