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野史-第5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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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吕海寰，驻俄杨儒、驻英罗丰禄、驻美伍廷芳、驻法裕祥、驻日李盛铎，合电请惩办罪魁，首李秉衡，次毓贤、刚毅、赵舒翘、董福祥、载漪、载澜，并述各国坚决之意。鸿章与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亦先后电劾，朝旨乃将毓贤褫职，配极边，永不释回，各国意犹不慊。十二月，得旨毓贤遣发新疆，计已行抵甘肃，着即行正法。于是至惨极恶之毓贤，乃有归结之一日矣。当毓闻京师失陷之变，折回晋境时，拳匪仍肆扰各属不已，劫掠之事，视为惯例。各属亦不复上报，而毓亦知忧惧敛迹，不复如前之兴高采烈。惟拳匪羽翼已成，急切不肯收束，且鸱张益甚，见毓之惧祸灰心也，日聒于抚署，谓“京中消息，纯系汉奸谣言，实则京中使馆已焚，洋人尽杀，指日可望太平，统领不必愁烦。”毓被嬲不已，乃曰“朝旨亦可假冒耶？尔等速自为计，毋溷乃公。”拳匪知不复可混，乃啸聚各乡，为攫金鸟兽散之计。是时，州、县强项者，始不关白上官，自行痛剿，毓亦不过问。有平遥令某者，以家财激励死士，捕劫掠之拳匪数百人，骈诛之。拳匪欲报仇，诉于毓。毓曰“尔辈劫掠为生，即非义民，安知非假冒义和拳者？尔辈须往查明皂白，吾始可为之代办。否则，地方官本为除暴安良计，劫掠者，王法所不赦，吾安能庇尔辈？且吾已为朝旨所驳斥，旦夕待罪此间，尚能为尔辈护符耶？今本省洋教已尽，尔辈宜往京师、天津、山东一带，奋其义勇，自树一帜，切勿在此骚扰良民也。”拳匪语塞，但求抚公怜悯，发给遣散之资，令兄弟辈各寻生活。毓曰“吾服官以来，清刚自矢，别无藏镪余财，可以为诸英豪壮行色。无已，吾惟有敝衣数箱，尔辈向质库取银，作川资何如？”语毕，命从者出箱示之，皆破烂不堪衣着之物，拳匪乃谢曰“公真清官也。兄弟辈不敢复有所求，且公行有日，兄弟辈尚当醵资为公寿，公毋自苦，兄弟辈必当吁请于朝廷，保公无罪也。”毓谢之，且嘱其勿尔，令朝廷生疑。　

自是拳匪不复入抚署。　

罪魁惩办之旨下，秉衡、刚毅已前死，惟赵舒翘、毓贤尚存，宜立即正法，以谢外人。时毓贤得发配新疆之旨，将行，寻又得抵甘肃即行正法，着何福坤监视行刑之旨。李廷箫为晋藩，附和毓声，纵拳戕教。既得正法之旨，持以示毓，毓曰“死，吾分也。执事何如？”廷箫知不免，元旦日，仰药死。　

拳民欲留毓，或又劝毓据晋，率拳民以叛，毓皆不允，且曰“吾本忠于朝廷，若此，则前日之清勤忠恳，尽付东流矣。”　

盖犹自信为后世有名誉之人物也。抵兰州，兰之士民亦多信义和团者，谓毓无罪，以伏法为冤，集众欲代请命，求朝旨贷一死。毓移书止之，谓“己杀洋教士时，已办一死；今乃不成，死何足惜？但愿继事吾志者，慎勿忘国仇可耳。”众感其言，或有泣下者。时毓之老母年八十余矣，留太原，惟一妾随行，知行刑有日，乃逼令自裁。妾缢，视其既死，笑曰“彼乃先驱狐狸于地下也。”旋自作挽联“臣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终沈三字狱；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转旋补救，切须早慰两宫心。”书之悬于逆旅，众或传抄之，忠臣好官之名，颇震一时，识者或嗤之以鼻。然当日毓狼狈之态，亦殊可怜也。正月初六日，何福坤至什字观，呼毓出。毓尚未朝衣，知何来即将行刑，乃请整衣出看，何许之。毓殊不畏缩，及出，随从武员即举刀斫之，伤头不死，毓负痛连呼“求速死”。仆怜其宛转，助之断项，众为集资收葬焉。或追叙其杀洋教士之惨状，乃叹曰“如此而死，犹幸也。”　

