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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凋天龙游记-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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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季北略》中的民谣:“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求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叫大小都欢悦。”《明史…李自成列传》载:“(李)岩复造谣词曰:‘迎闯王,不纳粮。‘使儿童歌以相煽,从自成者日众。”
明代民歌的盛行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著名文人李梦阳、何景明、李贽、袁宏道、冯梦龙等都十分推崇民歌,并将民歌作为反对假道学、抒写真性情的手段。李梦阳在文学方面最为推崇民间歌谣,力主“真诗乃在民间”(《诗集自序》)。他的诗歌创作受到民歌的较大影响。他曾改写《童谣二首》,其《长歌行》等诗篇采用了民谣格调。据李开先的《词谑》记载,曾有人向李梦阳请教如何作诗,李梦阳却让他以市井流行小调《琐南枝》为榜样。杨慎广泛学习民歌的长处以丰富自己诗作,曾编纂了民谣专集《古今风谣》,收录上古至明代嘉靖时期的民谣280余首;他的一些诗歌作品具有浓烈的民歌情调,如《送余学官归罗江》全用绵州民歌,后缀四句送行语,构思新颖,别致清新。袁宏道也积极向民歌学习,他的《江南子》等诗篇具有鲜明的民歌风味。
在明代文化教育十分发达的背景下,虽然诗人辈出,作品众多,但由于明代诗歌始终在复古与反复古的反复中前行,而一味尊古拟古的形式主义诗风又长期占据诗坛,因此,优秀的诗人和诗篇却相对较少。只有少数杰出的诗人,如高启、于谦、杨慎、徐渭等继承“诗言志”的传统,独抒心志,善于创新,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高启(1336—1374)字季迪,号青丘子,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洪武七年被杀,年仅三十九岁。高启是元末明初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众体兼长,风格多样。其乐府诗如《养蚕词》、《田家行》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阶级剥削和人民疾苦,质朴真切,富有乡土气息。他的歌行和律诗最能表现他个性特色和艺术才华。如《青丘子歌》表现了他早年张扬疏狂的性格和高昂自傲的精神;《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描绘雄伟壮丽的江山,抒发了国家重新统一带来的喜悦:“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他的律诗如《清明呈馆中诸公》、《岳王墓》等内容主要是登临、怀古、赠答之类,接近盛唐诗人的风格,艺术成就较高。高启被誉为明代诗人之冠,对明代诗歌创作有很大影响。他的诗数量较多,仅自编《缶鸣集》就存诗937首。高启能词能文,其词编为《扣舷集》;文章编为《凫藻集》,均刊行于世。
于谦(1398—1457)字廷益,钱塘人。永乐十九年进士,为官清正,不畏强暴,深得民心,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范。在“土木之役”中,明英宗被俘,蒙古瓦刺部军进逼北京;于谦坚决主战,拥立景帝。英宗还朝复位后,于谦被诬以“大逆不道,迎立外藩”的罪名处死。于谦首先是一个政治家,是一位民族英雄,其次才是诗人,写诗只是他政事之余抒写情怀的方式。惟其如此,却恰恰继承了“诗言志”的传统,发扬了《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诗歌集中表现了他献身国家的志向、忧国忧民的情怀。