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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凋天龙游记-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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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维桢（1296—1370）字廉夫，号铁崖，一号铁笛道人，绍兴会稽（今属浙江）人。杨维桢个性狂狷，是元末最具艺术个性的诗人。他强烈主张艺术创作个性化，追求超乎寻常的构思和奇特不凡的意象，力图打破元代缺乏生气的诗风，创造了元代诗坛上独一无二的“铁崖体”。他的诗论和创作都明显地表现出排斥律诗而提倡古乐府的倾向，他潜心写作古乐府并十分自许，他的学生以此宣扬他为“一代诗宗”。杨维桢所著诗文很多，有《东维子集》、《铁崖古乐府》、《复古诗集》、《铁崖文集》等。他的乐府诗最能体现“铁崖体”的特色，如《鸿门会》、《五湖游》等。这些诗多半是咏史或拟古之作，融汇了汉魏乐府以及李白、杜甫、李贺等人的长处，以气势雄健的奇思幻想使人耳目一新。他的竹枝词、宫词和香奁诗也很著名，如《西湖竹枝歌九首》、《香奁八咏》等。“铁崖体”以雄奇飞动、充满生气的特征与元代中期平稳雅正的诗风背道而驰，在当时特别引人注目，但这种风格受李白、李贺的影响很深，独创性并不高。杨维桢有时一味求奇，不免有诡异晦涩的特点，也与李贺诗风一脉相承。杨维桢是元末诗坛领袖之一，在东南地区影响很大，追随者很多。他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对明代诗歌有比较深远的影响。
元代中后期还出现了许多擅长诗、词、曲的少数民族作家，如维吾尔族人贯云石、回族人萨都剌、蒙古族人泰不华、突厥人迺贤、色目人余阙、回族人丁鹤年等人，还出现了回族散曲家阿里耀卿、阿里西瑛父子。他们的汉文诗歌在艺术上都相当成熟，取得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其中成就最高的是贯云石和萨都剌。
贯云石（1286—1324）是元代少数民族中涌现出的文学家、戏曲音乐家、诗人和书法家。原名小云石海涯，号酸斋，别号芦花道人，维吾尔族人。其祖父为元朝名将阿里海涯，其外祖父是精通汉学的维吾尔族名儒廉希闵。廉希闵是元初三朝名臣布鲁海牙之子。《元史…布鲁海牙传》载：“初布鲁海牙拜廉使，命下之日，子希宪适生，喜曰：‘吾闻古以官为姓，天其以廉为吾宗之姓乎！‘故子孙皆姓廉氏。后或奏廉氏仕进者多，宜稍汰去，世祖曰：‘布鲁海牙功多，子孙亦朕所知，非汝当预。‘……子希闵、希宪、希恕、希尹、希颜、希愿、希鲁、希贡、希中、希括，孙五十三人，登显仁者代有之。”廉希闵的弟弟廉希宪是元世祖忽必烈的亲信大臣，自幼熟读经书，深通儒家之道，被忽必烈誉为“廉孟子”。《元史…廉希宪传》载：“世祖为皇弟，希宪年十九，得入侍，见其容止议论，恩宠殊绝。希宪笃好经史，手不释卷。一日，方读《孟子》，闻召，急怀以进。世祖问其说，遂以性善义利仁暴之旨为对，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由是知名。”贯云石自幼就常随母亲廉氏住在廉家别墅“廉园”里修文习武，园内有两万多卷藏书，因此，他从小就受到了汉文化的深厚熏陶。
贯云石初袭父职为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27岁任翰林侍读学士，是历史上第一个维吾尔族翰林学士。他出身武官家庭，自幼武艺超群，后弃武学文，酷爱汉族文化，学习勤奋，多才多艺，在诗文、散曲方面有很深造诣。他专心致力于学问，潜心研究我国古代典籍，著有《孝经直解》一书。1308年，他北上大都（今北京），从师于著名古文家姚燧。他十分倾慕大诗人李白的豪情逸志，淡泊功名利禄，更醉心于当一名江南隐士，于是称疾辞官，浪迹于江浙一带，与汉族士大夫交游，写作了大量散曲，著称于当时。今存小令79首，套数8篇。