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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凋天龙游记-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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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参用古体。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不矜浮藻，惟务直述，限一千字以上成。‘”从上述记载来看，元朝统治者重视的仅仅是儒学的治国之术，对于诗赋文学并不重视。元朝历代皇帝似乎无人能作诗填词。
元代教育制度和教育体系与宋代基本类似，在京师设立国子学和国子监，在地方建立各级学校。《元史…选举志一》载：“元太宗六年癸巳，以冯志常为国子学总教，命侍臣子弟十八人入学。世祖至元七年，命侍臣子弟十有一人入学，以长者四人从许衡，童子七人从王恂。至二十四年，立国子学，而定其制。设博士，通掌学事，分教三斋生员，讲授经旨，是正音训，上严教导之术，下考肄习之业。复设助教，同掌学事，而专守一斋；正、录，申明规矩，督习课业。凡读书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博士、助教亲授句读、音训，正、录、伴读以次传习之。讲说则依所读之序，正、录、伴读亦以次而传习之。次日，抽签，令诸生复说其功课。对属、诗章、经解、史评，则博士出题，生员具稿，先呈助教，俟博士既定，始录附课簿，以凭考校。”这段文字，基本说明了元代儒学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为了加强统治基础，还专门为蒙古人和回回人建立了国子学。《元史…选举志一》载：“世祖至元八年春正月，始下诏立京师蒙古国子学，教习诸生”。“至元六年秋七月，置诸路蒙古字学。”“（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八月，始置回回国子学。至仁宗延祐元年四月，复置回回国子监，设监官，以其文字便于关防取会数目，令依旧制，笃意领教。”由此可以看出，巩固统治的现实需要迫使元代统治者不得不重视教育，并且根据实际需要来确定教育内容和教育对象。
元代统治者加强了对教育的控制，在地方行政区域路、府、州、县建立了各级学校，还专门在江南各路、府、州、县的学校内皆设立“小学”，在部分地区设立书院，分别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任命学官。还规定五十家为一社，每社设一所学校，称社学。学官有教授、学正、山长、学录、教谕等职，负责教育生员。《元史…选举志一》载：“太宗始定中原，即议建学，设科取士。世祖中统二年，始命置诸路学校官，凡诸生进修者，严加训诲，务使成材，以备选用。至元十九年夏四月，命云南诸路皆建学以祀先圣。二十三年二月，帝御德兴府行宫，诏江南学校旧有学田，复给之以养士。二十八年，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或自愿招师，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凡师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礼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学正、山长、学录、教谕，路州县及书院置之。路设教授、学正、学录各一员，散府上中州设教授一员，下州设学正一员，县设教谕一员，书院设山长一员。中原州县学正、山长、学录、教谕，并受礼部付身。各省所属州县学正、山长、学录、教谕，并受行省及宣慰司劄付。……教授之上，各省设提举二员，正提举从五品，副提举从七品，提举凡学校之事。”元代将书院的“山长”由原先的民间推选改为政府任命，强化了对教育的控制。
元代的学校教育已经有了比较详细的规程，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元初程端礼所制定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又名《读书日程》）。程端礼（1271—1345）字敬叔、敬礼，号畏斋，庆元（今浙江鄞县）人。他15岁时能记诵《六经》，治朱子之学。历任建平、建德县教谕，台州路、衢州路教授等，生徒甚众。著有《读书日程》、《春秋本义》、《畏斋集》等。《读书日程》其实是程端礼按照科举考试的要求而制定的教学计划，他将“四书五经”作为学童八岁之后、十五岁之前的主要学习教材。程端礼规定了学习“五经”的具体方法，如：“治《诗》。钞法：先手钞《诗》全篇正文读之，别用纸钞诗正文一章，音义协音并依朱子，次低正文一字钞所主朱子传，次低正文一字节钞所兼用古注疏，次低正文二字附节钞陆氏音义，次低正文二字节钞朱子语录文集之及此章者，次低正文三字节钞辅氏童子问、及鲁斋王氏诗疑辩，及诸说精确而有裨朱子传者。每段正文既钞诸说，仍空余纸，使可续钞。其诗小序及朱子所辩，附钞每篇之末。其读诗纲领及先儒诸图，钞于首卷。读法：其朱子传及所节古注疏，并依读四书例，填读经空眼簿，如前法。其所附钞，亦玩读其所当读者，余止熟看参考。须令先读朱子传毕，然后读古注疏。其古注疏及朱子传训诂指义同异，以玩索精熟为度，异者以异色笔批抹，每篇作一册。”他特别强调了抄读和诵读的方法，要求以朱熹的注释为核心博览各家注疏。他还主张：“小学不得令日日作诗作对，虚费日力。今世俗之教，十五岁前不能读记九经正文，皆是此弊”。他为了强化经学教育，就削减了诗歌教育。这个《读书日程》本来是程端礼为私塾教育制定的一套教学程序和计划，当时曾被元代国子监颁行各地各级学校，由此可见当时官办学校中诗歌教育的不利处境。《读书日程》对元、明、清三代的私学、官学、书院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有一定的地位，迄今仍有借鉴意义。