如他青年时代写的咏物诗《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在巡按各地途中写下了许多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如:《荒村》、《田舍翁》等,表达了他对苦难百姓的深切同情。他居官清廉朴素,不馈赠权要,不拉拢私交,曾作《入京》一诗以见志:“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此诗远近传诵,成为一时佳话。在抗击蒙古军队入侵的战争中,他写下了一系列洋溢着爱国主义的诗篇,如《出塞》一诗表达了他“意气平吞瓦剌家”的壮志。他还用民歌形式为戍边将士写了一首《从军五更转》,激励他们保卫国家。于谦最为人传诵的是他抒写心志、保持高尚节操的诗篇,如《石灰吟》、《咏煤炭》、《北风吹》等。他的诗无论古体还是近体,无论五言还是七言,语言浅显平易,明白流畅,在艺术上不事雕琢,直抒胸臆,刚劲清新,自然天成,独树一帜,与当时盛行的呆板凝滞、华贵典雅的“台阁体”形成鲜明对照,成为明代前期诗坛成就最突出的诗人。于谦的人品和诗品俱称一流,五百多年来,他始终是文人士子学习的榜样。他的《石灰吟》、《入京》等诗篇曾入选中小学语文课本,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今属四川)人。他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均举进士,其父杨廷和是明武宗朝首辅。杨慎幼年就随母学习唐代绝句,少年时就以能诗善文著称,曾受到文坛领袖李东阳的赞赏。《明史…杨慎列传》载:“慎幼警敏,十一岁能诗。十二拟作《古战场文》、《过秦论》,长老惊异。入京,赋《黄叶诗》,李东阳见而嗟赏,令受业门下。”正德六年(1511),杨慎举进士第一。明世宗时充经筵讲官,以直言直谏著名。嘉靖三年(1524年),因“议大礼”被谪戍云南30余年,终于戍地。杨慎博学多才,广泛涉猎经史、诗文、书画、训诂、文学、音韵、名物等方面,著述很多,有《升庵集》81卷,其中有诗29卷。他精熟诗词、文赋、散曲、杂剧、弹词,词有《升庵长短句》3卷,散曲有《陶情乐府》4卷,弹词有《二十一史弹词》12卷等,另有《升庵诗话》14卷、《词品》6卷等。《明史…杨慎列传》载:“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并行于世。”杨慎诗存约2300首,内容极为广泛。或描绘山河之美,或抒写离愁别情,或关心民生疾苦,或歌颂历史人物。因居滇30余年,思乡怀归之诗所占比重很大。他广泛学习魏晋唐代诗歌,兼采民歌之长,形成了气势雄伟、清新细腻、浓丽含蓄的诗歌风格。他的词和散曲,写得清新绮丽、华美流畅。他的长篇弹唱叙史之作《二十一史弹词》(又名《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文词畅达流利,广为传诵,其中最著名的是第三章《说秦汉》的开场词《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首词因被移用于明清时期刊行的《三国演义》之首而广为人知。
杨慎的夫人黄峨是文学史上著名的女才子。黄峨(1498—1569)字秀眉,遂宁人,工部尚书黄珂之女。她自幼随母学习诗文,聪明好学,博览群书,通经史,工诗文,少时就以诗词、散曲名满京城。她的诗词、散曲以杨慎谪戍云南为界,前期作品风格清新活泼,语言晓畅明丽,感情真挚动人,如《闺中即事》、《庭榴》等;后期因夫妻长期分离,诗曲大多感事伤怀,凄凉哀怨。如散曲《黄莺儿》:“积雨酿春寒,看繁花树残。泥途江眼登临倦,云山几盘流几弯,天涯极目空肠断。寄书难,无情征雁,飞不到滇南。”《罗江怨》:“空庭月影斜,东方亮也。金鸡惊散枕边蝶。长亭十里、阳关三叠,相思相见何年月。泪流襟上血,愁穿心上结,鸳鸯被冷雕鞍热。”这些作品主要表达个人情感,情意真切,极其感人。1529年,黄峨写下了一首怀念丈夫的七律《寄外》:“雁飞曾不度(一作“到”)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全诗哀婉真切,风韵自然,是广为传诵的名篇。黄峨一生所写的诗曲很多,但她不愿子侄辈看到自己的文字,随写随毁,因而留传下来的并不多。明隆庆以后所刊行的《杨状元妻诗集》、《杨夫人乐府词余》、《杨夫人曲》、《黄夫人乐府》、《榴阁偶存》等,保持了她幸存的部分作品,成为我国女性文学的珍贵遗产。黄峨是继李清照、朱淑真之后又一位成就卓著的女诗人,她的诗曲在明清时期受到著名文学家的普遍赞誉。