○寇太监　

光绪帝有寇连材为心腹，亦犹西太后之有李莲英也。顾连材忠耿持正，视莲英之贪邪婪贿，作恶无厌者敻不相同，初，连材稍读书识字，尝究心于君臣大义，谓“己惜已身为刑余，不能列朝右与士大夫商政治，亦不当与士大夫交，为朝廷羞。　

惟既给事宫廷，亲近人主，自当尽吾职分，令人主安适康健，为天下臣民造福。所愿如此，其他奢望，不敢存也。且令人主知吾辈中尚有良心，非可一概抹杀者。”其志类如此，故平居作事谨慎，保护幼帝起居服食，无不诚敬。光绪帝自幼入宫，不能得慈禧欢心，体极孱弱，饮食衣服，慈禧绝不怜顾，醇王福晋常为之哭泣。惟连材热心调护，帝幸得长成，连材尝作日记详载其事，中略言帝生母虽与西太后同气，而西太后待遇殊落寞，饥渴寒暖，从未一问。所赖东太后时时抚视之，得无失所。及东太后上宾时，帝甫十一龄耳，自此遂无一人调节起居。连材无状，不敢专擅，但于心不安，亦万不得已，乘间进言于西太后“衣食宜如何整理，勿听帝自主。彼辈不能尽职，帝年幼，不知施以赏罚。早晚寒暑，漫无节度，或衣垢不浣，或物腐充食，有伤政体，请太后为之查察。”太后反责连材多事“汝尽职可耳，安得越他人俎而代之谋耶？”连材尝私念帝虽贵为天子，曾不及一乞人儿。本生母醇王福晋每与人言及德宗，未尝不痛哭欲绝。自帝御极，以至福晋卒时，二十余年，母子终未获一面也。　

西太后之忍心如此。后帝患痼疾，精神痿败，不能生育，皆少时衣食不节所致。　

哀哉！连材所记之言，大致如是。李莲英甚憾光绪帝，以尝受帝之呵斥故。而寇太监忠于帝，故莲英深恶之。西太后之恶寇太监，则莲英与有力焉。戊戌之变，当康有为与帝密谋之际，寇微有所闻，蹙然曰“此事发之太骤，恐难得圆满结果。　

且吕禄握重兵久，根深蒂固，一时不易猝拔。而太后党羽中如刚毅、裕禄、怀塔布、许应骙诸人，皆数十年旧宫僚，资格甚老，门生故吏极多，亦非旦夕所易推倒。今帝所恃者，谋臣则一新进之康，兵师则袁世凯。袁方将受荣之卵翼，安能使之反抗？此事若不熟筹，恐画虎不成，反类狗也。虽然，我一刑余贱者，纵剀切言之，亦乌足动听。”于是忧形于色，寝食俱废。　

帝向知寇之诚恳，凡服食起居，非寇在侧不欢。忽请假数日，知其病剧，乃遣人召之入，询所苦，冠曰“奴方见皇上近日忧国甚至，恐有伤玉体，故不觉悲戚。念曩昔圣躬之孱弱，皆奴才不善调护所致。今当宵旰忧勤，而奴才终不能分尺寸之忧，皆奴才之罪也。诚惶诚恐，无地可以自容，故不觉至此。”帝觉其宛转陈词，中有微意，乃曰“子第自爱，幸速愈，容联思之。”寇因泣抚帝足曰“陛下独不念魏高贵乡公、唐中宗之事乎？一误再误，国与几何？谋定后动，策之上者也。”帝曰“联知子忠荩，故能容子言。否则，此何等事，而可令宦寺闻之耶？子姑退，朕自有命。”寇退，谓其徒曰“吾既言之矣，帝苟有不测，吾必死之。”及事泄，太后已传旨坐乾清门，请祖训，奉太宗御棍，将笞帝死于门下矣。寇闻耗，大惊，力疾驰往恭邸求救。昌寿公主闻之，是夜叩西苑门，跽请太后息怒，始得囚帝于瀛台。太后颇疑公主知之过速，必有人走告。　