受宋代影响，在元代的蒙学中，《千字文》、《百家姓》、《十七史蒙求》、《神童诗》、《训蒙诗》、《小学诗礼》、《三字经》、《名物蒙求》、《千家诗》等仍是主要教材，而《神童诗》、《千家诗》仍然是主要的诗歌读本。属对、读诗仍是最基本的学习内容，而这两者正是作诗填词的基础。由于理学成为官学，“四书五经”不仅成为官学的主要教材，也渗透入蒙学教育中，儒家的“诗教”传统得以进一步继承和发展。
元代民间歌谣流传下来的并不多，目前发现的仅有二十余首。从这些数量有限的歌谣中，依然可以发现元代民间诗歌教育的一些情况。由于元代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背景，这些歌谣往往是百姓愤怒的呼号，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战斗性，同时也是百姓自我教育的生动教材。一部分歌谣深刻揭露了元代社会的黑暗。如“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九“拦骂上书”条）这首歌谣通过强烈的对比揭露了元代贪官污吏横行带给百姓的苦难。如“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叶子奇《草木子》卷四）这首歌谣直接揭穿了统治阶级的真面目。《元史…五行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至正）十六年六月，彰德路苇叶顺次倚叠而生，自编成若旗帜，上尖叶聚粘如枪，民谣云：‘苇生成旗，民皆流离；苇生成枪，杀伐遭殃。‘”在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下，百姓走投无路，不得不起来造反。一些歌谣就反映了百姓反抗的决心。如《树旗谣》：“山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黄溥《闲中今古录》）《元史…五行志》载：“至元五年八月，京师童谣云：‘白雁望南飞，马札望北跳。‘至正五年，淮、楚间童谣云：‘富汉莫起楼，穷汉莫起屋，但看羊兒年，便是吴家国。‘十年，河南、北童谣云：‘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十五年，京师童谣云：‘一阵黄风一阵沙，千里万里无人家，回头雪消不堪看，三眼和尚弄瞎马。‘”陶宗仪记录的《松江民谣》则进一步热情赞扬了起义军：“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南村辍耕录》卷九“松江官号”条）歌谣中洋溢着民众的欢笑。由此可见，民间歌谣既是民众自我教育的生动形式，也是民众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
元代末年出现了一部唐诗选集《唐音》。元代诗人普遍推崇唐诗，这部选集应当是元代诗风的一种体现。它的出现，为元末诗人学习唐诗提供了范本。《唐音》共十四卷，由元末杨士宏积十年之力于至正四年（1345年）编成，著名诗人虞集为之作序。全书包括《始音》一卷、《正音》六卷、《遗响》七卷。其《始音》只收录王、杨、卢、骆四家；《正音》则分初盛唐为一类，中唐为一类，晚唐为一类；《遗响》则收录其余诸家诗人，附录僧人诗、女子诗。其书前凡例说明，因李白、杜甫、韩愈三家多有全集传世，故均未入选。这部选集在唐诗编选体例上具有开创性，将唐诗分为初盛唐、中唐、晚唐三期，把六韵以上的律诗定名为排律，都是杨士弘的开创性贡献。这部选集对唐诗的编选和传播有较大的影响，明代高棅编《唐诗品汇》即大受此书启发。
第二节明代的诗歌教育
在元朝末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中，朱元璋一枝独秀，于1368年称帝，建立了明朝，逐步实现了全国统一。明朝初期，统治者注意吸取历史教训，采取休养生息政策，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得到了逐步恢复和进一步发展。明代文化教育事业超过了之前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明成祖朱棣召集天下文士三千人编纂了巨型类书《永乐大典》，凡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为我国文化史上一件盛事。到明代中叶，社会经济出现了相当繁荣的局面。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非常迅速，资本主义萌芽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出现。明代科学技术在16世纪依然保持世界领先地位。明代后期政治极度腐败，皇帝昏庸，奸臣当道，太监专权，贪官污吏横行，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终于激起了明末大规模的农民起义。1644年，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崇祯自缢，明朝灭亡。
明代初年，朱元璋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进行了诸多改革，建立了集军政大权于皇帝一身的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权，实行严酷的独裁统治。同时，在文化思想上进行严格控制，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大兴文字狱，对文人采取了笼络和高压的手段，进行奴化教育，进一步加强了思想和文化上的专制统治。朱元璋在开创帝业的过程中曾大力吸纳儒士，招揽人才；但立国后对文人却采取了前所未有的高压政策，以严刑峻法制裁拒绝合作的文人，规定“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罪该抄杀”。明初著名诗人高启就因辞官被朱元璋认为他不肯合作而斩杀。燕王朱棣夺位称帝后，有过之而无不及，残杀方孝孺“十族”873人，入狱及充军流放者数千人。在专制淫威之下，当时文人为免于惨祸，只能谨小慎微充当专制主义的奴才。明代前期以粉饰现实、歌功颂德为基本内容的“台阁体”诗歌的出现，就是这种高压政策的结果。