徐渭(1521—1593),字文长,号青藤,又号天池,渐江山阴(今绍兴县)人。他多才多艺,独树一帜,在书画、诗文、戏曲等领域都有很深造诣,对明、清两代的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少负才名,却八次应试均未中举。因个性孤傲倔强,一生经历充满坎坷。恶劣的社会环境和不幸的个人命运曾导致他精神崩溃,竟然先后九次自杀,后又在狂病发作时杀死继妻而下狱七年,为好友营救出狱。其后他四处游历,著书立说,写诗作画。晚年穷困交加,潦倒而死。徐渭在诗歌、散文、戏曲等方面是晚明文学的先驱。《明史…文苑列传四…徐渭列传》载:“渭天才超轶,诗文绝出伦辈。善草书,工写花草竹石。尝自言:‘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徐渭在诗歌创作上推崇韩愈、李贺,对元末诗人杨维桢评价很高并受其影响。他的诗歌既善取前人之长,又富于个人创新,风格险怪幽绝,气势奔放。如《龛山凯歌》其四:“短剑随枪暮合围,寒风吹血着人飞。朝来道上看归骑,一片红冰冷铁衣。”他曾入胡宗宪幕府参与抗倭军务,这首七绝即写一场抗倭战斗胜利后军队凯旋归来的景象。他的许多抒发个人情怀的诗往往宣泄抑郁不平之气,表现了对社会压抑的反抗,如《少年》一诗。他的《题墨葡萄诗》可谓其人生的写照:“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他的诗歌对明末“公安派”有很大影响,他曾被袁宏道尊为明代第一诗人。徐渭的杂剧《四声猿》和他的诗歌、书画一样,充分表现了他狂放不羁、愤世嫉俗的叛逆精神。他作品中的浪漫主义精神对戏剧家汤显祖有显著影响。
俞大猷(1503-1580),字志辅,号虚江,泉州人,祖籍安徽凤阳,明代著名军事家、兵器发明家和武术家,抗倭名将和民族英雄,与戚继光齐名,并称“俞龙戚虎”。俞大猷出身于下级军官家庭,少时家境贫困,勤奋读书,15岁进文秀才,以才子闻名乡闾;后拜求名师,学文习武,多才多艺,精通兵法,擅长剑(棍)术和骑射,跨马飞矢,百发百中,其剑术被誉为天下第一;32岁参加全国武举会试,荣获第5名武进士;一生坎坷,身经百战,战功显赫。他精通六经,博学宏文,著有《兵法发微》、《剑经》等军事著作,与诗文杂著汇编为《正气堂集》十六卷。他在戎马倥偬期间,还写下大量诗篇,他在诗中写道:“欲写心中无限事,不论工拙不论多”。其诗风格质朴豪壮,多明志和赠别之作,内容以爱国咏武为多,如《饮马长城窟》、《试剑石》、《舟师》等。他在《咏牡丹诗》中表明了自己虽屡遭冤屈、但报国忠心不改的坚定立场:“闲花眼底千千种,此种人间擅最奇。国色天香人咏尽,丹心独抱更谁知?”俞大猷晚年曾为厦门南普陀寺题写了四首七绝,其一曰:“借问浮云云不语,为谁东去为谁西。人生踪迹云相似,无补生民苦自迷。”其一腔忧国忧民之情依然浓烈。他的《舟师》据说是我国古代最早描写海战的诗篇:“倚剑东溟势独雄,扶桑今在指挥中。岛头云雾须臾净,天外旌旗上下冲。队火光摇河汉影,歌声气压虬龙宫。夕阳影里归蓬近。背水阵奇战士功!”这首诗描绘了一场抗倭战斗的景象,语言铿锵,气势雄壮,情景交融,声色并茂,表达了诗人在胜利后的喜悦心情和归功将士的豁达襟怀。俞大猷也善于作词,如他的一首《满江红》:“蛇舞龙飞,寒光剑,试锋何缺?演兵法,万千横纵,武威雄烈。动地惊天烽火起,横刀跃马狼烟灭。望旌旗,百战志冲霄,蹄无歇。追穷寇,腾热血。同戚虎,掀魔穴。整河山,闽浙粤苏倭绝。赤县长宁疆海靖,英雄神勇人中杰。镇九边,浩气筑长城,谁能越!”这首词风格豪放,表达了他捍卫祖国边疆、保卫人民安宁的爱国情怀。