李莲英知寂监所为，诉于太后。太后怒曰“此贼留之不祥。”　

命人执以来。讯之，抗辨不屈，乃处以极刑。　

○刘太监　

慈禧之残忍不德，更仆难数。其对于失欢者固睚眦必报，而奄寺宫人，命等蝼蚁，更罔不受其荼毒。自李莲英专宠，失宠者必置之死地以为快，然无若刘太监之惨者。先是，大内蓄毒剂至多，其毒性种种不一，奇异出人意表，不独宋祖之施牵机药于李后主，为历史上之奇谈已也。闻其药有服之数年而始毙者，有入唇立绝，毫无伤痕者。以视鸩、砒，直寻常菽栗耳。　

相传悉系明代遗物。孝陵之诛翦功臣，成庙之剿绝孝康诸子，大都皆将此物。至孝贞上仙之速，度即此物之为祟也。其后十数年，始有刘太监之奇剧。太监刘姓，忘其名，众以其性行迂缓，而城府极深阻，故侪辈俱戏呼之曰“阴刘”。刘入宫，迥在李莲英前，得太后权宠，亦初在莲英右。及莲英得志，刘宠始稍替。然以资望，究在李上，宫中诸小珰莫不尊事之。那拉氏之起居、服食、嗜好，刘最粗悉。李初恒谄事刘，窥窃其术，学步无所不至。刘固不肯尽泄其秘，然莲英性乖巧，一颦一笑，无不为东施之效也。久之，后意渐移于莲英。又莲英年少，貌虽不美，而作态妩媚。后性恶老，阴刘之不敌莲英，势也。然以习惯上之关系，宠虽衰而太后尚不能忘之，遇故事莲英不能了然，辄曰“问刘，刘必稔。”刘以是持李短长，莲英积羞成忌。刘、李之间，势遂水火。莲英意非去刘勿快也，乃用其惟一之术，时时谮刘于太后前。顾刘亦工心计者，语动最周密，凡莲英所抵之隙，无不先事预防。李虽百计倾轧，终归无效。　

乃一变其计，为暗箭伤人之伎俩，阳修好于刘，而阴实谋之愈亟，刘果防之稍懈。一日，刘忽以事失西太后意，大受谯诃。　

李乃乘机中西太后之所忌，竭力媒孽。西太后果大忿曰“是人殆不耐活矣？”一日，御便殿，召刘至，叱使长跪，数其罪至数十事，曰“此可杀否？”刘自审为莲英所倾，必不免，乃崩角曰“奴才诚有罪，当万死。求佛爷悯三十年犬马微劳，使获全尸，于愿足矣。”西太后沉吟久之，曰“子且退，予有后命。”因咤侍女引刘至殿下一小屋中，反扃其户。刘既去，西太后忽笑顾诸侍女曰“今日有一新鲜活剧，赏尔等一观。　

此剧固数百年不易见也。”因令于某号室内开某字号椟中，有玻璃箧扃鐍极严者，取以来。侍女如言，奉箧至，西太后自揭衣囊，探其中出一小钥，制绝精巧。及启箧，则中有大小玻璃瓶十余事。太后检视良久，取一小瓶，高仅寸许，中伫淡红色药屑如粉，乃以法去塞，倾药粉入一酒杯中，约止分许，和以水，曰“持此令刘监饮之。饮毕，令其安卧勿动，汝即来复命。”侍者受命往。有顷，返曰“刘监得药，即叩首谢恩，然后服。服讫，即遵旨安卧矣。”西太后颔之，越炊许，忽语侍者曰“汝辈欲观奇剧，此其时矣。世界新幻戏，当无如此之巧妙也。”众奉命，相偕入小屋中，启户入视，则刘已不知何往，疑其遁也。惊极，几大号。忽一女子左右视，顾见炕上卧一小儿，亟谛视之，即刘也，已缩小如初生婴，长止尺许。　