明初统治者在立国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教育和人才对于国家的重要作用，确定了“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文教方针。开国之初就大力发展学校教育，在都城建立了最高学府“国子学”（后改称“国子监”），并发布兴学令，要求全国各地普遍设立学校。《明史…选举志一》载：“洪武二年，太祖初建国学，谕中书省臣曰：‘学校之教，至元其弊极矣。上下之间，波颓风靡，学校虽设，名存实亡。兵变以来，人习战争，惟知干戈，莫识俎豆。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于是大建学校，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俱设训导，府四，州三，县二。生员之数，府学四十人，州、县以次减十。”明代从京师到郡县直至乡村，建立了遍布全国的学校教育体系，教育普及程度为唐、宋所不及，学校教育规模更远超元代。《明史…选举志一》载：“郡县之学，与太学相维，创立自唐始。宋置诸路州学官，元颇因之，其法皆未具。迄明，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教官四千二百余员，弟子无算，教养之法备矣。”为了维护专制统治，加强思想控制，明代在学校教育中极力推崇程朱理学，采取种种措施排斥有碍于专制统治的思想学说，把《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钦定为学校的教科书，“四书五经”成为学校教学的主要教材。即使是朱熹所推崇的《孟子》一书，也因其中有不符合专制主义要求的言论而被大加删节，孟子的地位也被贬低。明中叶以后，科举腐败，官学衰落，一些从事学术研究的士大夫就纷纷创建书院，虽曾被禁毁，但还是日益昌盛。
明朝的统治者除了在思想上钳制士人外，更加重视科举制度，用科举考试来诱导或迫使知识分子就范。明朝在对前代科考制度有所增损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极为完备的制度，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教育制度和学风等产生了极大影响。从明朝初年起，就规定“四书五经”是各级学校的必学内容，实行以八股文取士的制度，专从“四书五经”中命题，久而久之，学校的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都与科举产生了直接联系，学校逐渐变成了科举应试的预备场，学校教育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科举考试。到明宪宗成化年间，八股文已经程式化，“八股取士”的制度进一步完善并定型。因此，科举制度也越来越僵化，走向了形式化的泥淖。因此，诗歌教育与科举的距离被进一步拉大，诗歌更多地成为文人吟风弄月或抒写情志的手段，但传统“诗教”的作用仍得到人们重视，《诗经》始终是儒生学习的主要内容之一。明代东林党人高世泰题无锡东林书院丽泽堂的楹联“身教莫如礼，言教莫如诗”就说明了这一点。
明朝中期以后，随着工商业的进一步繁荣，苏州、杭州等地成为繁华的商业都市，市民阶层进一步壮大，影响力逐步扩大。明代中叶，印刷行业特别发达，为文化和思想的传播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嘉靖和万历两朝是明代刻书印刷的极盛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市民势力的成长，迫使明朝统治者对思想和文化的控制也逐渐放松。商业经济对传统道德的冲击，更进一步促进人的个性因素得到初步的张扬和重视。著名的思想家王守仁继承并发展了陆象山的心学，完成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王守仁反对理学束缚人性的教条，对动摇长期以来程朱理学的教条统治有一定作用，对当时和以后的思想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对文学的复兴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以王艮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发展了王守仁哲学中反道学的积极因素，富有叛逆精神。这与当时文学家反对程朱理学、抨击宋代文化的主张是一致的。王学左派的后期代表人物、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李贽猛烈地攻击封建礼教，大胆地攻击儒学，进一步肯定了文学的价值。李贽的“童心说”对“公安派”诗歌有极大影响。