戚继光(1528—1588)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登州(山东蓬莱)人,祖籍河南卫辉,明代杰出军事家,抗倭名将和民族英雄。他出身将门,自幼喜读兵书,勤奋习武,立志保国卫民,曾考中武举。他一生战功卓著,而且在军事理论上颇多建树,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军事著作,为后世兵家所推崇。他文武双全,能诗能文,有很高的文学修养;能随口引经据典与文士一起饮酒赋诗,往来酬对,与当时的文坛领袖王世贞有很深的交情。在繁忙的军务之中,他还写下了较多诗文,有诗文集《横槊稿》、《止止堂集》,存诗250余首。他年轻时在阅读兵书时曾挥笔写下一首诗《韬钤深处》:“小筑惭高枕,忧时旧有盟;呼樽来揖客,挥尘坐谈兵。云护牙签满,星含宝剑横;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这首诗表达了他安邦定国的志向,其中“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是历来传诵的名句。他的另一首名篇是《马上作》:“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草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表现了他长期从军保卫国家的壮志豪情。在东南沿海抗倭时,为了鼓舞士气,他特地创作了一首军歌《凯歌》:“万人一心兮太(泰)山可撼,惟忠与义兮气冲斗牛。主将亲我兮胜如父母,干犯军法兮身不自由。号令明兮赏罚信,赴水火兮敢迟留!上报天子兮下救黔首,杀尽倭奴兮觅个封侯。”配上军乐后,他亲自教授士兵高唱,激励将士团结一心,报国立功。他在镇守蓟州时写下一首《登盘山绝顶》:“霜角一声草木衰,云头对起石门开。朔风边酒不曾醉,落叶归鸦无数来,但使雕戈销杀气,何妨白发老边才。勒名峰上吾谁与?故李将军舞剑台。”他在诗中慷慨高歌,抒发了抵御外侮的雄心壮志,历来为人称道。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号石公,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他虽为官清正,但生性酷爱自然山水而不喜做官,一生多在游山玩水、诗酒之会中度过。《明史…文苑列传四…袁宏道列传》载:“袁宏道,字中郎,公安人。与兄宗道、弟中道并有才名,时称‘三袁‘。……宏道年十六为诸生,即结社城南,为之长。闲为诗歌古文,有声里中。举万历二十年进士。归家,下帷读书,诗文主妙悟。……与士大夫谈说诗文,以风雅自命。……先是,王、李之学盛行,袁氏兄弟独心非之。宗道在馆中,与同馆黄辉力排其说。于唐好白乐天,于宋好苏轼,名其斋曰白苏。至宏道,益矫以清新轻俊,学者多舍王、李而从之,目为公安体。然戏谑嘲笑,间杂俚语,空疏者便之。”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深受李贽和徐渭的影响,其诗歌理论的核心是“独抒性灵”,强调性情之真,反对摹拟古人,主张诗歌创作应时而变,因人而异。袁宏道作诗往往冲口而出,浅易率真,宁可俚俗,不取陈套,如《灵隐路上》、《东阿道中晚望》等就体现了这种风格。袁宗道、袁中道的诗风与此相似。公安派的诗歌理论在当时掀起了一个声势较大的诗歌革新运动,对明末清初的诗人影响很大。
陈子龙(1608—1647)字卧子,号轶符,晚年又号大樽,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崇祯十年(1637年)进士。曾与夏允彝等人结成“几社”,与复社相呼应,为一时名士。清兵入关后,仕于南明弘光朝,因朝政腐败而辞职回乡。南京被攻破后,因从事抗清活动被捕,乘隙投水而死。有《陈忠裕公全集》30卷。《明史…陈子龙列传》载:“生有异才,工举子业,兼治诗赋古文,取法魏、晋,骈体尤精妙。”他注重经世致用之学,曾编《皇朝经世文编》500余卷;论诗则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要求有感而发,不可无病呻吟。前期诗作多仿汉魏盛唐,或绮丽华艳,或质朴深沉;后期诗作感事伤时,沉郁顿挫,慷慨悲凉,充满民族气节。他擅长七律,绝句也较出色。《小车行》、《秋日杂感》10首是其代表作。其词学《花间集》,或描写离情别恨,或表现故国之思,清丽宛转,真挚动人。