《元史…小云石海涯传》载：“小云石海涯，家世见其祖《阿里海涯传》。其父楚国忠惠公，名贯只哥，小云石海涯遂以贯为氏，复以酸斋自号。母廉氏，夜梦神人授以大星使吞之，已而有妊。及生，神彩秀异。年十二三，膂力绝人……稍长，折节读书，目五行下。吐辞为文，不蹈袭故常，其旨皆出人意表。初，袭父官为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镇永州，御军极严猛，行伍肃然。稍暇，辄投壶雅歌，意所暢适，不为形迹所拘。……北从姚燧学，燧见其古文峭厉有法及歌行古乐府慷慨激烈，大奇之。……偶过梁山泊，见渔父织芦花为被，欲易之以䌷。渔父疑其为人，阳曰：“君欲吾被，当更赋诗。”遂援笔立成，竟持被去。人间喧传芦花被诗。其依隐玩世多类此。晚年为文日邃，诗亦冲淡。草隶等书，稍取古人之所长，变化自成一家，所至士大夫从之若云，得其片言尺牍，如获拱璧。其视死生若昼夜，绝不入念虑，攸攸若欲遗世而独立云。”从其经历和诗歌作品来看，他已经是一个高度汉化的文人。
贯云石特殊的身世背景与生活经历，使他的散曲风格豪放洒脱，风格独特，既有北方豪士的爽朗英风，又兼江南文人的清新飘逸之气。如《双调…清江引》：“弃微名去来心快哉，一笑白云外。知音三五人，痛饮何妨碍？醉袍袖舞嫌天地窄。”曲子表现了他抛弃名利后自由自在的快乐心情。如《双调…殿前欢》：“楚怀王，忠臣跳入泪罗江，《离骚》读罢空惆怅，日月同光。伤心来笑一场。笑你个三闾强，为甚不身心放。沧浪污你？你污沧浪？”作者在对屈原的景仰和历史的反思中，以冷峭荒诞的反诘、奇诡洒脱的讽笑表达了对丑恶现实的蔑视并予以彻底否定。如《中吕…红绣鞋…无题》：“挨着靠着云窗同坐，偎着抱着月枕双歌，听着数着愁着怕着早四更过。四更过情未足，情未足夜如梭。天哪，更闰一更儿妨甚么！”这首曲把两情缱绻表达得异常生动热烈。如《双调…蟾宫曲…无题》：“凌波晚步晴烟，太华云高，天外无天。翠羽摇风，寒珠泣露，总解留连。明月冷亭亭玉莲，荡轻香散满湖船。人已如仙，花正堪怜，酒满金樽，诗满鸾笺。”此曲歌咏杭州西湖，在整饬的格律中仍流动着豪放飘逸之气。如《南吕…金字经…无题》则显得更柔美感伤：“蛾眉能自惜，别离泪似倾，休唱《阳关》第四声。情，夜深愁寐醒，人孤另，萧萧月二更。”
贯云石也擅长写诗填词。他的诗清新自然，感情真挚，豪放洒脱，尤以歌行和古乐府为人称道，有《采石歌》、《君山行》、《观日行》等优秀诗篇，今存诗38首。他的诗或讴歌大好河山，或凭吊历史人物，或抒写思乡之情，或表达摒弃荣华、追求淡泊的愿望。他任翰林侍读学士时写了一首七律《神州寄友》：“沧海茫茫叙远音，何人不发故乡吟。十年故旧三生梦，万里乾坤一寸心。秋水夜看灯下剑，春风时鼓壁间琴，迩来自愧头尤黑，赢得人呼小翰林。”在浓重的思乡情中依然充满英豪奇纵之气，颇有点盛唐气象。他早期的代表作《桃花岩》充满了奇思遐想：“美人一别三千年，思美人兮在我前。桃花染雨入白兆，信知尘世逃神仙。空山亭亭伴朝暮，老树悲啼发红雾。为谁化作神仙区，十丈风烟隔淮浦。暖翠流香春自活，手捻残霞皆细末。几回云外落清啸，美人天上骑丹鹤。神游八极栖此山，流水杳然心自闲。解剑狂歌一壶外，知有洞府无人间。酒酣仰天呼太白，眼空四海无纤物。明月满山招断魂，春风何处求颜色。”这首歌行体诗颇有李白的风格。
1314年秋，贯云石南游途中经过梁山泊。贯云石喜爱那里一个渔翁用芦花絮成的被子，渔翁要他用诗来交换。贯云石略加思索，吟出了一首七律：“采得芦花不涴尘，绿莎聊复藉为茵。西风刮梦秋无际，夜月生香雪满身。毛骨已随天地老，声名不让古今贫。青绫莫为鸳鸯妒，欸乃声中别有春。”这首《芦花被诗》曾广为流传，他以诗换取芦花被一事也被传为文坛佳话，他则又自命别号“芦花道人”。他途经当涂时写下《采石歌》：“采石山头日颓色，采石山下江流雪。行客不过水无迹，难以断魂招太白。我亦不留白玉堂，京华酒浅湘云长。新亭风雨夜来梦，千载相思各断肠。”诗人表达了他对李白的无限仰慕。