抚之已僵，而肤色悉如平时，绝无遇毒状。众乃大慑，有因惊致疾者。西太后闻其状，乃吃吃笑不已。甚哉！其残忍乃过于吕雉、武曌也。　

○端王与溥俊　

拳匪之乱，实根于戊戌政变之反动力，而为之枢纽者，则端王与大阿哥溥俊是也。初，端王与李莲英极相得，太后常言“端王载漪秉性忠诚。”故立其长子为大阿哥，实皆莲英为之道地耳。端王性粗暴，绝无意识及威仪，惟见太后极醇谨。　

每太后与之言，辄震惧失次，汗流被体。太后谓为忠诚者，盖以此也。初，太后欲废载湉，既数为中外臣工及外使所阻，乃思立储以俟机会。时文廷式、翁同龢诸帝党皆罢归，李鸿章以文华殿大学士为首相。李故骨鲠，在朝列，慈禧颇敬惮之。己亥冬杪，两广总督出缺，命鸿章往任事。故事京大员外放，约半月始行。李始陛辞，命下督鸿章殊急。鸿章抵粤未几，某日，法领事询海关监督某“本日有立储事。”某询“奚至？”法领谓“今晨驻京使电巴黎政府，政府转安南法督，更电粤，故知之。”某偕司道谒鸿章。故事宫中大事由阁臣军机会议后行。时鸿章去京日迩，且此大事，无不先奉诏者。鸿章闻言良久，曰“宁有此？吾未奉诏，而法领先有闻乎？”　

午后四钟，果奉诏。盖出鸿章时谋已先定，特不欲其知而沮尼耳。太后之专擅乱政，不恤人言至此。溥俊顽呆肖其父，慈禧笃爱之。不乐读书，惟时与内监为嬉戏。及拳匪祸起，尤狂妄附和其父。对于光绪帝傲慢无礼。以帝好读外国文字也，大呼帝为“鬼子徒弟”。太后闻之怒甚，立命将大阿哥抽二十鞭。　

端王知之，大恨。翌日，率拳匪数十人呼噪入宫，找寻二毛子。　

至宁寿宫门，太后尚未起。端王等大呼“请皇帝出来，皇帝是洋鬼子的朋友。”其时端王粗莽之状，甚可骇异。声为太后所闻，正问讯间，又闻群呼“杀洋鬼子徒弟。”太后急走出立阶上，诸王公及拳民聚于下。太后大怒，斥端王曰“尔即自为皇帝乎？胡闹至此，亦复成何体制？尔当知乘此国事纷乱，即谓可任意攫取？此大误矣。速去毋溷。帝位废立与否，惟予有权。尔若依尔子为储贰，遂肆行无忌，不知予可立即可废。　

尔不自量，予顷刻即可废之。尔速领此等人出走。苟不奉旨，不得入也。尔知罪，速叩首请罪而去。”端王大惧，叩首不已。　

太后命罚俸一年，以示薄惩。义和团首领在此叫衅，立即斩首。　

于是人人震惧，不敢觊觎非分矣。大阿哥曾谓太后曰“请护送太后往热河，让皇帝在京中，与其朋友外国人讲和。”太后斥之，然大阿哥终不悛也。大阿哥年十五，肥胖粗野，状类伧荒，喜着武装。常出外观剧，戴金边毡帽，内着皮衣，外罩红色军服，如夺标者，与伶人、混混等多相稔。颇工马术，亦善音乐。观剧时，如台上鼓板稍错，即离席大骂，或自登台代之。　

怪状劣迹，殆难悉数。有时为太后所闻，则重加鞭责。忽与侍奉太后之宫女有私。太后知之，大怒，不待罪魁之惩办，早有废立之意矣。又时与内监击瓦片水上，计其纵跃次数以赌胜负，俗呼“打水搬”者是也。又尝于西安行宫殿上踢毽子，殿官称宝座前不宜作此，乃骂曰“宝座是咱所坐，尔敢阻挠耶？”　