由于工商业的繁荣和市民势力的壮大，满足市民阶层娱乐需要的通俗文学极为兴盛。从整体上看，在明代文学中，传统诗文的地位进一步衰落。明代诗坛虽然人数众多，流派纷呈，风格各异，作品丰富，但优秀的诗人并不多，优秀的诗篇也不多。清代朱彝尊编选的明代诗歌总集《明诗综》有100卷，录存明代诗人3400余人的作品。刘基、高启是明初的著名诗人，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四位诗人号称“明初四杰”。而明代前期诗歌方面最有影响的却是以粉饰现实、歌功颂德为能事的“台阁体”和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诗派”。著名政治家于谦的诗歌直抒胸臆，自然天成，令人耳目一新。明代中期，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掀起了一场文学“复古”运动，给明初以来的道统文学观和虚伪空洞的“台阁体”以沉重的打击，在当时有很大影响。但是，他们盲目尊古，一味拟古，又对文学发展产生了不良后果。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继续在文学上鼓吹复古主张，对于维护文学的独立地位、强调文学的艺术特征起了极大的作用，但他们更强调效法古人，在拟古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对于文学的创新和发展又造成了严重的束缚。徐渭的诗歌独树一帜，开晚明诗歌风气之先声，显示了文学创新的实绩。明代后期诗歌中影响最大的是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对明代后期和清代的诗歌创作影响深远。明末诗人陈子龙、夏完淳等在血与火的战斗中写下了慷慨激昂、光辉灿烂的爱国主义诗篇，成为明代诗歌光彩的尾声。
从总体上看，词至明代已经衰微。明代词人虽然较多，但优秀作品很少。清代王昶编选的明词总集《明词综》12卷，选录明代词人380家。明初词坛，刘基、杨基、高启等人由元入明，作词各具特色，尚存两宋遗风。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工商业的兴盛和财富的积聚，享乐之风盛行，加上发达的印刷业为文学作品的传播提供了便利，《花间集》、《草堂诗余》等词集又恰恰迎合了明人崇艳尚情、追求婉媚的审美心理而独盛一时，成为文士填词的范本。整个词坛被绮丽婉约、香艳淫靡的风气所笼罩，词风日下，日趋凋敝。杨慎、王世贞、汤显祖等人作词虽多，成就并不高。明代末期，陈子龙、夏完淳、屈大均、王夫之等人的出现，为明末词坛抹上一层亮色，为清代词的复兴开风气之先。
与正统的诗文相比，戏曲和小说的形式更自由活泼，更易于反映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其语言的通俗浅近更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而印刷业的空前发达又为通俗文学的广泛流传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此，明代的戏曲和小说在已往的基础上取得了更辉煌的成就。著名文学家徐渭的《四声猿》代表了明代杂剧创作的最高成就。伟大的戏剧家汤显祖深受王学左派的影响，其代表作《牡丹亭》是我国戏曲史上最优秀的浪漫主义剧作。除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外，《西游记》、《金瓶梅》足以代表明代小说创作的成就。明代散曲总体上处于盛而不衰的状态，散曲作家作品众多，数量都超过元代，但成就远不如元代。仅任纳《散曲概论》统计的明代散曲作家就有三百多人。与曲调清新自然、语言浅俗活泼的元代散曲相比，明代散曲有脱离民间本色而文人化的趋向。从地域分布和风格特征来看，明代散曲大致上可以分为南北两派，北派大多豪爽雄迈、质朴粗率，南派则清丽俊逸、细腻婉约。明代早期的重要散曲作家是宗室贵族朱有燉，他的曲作以音律谐美著称，至明末清初尚在流传。弘治、正德年间，散曲创作逐渐兴起，康海、王九思、王磐、陈铎等都是当时的名家。王磐的《朝天子…咏喇叭》是为人称颂的名作。明代后期，散曲创作进一步繁荣，杨慎、金銮、冯惟敏、梁辰鱼、施绍莘等都是当时有显著影响的作家。明代散曲作家大多数善诗能文，诗文追摹汉魏盛唐，力求高华典雅，散曲则在沿袭元人啸傲烟霞、嘲弄风月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更多地抒写怡然自得的闲适情绪，或表现声色自娱的生活情趣，格调日趋卑下。
明代民歌十分繁荣，尤其是明代中叶以后，民间曲调广为流传。民间小曲如《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挂枝儿》、《打枣竿》、《劈破玉》等尤其流行。而发达的印刷业更有利于民歌的流传和保存，成化年间金台鲁氏刊行的《新编四季五更驻云飞》、《新编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新编太平时赛赛驻云飞》、《新编寡妇烈女诗曲》是现存明代最早的民歌集。晚明时期，著名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编选的民歌专集《童痴一弄…挂枝儿》和《童痴二弄…山歌》很有特色，显示了明代民歌的主要成就。现存明代民歌总数有1000余首，多数作品以男女情爱为主题，具有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如“不写情词不写诗，一方素帕寄心知。心知接了颠倒看，横也丝来竖也丝，这般心事有谁知？”（《山歌》卷十）而直接反映封建压迫剥削、歌颂农民起义的歌谣保存下来很少。如李开先《一笑散》中有这样一首民歌：“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觅有。鹌鹑膆里寻豌豆，鹭鸶腿下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亏老先生下手！”运用比喻和夸张，深刻揭露了统治者贪婪的本质和狠毒的手段。在明末农民起义中，民间歌谣又成为民众战斗的号角，既宣传了起义军的政治主张，又鼓舞着广大人民的斗争。如《明季北略》中的民谣：“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求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叫大小都欢悦。”《明史…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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