贯云石的祖父阿里海涯当年是忽必烈的南征大将，曾立下赫赫战功，他对此很是自豪。他南游登上岳阳楼时写下了著名诗篇《岳阳楼》：“西风吹我登斯楼，剑光影动乾坤浮。青山对客有余瘦，游子思君无限愁。昨夜渔歌动湖末，一分天地十分秋。”岳阳楼是其祖父阿里海涯当年建功的战场，他在飒飒西风中重登此楼不禁心潮起伏，无限追念。他化用杜甫诗句，通过有和无的对比、一与十的对举，表达了豪迈壮阔的胸襟与情思。他的诗歌往往于儒雅中时时溢出豪放与洒脱。如《蒲剑》诗：“三尺青青古太阿，舞风斫碎一川波。长桥有影蛟龙惧，流水无声日夜磨。两岸带烟生杀气，五更弹雨和渔歌。秋来只恐西风恶，销尽锋棱恨转多。”菖蒲本是一种有细长型叶子的植物，作者看到的菖蒲却化作寒气袭人的三尺青锋，眼前景变成杀气腾腾的战场；而“销尽锋棱恨转多”一句抒写了作者胸中的抑郁不平之气。
贯云石儒、佛、道兼修，早已参透生死。他隐姓埋名，易服藏迹，定居在钱塘（今杭州）正阳门外，靠卖回药为生，与友人或参禅论道，或吟诗弄曲。明代文学家李开先的《词谑》记载了贯云石的一则轶事：“一日，郡中数衣冠士游虎跑泉，饮间赋诗，以‘泉‘字为韵。中一人，但哦‘泉、泉、泉……‘，久不能就。忽一叟曳杖而至，问其故，应声曰：‘泉、泉、泉，乱迸珍珠个个圆。玉斧斫开顽石髓，金钩搭出老龙涎。‘众惊问曰：‘公非贯酸斋乎？‘曰：‘然、然、然。‘遂邀同饮，尽醉而去。”1324年，他刚三十九岁便病逝于杭州，临终前口占一首《辞世诗》：“洞花幽草结良缘，被我瞒他四十年。今日不留生死相，海天秋月一般圆。”诗中没有丝毫悲凉之气，他置生死于度外的超脱与自信、达观与幽默却长留人间。
贯云石的词今存2首，其一是《水龙吟…咏扬州明月楼》：“晚来碧海风沈，满楼明月留人信。璚花香外，玉笙初响，修眉如妒。十二阑干，等闲隔断，人间风雨。望画桥檐影，紫芝尘暖，又唤起，登临趣。回首西山南浦。问云物，为谁掀舞？关河如此，不须骑鹤，尽堪来去。月落潮平，小衾梦转，已非吾土。且从容对酒，龙香涴茧，写平山赋。”这首词描绘了明月楼巍峨秀美的景象，表达了词人超然物外的所思所感，颇为后世文人所称道。
由于家学影响，贯云石的孙女也能写诗填词。《元史…小云石海涯传》载：“孙女一人，有学识，能词章”。可惜，史书上未留下这位女诗人的名字和作品。
萨都剌（1300？—1355？）字天锡，号直斋，元代回族（蒙古族？）诗人。他出生于代州（今山西代县），因代州古称雁门，遂为雁门人，其诗集名为《雁门集》，存诗700余首，词15首。萨都剌以写宫词、乐府诗著名，如《芙蓉曲》，这些作品受晚唐李商隐、温庭筠诗风的影响颇深。萨都剌一生遍历南北各地，他的记游写景诗较多，诗风雄厚、沉郁、清丽兼备，如《上京即事》：“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卷地朔风沙似雪，家家行帐下毡帘。”萨都剌也善于写词，《满江红…金陵怀古》和《百字令（念奴娇）…登石头城》两首词被广为传诵。如《满江红…金陵怀古》：“六代繁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空怅望山川形胜，已非畴昔。王谢堂前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听夜深寂寞打孤城，春潮急。思往事，愁如织。怀故国，空陈迹。但荒烟衰草，乱鸦斜日。玉树歌残秋露冷，胭脂井坏寒蛩泣。到如今只有蒋山青，秦淮碧。”词人面对古今兴替、人事变迁，不禁怀古伤今，感慨万端。如《百字令（念奴娇）…登石头城》：“石头城上，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指点六朝形胜地，惟有青山如壁。蔽月旌旗，连云樯橹，白骨纷如雪。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寂寞避暑离宫，东风辇路，芳草年年发。落日无人松径里，鬼火高低明灭。歌舞尊前，繁华镜里，暗换青青发。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作者登高览景，吊古伤今，情调苍凉，笔力凝重，人生无限感慨寄寓其中。这两首词流传很广，至今仍传诵不绝。
泰不华（1304—1352年），一作达普化，字兼善，元文宗赐名泰不华，蒙古族。世居东北白野山，其父塔不台因任职台州录事判官遂居临海。因父早亡而家道中落，被当时名儒周仁荣收养。延祐八年（1321年）参加江浙乡试获第一名，次年京试高中状元，年仅18岁。泰不华有诗集《顾北集》，今存诗25首。其诗多酬答唱和，如七律《赠坚上人重往江西谒虞阁老》。《元史…泰不华传》“泰不华，字兼善，伯牙吾台氏。初名达普化，文宗赐以今名，世居白野山。……家贫，好读书，能记问。集贤待制周仁荣养而教之。年十七，江浙乡试第一。明年，对策大廷，赐进士及第，授集贤修撰，转秘书监著作郎……至正元年，除绍兴路总管。革吏弊，除没官牛租，令民自实田以均赋役。行乡饮酒礼，教民兴让，越俗大化。”除诗歌创作外，其书法作品也冠绝一时，被历代鉴赏家视作珍品。