太后闻之，心恶其粗鄙。及和议成，端王降庶人，编发新疆，大阿哥遂废。然太后犹怜悯之，月给四百金以养赡焉。　

○荣禄与袁世凯四则　

荣禄为慈禧太后之侄，早岁即受慈禧之宠用，为步军统领，旋犯嫌疑，褫职。未几，为西安将军，崇文门监督，洊升大学士，充军机处练兵处大臣。刚毅与同列，乃言“外患可除，富强易致。”慈禧深信之。盖荣禄虽不足称胆识，而心地尚明白，与端、刚等迥不相侔。当拳匪之乱，荣禄颇依违其间，然于暗中周全者不少，俾和议可成，未始非其功也。当刚毅请攻使馆时，荣禄授董福祥、张怀芝等以意，使勿力攻，而外承慈禧谕助刚毅，以智术全身，此其所长也。刚性傲狠，日督兵攻使馆，每午十二句钟往，互击枪数排而退，若符契然，刚粗莽勿察也。一日，酷热，战兵退，刚乘骑急遁。骑遁，坐草间，气喘欲绝。某司员道经，见而讶之。刚遽摇手曰“勿道！勿道！”时乘骑奔逸，已数里矣，其呆如此。荣禄知之，亦勿劝也。及两宫驻西安，粤人某献石屏，绝新异，慈禧拟赏知县。　

荣禄持不可，曰“惟名与器，勿可假人，矧官乎？今进石屏赏知县，倘更重于石屏者，朝廷将何以赏之？”遂反其献。荣禄之识，于此可见一斑矣。当拳乱盛时，端、庄二王屡矫旨，荣禄则电李鸿章及东南各督抚，谓“五月二十四日后矫旨不可信。”鸿章欲入都，禄电江、鄂二督，嘱缓行，俟后命，盖知端、庄特欲害之也。又禄以谋阻废立，因与刘坤一、瞿鸿机、张百熙、魏光焘等益相亲，其能知人、持大体又如此，论者或以太后党而深斥之，不知当日其所补直者，未可厚非也。　

戊戌政变时，新旧胜负之枢纽，实操于荣禄之手，而拨其机捩者，则袁世凯也，然此中亦有天运焉。假使袁竟杀荣，除太后，满洲可以不亡，中国时局，又不知成何一种景象；或者非复今日之数次革命，重建共和亦未可知。但当时慈禧太后之运命尚未告终，则荣禄之人才，当然不致归于失败。故袁之以密谕驰示荣禄，乃天诱其衷也。时荣禄握新军之全权，踞天津要区，袁世凯不过受其卵翼之一人，安能与之相抗？光绪帝自不明形势，轻听新进之狂言，而欲令人操同室之戈，岂非颠耶？事实上论之，固为袁奉密谕，驰往天津告荣禄，而不知蛛丝马迹之黑幕中，太后与荣禄早有布置。袁世凯何人，乃肯为幼稚皇帝所卖耶？相传光绪帝与康密谋于正大光明殿中时，早有一莲英腹心之太监，微闻其语，报与太后，特外面佯示镇定，以观其变耳。此非理想之词，荣禄亦将新军一切布置周备。太后盖与其党深思熟虑已久，即非康谋，亦将借阅操之举废立矣。　