夏完淳(1631—1647)原名复,字存古,号小隐,松江华亭人。其父夏允彝、其师陈子龙都是明末正气凛然的名士。他自幼受父亲影响,矢志忠义,崇尚名节。他幼时聪颖过人,五岁知五经,七岁能诗文,九岁撰《代乳集》,十二岁拜陈子龙为师,十四岁随父夏允彝、师陈子龙起兵抗清。父兵败自杀后,他誓志报国,继续抗清斗争,被捕后英勇就义,年仅十七岁。他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少年英雄,短暂的一生中,著有赋12篇,各体诗337首,词41首,曲4首,文12篇。他在文学上受陈子龙影响,早期诗作内容单薄,有摹拟痕迹。参加抗清斗争后,其诗篇多反映明亡之际的史实,于悲凉中发出激昂之气。喷涌的爱国激情,坚强的民族气节,炽热的战斗气息,动人的浪漫色彩和华美的词章用语,形成他诗歌的主要特色。如《别云间》:“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诗中充满了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豪情。《细林野哭》为其代表作。他的词有《玉樊堂词》,风格与陈子龙相似,凄艳婉丽,哀婉感人。如《婆罗门引…春尽夜》、《江城子…病起春尽》等。夏完淳也以文知名,《大哀赋》、《狱中上母书》是传诵千古的名篇。其作品集有《玉樊堂集》、《内史集》、《南冠草》、《夏节愍全集》等。
明代诗坛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女性诗人,后期更是涌现出许多富有个性和才华的女诗人,在东南经济发达地区尤多。其中既有名门淑女、贞节烈妇,也有青楼名妓、女冠尼姑。如孟淑卿、陈懿德、朱妙端、邹赛贞、李玉英、杨文俪、罗素月、吴静婉、桑贞白、徐媛、陆卿子、马湘兰、赵丽华、徐翩翩、赵彩姬、郑如英、沈宜修、方维仪、方孟式、方维则、商景兰、商景徽、周淑禧、黄媛贞、黄媛介、朱无瑕、薛素素、柳如是、李香君、王微、徐灿等。她们往往接受过良好的文学艺术教育,文思敏捷,多才多艺,既能诗词,也善书画。她们取得的文学艺术成就常令无数须眉折腰。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有一批明代女诗人的传记。明末还出现了一些专收女性诗文的文学选集,如钟惺编辑的《名媛诗归》、郑文昂辑录的《名媛汇诗》等。这些选集的出现,为女性学习作诗提供了样本,进一步推动了女性文学的高涨。可以这么说,正是众多女诗人的出现,才真正体现了明代诗歌教育的成果。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明代中后期,在王学左派的打击下,理学和礼教对人性束缚越来越弱,因而明代文人结社的风气也对女性诗人产生影响,一些名门望族、文学世家往往形成女诗人群体。如吴江沈家和叶家、山阴祁家、桐城方家等,就分别涌出了许多才女。更引人注目的是明末安徽桐城望族方家竟然还形成了一个“名媛诗社”,其成员主要是方孟式、方维仪、方维则姊妹与方维仪弟媳吴令仪及其胞姐吴令则姊妹共五人,在她们周围尚有其亲眷多人。这些女诗人中以方维仪成就最高,她们常常于方维仪的“清芬阁”吟诗作画,互相唱和。方孟式(?—1639)字如耀,山东布政史张秉文妻。济南被清军攻破,其夫战死后投水殉节。她敏而好学,九岁能文,志笃诗书,著有《纫兰阁集》。方维仪(1585—1668)字仲贤,精研文史,工诗善画。著有《楚江吟》、《归来叹》、《清芬阁集》等,还辑录历代女子作品编为《宫闺诗史》。她十七岁寡居归家,在弟媳吴令仪因病去世后抚养其侄方以智。后方以智于明崇祯十三年举进士,是明季“四公子”之一,以诗文名动天下,还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和书画家。方以智的母亲吴令仪和姨母吴令则也善吟诗作画。方维则十六岁而寡,归家孀居,常与堂姐方维仪一起作诗绘画,著有《抚松阁集》。
沈宜修(1590—1635)字宛君,吴江人。出生于书香世家,为著名文学家沈璟之侄女,明末文学家叶绍袁之妻。她聪颖好学,才智过人,工画山水,能诗善词,著有诗集《鹂吹》,收录800余首诗。其五女八男均有文采。长女叶纨纨、次女叶小纨、三女叶小鸾、五女叶小繁、三儿媳沈宪英均工诗词,并著有诗集。尤以叶小纨、叶小鸾文名最盛。著名的诗论家叶燮是她的第六子。1636年,叶绍袁将爱妻和子女的作品编成《午梦堂集》,流芳后世。
商景兰(1604—1676?)字媚生,浙江会稽人,明吏部尚书商周祚之长女,明末藏书家、文学家祁彪佳之妻。幼承家学,能书善画工诗文,尤长诗词。与夫伉俪相敬,有金童玉女之称。1645年,清兵攻下南京,祁彪佳投水自尽。她深明大义,独自教育子女,其二子、三女、二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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