迺贤（1309—？）字易之，号河朔外史，突厥合鲁（葛逻禄）部人。其家族内迁后先定居南阳（今属河南），后又迁居四明（今浙江宁波）。迺贤出身世家，其兄塔海仲良考中进士后名重一时，迺贤则淡泊名利，退居四明山水之间，与名士诗文唱酬。他曾游历大江南北，并旅居大都五年，期间广结名流，每有感触便作诗述怀。他以亲历亲闻写下《新乡媪》、《颍上老翁歌》等长诗，真实反映了百姓的悲惨遭遇。其《金台集》存诗222首。因长于诗词，迺贤曾并誉为“江南三绝”之一。
阿里西瑛，生卒年不详。字西瑛，省称里西瑛。他是元代回族散曲家阿里耀卿之子，因其身材魁伟，故有“长西瑛”之称。以散曲闻名，自称居室为“懒云窝”，并作一首《殿前欢》自娱，当时著名散曲家贯云石、乔吉等纷纷以咏“懒云窝”相唱和。“懒云窝”后为松江名胜之一。阿里西瑛的散曲，现仅存五首小令，多表现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心情。
丁鹤年（1335－1424），字永庚，号友鹤山人。其先世为西域回族巨商，并在朝中任职。元末，因其父职马禄丁为官武昌，遂为武昌人。他出身官宦家庭，自幼聪颖，勤奋好学，曾由其姐月娥口授经史。《明史…列女列传一…月娥列传》载：“月娥，西域人，元武昌尹职马禄丁女也。少聪慧，听诸兄诵说经史，辄通大义。……娥弟丁鹤年，幼通经史，皆娥口授也。”此后，丁鹤年入南湖书院继续学习儒家经典，曾师事名儒周怀孝，17岁即精通《诗》、《书》、《礼》而有盛名。他博学广闻，精通诗律，其诗取材广泛，以关心民生疾苦为主要内容，有《丁鹤年集》传世，收录346首诗。元亡后，他始终忠于元朝，以“遗民”终老一生。他多才多艺，除文学外，还通晓中医学和数学，对绘画、书法及古代诗论也颇有研究。丁鹤年是萨都剌之后又一位杰出的回回诗人，其诗曾广泛流传，是元末明初较有影响的诗人。
在众多正统文人的维护下，元代传统诗歌虽然没有失去其正宗地位，但与散曲相比，艺术成就与影响却逊色许多。其一是由于元代初期科举制度长期没有得到恢复，而恢复之后却又在考试内容中废弃了诗赋，因而吟诗填词仅仅成为文人抒写个人情感的工具之一。其二是民族歧视政策的实行和元初废除科举，更使得传统文人失去用武之地，文人地位也急剧下降，悠哉游哉的吟风弄月也被饥寒交迫的养家糊口所代替。其三是随着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和市民文化的兴起，杂剧和散曲逐渐成为雅俗共赏的文学形式，而创作杂剧和散曲也就成为部分落魄文人赖以谋生的工具，更使传统文人和诗词创作雪上加霜。与两宋相比，元代词人不多，词作更少，词的创作几乎被散曲所取代，就是一个证明。由于元代传统诗歌和新兴元曲的差异，有些学者在研究元代文学时十分强调所谓“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区别，若单从艺术形式的角度而言，这当然是很有道理的。但是，这两者之间并不完全是截然对立的。元代的“雅文学”与“俗文学”都与社会变化和市民文化密切相关，从元曲来看，“俗文学”的兴盛与发展离不开文人士大夫的参与；从元诗来看，“雅文学”的发展也深受时代风气和市民观念的影响。散曲逐渐“雅化”就显示了二者逐步合流的倾向，赵孟睢⒐嵩剖热思壬朴谧魇畲剩采贸ば醋魃⑶仓っ髁苏庖坏恪Ｓ胧蚀醋鞔笥辛档脑泳纭⑸⑶氖⑿校乇鹗巧⑶庵中碌氖栊问降某鱿趾托耸ⅲ蚱屏嗽诠糯枥锍て诰油持蔚匚坏摹拔氯岫睾瘛钡摹笆獭笔浚徊酱俳耸璧钠占啊Ｂ碇略兜摹肚锼肌肪褪乔Ч糯械拿�
元代传统诗歌地位的下降，与程朱理学成为元代官方的意识形态并主导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有相当大的关系。元世祖时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定为国子学必学教材，元仁宗时将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等钦定为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和标准答案，把诗赋考试完全排除在外。因而，元代的诗歌教育受到严重削弱。由于《诗经》作为儒学经典，仍然是学子学习的教材和科举考试的内容，儒家正统的“诗教”也因此得到延续。这一点，对元代的诗歌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诗歌成为道德教育的传声筒。但另一方面，元代少数民族诗人群体的出现，却正是得益于元代的教育。由于对汉人的普遍鄙视和不信任，元代蒙古统治者为了培养本民族的子弟和被自己信任的人才，进一步巩固和加强统治力量，专门为蒙古人和回回人建立了国子学。这个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少数民族崇尚儒学的风气。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涌现出众多的少数民族诗人。
由于受程朱理学影响，元代科举非常重视经文、策论，并将“四书”作为考试和学习的主要内容。《元史…选举志一》载：“元初，太宗始得中原，辄用耶律楚材言，以科举选士。世祖既定天下，王鹗献计，许衡立法，事未果行。至仁宗延祐间，始斟酌旧制而行之，取士以德行为本，试艺以经术为先，士褒然举首应上所求者，皆彬彬辈出矣。”除元太宗时采纳耶律楚材的建议，曾以诗赋选士外，其后的科举考试很不重视诗赋。《元史…选举志一》载：“太宗始取中原，中书令耶律楚材请用儒术选士，从之。九年秋八月，下诏命断事官术忽䴙与山西东路课税所长官刘中，历诸路考试。以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专治一科，能兼者听，但以不失文义为中选。其中选者，复其赋役，令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得东平杨奂等凡若干人，皆一时名士，而当世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许衡亦议学校科举之法，罢诗赋，重经学，定为新制。事虽未及行，而选举之制已立。”“至仁宗皇庆二年十月，中书省臣奏：‘科举事，世祖、裕宗累尝命行，成宗、武宗寻亦有旨，今不以闻，恐或有沮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经学实修己治人之道，词赋乃摛章绘句之学，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故士习浮华。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帝然之。十一月，乃下诏曰：‘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设官分职，徵用儒雅，崇学校为育材之地，议科举为取士之方，规模宏远矣。朕以眇躬，获承丕祚，继志述事，祖训是式。若稽三代以来，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考试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硃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为中选。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硃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硃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硃氏为主，已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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