特其后又深入一层，酝酿以成康谋，则更有所藉口以倾帝。袁世凯早入彀中，幼稚之帝不知，乃以矛攻盾，安得而不失败？　

八月初五日，荣禄在天津督署中，方摄衣冠，拟出拜客。忽报袁世凯至，荣即知有非常举动，立命由密室接见，此非彼等先有同谋而然耶？先是，八月初一日，光绪帝召袁世凯入见，时袁为直隶按察使，明系荣之僚属，帝乃误认为忠于己党者。召见时突问“苟付汝以统领军队之任，能矢忠于朕否？”此问可谓奇特，袁岂肯答以“臣不能矢忠于陛下”乎？袁曰“臣当竭力以答皇上之恩，一息尚存，必思效忱。”云云。帝以为其忠恳之色溢于眉宇，确系可信，乃下谕云“现在练兵紧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著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著随时具奏。当此时局艰难，修明武备，实为第一要务。袁世凯当勉益加勉，切实讲求训练，俾成劲旅，用副朝廷整饬戎行之意。”此谕注重练兵，明明道着意旨所在，以太后之精明老练，岂有不知？相传当袁被召，退下仁寿殿时，太后即召入，详询帝召对时语。太后谓袁曰“整顿陆军，本是应办之事。此谕甚为通达，但皇帝行之，太觉勿忙。予疑其别有深意，尔俟皇帝第二次召见，再请予之训令可也。”此数语实已洞见症结，于幼稚皇帝之阴谋，明若观火。袁世凯何人，乃肯自寻死路耶？袁退，太后即命人请帝至，谓之曰“康有为在外昌言无忌，诋毁太后，乃大不法。”命帝即拿办。又以平日责帝之言责之，谓帝近日对己，愈觉改变，于孝道有亏。帝唯唯听命，且陈自愿改悔。太后之于康谋，不啻已明言之。且帝自顾，绝无权力可以抵抗太后，而乃欲雄飞突举，宁非弄巧反拙之事？观此则不待袁之乘车告荣，已可知事之必不成矣。其后荣禄反以曾保荐新党，交吏部议处。太后之作用，可谓十分周密。自是即调荣禄入京，而以裕禄代之，皆太后死党也。荣禄直至临终，常自呼为康党，以为戏谑。太后亦戏之曰“尔曾得尔友之若何新闻？彼实奸臣，负尔好意，竟致反噬。”荣禄亦失笑。是太后之党直视康等与帝之举动为儿戏，成败之数，宁待事后论定哉！　

政变后，荣禄入都，授军机大臣、兵部尚书，节制北洋军队，兼握全国政治兵队之权。此等重权，实为清代绝无仅有之事。盖太后之信任达于极点，亦以报其忠诚拥护之意也。是时，荣禄颇恶新党，钩治极酷，乃反动之力使然。一日，或言于荣，康党在外造清议，专骂中堂。荣笑曰“彼等既逋亡海外，何事不可为，即微清议，吾亦知其骂我。”其后拳乱之始，即语人曰“近支王公无意识之举动，一至如此，得毋为康党庆幸乎？”然端、刚等亦终疑荣禄有媚外心。设非太后信任，早为所倾轧矣。某西字报或论荣之生平，其言绝公允，略谓荣之为人，据中国士夫之见，实能尽人臣之职分，且颇有大臣风度，通达治理，可任大事。当拳匪乱时，中外皆集矢于荣禄之一身，此实康党之谣言。当时无为之辨白者，亦因使馆中人之偏见，又不能得真实之报告故也。彼实以全力阻止举国若狂之拳匪，用尽方法以劝阻皇族，免铸大错，不可为无功。　

综慈禧听政五十余年以观，有治世之能，而又赤心报国者，仅曾国藩一人。自此以往，则不得不推荣禄。当满洲皇族盲于大计，倒行逆施，既暴且弱之时，荣禄之先见及勇毅，实大有补救于国家也。由其柄国之日，以至辞世之年（１９０３），吾等观其所为，实乃慈禧最忠之臣，亦为最有识解之参谋。而慈禧之能知人，亦藉以见也。当光绪二十六年拳匪乱时，太后惑于声势之盛及亲贵之附和，复由一己之迷信及希望，漫允端、刚诸人之请，侵夺荣之职权，殆使之无发展之余地。然太后以一时蒙懂，铸此大错，其后仍听荣禄之言，以拘救危局。当国事大败之日，朝廷已陷于危难之境，太后此时所倚恃者，惟荣禄一人。荣亦能尽忠以事太后，不怀贰心。太后初虽未信其言，至后乃服其先见，故中国事势现虽无定，而有一事则毫无疑义者，即吾人当永远记念此明决勇敢之荣禄。其言行可法，无论中外之人，皆当一致。以前所待遇之感情，尚嫌过薄，不足称其功也。当两宫西巡时，众集矢于荣禄之一身；回銮后，使馆中人颇冷视之。彼不知外间之误会，甚以为怒，曾语其近亲曰“余当日竭全力以抵压拳匪，余毫不悔恨。但不解使馆人仇视冷遇之故，此事余不能无忿忿也。”有人曾记载其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